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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在中国大地如久已期盼的春风春雨，顿时吹撒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不曾料想过的历史性的巨大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靠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与推动，伊克昭盟冲破重重阻力，特别是左倾思想的长期禁锢，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及“畜草双承包”的农村牧区重大改革；率先以“补偿贸易”方式从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兴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厂；率先提出“企业集团化”，先后组建了四家企业集团并成功上市，逐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一、敢为人先——农区率先“包产到户”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伊克昭盟8.7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其中耕地面积只有216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51％，大部分土地是丘陵、沙漠。交通落后，大部分乡村不通汽车。农户居住非常分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2人。只有在黄河、无定河两岸的沿滩地带有星星点点散落的村庄。全盟十年九旱，风大沙多，人民公社化以后全盟人均占有粮食由1956年的370公斤下降到1978年的165公斤，每年国家需要供应1亿公斤左右的粮食，如果没有国家贷款和救济，老百姓就无法生存，集体也不能维持简单生产。有的老百姓甚至过着“棉蓬窝窝沙葱菜，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原始采集生活。解决当时农民的温饱问题成为摆在伊克昭盟委领导班子面前最严酷的现实问题。
原伊克昭盟委书记千奋勇同志在《我与鄂尔多斯》中回忆：伊盟盟委领导到农村牧区调研后发现，当时伊盟农户自留地占比很小，而自留地收入却占到全家总收入很大比重。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社员赵丑女，在1978年承包了家附近14亩耕地、一台水车、一头骡子，自主经营。在她的精心管理下，粮食亩产量达到300公斤以上。大白菜和大蒜的收获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她家的人均创收高出了整个生产队创收的几倍。但在分配劳动所得时，上下左右各说不一。就此，一位老领导写了一封题为“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户何罪之有”的信，托人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后来胡耀帮曾说过：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周惠第三。而当时的带信者正是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周惠。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到伊盟实地考察后，明确表态：“对伊克昭盟的包产到户，我不习惯用‘文革’的语言，今天也用一句，叫作‘革命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盟委书记千奋勇后来在回忆中说：“周惠书记这个简明的表态，使伊克昭盟的各族领导热泪盈眶，这是党委给我们吃的定心丸啊！要知道，在当时搞包产到户，地方领导坚持干，自治区领导支持干，要冒多大的风险！”
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反映的是中国农村改革“自下而上”悲壮的一面的话；那么，内蒙古伊克昭盟农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得到地委支持、省委支持，反映的就是中国农村改革“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结合的另一面。党心、民心在这里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才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创造奇迹的更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1981年1月20日，内蒙古日报发表文章《谈谈伊克昭盟的包产到户》。全盟农业生产获得了生机和活力，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蒸蒸日上，整个农村经济生机勃勃，农贸市场空前活跃。接受访谈的诸多老领导都有共同的记忆，讲到当初社会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包产前贵客临门也只能是山药烩酸菜，借上小米来招待；包产后来人不用愁，白面条条肉哨哨，细杂烩菜油炸糕”“粮满仓，肉满缸，穿涤纶，住新房，有些票子存银行”“穿的讲漂亮，吃的讲营养，用的讲高档，住的讲宽敞，两三年后盖新房”。
社会上普遍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事实上，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杭锦旗巴拉亥公社农村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早半年，成为伊克昭盟包产到户的试点，开创了改革开放先河。从伊克昭盟看全国，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亿万农民群众在亲身实践中创造性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它推动了历史，创造了历史，从经济体制上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二、实事求是——牧区开创“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引领改革先河
农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同时，牧区也大踏步地以“承包”形式开始搞改革。1981年在时任盟委书记千奋勇的主持下，伊克昭盟盟委、行署制定了《伊克昭盟牧区“新苏鲁克”生产责任制试行办法》，率先实行了草原和牲畜在全盟牧区的统一承包。主要采取了新苏鲁克承包形式。其核心内容是6项：一是包老本：牲畜包给牧民长期稳定不变，不能减少，每年出售、自食、死亡的牲畜要保证从当年繁殖成活的仔畜中补上。二是包质量：确保牲畜质量不能下降，特别是细毛羊和草原红牛要实施人工配种，不断提高质量。三是包纯增：保证平均每年有一定数量纯增牲畜头数。四是包商品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商品畜及畜产品收购任务，集体和承包户均承担交售任务。五是包建设：畜群基本建设，包括草库伦、棚圈设备、水井、牧民住宅等建设均由承包畜群的牧民自己完成。六是包投资：畜群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由牧民投资、国家和集体给予必要的资助。
千奋勇同志在《在群众性的伟大实践中探寻真理之路——从伊盟包产到户和畜草双承包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中回忆道，“新苏鲁克责任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能够促进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过去的大队为核算单位，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搞大群放牧，使一部分牧民失去了畜群，失去了放牧的权利。现在划小了畜群，以户为核算单位，广大牧民户户有牧放，调动了每家每户的积极性，户户都建起暖棚暖圈，遇有灾情、家畜进屋，羔羊上炕，口粮喂畜， 牛奶喂羊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样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过去大部分社队集体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牧民得到的实惠很少。牧民除上交集体的纯增畜以外，超额完成的牲畜，出售商品畜款及绒毛收入和其他农林副业收入都归牧民自己。因此，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涨。这一承包形式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彻底解决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问题，将生产成果的好坏同个人收入直接联系起来。生产成果越多，个人收入越高。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牧民有权管理生产和经营，有权处理牲畜，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广开生产门路。牧民的想法和过去不同了。过去依靠集体，现在得靠自己想办法，自己不搞草原建设，不解决牲畜的草料问题不行，促进了科学技术应用与推广。科技与牧民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牧民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积极实施改良畜种，提高草库伦建设质量，普遍实行育肥羊，提高商品畜的产肉量。
在总结推行牲畜承包到户和扩大自留畜的基础上，伊克昭盟最终在内蒙古较早地推行了牲畜作价承包到户和草场划拨承包到户的“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1981年5月，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召开了全区牧区经营管理座谈会，会后“新苏鲁克”责任制很快在全区推广。“新苏鲁克”责任制的提出，打破了重畜轻草的传统观念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框框，结束了牧民共同吃牲畜“大锅饭”、牲畜吃草场“大锅饭”的局面。由于把草原和牲畜两个方面的责、权、利归于牧民一身，从而使人、草、畜统一起来，让牧业活了起来。
由于管理制度层层健全，在实行畜草双承包过程中，牲畜、草场分而不乱，牲畜头数得到稳定发展。以种树种草、围建草场和开发水源为中心的草原建设迅猛发展。草场划分后，因使用权和经营权长期稳定不变，牧民的生产活动比较稳定，从而较快地扭转了干百年来畜随草走，人随畜转的生活习惯，牧民在自己的承包区内积极建住房，搞草场建设，进行疫病防治，进而增强了抗灾能力和畜牧业生产的稳定性。伊克昭盟农村牧区积极推行“包产到户”和“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将生产自主经营权还给农牧民，仅一、二年间，就使农村牧区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迈向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崭新阶段。大多数农牧民迅速摆脱了饥饿，解决了温饱。同时，还以改造生态环境和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大力种树、种草、种柠条，开发小型水利，恢复植被，为之后的农牧业发展增强了后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三、砥砺奋进——抓大放小组建企业集团助推国企改革搞活民营经济
农村牧区广泛实行包产到户及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的思想解放成果很快波及城镇经济领域。曾任鄂尔多斯日报社总编辑的尚一波同志接受采访时回忆，经过当时的盟情分析，盟委根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原则，明确提出并制定了实行“资源转换”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思路是：把本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换为商品优势，最后变为经济优势，从而结束“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历史。曾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的夏日同志也回忆道，在1988年春天，他提出了“三开一治一转化”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思想开明、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国土整治、资源转化”。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在1988年7月25日盟行署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确认，盟委正式确定为伊克昭盟的经济发展战略。同年9月中旬，盟委行署在首都举办“关于伊克昭盟地区发展咨询会”，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国内的政治和舆论氛围发生了重大转变。时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的陈启厚同志回忆说，“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下达以后，我们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展开了一次长达半年的大学习、大讨论、大宣传，广泛而深入。经过学习、讨论，伊盟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从此以后，伊克昭盟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发展支柱产业方面，据陈启厚同志介绍，20世纪90年代开始，鄂尔多斯开始重点发展煤炭、绒纺、化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以四大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产业，铸造伊克昭盟的经济新优势，进入了伊克昭盟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和途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以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迅速崛起，其中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贡献越来越大的经济成份。从工业总产值变化情况看，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构成中，国有经济占78.2％，集体经济占20％，民营经济只占2％。到2001年，国有经济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上升到80％左右，其中私营经济已占50％以上。这个时期要素市场特别是规范的资本市场初步建立起来，国有经济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因此，人们已经意识到只有从所有权层面进行改革才能切实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才是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在搞活微观企业的同时，也需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功能定位并实施战略重组，也需要创新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和国有企业新的领导体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着手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战略性重组、创新国有资产的监管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等，一系列举措都客观上为国有企业进行更大力度的变革创造了条件。
在此背景下，鄂尔多斯迈出了国企改革的步伐，提出“抓大放小、组建企业集团”，率先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资产一次挂钩，债务一次划定，产权一次买断，改制一步到位”的改革。王林祥的羊绒衫厂率先成为鄂尔多斯集团。1995年，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在龙头企业B股上市。1997年、2001年先后增发B股、A股，三次融资24亿元人民币。之后，张双旺领军的煤炭企业、李武领军的天然碱化工企业、王文彪领军的盐化工企业，分别组建集团。随后，四大集团5支股票上市，融资40亿元，在证券市场上刮起“鄂尔多斯旋风”。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鄂尔多斯率先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国有中小企业全部退出国有序列。对于四大集团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反对声音此起彼伏，有人认为政策太离谱，这样会使国有资产流失。但当时鄂尔多斯毅然要落实，坚决把属于市场主体的权利还给企业。2003年，四大集团的国有资本相继退出，除了铁路、热电、管道等基础产业，鄂尔多斯本土企业全部民营化，实现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内蒙古第一家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日本技术的绒纺企业即如今“温暖全世界”的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
鉴于非公有制经济对于促进地区经济有着显著成效，伊克昭盟地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共同决策，制定了所有制结构调整战略，坚持“多种经济形式一齐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看比例看发展，不求速度求效益，不唯成分唯业绩”的指导思想。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决定》和《伊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了放宽从严对象、放宽经营范围、放宽经营方式、放宽注册资金和企业名称限制，简化登记审批程序和手续的“四放宽”政策。在十五大召开前，超前一步确定了在旗市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改制步伐，多举措扶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995－1999年，连续三次召开全市私营个体经济工作专题会议，专题研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一时期，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利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初期就达30％以上。
四、小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化雨，给沉睡闭塞的鄂尔多斯高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鄂尔多斯历届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锐意改革，攻坚克难，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沧桑巨变。
作者：鄂尔多斯市委党校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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