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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不管新旧，农村就是农村，它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因此，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这只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建设目的。我们的目的使农村不再成为农村，而是成为能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基地；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而是成为能够融入现代文明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由此可见，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才能存在的城乡对立，之所以会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会几千年来长期存在，这除了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民族性格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主要还是劳动资料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这个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在亚洲，国家既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关系就会解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从国家是最高“地主”的封建社会，到整个人类社会都不是土地所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靠的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靠的就是对人本身属于和存在于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存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说，“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决定了农业经济只能是封建主义，工业经济只能是盲目资本主义，而只有在文化经济才能出现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瓦解封建社会的最后标志就是农村不再成为农村，农民不再成为农民。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消除“农民”这个旧社会最后的堡垒，不能靠政治运动，而是靠经济发展；不能靠强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其顺势自然解。之所以会有“堡垒”，是因为堡垒内外存在着生产方式、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对立，一旦消除了这种差异和对立，堡垒就会自然解体，并使内外融为一体。对此途径，恩格斯说：“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更高层次上，还要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使经济和文化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信息通道和手段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型。 应该说，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以及城乡结合等手段，来消除“旧社会的堡垒”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安置从数千年的孤立和愚昧状态中挣脱出来的庞大的数亿农村人口。就像姜戎在《狼图腾》中所说的：“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用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来有效解决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数亿处于落后的孤立和愚昧状态的农村人口这个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 一、消除对立，保障基本消费需要 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和政治风暴不同，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我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所改变的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恩格斯曾说：“中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劳动力主体来说，将从非常落后的小农经济时代，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性跨越式发展，进入大工业经济时代，并直接面对最先进的文化经济时代的挑战。这样，随着劳动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迅速改变，曾经 100个、甚至 1万个农村劳动力流血流汗所创造的产值，现在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在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中，用一台先进的机械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完成了，于是 99个、甚至 9999个剩余农村劳动力，就将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变他们曾经依靠铁锤镰刀的最陈旧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去茫然面对只顾自己并充满残酷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据央视经济频道报道，中国现有1.2亿流动人口，其中 80％以上是农民工，这已经给劳动就业、人口管理和社会治安等带来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而且还有加剧之势。我们应该清楚，这不只是发展带来的问题，更多的是通过发展揭露了原本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是回避和止步只能积累更多的问题，而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问题。据有关资料，经合组织成员国从业人员不同产业的分布大体为：农业 2～5％，工业 25～35％，服务业 60％以上。与此相比，一方面，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 70％以上，要达到 2～5％这个比较合理的劳动力布局比例，那就需要转移 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说要使 5亿多农民不再成为农民；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劳动力 7.4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却很低，我国人均产值相当于美国人均产值的 3％左右。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现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使农民从孤立愚昧状态挣脱出来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我国劳动力资源将会迅速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重新优化配置。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当然，在消除农村的自封和农民的堡垒，使中国的农业发展逐渐改变所具有的最落后的特色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我们也必然会承受历史变革所不可避免的阵痛，只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的积累过程”时说：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即农民工），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 “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的豪华汽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道和公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马克思还多处引用了西蒙医生等人的话：由于意识到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即农民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 懂得这些客观规律，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是有益的。我们应该清楚，在随着农村成为现代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农民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的发展过程中，将有数亿农民承受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谋生手段的痛苦，但也只有经过承受这种痛苦才能获得新生。马克思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足会感到悲伤的。他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打破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个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使民众自由呼吸和接触大千世界新鲜空气，并在阵痛中获得新生。 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是无奈和痛苦的，然而，如果我们现在本来有条件有能力以现代化、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用几千万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就能够完成全部农业生产任务的历史时期，却还以“最陈旧最不合理的经营”方式来耗费我国劳动力主体即数亿农民毕生的辛劳和心血，那就不仅是一种无奈和痛苦，而更是一种残忍和悲哀。可庆幸的是，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和谐社会，就是从实际出发，承认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缓解各种利益冲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在相互包容和协调中获得平稳而快速发展。我们应该清楚，随着农民堡垒的消除，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主体将整体下岗，这是发展和解放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急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改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当劳动力主体整体下岗，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时，生产力不是倒退了，而是发展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不是减少了，而是急速膨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优化资本结构和完善社会分配机制。从和谐社会统筹兼顾的分配机制来说，就是要满足所有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努力营造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和谐氛围和有效机制。这不是施舍、救济和同情，而是社会责任和人性关爱。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探讨，可参阅笔者《试论和谐社会分配机制》一文。 二、注重包容，促进社会平稳转型 资本的基础是竞争，因此，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只要变改了资本的基础即从提高核心竞争力转向提高核心创造力（创造力既不排斥竞争但更需要合作），这就既包容了竞争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为在合作中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过程中，自觉地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转型，即促使整个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型。 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曾预言：“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这倒是像跨越历史时空的对话。历史将会证明，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率先崩溃，就意味着他们将率先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时代，而这又是以中国最后被资本主义所征服为条件的，即实质上是以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条件的。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会不会被资本主义所征服，或者说会不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自觉主动科学地来接受和包容，以及哪些国家会率先进入科学主义，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会大大加快全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型，这就足够了。也只有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我们才会最真切地体会到：只有人类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和谐社会、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存在资本关系的社会。马克思说：“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和谐社会，并创建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不是排斥和反对资本，而是改变资本的基础和实质，使同样作为货币资本的人民币，不必从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无须使我们的社会转型用血和火的文字，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和卓越的智慧，载入人类编年史。 资本主义生产是对资本而言的，因此，改变了资本的基础和实质，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实质。资本是全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具有怎样的社会职能，这取决于人类赋予它怎样的社会职能。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排斥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通过改变资本的基础和实质，通过赋予资本新的社会职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实现历史性飞跃式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驶向共产主义彼岸的远洋巨轮，那么资本主义就是起航的港湾，而我们现在所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实施融建设港湾与打造巨轮为一体的历史性工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起来”。可见，资本关系因人而变，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活动方式而变。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就是主体地位的变化。对此恩格斯说：“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人类一旦重新掌握了自己，就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由此改变资本的基础、实质以及资本的运作方式和增殖途径等，从而使资本作为工具有效为人类服。恩格斯说：“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便是和谐社会的资本关系，是改变资本的基础和实质的必然结果。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可参阅笔者的《试论和谐社会资本实质》一文。 就像分配机制是由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一样，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在现代社会，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并拥有世界最多社会财富的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横向比，他们是发达国家，但是纵向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出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成熟，因此求真务实的人们不可能提出一个自己所不能解决的任务。 当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具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但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它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列宁也曾坦言：“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可见，建立在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悬案”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它的解体和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失败。就像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所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应该说，苏联的解体，只是一个政治泡沫的自然消失，只是一个历史误会的客观更正。如今，俄罗斯人民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这绝不是背叛，而是客观公正地纠正错误，推动新的历史发展，当然会受到世人的尊敬。 至于对中国曾经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1951年，刘少奇就在一份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报告的批语中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劳动资料和生产方式本身，就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可能有所谓的农业社会主义。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邓小平认为，“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由此可见，如果把这种违背规律带来灾难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也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亵渎。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就一穷二白。我们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才会明白，现在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我们从更高一级的生产方式复辟了，倒退了，而是原本就落后得太多，是通过改革开放才加快了发展步伐，现在是先进发达的世界接纳了贫穷落后但发展很快的我们。也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了这一切，我们才能以坦荡的胸怀包容各种生产方式，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清晰明确的思维，共同探索创建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转变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注重物质世界的思想观念，人是为生产服务的；而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中心是注重人的世界的思想观念，生产是为人服务的。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在实现两个世界的统一过程中，凸显人的主体地位。目前中国天大的事情就是解决 “三农”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出路问题，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即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为此，我们应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对资本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所注重的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他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 可见，在人为生产服务的社会，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在盲目追求劳动的交换价值中，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而一旦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资本的内在实质，并成为管理具有全新社会职能“资本”的专“家”，即简称全新资本家，那就会使资本盲目行为变成自觉主动科学的行为，不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直接为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对于我国来说，从注重物质世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注重人的世界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转型，将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指出：“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随着中国农业实现代化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农民这个中国劳动力主体将会全员下岗。那时，如果还只是以纯粹经济的考虑来实行按劳报酬，那将会造成难以控制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尽早转变思想观念，尽早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研究探索最能促进生产的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统筹兼顾的那种分配方式。 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自身自然的完善，压抑和扼制了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马克思还说：“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对于中国来说，之所以数千年来农民还是农民，就是因为社会只提供他们发展农民特性的材料和时间，而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性却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对立中被压抑和扼制。“农村”，就是以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行业性、地域性的社会分裂；“农民”，就是以人的素质、利益、尊严等为主要内容的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分配。因此，也只有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尽快而有效改变社会劳动的分裂和社会地位不公平分配的现状。在这种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寻找农民出路过程中，我们需要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 需要以人为本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不断开创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产业和全新的劳动就业岗位。 恩格斯指出：现在已被机械破坏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成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能力。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恩格斯把教育与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规律，我们需要树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以教育和科技为支撑的大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以及终身学习，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行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会成为消除“农民”堡垒的催化剂和润滑剂，成为使劳动者在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文明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一种文化。教育作为使人的自身自然不断得到完善的一种文化，将会融入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那时，人们的第一需求将会是学习，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将会是教育，或者说整个社会将会成为一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终身学习将会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本身。正是从这种发展规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农民的出路在何方，还可以看到以教育和科技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将会成为21世纪主导产业，科学文化将会成为21世纪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而这一切都是为人类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服务的。 马克思指出：“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可见，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不仅是寻找农民出路的最佳途径，而且也是把整个人类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 作者：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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