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银行建立较早，承袭了江西中华苏维埃银行、根据地、解放区银行的遗产，又吸收了苏联国家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所以内部制度又严又细，管理相当规范。直接对外办理业务的营业室（厅、部）由会计、出纳两个专业的人员构成。出纳部门管理着金库，早上出库，晚上封库都得三个人同时到场，逐一签字，缺一不可。业务量稍有规模，收款、付款要分开，并且都要经过复核。长款短款都算差错，过一定数量为事故，长款不报按贪污论，短款不报（自行补足）按违犯制度论。会计按行业及业务种类分设专柜，每个专柜3个人，紧挨柜台的两个人为营业记帐员，靠里面的、与两个营业记帐员鼎足而立的为复核员。其职责是，对营业记帐员的单证处理，帐薄记载进行复验，无误后，帐页退回、单证转下一个程序。每个营业员一个工作日要处理几百笔业务。会计部门要做到日清月结，四个相符。日清就是营业日终了，留半小时结帐时间，各科目余额汇总，资产、负债两方要“平”。不平就是出了差错，那就得加班找平。月结就是到了月底汇总编制各种报表，该计算的（如利息）、该结转的（如费用）都要一一办妥。“四个相符”是帐款、帐实、帐帐（总帐与分户帐）、帐表相符，差一角一分也不行。营业部每月给开户单位发对帐单。银行的帐目，准确性，可靠度远高于工商企业、机关单位。偶遇不符，都是单位调整帐册，而银行的帐，是标准，是“铁帐”。如今再小的金融网点也用上了电脑，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无法做到完全避免差错。另外，一遇停电或停网就既不能取，也不能存，是个很大的弊端。 顺便介绍一下，六十年代初，我在盟行城市业务科经手给几笔印尼华侨汇款配发购物券的工作，那时物资紧张，外汇金贵。有外汇汇进来，发一定数量的购买粮、布、面、油等紧消商品的证券，没有建帐，也没有严格的交接领用手续，可是从始至终，没有额外打动过一斤一两，工作变动时如数交给继任者了。可见那时执行制度已经到了十分主动自觉的程度。 人民银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为国家、地方整体经济秩序把住了关口，也保护了自己的干部职工。后来还陆续向其他经济部门甚至党政领导机关输送了好多德才兼备的干部。从建国初期的“三反”到后来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银行极少发生贪污盗窃之类的事情。尤其是营业部门，彼此制约，相互监督，可以说无隙可乘。不过在那“左”气弥漫的年代，运动一来，也得内查外调。1963年，盟行伙食管理员因收支不清，手续不健全，被“整”出几十元的贪污问题。还有一位女同志，建国前就参加了银行工作，因生活困难，以涂改医药费单据的办法，多报销了四十多元钱，查出之后，不由分说，开除了！银行干部普遍学历高，业务强，好多年里，经济问题出的少而又少，但政治上就不一样了，从1955年“肃反审干”，1957年“整风反右”到1959年“拔白旗”，都有人被管被抓。“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光盟人行就揪出18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强迫劳动，走到街上，浩浩荡荡，俨然东胜一景。“阶级敌人”已经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堆”了。 除了业务制度严密，盟人行的行政、人事、思想政治、管理也很上水平。从我参加工作起，业余政治学习就没有间断过。一般安排在早上，一个小时。党的“八大”之后，为学习八大的四个主要文件，每周二、四下午都定为政治学习时间。“反修”开始后，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特别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都得仔细阅读和讨论。 本来，在银行内部早就有业务、政治哪个重要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要“又红又专”，政治觉悟要落实到业务工作上，不能当“空头政治家”和“迷失方向的实际家”。1956年冬天，张国仕副行长在传达内蒙分行行长会议文件时对全行干部说，现在各级行机构都已健全，各级干部（包括行领导、环节干部、正职副职）也已配齐，今后大家要向业务尖子方向发展，争做本行业的专家、能手。从那以后，以科室为单位的业务学习，行际之间的技能（如点钞）竞赛，搞得热火朝天。然而好景不长，政治逐步取得了对业务的压倒优势，政治可以冲击业务。政治过硬、即使业务上一窍不通，也可以当领导、掌大权，而业务精通被贬为一钱不值，搞不好还要挨批判，被专政。盟人行成了“文革”重灾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