【编者按】今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团结带领专家学者为“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的全面推进书写最美的报告、文章、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和强烈的反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通过各种事例的整理,透过现象,寻找其本质的东西,深刻揭示其精神实质,充分说明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不仅仅影响着1087名知青,影响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草原牧人,更影响到南京市与鄂尔多斯市,甚至内蒙古乃至大江南北。组织精兵强将,全力以赴,弘扬“蒙古马精神”,坚持科学研究方法,勇于克服重重困难,坚定不移地探索“南京知青精神品质”,为新时代全方位“模范自治区”建设添砖加瓦。为此,在报纸、刊物、网络上出各种形式的报道和文章,以飨读者。 1968年10月21日,南京下关火车站1087位风华正茂的南京知青乘专列踏上开往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海勃湾市(县级)(现为乌海市海勃湾区)的火车,三天后,有二百多位知青被分配到乌审旗。
一入他乡成故土 半百青春献草原
徐春兰,南京市方家营中学学生,1968年10月25日来到乌审旗之后,再也没有离开此地,2003年在乌审旗供销社退休。同她一样留在乌审旗定居的还有六人。他们见证了乌审旗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化,对于这片草原的蜕变与新生,他们不仅仅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参与者、打造者。 “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座谈会上,作为留在本地的知青代表,徐春兰想说的太多太多。她回忆起当初刚来乌审旗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娃娃,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第一个早早地报了名,要去最艰苦的毛乌素沙漠去,为支援国家的边疆建设发光发热。初来乌审旗,有面对广阔草原的欣喜雀跃,也有面对黄沙满天的沉闷与不甘,有对陌生的好奇与胆怯,也有远离故土的踌躇满志。在面对截然不同于南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时,手足无措的她遇到了淳朴善良的蒙古额吉。徐春兰回忆这段往事时,眼神里的甜蜜总是要溢出来一样。她说:“我们刚到乌审旗,大队的阿吾、额吉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南京娃儿’。每到有人家做好吃的,都会专门把‘南京娃儿’叫过来吃上几口。”当时,村里做了鸡肉蘸糕,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老人们自己不舍得吃,又怕被周遭的调皮小子偷了吃,就专门喊这些“南京娃儿”过来吃。不仅在吃食上,在日常的生活起居和生产劳动中,“南京娃儿”也是颇受照顾。牧民们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看护他们,让这些“南京娃儿”,在远离家乡三千多里的地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沈阳春,1950年出生于南京市,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学生,1968年来乌审旗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为启发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力,刻苦钻研,认真摸索教学新路子,使自身知识素质和教学艺术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完善。1982年她被调到旗教育局从事人秘工作,职业虽然改变,但沈阳春的敬业精神未变。为全面了解全旗教职工队伍建设状况,她查资料、翻档案,不到两年时间,对全旗90%以上的教职工的基本情况记得一清二楚,工作做到了有条不紊,受到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沈阳春不仅热衷于教育事业,而且为民族团结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五十五年来,她从秦淮河畔来到毛乌素沙海,组建了一个蒙汉和睦之家,并把自己满腔的爱奉献给了第二故乡。1983年她被自治区、盟、旗三级政府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85年被评为全旗“三八”红旗手,1987年再次被旗政府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 许多留在乌审旗的女知青成为当地的媳妇儿,在乌审旗生活的五十多年里,他们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是拿得出的一把好手,是各个单位、企业上的顶梁柱。当年的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乌审旗,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和热血青春给自己交上了一份完美厚重的答卷。从牧区铁姑娘植树治沙到积极响应《乌审旗治沙造林八年规划》,从齐心协力修公路到建设“三八妇女林”和“五四青年林”,乌审旗的每一抹绿色都有南京知青的身影,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不仅是他们青年的回忆录,更是南北文化交流、各民族大团结的时代烙印。 相隔千里难相忘 代代相传有真情 正是这份代际传递的情谊,几十年来,两地联系频频,不仅是生活上的你来我往,还促进两地之间各行各业的交流与合作。在医疗方面,为提升医院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乌审旗人民医院与南京市第一医院达成协作协议,南京市第一医院将作为乌审旗人民医院的人才培训基地,为乌审旗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提供人才培训、临床示教、进修学习的平台。他们还特邀南京的知名专家来乌审旗坐诊、手术,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仍有南京医生来乌审旗为牧民诊疗,半年里,乌审旗就邀请了南京的19名专家坐诊,接诊患者970余人次,完成手术170例。
一抔黄土忆往昔 两行青松证来路
南京市李府巷中学学生,18岁的南京知青吴立新是乌审旗插队知青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他们这代人记忆中无法磨灭的印记。刚成年的吴立新,背井离乡,从当时的大城市南京来到这片陌生而贫瘠的土地,凭着青年的一腔热血,志在辽阔的祖国北疆干出一番作为。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仅仅一年后,他就在这片陌生的草原上结束了短暂而坎坷的生涯。韩中选回忆道:吴立新是一个回族知青,虽然相处不长,但成了我一辈子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一起工作时,吴立新总是尽心尽责。秋天来临,他与我们一起给牛灌药。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突然病倒,我们紧急将他送往公社卫生院。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他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吴立新的离世,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向他的父母传达了这个噩耗,问他们是否想将他的遗体带回南京。然而,他们最后决定尊重吴立新在这里的生活和选择,让他永远留在这片他曾经奋斗过的草原上,也满足了当地牧人们的期盼。 我们共同为吴立新举行了一场庄重的葬礼。牧人们站成了两三排,想要再看他最后一面。当时乌审旗委副书记薛宝山,也是我们五七干校的校长,亲自前来吊唁,并随同我们一起为吴立新立了碑。他的失声痛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对吴立新的深深怀念和对我们知情的关怀,他们是切切实实把我们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心疼的。 我们在吴立新的墓碑前种下了两排松树,它们象征着吴立新坚韧不屈的精神,也象征着我们牧民对吴立新的深深怀念。吴立新的去世,真正触动了无数牧民的心弦,此时回忆往昔,我方才理解牧民和知青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精神。在我们的心中,无论是牧民还是知青,无论是汉族、回族还是蒙古族,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共同为了生活而奋斗的人。 今年,陶尔庙嘎查那达慕活动期间,“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组负责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海林携课题成员与我们知青和牧人及乌审旗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哈斯一道祭拜了吴立新“插友”的陵墓。奇海林教授所言“坐落在陶尔庙草原的吴立新陵墓远远超出只是一座知青坟墓的意义”。各族群众祭拜吴立新,本身就是各民族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极好表现,更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好行动。 距离吴立新去世,已经过去五十四年了。但吴立新,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已经成为陶尔庙嘎查五小队的象征。每当有人谈到五小队,就会想到吴立新。可以说,吴立新的故事,是一首赞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精神赞歌,是一篇写给我们所有人的信,是一份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的精神遗产。
五十五年故事多 各族干群话团结
南京知青来草原 团结故事续新篇
回望南京知青在草原的岁月,他们常说这是有幸选择了鄂尔多斯,有幸选择了乌审旗,有幸在最美的年纪留下最美的画卷,有幸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最好的牧人;他们常说这是奉献,牧民们在困难的年代奉献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让知青们衣食无忧,奉献了自己的爱心和关怀让初来乍到的“南京娃儿”重拾温暖。只有牧人们知道,这是赤诚,这是必须的。这是看到知青们挨饿便宛如自己孩子挨饿的不忍,这是宁愿自己多受累也不肯让知青受一点苦的疼爱,这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人间温情。 如今,知青的故事就像一幅画卷,韵味悠长,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浓郁的情感波动,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民族团结的故事更加“活灵活现”。它不似高昂的号声,恰似母亲的唠叨,或是朋友的寒暄。它充斥着生活的气息,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共同体之中的人们,在跨越了地域、文化、语言和民族之上的相互理解。这种以“温情的”“日常的”“具体的”方式,向我们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以及无限的回想。综观而论,南京知青在草原的故事给我们当下新时代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离不开经济的支撑。经济发展为各个民族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为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备条件。许多来到鄂尔多斯的知青至今都无比感怀有幸来到了鄂尔多斯,相对比同时代的插队知青,之所以草原知青与插队地方的关系更加和谐与紧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草原有相对扎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系统论思维,不断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内核。坚持宣讲和深刻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必要功课。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宣传教育体系,实现宣传教育的全覆盖对于满足人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需求来讲十分关键。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社区、学校等不同渠道,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和价值观。可以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制作宣传片、举办座谈会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普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引导大众树立全民族的大局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同样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行为,它更多层面体现的是实践,是贯穿了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意志的实践行为。这就要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工作中,要用具体的行为替代抽象的告示,让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实践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与故事丰满起来。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铸牢共同体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七十多年的实践中证明了其能够促进国家的稳定统一、民族团结进步以及社会的和谐有序。然而,一些人却不公正地将这一具有自主性、独创性和生命力的制度贴上了“过时论”“照搬论”和“取消论”的标签。这些观点没有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基础,无法理解中国的民族实情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际效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根本性工作,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民心的选择。是几十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包含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伟大探索制度保障,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牢牢坚守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规避了各种版本的“民族政治外衣”,成功地坚持了正确的民族工作路线。与此同时,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放到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加以推进,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项工程中完善发展,充分释放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制度优势,也将为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执政党,具有坚定的领导地位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发展的核心保证,也是确保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因素。党的领导使得中国能够形成一套科学、稳定、高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模式。党的领导确保了国家的政策和决策能够统一、稳定地贯彻执行,保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使整个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和有序的政治环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党的百余年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民族工作做得好不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五十六个民族才能手挽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簇拥在一起,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内的小康社会,踏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南京知青来草原,除去它当时的政治意义外,本身就是一次南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举,特别是扎根在乌审旗草原的“南京娃儿”,更是用行动践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非凡之举。五十五年来,知青与牧人朝夕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像沈阳春一样成长为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人物。 来源:《鄂尔多斯日报·学会研究》2023年8月30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