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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经济曾经走过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发展道路。现在当我们大力推进产业化、市场化时发现，市场经济本身有时也“由于没有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完全成本，市场向经济决策者提供的信息存在误导性，这就造成了与地球生态系统不协调、甚至破坏天然支持系统的畸形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把更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调起来，有宏观战略思维。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人的真正自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的彼岸，准确地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然会达到的彼岸，最基本的有两点：一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我们驶向理想彼岸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便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我们把它分解为六个方面：即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这两个车轮，资本和竞争中求合作这两条轨道，以及教育的产业化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化这两条线路。 在 2001年 APEC上海年会上，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巨头们都反复强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两个车轮：即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相比之下，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车轮转得飞快，而技术合作自由化的车轮几乎是不转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竞争是资本的基础，资本是竞争的结果，它们相互依存，而且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相伴的两条轨道，资本是一条明线，竞争是一条暗线。于是，当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这两个车轮在资本和竞争这两条轨道上行驶时，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车轮在资本这个明线上快速向前，而技术合作自由化的车轮却在竞争这个暗线上步履维艰。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成了畸形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冲突，使整个经济发展不协调。 那么怎样解决竞争和合作的矛盾冲突呢？我们应该首先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马克思说：“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使劳动力变成一种商品。恩格斯说：“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资本的内在本性使劳动力变成与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交换和消费的一种商品，人们便开始在物的掩盖下交换和消费自己的劳动力，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对此马克思说：“现代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的，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竞争，就处在现代生产的“异常节约”与“浪费神经和大脑”的冲突之中，处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与“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的抉择之中。正是由于处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上，我们不难理解竞争的无法回避性和残酷性。对于竞争的外在表现，恩格斯说：“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他说：“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 我们不是要回避竞争，而是要积极主动地研究和发现竞争向合作发展的内在必然规律。人们相互残酷竞争是因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个人利益，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如果我们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就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找到人们更多的利益一致的结合点，找到更多的合作方式。 恩格斯说，未来社会“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其原因就是未来社会“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灭了”。这就是说，消灭竞争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一致，而且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和体会到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在存在资本关系时，首先应该使竞争这条暗线明朗化，在公平自由竞争的明处，我们容易理智科学地渗透进去更多的友好合作的具体内容，从而逐渐用合作来代替竞争。这样，当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的两个车轮行驶在资本和合作的轨道上时，人类的社会经济将会健康、协调而可持续发展。 我们看到了理想的彼岸，具备了前行的车轮和轨道，接下来就应该选择最佳途径或者说最佳线路。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产业化、环境保护的产业化以及它们的有机相结合，是人类社会经济健康、协调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一、教育的产业化 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而是社会化的全民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的科学发展，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在以知识和智能为核心的新的生产力体系中，人的因素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能够对人这个生产主体产生影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教育，教育能够最有效地改善和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从而有效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随着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等概念逐渐被更多的人们认同，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将会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第一需求将会是学习，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将会是教育，或者说整个社会终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体系，终身学习将会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本身，从而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教育的功能和价值，以及教育将会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有一个第一重要的产业那只能是教育，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将会成为第一重要的产业。当我们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就容易理解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快速演进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以“纺织城”、“煤城”、“钢铁城”等著称的传统工业城市，现在逐步转变为以教育为支撑的“大学城”、“科技城”的必然发展趋势。 对于鄂尔多斯经济建设来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的趋势，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可能会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教育的基础和中心地位，还要把握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郑连虎在《创建中国大学城—城市化新的路径选择》中认为，围绕大学与城市有机联系的大学城建设是 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路径。他说：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经济不能迅速起飞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和没有重视智力投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模式的错误，知识投资的方式在条块分割的大学与城市分离的旧格局中，使得大学与城市的功能都被严重制约与浪费。从知识价值理论角度看，知识的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如何转变为智力资源大国，所需要的就不仅是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化，效益最大的途径是创建大学城。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竞争优势来自于科学技术—信息业和服务—人力资本—体制环境—城市环境的综合配置效应，它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综合竞争优势系统。相对于经济和科技，在大学这个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而言要近一些，而且大学科技园区体制更易于对世界先进经济的吸收并扩散，以大学城这个大学园的延伸超越的形态进行城市化，是一个赶超的捷径，能够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 对于鄂尔多斯的城市化建设来说，创建大学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大学城”的内在实质，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各地走向“大学城”的成功探索与实践，都是我们应该把握和借鉴的。像珠海“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开发城市新区方式”；深圳“无形的虚拟大学，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网络”等等。深圳研究院模式，着眼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开发高科技项目，在高科技园区附近创办以研究生院为主的大学园区。现在全国各地发展的各种园区，各有特点。工业园区：产业的聚焦，目的在于吸引新工业投资，缓解工业对中心城市的压力和环境污染，为解决现代都市发展问题而建；科学园区：产业与科技的结合，有毗邻大学，着重发展大学与工业相关产业；大学园区：大学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大学和产业界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是教育与经济的融合。 教育的产业化就是教育与经济的融合，教育与经济的融合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一方面，教育必须自觉面向社会、市场和未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活动及行为模式从单向性转向互动性，不断增强自身系统的柔性与活性，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根本要求。康胜在《顺应时代发展，增强自我适应性—高等学校体系的组织模式变革》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学校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社会的需求也愈加趋于多变和多样，使高等教育不再是培养精英的标志，而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和生产实践。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必须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其核心就是组织模式必须从原来相对刚性向更加柔性与活性转变。高等学校不论是整体宏观系统还是个体组织，对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适应性不再是暂时的或静态的，而是必须具有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我调节和适应的能力。要通过系统组织机制自我调节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各种规模高等学校之间的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通过人才和技术市场的供求信息引导教育资源的流向，以及自发调节高等学校总体的规模、结构、层次，力求使高等教育相对于社会供求达到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将会成为知识创新的主体，这又必然促使企业这个创新主体逐渐变成学习型组织，使教育融入企业的各个层面，这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也促使教育的产业化。在企业发展中，从企业的科研人员来看，美国的企业研究机构人员占全部研究人员的 61％，日本则达 67％以上，而我国的科研人员大部分集中在计划经济模式的单纯的研究机构中，这在机制上就使中国的企业很难集中必要的财力、人才来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在资金投入方面，据有关资料，IBA一家公司一年的研究投入在 50亿美元以上，面我国 1998年投入 39.33亿美元，我国全国的研发投入不如 IBA一家公司的投入，只相当于日本的 2.57％，如果人均的话就可怜的不能再计算了。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能看到巨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跨国公司企业大举进入我国。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政府对高技术跨国企业的政策倾斜，吸引高技术产业以及生产中的一些配置到我国来，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据资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中的份额约 55％，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份额约 80％。国外企业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事实上培育了我国企业主体的创新能力，这也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的隐形发展。 二、环境保护的产业化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提出了“绿色营销”、“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许多新概念，环境保护的产业化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据有关资料，2000年我国批准了 260多个环保项目，总投资达 500多亿元。2001年我国有 300多亿元国债资金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和有关环保项目的建设；“十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总需求约为 7000多亿元，占同期 GDP的 1.3％左右。据预测，到 2010年，我国环保企业将超过 2万家，有近 20个企业年产值超过 10亿元，并将出现年产值上 100亿元的大企业。“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绿色营销”，代表了中国今后的发展趋势之一，绿色产业将真正成为中国 21世纪的“朝阳产业”。 绿色环保产业将成为朝阳产业，我们对其中的一些新概念要有所了解。王岚在《实施绿色营销，抢占市场制高点》中说：绿色营销强调消费者、企业、社会和生态环境这四者利益的统一，将生态环境利益的保证看作是前三者利益可持续获得的关键所在，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存”这一绿色文明价值目标得以充分体现。张雪梅在《循环经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基本趋向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转变。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污染零排放。循环经济是环境和经济密切结合的产物，它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绿色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循环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生态经济。随着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正确选择就是要利用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绿色生产技术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逐步建立循环经济的重要形态—生态工业。生态工业园区与传统工业园区不同，在其内部有着各种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能量的梯次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以及完善的信息交换系统。我们实施循环经济要改革现行经济核算体系，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现行经济核算体系在统计方法上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全面、不真实、不科学的统计核算。目前，一些国家已经采用了新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法。这种方法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概念，它等于 GDP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损耗、环境资源损耗之值。 对于我们要建设绿色大市同时又是资源损耗大市的鄂尔多斯来说，有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概念非常重要。有了绿色生态概念，我们就能够对传统产业重新进行核算，看我们创造了多少产值，同时也要清楚破坏和损耗了多少资源，从而更自觉地科学地加以宏观调控，使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得以优化升级，走绿色生态产业化道路。 三、教育产业化与环保产业化的有机相结合 鄂尔多斯要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但单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鄂尔多斯自然条件差，产业结构不协调，经济欠发达等等，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人们的基本素质差，智力支撑不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 100人拥有科技人员 18名，西部地区 2名，鄂尔多斯仅为 1.7名。企业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鄂尔多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分布在教育、卫生行业，在工农牧林水的科技人员占各类专业人员总数的28.7％，而且大部分又呆在机关单位，真正在企业这个科技创新主体的工作人员太少了。这与发达国家企业研究机构人员占全部研究人员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形成显明的对照，而且我们的科技人员与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的素质和研发能力又差着很大的档次，这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体制和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距的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要实现鄂尔多斯经济跨越式发展，最关键的是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我们要把创新的观念和创新的机制宏观协调在教育产业化和环保产业化上，特别是它们的有机相结合上。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体系中各生产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不相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的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将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西安市的高等大学和科研院所数量居全国前列，但所创造的价值却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现在正构建第一流的“大学城”。出现这种局面，关键是观念和机制的不同。正因为如此，鄂尔多斯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是要有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我们的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宏观战略思维上，当看清了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存这个理想的彼岸，认识和掌握了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这两个车轮以及资本和竞争中求合作这两个轨道的整体运行机制，理智地选择了教育产业化环保产业化以及它们的有机相结合这个驶向理想彼岸的最佳途径时，我们就懂得了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焦点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综合协调上。我们的经济建设要工业化、城市化、农牧业产业化、旅游文化产业化、科学技术产业化、环保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等，不管什么化，都是一句话：市场化。只要资本关系还存在，通俗讲只要世上还有金钱，那么不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生态经济还是知识经济，最终都必然是市场经济，是利益调控的经济，说到底就是通过调控资本的信息结构来支配劳动的物质结构的经济。正因为资本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才使社会生产力具有了资本属性，因此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如果说全人类不自觉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自觉地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加快完成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就像知识不是实物一样，资本也不是实物。资本和知识本质上都是一种符号，是一种信息结构，是对客观规律和物质结构的抽象反映，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于是也就有了资本的人格化和知识的人格化之说，出现了资本家即对资本的管理专家和“知本家”即掌握知识资本的专家。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之说，这就意味着资本的人格化和知识资本的人格化的某些要素将趋于一同化，其表现是掌握知识的专家最容易成为管理资本的专家，而能够成为管理资本的专家是因为掌握了很多知识，他们的中介就是资本可以变成知识，知识也可以变成资本。对此艾丰教授在《未来趋势宏论》中说：“人们不仅可以靠知识发财，而且可以靠知识支配其他形态的资本发大财，甚至可以主要靠知识发头号大财，那就是知识经济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成为主导的资本，信息成为生产的主导资源，知识当然就居于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知识是以信息形态存在的，知识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知识经济必然是信息化经济。知识的创造、储存、传播、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即等于信息的创造、储存、传播、运用。” 我们不是说资本、知识和信息是同一个概念，而只是说它们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必然联系。比如，在社会生产力具有资本属性时，人们可以靠知识支配其他形态的资本发头号大财，这本身也只是在体现着知识的资本属性。我们懂得了资本、知识和信息的内在必然联系，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强调了知识层面的经济，但知识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具有资本属性的，知识和资本是以信息形态存在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知识是大综合大协调的知识，大综合大协调的焦点最终必然体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产业即教育产业化和环保产业化以及它们的有机相结合上。《国家知识评估大纲》对知识系统的功能分为六个方面，即激励、创造、获取、吸收、传播和利用。对于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来说，只有充分利用外部最新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把它变成“适合当地的知识”、“不断增值的知识”，才能实现我们的跨越式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要为我们知识的创造、获取和利用服务。 对于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来说，我们应该扬长补短。在客观上，我们创造新知识是困难的，应该集中精力获取和利用更多的外部知识，而有效获取和利用知识就是知识的再创造。《网络时代的信息增值服务》的作者认为，信息是一种特殊资源，它具有使自身拓展和增值的重要功能。信息增值服务分为三类，即：时效型信息增值服务、积累型信息增值服务和启蒙型信息增值服务。每一个孤立信息的价值是相对很少的，而把一组相关的信息通过识别、筛选、分解、控制、模拟、重组形成新的信息便能实现信息价值的增值。信息价值的增值过程就是多学科知识有效协调组合的过程，而要使多学科的知识能够有效协调组合，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使各种信息交汇的领域。对于鄂尔多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来说，使各种信息交汇的领域应该是教育产业化与环保产业化有机相结合的领域。 作者：王凤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广臻、市社科联主席；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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