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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6日，杭锦旗政协武娜副主席和我到原巴拉亥乡党委书记王振明同志家，采访了当年他们在巴拉亥率先推开包产到户工作的往事。王振明同志在巴拉亥推开的包产到户工作，在当时得到了伊克昭盟委的高度重视，并受到了表彰。王振明同志是这项工作的首创者、组织者，也是亲自参与者，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年纪又大等原因，有些事情记得不是那么准确、详细。以下文字是王振明同志口述，由笔者整理而成的。）
1973年，我随扶贫工作队到了巴拉亥乡。我当时是带队的，成员有：郝银山、刘世荣、崔文耀、郝虎、段卫平等10人。1973年春天去巴拉亥，冬天回来。回来以后，旗里面也是开始大改革，像现在的扶贫工作队一样，放一批在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到基层工作。1974年，杭锦旗委任命我为巴拉亥乡的副书记，当时的公社书记是赵美存。1975年的时候，我正式接任了巴拉亥乡的书记。
那时，巴拉亥乡的基本状况是有4个40万：返销粮40万斤、外借粮40万斤、贷款40万元、欠人家40万元。21个生产队，有19个生产队吃返销粮，情况相当地不好。我去了以后，发现巴拉亥乡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水上不去，土地盐碱化相当严重。一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方法是挖渠改良土壤，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争取上级支持是不可能的，当时，全旗的情况也十分严峻，盟里给旗里压400万斤的交粮任务，杭锦旗产粮区是六个公社，连这400万斤粮都交不起。为了完成盟里的交粮任务，旗里面再给公社压任务。
什么是群众路线？我认为第一条就是让老百姓吃饱饭。当时，干部群众的生活实在是不行，我的观点就是给群众解决吃饭问题，其他问题也没有多想，让群众能吃饱，最起码吃玉米面也能吃饱。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带了几批人去做工，饿的都做不动。到春天的时候有一个清淤劳动，要求每一个公社都出民工，哪一个公社都二三百民工。每年春天，我带上二三百民工，起码要挖十天左右。国家的规定，每人每年供应粮食360斤，像年轻后生二三斤也吃得了，当时没有油水。那时候挖干渠，全是人工担土，不像现在机械化。群众劳动一天也吃不上个饱饭，饿的。早上三两粮，中午三两粮，晚上三两粮，就是一个馒头的粮。还补着一点，不然三两粮哪够？就是补上，因为肚里没油水，那些后生也吃不饱。所以，我才在巴拉亥搞包产到户，这就是做这项工作的出发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巴拉亥乡的情况大致熟悉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是，这种状况就是怎么改也改不过来。一个生产队分红分不出来，一个工日就是分二三毛钱。就这样，有的生产队能分，有的生产队还分不上。说实话，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搞一些工程，不是说给多少钱，群众首先问你给我补多少粮？因为，那个年代大家普遍没吃的，群众饿的不行。
工作是需要思谋的，是需要动脑筋的。到巴拉亥工作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村民的自留地产量那么高，集体的地产量那么少？这明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首先想到的一条就是要实行包产到户。给村民包多少土地，要按照公社的平均水平来。也就是公社给大队承包，大队按照土地质量好坏给小队分，小队根据土质情况再给社员分，社员就承包。这也有高有低，地好的就少承包一点儿，地差的就多承包一点儿。现在来看，当时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当年秋收下来以后，大家算了算账，实行这种承包制后，土地的产量是成倍的增长！
做工作首先要认清形势，还要讲究方式和方法。面对那时候的形势，我们搞这个承包制不是大面积的来，只能是先选取公社的一小块试行。我们是先选的大套子村进行的。那么，这个承包的做法出来以后怎么弄呢？实际上是怎么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这就需要方式和方法了，我们是这么做的：超产这一部分由国家和个人把超产的50％卖给国家，50％留给个人，50％卖给国家的钱归个人，按照承包时候的约定，该交给生产队就交给生产队，再参加分红。以后，大家看到效果很好，真正大量承包开是在1978年。按照时间推算，我们是在1976年开始试点承包。
做工作往往是要承受一些压力的。到了1977年冬天，整个土地的产量提高了，包产到户的工作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我就正式在全公社推开这种做法的。1978年春天，杭锦旗委召开电话会议，重点批判巴拉亥乡搞包产到户。当时，我正在大套子村做工作。那时候，所有的公社干部都要包村，我包的是大套子村。那时候的巴拉亥和现在一样，就是分布在黄河两岸，大套子村在公社的对岸。当时，我在大套子村落实两件事，一件是包产到户，另一件是提高产量和推广种玉米。因为土地包出去以后，还要解决种植方法的问题。后来，乡里的干部来找我告诉电话会议记录，听后就回到公社里，详细地看了电话会议记录。这样，我的压力就大了。由于之前，也就是1976年，我没有给时任杭锦旗委书记张继文汇报，我是偷偷地弄的。记得1977年冬天，杭锦旗委中有一些人，本身是当地干部，就发现了我在大套子村搞包产到户这件事儿。后来，旗委杨耀文副书记问我是不是搞了包产到户？我告诉他，这不是专门汇报，这属于我个人跟你说的，有什么责任我承担，你千万不要说，不要宣扬这个事！
但是政策要有连续性，政策没有连续性怎么能行？当时，土地已经于1977年冬天承包出去的，1978年春天旗里召开的电话会议。后来，我为了稳定人心，就说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到秋天以后再说。设想一下当时，你要是再变回去，整个事情没有办法跟村民交代了。当年的粮食要减产不说，正常的生产活动也搞不下去了。我说这个“错误”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违纪问题，要清算“错误”，这个不是个人私事，“是整个大的工作路线错误”。顶多也就是把我这个公社书记帽子摘了，免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公社的副职他们认为搞包产到户是应该的，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领导班子成员有五个人，基本上也都同意的。那时候还有交粮任务，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是这么顶着。那时候实际上公社这一级是基层党委，旗委也是给一些自主权的。但是有一个方向，只要把粮食任务完成了，旗委也就默认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总结，做工作要在讲实际的基础上，随机应变，不能唯上、不能唯书。
另一方面，工作上得到上级的支持就好办了。到了1978年8月，伊克昭盟马丕峰副盟长等四五个人下乡在巴拉亥住了两三天。当时，他们是全盟范围内调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走。有一天，马丕峰副盟长从村里调研回来和我说，小王，你们这儿的群众怎么中午不休息？我知道马丕峰副盟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包产到户被批斗了。我告诉马盟长这里搞包产到户了，我就把这些情况都跟他说了。第二天，他去了群众干活的地里，去和群众调查，群众的说法和我的一样，有的群众中午就不回去。后来，他直接到盟委找千奋勇书记汇报。千奋勇书记听了汇报，就决定在巴拉亥开现场会，这个会又叫伊克昭盟旗县委书记会议，推广巴拉亥包产到户的做法。
大概9月的时候，马丕峰副盟长又回来巴拉亥了。回来就是为准备这个现场会。当时，玉米都成熟了。会议先从巴拉亥开始，之后，从巴拉亥一路调研，盟委的常委们基本上是全部参会，再一个就是旗县委书记，这个会议分量很重。最后，在盟里召开伊克昭盟委机关和旗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我作了关于巴拉亥包产到户情况介绍的一个发言。经测算，我记得当时增产比率是38％（比上年同期）。那时候，中央规定比率达35％就大丰收了，我们的是38％。也就是说，比上年增产了38％。10月，伊克昭盟委又召开先进会议，我们参加了这个会。巴拉亥包产到户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
当时的发言材料也没有保留，这个应该在伊克昭盟委留存着，另外，就是伊克昭盟档案馆存着一个。当时，王玉真是书记，张双旺是秘书，他们有一个报告，在杭锦旗档案馆存着。相关巴拉亥的经验推广、产量调查等等一些资料都在《鄂尔多斯报》一版报道。
总体来看，怎么来推进包产到户这项工作的？我主要抓了两项。从粮食产量上，抓包产到户；在经济收入上，抓推广种植葵花，当时也是实行包产到户，在盐碱地、废弃地、河头地这些不太好的地里面推广，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剩下的是农民的。
另外，在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废弃地、盐碱地也实行了一些独特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第一年啥也不收，群众要是把这些地整出来，第一年收入是村民的。第二年，这些地上的收入一半是村民的，比如说收了葵花500斤，你拿250斤，给生产队交250斤，而且还给你计分，算分红。像大套子二大队的高华山，他承包的时候全村收入最高，收入了7000多元钱。1978年的7000多元，可是不得了，一下子富起来了。利用废弃地，这是我改造废弃地的做法。好地不能种葵花，就是在碱地种葵花。再一个就是盐碱地种玉米，头一年都给你，第二年一半，第三年就是承包给你了。
学先进，后进也能变先进。我推广种植葵花，就是为了能让巴拉亥变先进。当时，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有一个七分子社，我们去参观，人家的分红高，1.9元、1.8元，前面说了，我们才二、三毛，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考虑他们怎么能分这么多钱？搞人民公社的人一看就知道能分多少，后来我问群众，我说你们怎么做的，人家就跟我们说种葵花，葵花能收多少，粮食能收多少，这么算下来是对的，所以我回来就推广种葵花。种葵花是为了解决社员没钱的问题，种玉米是解决粮的问题，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粮食，就是从这么来的。
我们共产党的政权，不能让群众饿着，也不能让群众穷着。我给你说为什么要抓经济来源，我们抓种粮，粮食问题解决了。但是粮食价格太低，收入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吃饱了肚子，但是口袋是空的，社员还是穷。我就开始把废弃地、盐碱地给社员包出去。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一往开包了以后，社员的积极性可大了。
讲究工作方式方法的第一条就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就是种经济作物，也就是种葵花。实事求是地讲，巴彦淖尔盟和我们挨着，他们能种，我们为什么不能种？土地情况也是一样的。但是，推广种葵花很难，头一年没有人种葵花，有一个公社干部包的一个队没有完成葵花种植任务，我调查清楚后就把那个干部训了一顿。1977年推广了四个生产队，也就是大套子村的四个生产队，但是大套子村有一个生产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迟了，种得少，第二年是整个公社全推广开了。
推行包产到户以后，当时的分红一个村民一天能分八九毛，甚至1元多钱，一个月分的30元钱。知道没承包之前村民能分多少钱？最高的生产队分9毛钱。全公社只有三个生产队有那么高，要是一般的话，就是一二毛钱。包产到户后，一般的生产队也能分到0.9元至1元，包产到户前和包产到户后村民的收入差距就很大了。搞包产到户后，村民收入大大地提高，证明了试行包产到户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
群众中真的是蕴藏着无穷的活力。关键是要制定正确的政策，释放群众的活力。我们把土地开承包以后，社员就很有办法。这么厚的盐碱（王振明书记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下），不可想象，人家就把那个铲了。那么差的地方可以种植作物，玉米也能产七八百斤。还有废弃地，村民雇车推平，推平了以后再种地。当时，土地分给个人了，个人就各想各的办法推地。群众想办法调动各自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雇拖拉机推地，大套子村每天在地上的拖拉机有20多台，当时的场面是很壮观的。这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那个时代，有我们的典型。说到这儿，我要提提大套子村五队的连明义。他当时是小队长，后来是大队长。我们给他承包了4亩地，4亩地里面是渠和沟，人家雇了拖拉机推了。当时我还不理解，我说明义你这么个雇上车推地，能不能回来成本？他告诉我，头一年，我就用收入来付雇拖拉机的钱，第二年就能受益了，而且这个土地将来谁都能受益。
就这样，通过这种承包产到户的办法，改造盐碱地和废弃地。郭学义也承包了几亩地，他承包的那些地全是圪蛋地。他每天拿上酒瓶子在地里喝酒，往平铲土圪堆。这就能充分说明，群众的积极性高！要是集体去组织那个东西就难了，二三十台拖拉机那一天得多少钱，哪有那么多钱？另外你弄出来的土地不如自己整出来的。自这以后，就解决了经济问题，那时候的价钱，羊肉和葵花差不多，一斤羊肉四毛钱，一斤葵花三毛钱，当时种的是花葵，主要是以花葵为主，供销社收葵花，当然其他人也来收。葵花大部分被运到南方了，火车一车一车的往走拉。从这以后，就解决了社员的收入问题。
种玉米也是一样，当时群众接受不了。以前群众种麦子多，玉米就是简单的种上点儿，能产多少？后来，我开始在大套子二队推广种玉米。当时的村长、支书是贾贵生，小队长当时是谁我忘了。我在大套子村二队蹲点了一年。当时大地承包出去了，要解决产量的问题。一开始种，怎么种呢？我是学人家黄河公社。人家种玉米能产1000多斤，后来我就去那边采访人家，人家给我说了一个办法，我回来以后和群众说不管用，只好蹲下跟他们一起种地。当时我就住在大队部，当然村民家里也住。公社有事就回公社去了。公社没事的话，我就住在那儿和群众一起种玉米。
做工作的时候能细就不要粗。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解决每亩地种多少株的问题。说起来，这是一个很细的问题，但是你要种不够株数，产量也不行。种多少株，当时人家给你划了界限，一亩地是4200株，一个棒子是3两，这样产量能达到1200斤。种的时候，你必须拉好线种，把行距、株距都拿线拉好，按照这个方法，一般是一亩地最高是4200苗，那时候实际上5000多苗也可以种。
要在工作上善于引导群众。比如说，上化肥，那时候不像现在，村民们种地不用化肥。当时连使用化肥也推广不开，村民把发的化肥倒了。村民的思想落后，认识不到化肥这个东西的作用，所以他们就不用。但是为了提高产量，这就需要引导群众使用化肥，要想办法做工作推广使用化肥。我还是采用老办法，和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去和村民一起种地，在种地的过程中推广使用化肥。一亩地规定上多少化肥，这就要使用量器，是一勺还是一碗？都提前估算好，引导群众按规定使用化肥。一开始，群众有反映，那时候领导们也有点独断，反正就得这么施肥。当然，你独断的前提是正确。经过这样做工作，等当年秋天收获的时候，就是一亩地一千二三百斤。忘了当时玉米能卖多少钱，可能两毛多钱。这样种玉米用化肥的方式在全公社就推广开了，我怎么种，底下干部就怎么种，干部怎么种，村民就怎么种。群众在看着干部，干部在看着领导。当时，有一个队没给上化肥，我把包村干部训了一顿。
然后，到全盟现场会议在巴拉亥开的时候，我给盟委千奋勇书记他们介绍了这些情况。考虑到人家也都是一些公社书记、旗委书记，不好意思说。但是那些旗委书记真就到玉米地里数苗子（株数）了，有的旗委书记就跟千奋勇书记说，人家的说法是对的，基本差不多，就是错也错的不多。玉米种植就这样推广开了，化肥什么的都买上了。调动村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也解决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
关键时刻，干部要勇于站出来。当时的干部，都知道这个实际情况，就是不敢，不是说只有我知道。当时，我敢做这个事情的动力主要是群众实在饿的不行了，饿到什么程度，一个大男人一天一斤粮，你说这个能吃饱吗？我在四大队浇水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个后生一天一夜能吃六斤面的烙饼。而当时的定量才是一斤。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起来这么做的，当然也是冒险，一方面人家的自留地的产量挺高了，另一方面群众饿的不行。那时猪也瘦，全公社一户人家杀猪能杀七八十斤就算好的了，因为没有东西给猪喂。现在，普通的农民养的1口猪，咋也得杀三几百斤哇。当时，小麦1个人一年给分50斤。
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效果是巨大的。大套子村的粮食拉不出去，旗里还专门在大套子村建了一个粮站，这就说明产量上来了。当时也有人给我提醒，这个可是跟党的政策不符，旗里也公开批评过我们。但是我的同事们也没反对我当时的做法，因为这个办法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那些人也不反对。
当时我家在旗里，就我一个人在巴拉亥那儿待了几年。当时，公社的干部都包村，我是党委书记和政府乡长一肩挑。大家那时都一样，公社有事你就回来，没事就在生产队里包村。主要有一项任务，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就行。咱们交粮的任务完成，其他工作任务完不成也行。
正确的政策带来了很大的效益。推行包产到户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1978年的时候，把这四个40万元都解决了。巴拉亥公社一年就能完成300万斤的粮食生产任务，这就是包产到户的效果。返销粮没了，队队有余粮，还了40万斤借粮，贷款40万元还清了，借人家的基本还清了。当时的返销粮意思就是咱们产不了粮食，国家给你反过来补助你的。比如说，你个人的粮只给你给一个人分200斤，按照国家的规定是360斤，这样的话就要给你返160斤，这就叫返销粮。实行包产到户后，只要我说话，公社三万斤五万斤也能拿出来。
怎么还这个借粮？说起这个事情，在当时还有点儿违章。但是，我是不唯上、不唯书，考虑到群众的实际情况，我得想办法。我的办法是把总产量压下来，比如说生产队你有1万斤粮食，借人家的，这个你秋天怎么也要还人家的。假如生产队生产了20万斤粮食，你就上报是19万斤，把余下的那一万斤还了借粮。上级为了防止瞒报，到了秋天，盟里要派工作队，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监视，监视你们打多少粮食。当然了，这在当时是违规的，要被发现了是非要受处分不可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出发点是为了群众。后来，在1978年以后，因为实行了包产到户，把这些东西都还清了。
1980年，我调到了杭锦旗卫生局。后来，又在工商局长的任职上退休了。在巴拉亥那个地方下乡，一年只有开会能回来一次。那时候有班车，再一个就是过年能回来一次，剩下时间全部在下乡。那时候也没有礼拜天。兵团撤销以后，1978年全内蒙古召开农业生产会，巴拉亥乡算受奖单位，给了一个解放车的指标，人家把指标给了，我没有领。
我也不是能预见什么，没办法了才这么做，先把吃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去巴拉亥乡的时候是38岁了。当时，村一级参加这个事儿的有郭学义、殷流蛋、贾贵生。
作者：杭锦旗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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