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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人类终究会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实现这种飞跃的基础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特别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人自身随之所发生的变化。人类共同追求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其中的“全面”发展比较容易理解，而对其“自由”发展中的自由，恩格斯认为“人的真正自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他说：“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体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创建和谐社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在努力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存的最高境界。 在通过调控资本的信息结构来支配劳动的物质结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而改变资本运作方式的最关键因素是用合作来代替竞争。相比之下，教育和环境保护是最容易把竞争改为合作的两个领域。比如“希望工程”和“保护母亲河行动”，最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这反映着人们内心深处在这两个领域里寻求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内在需求。大概没有人以竞争心态害怕别人把我们的子孙教育得更好，把我们的环境建设得更美。实现全面发展需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实现自由发展需要通过环境保护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创造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人们内心深处真诚合作的愿望是有机结合的，因此这种有机相结合必然将促使教育和环境保护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两大支柱产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投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自由化这两个车轮在资本和合作这两条轨道上同步协调向前推进时，我们应该选择的正确线路就是教育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发展，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和谐地可持续发展。当然，人们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而人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必须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素质，因而教育的产业化发展将会变得尤为突出。 一、从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发展来讲，应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 市场经济是靠利益驱动来发展的经济，我们应该遵循这种规律，但同时更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吕吉尔编译的《市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文认为，今天的全球经济是由市场力量形成的，而非根据生态学原理形成。由于没有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完全成本，市场向经济决策者提供的信息存在误导性，这就造成了与地球生态系统不协调、甚至破坏天然支持系统的畸形经济。其实，地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比它所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尊重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维持量。尽管生态学知识早已为人们所知，但由于既得利益关系，人们仍不顾可持续产量和脆弱的生态平衡，继续扩大经济活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经济增长了七倍，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需求推到了超越可持续产量的地步。比如全世界对纸张的需求增长了六倍，导致世界森林面积的急剧缩小。如果缺乏把世界引向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经济改革的战略，那么即使打赢了个别的战役，仍会输掉整场战争。文章认为，根据生态学原理重建全球经济，这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环境革命的规模将不亚于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农业革命重建了食物经济，从以狩猎和采集为基础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以耕种土地为基础的定居生活方式。与狩猎和采集文化不同的是，农耕文化彻底改变了地表，毁灭了 1辕10以上的地表植被。农业革命改变了地表，工业革命改变了大气层。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率，解放了创造力，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但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破坏，最终必然走向经济衰退。环境革命也将影响整个世界，它将触及全球经济的各个部门。那些预见新兴生态经济并为之而计划者将成为赢家，而那些抱住过去不放者则将被无情地淘汰。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管是否从事环保产业，环境保护的因素作为强制因素将决定任何企业发展的成败。 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的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个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应该说，对这种自然规律，我们鄂尔多斯人深有感触。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曾经是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好地方。在先秦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林草丰茂，森林覆盖率在 50豫以上”。到了元朝，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为鄂尔多斯特有的美丽风光所折服，生前许愿死后要安葬于鄂尔多斯。但是，据史料记载，从秦汉到民国时期两千多年间，鄂尔多斯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开垦：第一次是秦汉时期，大规划地从内地移民开垦农田和屯兵军垦，导致公元 5世纪出现积沙；第二次是唐代，大量民垦和军垦大大超越了自然条件允许的限度，使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形成较大的沙丘地带，风大沙多，以致于公元 822年流沙将大夏都城（统万城）包围；第三次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开放蒙荒”和“移民实边”政策，特别是国民党政府为解决军粮和税收又大量开荒连成陵的 “禁地”也没放过。到 1949年，鄂尔多斯森林覆盖率仅为 0援6豫，沙化面积占天然草地的 17援41豫，占总面积的 13援55豫。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错误路线干扰，乱垦滥伐开荒种粮更为严重，特别是经历了 1958年至 1972年的 15年中的三次大开荒，导致沙化面积是两千多年的近两倍，而且草原产草量和覆盖率比 1949年减少了20%~60%，致使广大农村牧区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了开荒—沙化—贫困—越贫困—越开荒—越沙化的恶性循环，致使部分沙区农牧民因房屋被沙压，草场被沙埋，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应该说，我们曾经与大自然斗争，其第二步和第三步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后人还在承受，而特别荒唐的是第一步也不曾取得预期的结果。据记载，从 1965年到 1972年，鄂尔多斯市的前身伊克昭盟共花国家救灾款 2300多万元。1973年农村社员每人平均收入 52元，全盟入不抵出的社队占总数的 71豫，像伊旗乌兰敖包大队连续 12年吃返销粮，1973年社员不仅没有分红，反而每人倒欠 25元。像鄂旗公卡汉过去是优良的天然草场，宜牧不宜农，却一直被迫“以农为主”，1972、1973年两年种地 19万亩，两年平均每亩下籽 4援2斤，产量却只有 2援63斤。人可以有太大的胆，地却没有那么太大的产；虽然可以放亩产万斤的红卫星，也可以作如此统计来提高政绩，但事实上种地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在那个年代，我们在治理沙漠过程中年年取得可喜的巨大成就，但沙化面积却年年还在扩大。1974年《关于伊盟沙化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在谈到具体沙化情况时说“：解放初期沙化的面积只有 1763万亩，现在扩大到 5250万亩，增加了近两倍。”这是所谈的“一样共识”的具体数字，但是就在同一份报告中在谈到原则性的定论时却作了最不讲原则的“不同表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伊盟沙区广大农牧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治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全盟造林面积 260万亩，控制流沙 349万亩。”治沙与沙化是 1颐10的比例关系，控制流沙 349万亩，沙化面积却扩大了 3487万亩。 回顾鄂尔多斯 50多年来的生态建设历史，我们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问题。多年来，我们的生态建设是国营的建设，官办的建设，各级党政领导既挂帅又出征，既是宏观决策者又是具体实施者，既是投资方又是经营方，没有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更没有产业化发展的企业这个运行主体。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我们思想观念的问题。我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理应受到自然的惩罚。 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现在鄂尔多斯有了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上的需要，因此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何况我们会根据这种社会需要而创建更多大学。应该说，鄂尔多斯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提了“绿色营销”、 “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许多新概念，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发展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据有关资料，2000年我国批准了 260多个环保项目，总投资达 500多亿元；2001年我国有 300多亿元国债资金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和有关环保项目的建设；“十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总需求约为 7000多亿元，占同期 GDP的 1援3豫左右。据预测，到 2010年，我国环保企业将超过 2万家，有近 20个企业年产值超过 10亿元，并将出现年产值上 100亿元的大企业。“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绿色营销”，代表了中国今后的发展趋势之一，绿色产业将真正成为中国 21世纪的“朝阳产业”。 二、从教育的产业化发展角度来看，应该注重提高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在以知识和智慧为核心的新的生产力体系中，人的因素将成为决定性因素，而对人这个生产主体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教育。随着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等等概念逐渐被更多的人认同，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将会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第一需求将会是学习，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将会是教育，或者说整个社会将会变成一种教育体系，终身学习将会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本身。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产业，那就是教育。当我们认识和把握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就容易理解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快速演进中，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以“纺织城”、“煤炭城”、 “钢铁城”等著称的传统工业城市，现在逐步向以教育为支撑的“大学城”、“科技城”、“文化城”等现代文明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学者郑连虎在《创建中国大学城—城市化新路径选择》一文中认为，围绕大学与城市有机联系的大学城建设是 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路径。他说，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经济不能迅速起飞的原因，不仅是缺乏和没有重视智力投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模式的错误，知识和智力投资的方式在条块分割的大学与城市分离的旧格局中，使得大学与城市的功能都被严重制约与浪费。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如何转变为智力资源大国，所需要的就不仅是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化、智能化，效益最大的途径就是创建大学城。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相对于经济和科技，在大学这个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而言要更近一些，而且大学科技园区体制更易于对世界先进经验的吸收并扩散，以大学城这个大学园的延伸和超越的形态进行城市化是一个赶超的捷径，它能够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我国学者刘新民以居民消费心理调查为依据，在《教育应当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一文中说：常听一些人对教育作为产业而发出的异议，但是老百姓却全然不顾学者们的争论，已经为大量投入教育而准备了十分雄厚的资金。居民储蓄的 10豫用于教育，按全国居民储蓄余额 10万亿元计算，将达到 1万亿元水平。当然，这些钱可能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消费，同时，居民的收入又会每年增加。要是 l万亿元分 5年消费，那么每年可达 2000亿左右，再以每年 500亿增加额计算，两项相加就是 2500亿元的教育支出。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完成，随着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随着时代对劳动者基本素质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人们更高的消费热点将会集中在教育上，而且人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开发智力的投资是最高效益的投资，这便是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有学者把劳动力划分为体力型、知识型、智慧型三类，并研究得出结论：他们的培养成本是 1颐3颐9，贡献率之比是：1颐10颐100；也就是说，如果对三类劳动者培养投资 1万、3万、9万，那么回报是 1万、 30万、90万。可见智力开发的回报率之高。刘新民认为，把教育作为支柱产业，可能在近期的货币收益不如其他产业，但从长远来看，培养出千千万万急需的各类人才，这对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潜在获利因素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当然，教育不仅仅是在校教育，而是社会化的教育，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大文化，是包括教育、科学技术和环境保护在内的一种大文化。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文化产业，就是这种大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三、从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角度来讲，应该注重“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艾丰教授在《文化态势宏论》中认为，就社会层面来说，各种文化都是与社会存在的三个层面相对应的：一是与生产力层面相对应的文化内容，例如科学技术；二是与经济基础层面相对应的文化内容，例如政治经济学；三是与上层建筑层面相对应的内容，例如各种政治学、道德伦理学等。当然，社会生活是综合的，与之相应的各种文化也是综合的，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必然的内在联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科学技术与大文化的内在联系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创新战略与创新文化》一文中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不仅影响科技知识和成果的出现，更会影响到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所以一个社会越是希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越是希望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走向成功，就越应该关注如何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于交叉边缘学科，大跨度、多学科的撞击往往产生更多创新的火花。这是一种大文化，是创新文化。人才的创新活力取决于人才的内心状态，创新文化作为一种渗透到创新主体的潜在因素，影响创新者的行为和表达。创新活力更多地体现人们思想火花的迸发，特别是尖子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往往一两个尖子人才的水平，就决定了一个研究集体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位置。徐部长还说：“不断开放的环境，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要高度关注小人物和青年人的创新灵感。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具有很强学术性、探索性、创新性的小项目，常常能够对科学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据有关资料分析，20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豫来自于不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大都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不单是一种现象，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我们要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支持经费，有可能使他们步入科学殿堂，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强大动力，即几万元、十几万元的经费支持就有可能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往往一两个尖子人才的水平就能够决定一个研究集体在国际科技创新领域中的位置，使企业迅速高效率地具备核心创造力。这种投入可以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但更应该是企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科学决策的投入，因此当这种投入成为企业这个创新主体的自觉行为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传统产业是用资本来调动智慧，而有可能最先实现用智慧来调动资本的产业便是文化产业。人们把现在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比喻为一个分层次的金字塔，顶端是制定规则和标准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第二层是通过资本纽带来连接规则标准与技术产品的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第三层是提供高端科技产品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最下面的一层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产品加工厂，比如中国。因此，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核心创造力，没有能力开拓能够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全新发展领域，那就永远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在传统产业里很难有所新的大突破，因为传统产业里的规则和标准别人早已制定好了；我们最有可能实现新的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只有在文化产业这个发展空间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全新领域里。对此，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探讨。 （一）从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来看，在生产力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本身，而对人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教育，以及包括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在内的大文化。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的资本 75豫以上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贡献率可达 90豫以上，这与其说是经济现象倒不如说是文化现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有 10豫的劳动力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全人类所有物质消费需求，而 90豫的劳动力将从事与知识产品有关的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知识产品将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和最大的消费需求，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教育和科技为主体的大文化将以产业化的形式发展，而且物质生产系统也因为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而变成一种文化建设，即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建设。就像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管理”是“集人类价值与行为准则之大成的或集社会秩序与智力探索之大成的完整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他高度评价企业经理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功能，认为经理是未被承认的现代文化创造者，是可以与艺术家相媲美的文化英雄。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品牌价值，它是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统一，是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企业的文化品位。 （二）从人的自身发展来看，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在社会生产不足时，人的第一需求是物质需求，人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考虑的是交换价值，人们把自己的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当作商品来看，在利益驱动下人们围绕着金钱转；但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需求不再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时，人们将越来越注重精神需求，追求人生价值的体现，生产是为人服务的，生产考虑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使金钱围绕着人转，直到把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从商品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消灭资本关系，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们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人们的需求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是互动的，文化因素是人们内在需求中的主导因素。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创造基本需求，又可以创造非基本需求。当一种文化普遍被社会所接受，它就能把某些非基本需求转化为稳定的基本需求。正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这种内在客观规律，决定了以教育和科技即以开发人的智力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产业。 （三）从文化发展的内在本质来看，文化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人们应用信息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应用信息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以应用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智力劳动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形态和价值形成的主要来源，人类将会共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必然的。知识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智慧为核心的经济。这种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大文化。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们把知识分为可编纂的知识和难以表述的知识两种。知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把头脑中产生的难以表述的知识转化为可编纂知识的过程。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由计算机来完成绝大部分可编纂知识的生产，而人类自身将主要生产难以表述的知识以及实现后者向前者的转换，即主要生产观念、创意和智慧。正是这种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与其说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倒不如说以发展文化为中心，这也正是我们凡事必须做到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因所在。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经济基础需要产业化发展，那么文化灵魂必然需要产业化发展，而且用灵魂的产业化发展来带动基础的产业化发展，可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文化产业是最好的载体。 （四）从政府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发展可以成为一种产业，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它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公共财政的资金支持。随着各国政府对于人力资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并且都加大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以教育为例，发达国家教育财政体制有许多共同点：一是用制度化法制化的政府教育支出体制来确保资金支付；二是基础教育财政支出重心下移，其资金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而高等教育筹资多样化，例如在 OECD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80%的投资来自公共渠道，20%的投资来自私人渠道；三是确保教育在 GNP中的比重。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以及整个大文化事业都处在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上，其教育经费的比例和绝对量都很大。目前，发达国家公共教育开支平均约占 GNP的 6%，而发展中国家约占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别主要体现在教育上，而教育发展的差别直接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别。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倡导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生产投入可分为“创意”和“事物”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是不断积累的非竞争性产品，后者则是具有质量或能量的竞争性商品。非竞争性的“创意”能够用以重新安排“事物”，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意”即新配方的产生、发现和采纳，以及事物根据创意由低价值组合向高价值组合的转型。我们认为，“创意”可以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也可以转化为竞争性的商品，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投入、生产、分配和消费。当然。创意作为一种商品，与事物相对而言，事物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具有排他性，它是改变物质结构的产物，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然要损耗和消失；而创意是以信息形态存在的，它应用的是知识和智慧这些信息资源，具有可传播、能共享和无限增值的特性。创意是知识和智慧的提炼，而新的创意又会变成新的知识和智慧。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和智慧并不排斥他人也同样完整地拥有；知识和智慧在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并不只是重复旧有的东西，它有不断被丰富、充实和完善的可能性，而且只有在使用和共享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无限增值。因此，当知识和智慧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之后，即能够使事物由低价值组合向高价值组合转型的创意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而被高度重视的时候，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财政发挥其公共职能，就是要退出竞争性的“事物”生产领域，而集中财力来加强具有共享性的“创意”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当然，“创意”要有载体。如果说“事物”的载体是经济，那么“创意”的载体则是文化，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应该是生产“创意”。由于以教育和科技为主体的大文化产业既具有共享性的“公共产品”属性，又有竞争性的 “商品”属性，是“准公共产品”，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创意”与“事物”的中介结合部，这也正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其资金导向和调控作用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公共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 我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积极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科学发展的落实》一文中说：“我们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确立财政工作的位置，牢固树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经济决定财政的理念，把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带动财政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突出任务。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创新支持方式，学会并善于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经济活动，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讲，说到底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能够发挥指数效应的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因此，公共财政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的支持。应该说，文化产业是以教育和科技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体系中能够发挥指数效应的事实决定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进步与其说需要经济发展倒不如说更需要文化发展。相对而言，如果说第一、二产业所注重的是经济发展，那么第三产业所注重的则是文化产业发展。包括商业、通讯、交通、运输、教育、科技、环保、金融、旅游、健康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就是一种大文化产业，它是当今世界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朝阳产业。据有关资料，经合组织成员国从业人员不同产业的分布大体为：农业 5豫，工业 25耀35豫，服务业 60豫以上。美国利用财政资助和补贴加大科技投入。采用财政手段改善科研体制，加强人力资源投资，支持风险资本的发展等，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扶植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从而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近 6年仅信息产业就直接创造了 800多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而我国近几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33豫左右，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 64豫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 45豫的水平，而且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员素质差，服务效率和附加值不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有效改变这一状况。 西安财经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许项发教授在《文化产业的作用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一文中认为，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已在全球范围兴起，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这一朝阳产业将是 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界定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在其 2000年出版的《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与答案》一书中表明，在过去 20年中，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近 600亿英镑，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 2倍，艺术品经营在英国拥有 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汽车工业并驾齐驱。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产值占 GDP的 20豫，其音像制品出口超过航空航天业，成为全美第一出口贸易产品，占据了 40豫以上国际音像市场份额。许项发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吸纳人力资本，减轻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我国经济发展政策应从资源优先转向“就业优先”的战略取向，而文化产业属于高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美国从事文化艺术及相关的工作人员达 1700万人，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20豫。而我国劳动力极为丰富，就业压力非常大，但以 1998年为例，包括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在内的文化艺术产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援75豫，从业人员仅有 113援4万人。专家估计，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能解决 1000万耀2000万智力劳动者就业，这对解决近年来每年 8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难以就业的问题是极有好处的。 大学毕业生最好的就业岗位在文化产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务工的出路也应该靠教育，应该靠在市场经济中产业化运作的教育。就像《理论热点18题》一书的《民生之本系安危—为什么要千方百计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一文中所讲的：“当前，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扩大就业、重视民生已形成共识。国家从 2003年起，将用 7年时间，培训 6000万农村劳动力，使离乡农民先学技术和本领，再到城镇去谋职挣钱。目前，400万人的再就业培训、30万人的创业培训计划正在各地实施。 2003年，全国共有近 28万人参加创业培训，其中有近 14万人成功创业或自谋职业。”这些计划和活动，正是党和政府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结果，而且这些计划和活动本身也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并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使农民不再成为农，而这些最终还是需要发展文化产业来解决问题。就“三农”问题论“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只有在更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空间才能有效解决。 作者：韩广臻，鄂尔多斯市社科联原主席；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5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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