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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李白
第一章 南京-北京-呼市
追忆豪情万丈时 会挽雕弓如满月
离开内蒙古已经二十年，离开草原则已经三十个年头了，回到熙攘喧闹的城市，物质生活是丰富多彩，但总也忘不了记忆中的草原的一切：淳朴的牧人、碧绿的草原、悠然的牧群……甚至也包括那铺天盖地的风沙。
那是我们曾经生活、学习、工作十年的地方、是我们心中的伊甸园！更何况在那里洒落有我们最可宝贵最应珍惜的青春年华啊！
什么时候能重返这第二故乡，再见当年的乡亲、朋友，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夙愿。这个愿望竟然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实现了。由于199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五十周年，也是我们插队内蒙古三十周年，因此我们当年插队所在的伊克昭盟政府就选择了这一年邀请我们南京知青回访。
1997年7月16日下午7时，我和陈静琴带着女儿蒙蒙坐上了北上的列车，开始了令人难忘的“归乡”之路。和我们同行的是布隆队一位插友吴康宁。在热闹的车厢里，当年豪情万丈的插友们又在一起，重温当年插队的情怀。这次应邀访蒙的知青约有100多人，加上第二代“小牧民”约有150多人，从南京出发后，各地插友闻讯自行加入，到达内蒙古时人数增至200多。
这些第二代“小牧民”从年龄上讲与我们当年相仿，20岁不到，不同的是他们无忧无虑地说着笑着，穿着打扮也均非当年他们的父母，桌上的食品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抚今追昔令人慨然叹息！
1968年10月22日，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为了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为”，南京市“革委会”特意为我们联系了专列，车里是我们一千多名自愿赴内蒙古插队的南京知青，车下是送行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
此起彼伏的一首歌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知青”(其实多半是无知青少年)，最大的21岁，多数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就这样抱着义无反顾的决心，告别了父母亲人，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然而，当火车“哐”地启动的那一刻，大家的心一下子都被提了起来，车上车下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啊！”，仿佛生离死别的时刻到了，雄壮的歌声停止了，代之以殷殷的叮嘱声和低低的啜泣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用额头抵着车窗的上框，强忍住终于没有溢出的泪水，坚强地向我的老师、同学、邻居和亲人们告别。
列车开出很久，车上仍然是一片沉寂，我相信，经过这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都长大了许多……
中途我们还赶到了陈静琴的母校内蒙古医学院，这是为了圆陈静琴的梦。我们找到了陈静琴当年的宿舍，就以她宿舍的窗口为背景，我为她拍照留念，并调笑她这是“衣锦还乡”。
回到宾馆，同学们早已等候多时。选择在“阳光饭店”聚餐，席间同学各述往事，互询现状，其乐融融。临别之际，不少同学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执手哽咽，依依难舍，情景十分感人。
下午我们赶往陈静琴的恩师包利老师家。包老师家在城外广播电视学校内，我们赶到时，包老师早已等候在操场上，正在和周围几个邻居闲聊着。师生的友情是真诚的，阔别20年后的今天，当陈静琴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包老师手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激动，我还注意到邻居们投来的赞慕的目光。
当年在东胜，这个挺有个性的蒙古人，冲破了层层地方关系网，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了陈静琴等几个人。这一年正是发生张铁生事件的1973年。当时我和陈静琴约好同时报考内蒙古医学院，结果我所在单位七八位南京知青全部落榜……
陈静琴和包老师感情颇深，两人追忆了不少内蒙古医学院的往事，又交谈了别后各自的经历。包师母拿出了传统的奶食品和奶茶招待我们。他们的儿子小红，一个高大壮实的蒙古汉子回来了，憨厚地笑着，像个孩子。不过当年他也的确是个十岁孩子。由于谈兴实在太浓了，因此临时决定在包老师家吃饭，只是失约了和同学吴康宁看望张仲篪老师了。
赶回住地后只好马不停蹄地再赶往张老师家，自然少不了要受吴康宁一番数落，在呼市的两天真好似打仗一样紧张。等到十点半钟回到宾馆，同学王素梅已在宾馆等很久了。
二十日同学们又来送我们上车，大家热泪盈眶，陈静琴亦感极而泣，良久方止……
第二章 包头-达旗-东胜
相见时难别亦难 故地重游会同伴
十一点半左右从包头乘车往达拉特旗，这也是进入伊克昭盟地区的第一个旗县。达旗是以农为主的旗，也是全盟最富、最发达的一个旗。达旗接待的规格令人吃惊，迎接我们的是盛大而堪称富丽的宴会，席间载歌载舞的是蒙古族的男女歌手，那种蒙古族所特有的浑厚、辽阔，极富鄂尔多斯草原情调的歌声让我们大饱耳福、如醉如痴。
随后是邀请知青上台演出，由于在此之前我与“调皮女子”秦岭已登台唱了一回《敖包相会》，这次照例安排了这个节目，秦岭本来在文工团待过，对这个演唱可以说是小菜一碟，而我直接登台演唱尚属首次。谁知一曲终了，竟也博来一片掌声，更不可思议的是“再来一个”的叫声也钻进了耳朵，作为一名瞬间明星，群众呼声岂能置之不理？也是本人正在兴头上，于是一发胆大妄为起来，与秦岭用蒙语放声唱了一首《敬爱的毛主席》！
四点半钟，向盟首府东胜进发，前面是闪光的警车开道，后面是浩浩荡荡，连绵数百米的车队，大有衣锦还乡的气派。
六点到达东胜，队伍前进在大路上，路人投以惊奇的目光。忽然路边有一老者，对着队伍大叫：“有乌审旗的知青么？”“有！有！”大家应着，立刻就有乌审旗的知青离开队伍涌过去，老者感慨地说：“哎呀，30年了，娃娃的娃娃都这么大了嘛！”原来他是当年送乌审旗知青下去的领队，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说着就和知青们拥抱在一起……
我的心头一颤，这一刻我咀嚼到了人生的苦涩，岁月如歌、往事如风！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令我哽咽……
欢迎仪式在伊克昭盟师范学院举行，未到校门，就已见红旗飘扬、人群沸腾，鞭炮震天地响起来了，人群涌了上来，寻找着自己当年的战友、朋友、同学、同事，到处是三五成群久别重逢的情景，人们抱着、跳着、说着、笑着，景象之热烈难以言状。记者则东奔西跑，抢拍镜头。七时在鄂尔多斯毛纺厂开了欢迎会，由于自治区五十大庆，盟领导今天都到呼市去了，但宴会的气氛仍是热烈。
7月21日，由盟委和盟行政公署召开“南京知青回访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盟行署秘书长柳秀、副盟长朝鲁、高峰云，盟领导对广大知青当年插队伊盟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我们对伊盟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给伊盟人民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总之，评价高得让我们惭愧。会上知青当场捐资助学29750元，并举行了捐赠仪式。
东胜是盟府所在地，当年陈静琴在伊盟医院工作当过护士。在我们劳燕分飞的六年中，陈静琴在这里待过两年，这期间我来过这里至少有三次。当年这座高原小城还显得冷清、闭塞。当时知青中有句顺口溜是这样来形容和调侃这座小城的：“一个影院两座楼，一个公园两个猴，一个岗亭一条街，一个警察管两头。”
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城已是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站在东胜街头，我不无自豪地在想，人生就像接力赛，我们也为这个塞外小城的建设出过力。
会后，前往伊盟医院会见故旧，接待我们的是副院长傅万有，是康宁在内蒙古医学院的同学。
陈静琴当年的同事也都闻讯而来。陈静琴往日的小姐妹们来了，周围充满了笑语欢声。
特地去看了当年特别尊敬的一位老医生孔繁大，这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妇产科医生，名字和事迹容易使人联想到孔繁森。世事难料，老人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小护士竟然成了自己的同行！
下午参观了鄂尔多斯纺织厂毛纺车间，接待我们的副总裁张志是当年同去插队的南京女知青。
晚七时，由盟委和盟公署联合召开欢迎会，场面盛大热烈。会前就听说高峰云盟长在问陈静琴来没来，原来正是他当年开着小车到大队把陈静琴要到伊盟医院的。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当时他并不是什么大官，难得他至今仍然记得陈静琴的名字，大家见了自然十分高兴。
会上，当年把我们从南京接来的老旗长乌力吉仓也赶来了，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热烈的气氛难以一一叙述，“摆羊背子”、唱歌、敬酒。目前还留在伊盟工作的老知青们也都来了，大家谈起往事都觉得还只是昨天的事。
宴会中途，陈静琴的大学班长姜来生特地从神府煤矿赶了过来，他现在是该矿医院的副院长。陈静琴当年是班上的团支书，工作上接触多一点。
晚上他又把我们带到一座蒙古包式的饭馆里。请来一位名叫格日勒的蒙古女子为我们唱歌。我一听立刻精神上来了，要知道我可是个民歌迷啊！酒过三巡，姑娘开始唱歌，那可是纯正的蒙古民歌，那样浑厚、豪放、酣畅无羁而富于鄂尔多斯风情。歌声让我回到了当年牧区的生活，我于是向她点了一些当年跟牧民学来的歌曲，其中一首叫《沙勒坦拉》。
格日勒一听就说：“咳，那是我的家乡沙尔利公社的小调。”接着就充满感情地唱了起来。这首歌表现的是一位受伤将死的蒙古族战士在枯黄的草原上用鲜血在衣衫上为亲人书写遗书……歌声是那样悲哀、深沉！
我一听到那熟悉的久远的旋律就忆起1971年大旱时和尔肯木草、桂花等几位牧民一起放牛的日子……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要知道这首歌就是跟桂花她们学的。于是一切的拘谨和隔膜都消失了。受我的感染，大家不分彼此，不分宾主，不分民族，相互敬酒、纵情欢歌。
第二天，姜班长又把我们和吴康宁一起送到了位于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游玩。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成吉思汗陵所选的地点真是太美了。我们赶了一个大早，因此在那一望无际的草滩上，只有我们几个身着民族服装的“蒙古人”，远处的草原上马儿和骆驼在安静地吃着草，一旁是牛架的“勒勒车”和金色的蒙古包……我们感到自己仿佛是置身于古代蒙古草原。
蒙古民族所栖息的中国北部的这片富饶的草原可真是一块神秘的草原。在历史上，这片富饶的草原曾经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中匈奴、契丹（辽的建立者）、党项（西夏的建立者）、蒙古（元的建立者）、女真（金和清的建立者）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成吉思汗陵我们照了很多相片，多少弥补了过去岁月的一些遗憾。其中我最珍爱的一张照片应该是我和陈静琴身穿蒙古服装的照片。
因为它让我得以憧憬内心的一个向往：脱离喧嚣的城市，去过那种简朴、自由的放牧生活，尽管我知道这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在是痴人说梦，这是一个陶渊明也无处栖身的时代。
第三章 鄂托克旗—查布
近乡情浓逢故知 岁月荏苒忆当年
23日早8：30离开东胜向鄂托克旗出发。下午2：30左右，离鄂托克旗约有四五里路，忽见路边有捧着五颜六色哈达的欢迎人群，地上铺着毯子，上面放着酒和羊头。原来按照蒙古族的习惯，乡亲们是在用最高的礼节表达对我们这些昔日游子归来的喜悦心情呢！车停下来了，有当年一起插队的久违了的战友们，还有旗里的领导和乡亲们的代表，大家手拉手，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说着、笑着、跳着，有的甚至喜极而竟然相拥而泣……
是的，看着离别多年的战友那曾经是风华正茂、稚嫩美丽的面庞，如今竟然变得这样饱经风霜、苍老甚至有些木然，谁又能不为之动容，谁又能不百感交集。朋友们，这些年来，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但你们也要明白，回去的人也都生活得不易啊！
这些人中属于原查布公社的有夏立生、梁丽荣、蒋爱玉，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们一趟车过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而落地生根……
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满了哈达，我郑重地喝了敬过来的每一杯白酒。
车队继续前进，我们这才发现，车队已经变长了，前面增加了二十多辆武警摩托开道，进入乌兰镇后绕城一周，最后开进旗里最大的鄂托克旗宾馆。宾馆门口早已有一百多名小学生在列队欢迎、摇旗呐喊，这情景真让我们有点坐不住了，受此厚爱我们自问：何德何能？！
午餐后安排我们到包乐和硕（包苏木）游玩，这里发现了天然泉水，因此生产矿泉水并开发出游泳和钓鱼等项目。我深切地感觉到草原人的市场和商品意识也浓起来了。
晚上王旗长和旗委副书记高志红主持了欢迎会。24日上午还召开了座谈会，旗领导对我们当年“为草原人所做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中午吃饭时，各公社（现在叫苏木）的领导像当年一样来领人，查布来的一位姓包的蒙古人，是苏木的一位领导。
我们当年在哈图就认识的老朋友，现任副旗长的林世强大哥从北京打来电话，给我们派了辆车，司机叫王占山。这样，我们就成了有五辆车组成的队伍了。令我惊奇而不解的是，过去我们到旗里怎么也要走四个小时的路，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苏木。主要还是路好了。一路上只见草原一片枯黄，早就听说了今年这里又是大旱。我想如果老天有情让我们带一场雨来就好了。
苏木已经有人在等我们了，一下车，就有个壮实的蒙古汉子走过来，有人介绍说这是苏木的书记朝格吉朗。他一见面就指着我说：
“你是陈新吧？”
“是，你怎么知道的？”我很是惊奇，因为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哈图的队长嘛，付子恒在《难忘鄂尔多斯》里写的就是你！”他又说。
啊！这事也知道。子恒写的过去的事，居然在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这叫我心里产生了些许的不安……
或许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于青春的热血涌动而产生的故事。甚至现在听起来还有点浪漫，但那时主要是直觉和冲动……
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
到了牧区不久，由于语言、文化、习惯，当然还有民族等因素，我们总也不能真正做到充分地“和贫下中牧打成一片”，为了能做到和群众水乳交融，作为队长于是我提出大家全部下到牧民家去劳动。于是不论男女一人去了一家，当时的牧民每家相距都有十多里路，尽管大家心里多少有点怕，尤其是女生，于是有人想反对。
但我耐心说服大家，并举出“要相信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反对他们便是反对革命”等语录。按此逻辑，不相信他们至少是不相信革命了，于是便没有人再反对了。接下来，我们开始选择人家，越是穷苦的人家我们越是放心，就派胆子小一点的人去。我自己提出暂不下去，留在大队劳动，目的是观察一下情况，一旦有问题可以协调。
陈静琴是女生组长，当然就到了人口多一点的青克勒家。青克勒是个典型的蒙古牧民，虽说当时已年近六旬，但力气却大得惊人，据说年轻时可以骑着马一边挟一袋百把斤重的粮食，在我记忆里牧民的活，像杀羊、剪羊毛、做缰绳和马绊（一种限制马行动的器具）等样样都干得很漂亮。
他有一个在旗里读过中学的儿子阿布，也是回乡知青，年龄和我们相仿，在大队应属凤毛麟角、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平时和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于是顺理成章地，他就热情地领着陈静琴去了那远离大队的伊克结那赫小队的家，家里除了父亲青克勒外，还有一位慈祥的母亲，一个长得秀气而且聪明的弟弟和一个十分活泼可爱的小妹妹。
正当年少自信的我以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正常进行的时候，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陈静琴在走后的第二天上午突然回到了大队，我一见她神色严峻的样子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原来阿布把她带回家以后，家里人都很欢迎，一切都还算正常，但到了晚上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阿布抱起陈静琴的铺盖走到隔壁的小屋，把自己的铺盖和陈静琴的铺盖整齐地铺在一起。
初到牧区，我们已经了解和习惯了这种男女同炕的习俗，那是牧区的特定环境形成的，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好几个人同炕而卧。现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似乎是蓄意地逼人就范的尴尬局面，陈静琴又惊又怕。情急之中她不顾草原夜的黑暗，悄悄地离开了阿布家，凭着感觉向附近另一家有知青的牧民家跑去……
听完陈静琴的叙述，我顿时像古典小说中所描写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能立刻把阿布拎过来，给他一顿教训。插友们也是群情激昂。
然而在一阵冲动过后，我终于开始冷静思考。我对大家说，这件事要分析。首先这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其次这也许是少数民族牧民的一次不恰当的求婚行为。从根本上讲这一家人还是善良的，青克勒是地道的贫下中牧，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他们一家。但是阿布作为一个有知识、有见识的人，他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此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在等待阿布的出现，终于阿布到了大队，我让队友“小牧民”通知他到我这里来一趟。阿布也许是心里有数，怎么也不肯来。无奈之下我让另外两人去“请”，阿布实际上是被挟持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他说：“不知道。”看到他竟然是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一拳挥了过去……
一切都绝非预谋。长得比我高大结实的阿布倒在炕上，我立刻本能地冲上去准备进行第二次打击，但阿布没有立刻站起来，只是用手捂住受伤的眼睛……
结果是这样的，阿布异常坦率地承认了错误，我们也不计前嫌地原谅了他。但事情的后果——他脸上大块的青肿和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在牧民中产生的误会——怎么消除？
最后还是阿布想出了一个办法，——声称自己骑马撞到了电线杆上了。尽管这个说法实在愚蠢得不可能有人相信，但我们实在也想不出其他什么更好的主意。
我甚至有点同情起阿布来了！
为了不影响我们和牧民的关系，后来陈静琴仍然回到了青克勒家帮牧。再后来陈静琴当上大队赤脚医生离开秦克勒家后，竟然还是我接替她到秦克勒家帮牧的。
真的应了一句俗话，不打不相识，从此以后阿布和我们知青的关系更加亲密。在今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似乎都彻底忘了此事，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殊不料二十多年后这件事却不小心被付子恒捅了出去……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96年左右我们这批去内蒙插队的知青中有部分人发起，出了一本回忆当年知青生活的书《难忘鄂尔多斯》。作为上述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人，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现在内蒙古呼铁局工作的付子恒竟然把这件事作为回忆写了出来，子恒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阿布已经到了伊盟工作，更没有想到我们插队的大队竟然有人读到了这篇回忆……
我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似曾相识的蒙古汉子，问道：“你是哈图的？”对方点点头。他的父亲我们一定认识。
我一连猜了好几个人，他都摇头，最后他告诉我他是吉拉霍要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又不大到队里来劳动，所以我们不大认识他，而他倒是说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得我们不少人的样子。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吉拉霍要的儿子现在竟然成了苏木的书记，而且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的汉字和汉话水平都令我惊奇。然而更令我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呢……
正当我们——陈静琴、朝格吉朗和我在一起讲话时，朝格吉朗忽然指着不远处走过我们身边的两个女子中的一位说：“这个人你们肯定认识。”说着便向她们招招手。
两个蒙古女子有点羞涩地走过来了，朝格吉朗指着其中一位女子：“她就是秦克勒的妹妹……”
“奥腾琪琪格？”没等朝格吉朗说完我们就脱口而出，激动地一人拉住奥腾琪琪格的一只手，这就是当年和我们一起放过羊的十岁的小奥腾？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身着蒙古袍，系着绿腰带，蹬着双小巧的蒙古靴，在草原上跑来跑去的小奥腾？
小奥腾从小机灵，黑里透红的脸蛋上一对灵活明亮的大眼睛忽闪着，真像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小主人公的形象。在秦克勒家帮牧时，我们都和她一起放过羊。和我放羊时，她会一本正经地“管”着我，“指导”我放羊，告诉我哪些草羊爱吃，哪种草的茎人可以咀嚼解渴……甚至到了家里，扫羊圈时她也指挥我，有时我故意不按她的要求做事，她就会噘起小嘴不理我，直到我“重新回到她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才露出笑脸。
记得有一次一起放羊时，草原上下起了雨，天气突然变得很冷，我就把一件军装脱下包裹着她回到了家，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只有那一次她才显得那么听话，老老实实任我照顾。奥腾琪琪格是妹姆（妈妈）的宝贝，妹姆很慈祥，当时约有五十多岁年纪，汉话能讲不少，经常跟我拉家常。妹姆看不到奥腾琪琪格就会喊：“奥腾琪哎——”声音在草原上传得很远，至今还记得那悠长的声调。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现在已是人妻人母！我们端详着眼前这位已变得似曾相识的蒙古女子，也只能依稀找出当年“小奥腾”的一些影子，岁月的风刀霜剑已在她的脸上平添了些许的皱纹……
这时在一旁的朝格吉朗又进一步介绍说奥腾琪琪格现在是他的妻子，这更令我们惊喜不已，随即就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奥腾琪琪格此时已高兴地拉着我的胳膊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哥哥。”还仔细地看着我的脸说：“没变多少，是这样的。”在以后的两天中她一直陪伴着我们。
他们告诉我们两位老人已经相继去世，两位老人当年对我们都很好，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正在我们感叹唏嘘之际，朝格吉朗又说：“看谁来了！”我们一看，不是阿腾花吗！这个当年只有二十五六岁，皮肤异常白皙，很爱说笑的蒙古妇女可是当时哈图的一个大美人啊！她一见我们立刻拉着陈静琴的手，眼泪直流，呜咽地说：“看我老成甚样子了！”作家张贤亮在小说《绿化树》中描写过一位大西北的妇女，那是一位朴实开朗、虽无文化却充满情趣和爱心的女性。作者的寓意是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就像一片沙漠，而这样的女性简直就像绿化沙漠的树木一样给贫苦的人生以欢愉和希冀。
当年的阿腾花正是这样一位自然的女性，说她“自然”是因为她虽然没什么文化，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却从不做作，她有她的逻辑和原则，敢爱敢恨，有时候热情似火，有时候嫉恶如仇。哪里有她哪里就充满欢声笑语，往往是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塞外的妇女以笑为美，年龄相仿的男女见面，不像我们知青“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往往是动口又动手，不知怎么搞的一见面就会笑着、闹着打成一团……
阿腾花的丈夫沙日夫也来了，依然像当年一样，话不多，只是脸上笑着，永远是一副甘当配角的样子。
下午召开了欢迎会，朝克吉拉做了一个书面的讲话，令人惊奇。我一直觉得蒙古人是很聪明的，时代在进步，像这样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蒙古人在当年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都推举我发言，我站起来，看着在座的那些蒙古汉子们的期待诚挚的目光，原先打好的腹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脱口而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话语：“……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在十年浩劫之中，是你们——查布公社善良而热情的牧民接受了我们，用这片并不算富饶的草原养育了我们，从此我们便和你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回来看望你们，请允许我们代表所有当年在查布公社插队的知青们，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查布的牧民乡亲们表示我们最真诚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请你们原谅，在那十年浩劫中，由于我们当年的年幼和无知所做过错事……”
说到这里，我只觉得一阵激动，喉头便哽咽住了。是啊，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年轻不更事的我们的确也做过不少错事，可记忆中淳朴的牧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怪罪过我们，想起来的都是些美好的记忆。
晚上苏木为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联欢会，阿腾花的女儿弹起了电子琴，牧民们兴高采烈，放声歌唱，唱歌是他们最重要的娱乐方式。
早晨我和陈静琴起来在苏木里溜达，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多了，商品多了，正是利润使得商人们来到这穷乡僻壤。走在依稀熟悉的道路上，我们正努力追忆着过去岁月的往事，忽然见到朝克吉朗和一个有点跛脚的男子走了过来，朝克说：“认识吧？人家已经在苏木等你们两天了。”我们仔细辨认了一下，觉得有点面熟，可实在想不起名字了。朝克哈哈大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哦，原来是这个男子是敖腾奥其尔！想起来了，他的父亲是在碾坊干活的一位老实巴交的牧民额尔登达赖，当年他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脚部不幸患了骨结核。当他们父子俩来到伊盟医院手术时，恰巧遇到了正在医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的陈静琴，于是得到了她的照顾，并在手术时为他输了血。这本来是一件早已为我们淡忘的小事，三十年过去了，没想到这个牧人的儿子却一直记在心里，这次听说我们要来，是专程赶来和我们见面的……
在苏木我们还见到了特意赶过来的白玉山，蒙古族的白玉山是个蒙汉通，当年和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极具童心，好像老也长不大，显示着他少数民族的乐观天性。因为他的奇特的想象力和胸无城府的性格，在和我们一起劳动时经常惹得众人哄堂大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现在的白玉山不知什么原因耳朵完全失聪，我们和他谈话只能笔谈，而他由于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说话时则声音很大，听起来真是“如雷贯耳”。
白玉山告诉我们，他的婆姨（妻子）韦爱芳弄错了我们到达的日子，“早几天就换上新衣裳到苏木来等你们来了。”我们听了都开心地笑起来了，无论如何这次都要设法见到她，既是她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韦爱芳是个漂亮利索的陕北女子，她在陕北榆林文工团干过。他们是半路夫妻。据说韦爱芳原先的丈夫长得一表人才，两人也十分恩爱，后来丈夫在一次赶大车时不慎滑下，被车轮辗死……留下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叫牛牛。
当年我们知青慕名找到韦爱芳，听她唱过陕北民歌。记得几经推辞后，韦爱芳站起来，用手抻了抻她穿的大襟子式的旧蓝布褂的下摆衣角，唱了一首《蓝花花》。这是一首我们早已熟知的陕北民歌，然而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陕北妇女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和质朴动人的旋律唱出来的时候，老实说，我完全被震撼了！这当然不是什么黄钟大吕，却那样动人心魄！或许就是所谓的大俗大雅之作吧。陕北民歌也是我国民歌的一个宝库，在内蒙古我听过不少像《赶牲灵》《走西口》现在早已脍炙人口的曲子。这次一定要见见韦爱芳。（见下篇）
作者：陈新系南京知青，曾在南京医科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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