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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刚刚二十出头，在南京九中上学。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是积极参加的，学校里满腔热忱的同学们大都表示积极响应。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时也没有个确切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报纸上报道了北京知青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消息，大家受此启发，萌生了到内蒙古边疆去插队落户的强烈愿望，而且，决定到内蒙古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于是，大家找来中国地图，从那个狭长的内蒙古版块上，专门寻找分布有沙漠的地方作为自己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并按照地图上的名称一封封地向那些陌生的旗县写信。再经过漫长的等待、期盼……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鄂托克旗的地方写来了回信。表示愿意接收我们去插队。大家一下子热血沸腾，欢呼雀跃，争着报名支援那里的建设。我们家兄妹六人，我排行老四，也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了父母最疼爱的一个。因为这个原因，我事先没有向父母亲表露自己要去支边的想法，我怕母亲因为疼爱我而予以阻拦。因此，我在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地到南京市玄武区报了名，准备将自己的一腔热忱投向内蒙古大草原。
眼看要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去了，我和所有准备支边的同学们一样，突然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家乡情结，我们几个相好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爬山，以便把家乡的山水烙印在自己的心田。于是，我们没日没夜地尽兴地游玩了起来。当我们游玩了几天回来时，支边的名单已经张榜公布了，但没有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纳闷，怎么会没有我呢？我带着满腹狐疑找到玄武区有关部门理论。那里的同志告诉我说，按照有关条文，在发榜公布名单之前，要征询支边学生的意见，而我不在家，他们在向我母亲征询意见时，我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的态度如何。母亲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想让我走，我完全能够理解母亲，我这个最小的儿子要远走高飞，而且是到荒凉的大西北，做母亲的能不心疼吗？但我还是铁了心地要去支边。于是，我与玄武区的同志进行了一番大辩论，最终我的名额被补上了。回到家里，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深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小牛（我的乳名），留下来吧，陪妈妈一起生活！”
1968年10月21日，一千多名南京知青背起简单的行囊，浩浩荡荡地开赴内蒙古，而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就有我。我在拒绝了母亲要我留下来的请求后，踏上了去往大草原的旅程。我们是乘火车离开南京奔赴内蒙古大草原的。在经过两天多的长途奔波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内蒙古乌海市，当地政府特意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还在礼堂上演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的确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而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蒙古族姑娘跳的舞蹈，那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马靴跳舞，所以倍感新鲜。
10月25日，满载南京知青的车队驶上鄂托克旗乌兰镇的北大梁。
第二天早晨，知青分赴各自插队的公社，我们17个人来到了阿尔巴斯公社红井大队红井小队。
第一次面对草原，面对草原上洁白的羊群，我们感到无比的新鲜。当我们看到像牛犊子一样的阿尔巴斯羊，格外的稀奇，大家扔了行李卷，抓着肥大的绵羊当马骑，结果一个个被四仰八叉地甩在了地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安排好住宿后，晚饭做好了，是香喷喷的手扒肉，这是我们在红井队吃的第一顿饭，然而，当我们看着那碗口大的大块羊肉，谁也下不了手，结果，生产队专门为知青们设下的招待宴，让知青们饿了肚子。
从左起：王强老人的小孙子哈茹太，二儿媳妇哈斯其其格，二儿子阿拉太，老伴巴图那顺，王强老人，大孙女丫丫，小儿媳妇乌云，大孙子阿道钦，小儿子伊拉塔，大儿子吉仁道劳。王强和巴图那顺老人一共有4个孩子，这张照片里，没有女儿阿希玛一家。
我们被安排在了水利队，住的是大通铺，吃的是集体食堂，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当地群众来说，要优越好多呢。我们到达红井队的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每天的工作是搞水利建设。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到最贫穷的人家去。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组织上汇报以后，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但我的战友们却对此表示难以理解。当时国家给每个知青发放45斤粮食，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当地群众，而与贫穷的人家一起生活就意味着将要忍受更大的贫穷，但我义无反顾。几天之后，生产队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将我安顿在了贫协主席斯仁道尔吉家里。这是一个五口之家，是当地最贫穷的一户人家。老贫协家里几乎天天吃杂粮，我虽然吃不惯，倒也能应付得过去，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家的虱子太多，咬得我彻夜难眠，再有就是言语沟通的困难，老贫协是蒙古族，一家人全说的是蒙古语。
我住进老贫协家的第二天就开始放羊了，俨然是草原上地地道道的羊倌。当时，我每天的酬劳是三个工分，可以得到四毛钱的分红。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英语学得最好。我当了羊倌以后，给自己立了一份计划，那就是三个月学会蒙语，当然，只是实现普通的日常交流而已。这个计划一旦形成，我马上就付诸了行动。我通过手势向我的蒙古族家庭成员学习蒙语，然后用英语记录下来。喝茶——柴兀、吃饭——不打衣底、骆驼——特绵图……自此以后，我每天一边放羊，一边背诵蒙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在生产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在一次夜校大会上，我甚至还用蒙语唱起了歌曲，让所有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知青们更是佩服得不得了，调侃说：“这小子神了”。
羊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起羊粪，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说，起粪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苦差事，只是臭烘烘的羊粪把人熏得够呛，而更糟糕的是一镐下去，四散飞溅的羊粪有时会飞进口里去，那个恶心劲简直没法形容。我于是弄来一只口罩戴着。后来，我看到他们全不戴口罩，也把口罩扔了和他们一样干了起来。然而，没有口罩的遮护，一天下来，我被羊粪熏得气也喘不上来，感觉鼻子都不通了，吐出的唾沫都有一股羊粪味。
草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风沙，风沙可以说是草原上四季不断的常客，肆虐的风沙时常将水井浸没，牧民们时常要淘井，我经常自告奋勇地下去淘井，在一次淘井中，险些被掉下来的桶砸着脑袋，幸亏我躲得快，水桶擦着我的鼻尖滑了下去，人虽没有受伤，近视眼镜给砸碎了。1969年，全国都在搞农业学大寨，阿尔巴斯公社在公卡汉开垦了一块旱地，搞起了牧业学大寨。那年秋天，我告别了羊倌生涯，终于放下了羊鞭，到公卡汉大寨田当保管。我到公卡汉不久，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电报，电报只有六个字：“家中有事，速回。”我赶忙到大队借了二百块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是我离开家乡以来第一次回家。母亲看着被草原风沙吹晒得又黑又瘦的我，不由得潸然落泪，她搂着我说：“儿啊，你留下来吧，你在这住吧！”我没有留下来，我将父母送到苏北农村后，又回到了草原。转眼之间，我在鄂尔多斯草原生活了三四个年头，这时已经24岁了。我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平素喜欢开玩笑、讲故事，这在那个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贫乏的年代，是很受群众欢迎的。牧民因此都很喜欢我，说我是个红火人。也正因为这一点，我的人缘特别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4岁，到了成家的年龄，大家到处张罗着为我介绍对象。我虽然有些抹不开脸，却也觉得自己该找个对象了，我对于找对象的事其实是默认的。大家为我物色了好几个姑娘，我也都认识她们，其中有一位蒙古族姑娘让我动了心，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巴图那顺。
自看上巴图那顺以后，不知怎么地，我一下子变得拘谨了起来，再也不灰说溜道了。我的这一变化被牧民们看出了门道，他们鼓励我说，看上那家姑娘就大胆地去追。起初，我还是有顾虑的，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出身不好的人谈对象被拒绝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在众人的鼓动下，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决定亲自登门求婚。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万一被拒绝也不会被别人知道，自然也就没人笑话我了。我打定主意后，决定马上行动。我私下里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队长听后大包大揽，马上表示要为我包这个媒。我告诉队长，这样不妥，还是我自己来。
一天黄昏收工后，我和队长骑着毛驴来到了巴图那顺家，当时，巴图那顺放羊还没回来，只有她的父母在家，我俩与她的父母寒暄几句后，觉得她的父母态度还算和蔼，我就使了个眼色给队长，队长便借故离去了。我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把我想找巴图那顺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巴图那顺母亲倒没表示什么，他的父亲却盯着我足足看了有两分钟，看得我心里直打鼓。半天，他才说了一句：“看巴图那顺的态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得告辞出来。
前排左二是王强的丈母娘，和女儿女婿共同生活了20年，86岁去世。前排左三是王强刚来鄂尔多斯时住宿的蒙古人家的老大娘，王强把这位老大娘视为养母一般，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三个母亲》。3个小孩是王强的儿子。上排是王强妻子巴图那顺（左一），王强（左三）。
巴图那顺迟迟不回话，让我忐忑不安起来。红井小队有一口水井，队里的牧民都来这里取水，我决定利用巴图那顺到井台上打水时亲自问她一声，可巴图那顺看见我就躲。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等到她的回话。秋天，我又被派到公卡汉的大寨田当保管。巴图那顺却经常到公卡汉来，因为她是抱养的，她的生母就住在公卡汉，是大寨田的护地员，巴图那顺时常来看望她的生母。只要巴图那顺来，我就央求队里改善伙食，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讨好巴图那顺。
那年冬天，我被调回大队担任会计，大队特意给我配了一匹奔马，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土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一天下午，我准备遛马，大队长拦住我不让去，同时递给我一张字条，字条是用烟盒纸写的，全是蒙古文。我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但不认得蒙文，就让大队长给我翻译。大队长是蒙古族人，虽然蒙汉语都能来，但要将蒙语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不过，我从他词不达意的翻译中，会意出了字条里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曾向我求过婚，我现在同意，你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为了这句话差不多等了一年。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立马，大队长将站在不远处的巴图那顺领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们终于坐在一起谈情说爱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当我终于和自己心仪已久的人坐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责任，我觉得首先应该向对方说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巴图那顺说：“我是找对象，不是找家庭和社会背景。”巴图那顺的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受牧民们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主动与牧民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文化知识丰富，对此，我很自信。因此，我认为巴图那顺能够接受我、爱我，肯定也是冲着这一点来的。可是，当我问她喜欢我哪一点时，她竟然回答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你是个红火人”。
几天后，我满怀信心地再次来到了巴图那顺家，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父母提亲。巴图那顺的母亲依然没有表示什么，她的父亲却表现出老大的不愿意，说他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说我是南京人，哪天拍屁股走人回了南京，撇下女儿怎么过呀，等等。直到我做出永远不离开草原，不离开巴图那顺的承诺后，他才说了句：“既然你们俩人都同意，干脆结了婚算了。”他的干脆倒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快要过大年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是继续等，等正月初四的到来，我和巴图那顺商定于正月初四到公社办理结婚登记。就在我等着盼着眼看初四来临的时候，又出了点小麻烦，那是正月初二，巴图那顺的生母突然告诉我说巴图那顺病了。我一听就急了，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病了？当我风风火火赶到巴图那顺家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家，她父母告诉我，她到草原上放羊去了，我又赶到巴图那顺放羊的地方，问她怎么病了，她说是感冒了。我陪着她放了半天羊，临走，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说什么时候病好了什么时候结婚。
回到家里，我又开始了无法预期的等待，可是这次没有让我等待太久，正月初七，巴图那顺骑马过来说第二天去登记结婚，我满口应承了下来。巴图那顺走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她骑的是走马，我骑的是奔马，奔马和走马是相跟不在一起的。我决定去借一匹走马回来。于是，我跑了十几里地来到生产队饲养室，向饲养员说明意图后，饲养员不仅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还特意让他的妻子给我包饺子吃。饲养员两口子是陕西榆林人，包出来的饺子特别香，那是我到草原以来最难忘的一顿饭。而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为王强与巴图那顺夫妇
那天，他们竭力挽留我在他家喝酒，我怕误事不肯答应，可他们竟然要给我打保票，保证第二天不误事。这让我再也无法推辞，我们整整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天一亮，当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巴图那顺早已在我家里等着了，虽然巴图那顺没有为此而抱怨我，可我还是好长时间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们在去公社登记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而且下得很大，就是那种鹅毛大雪。我们行走在雪中，彼此没有多少言语，巴图那顺原本就不爱说话，我呢，尽管平时能说能侃，但毕竟那天迟到了，自己都感觉理短，也就没言语了。我们就那么默默地走着，走着……突然，巴图那顺说了一声：“给”，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块手绢。在那个年代，送手绢是女孩子表达爱情最普遍的方式。那一方小小的手绢，至今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时的婚姻登记很简单，交两毛钱，对着毛主席像鞠三个躬，就可以领到结婚证。我们办完结婚证，从供销社打了十斤散酒，就返回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的两个姨妈也来了，一家人吃了一顿面条，大炕上住了一宿，这婚礼就算是举行了。实际上，这婚等于没结，我在巴图那顺家住了一宿后，一个人回了自己的住处。虽然我的住处距离巴图那顺家只有十来里路，虽然我们两人也经常见面，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那年秋天，大队特意给我准了假，让我回家盖房子。二十来天后，草原上终于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尽管这房是土坯房，面积也不过十几平方米，可那实实在在是我自己的窝。房盖起后，巴图那顺天天跑去为我们的新家烧火，以便让新房早点干燥，早点入住。冬天，房总算烘干了，可就在我俩准备入住的时候，我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账上少了3800元钱。这在当时简直是“惊天大案”，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每天，都有工作组在查账、询问。当时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我将钱寄回南京了，有说我把钱挥霍了，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就连巴图那顺也对我产生了怀疑。账查来查去，查了一个月也没查出个结果，眼看厄运就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时，一位曾经做过会计的老大爷提出查一查上一任会计的账。结果，这一查，问题水落石出了，账错在了上一任会计的手里。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最后以我的账多了七分钱而告终。那年腊月，结婚一年的我们终于住进了自己的小家……经过“账务风波”后，不管人们怎么劝说，怎么挽留，我说什么也不当会计了，宁愿回家放羊。就这样，我又成了草原羊倌。其实，做羊倌，感觉心情像草原一样平静而辽阔。两三年后，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已经拥有两个孩子的我，仍然居住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屋里。随着大量知青的返城，草原上的空房越来越多了。大队派了人去房空的知青房，将木料送给我，让我重新盖几间大房，我现在住的这套三十来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就是那时盖的。1977年，在知青大量返城的同时，我搬进了自己的新家安稳地住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离开草原？事实是，我放弃了好多离开草原的机会，且不说回南京，包括一些单位招工就有十几次。我选择留下来，是因为我热爱草原。
我住进新居的那年，大队任命我担任红井小队队长，尽管当时还实行大队核算制，但小队有完全的自主生产经营权利。草原上除了牧业，根本没有其他产业可经营，我注意到草原上的羊粪特别多，除了烧火煨炕，基本上也派不上用场，我就打起了羊粪的主意。我从乌海兵工厂雇了几辆大卡车，将草原上闲置无用的羊粪拉到宁夏石嘴山，卖给当地的支农单位，再从贺兰山拉上大炭卖到吴忠，然后拉着宁夏大米回到了家乡。几趟下来，牧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产队的分红也一个劲地攀高。1979年，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家最多分红800元钱。这是自合作化以来，我们大队从未有过的分红纪录。
1983年，草原上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解散了，我第三次当起了羊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草原，也在吹拂人们发展经济的意识，当时阿尔巴斯乡乡长，先后五次登门请我出山，发展地方经济。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决定跟他干，但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想到乡长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
后来，我先后担任阿尔巴斯乡副乡长、公卡汉乡乡长等职务。那段时间，是我到草原以来最繁忙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人生最为伤感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双亲相继去世，而我却没能为他们尽孝。
南京知青王小红（校友）和丈夫李宁来鄂尔多斯看望王强老两口。
1998年，我被调到旗里任职，其时，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因缺少对家庭的关照。于是，提前办了退休手续，重新回到草原，再次做起了我的羊倌。只是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南京在父母的坟前祭奠扫墓。现在，我的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无需我再操心。我有自己的汽车，时常开着车到外面游览。每天，除了与妻子到草原上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再就是看看电视，读读书，要么与牧民玩玩扑克，生活得逍遥自在。
作者：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学拾集》2023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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