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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面黄河一面城”的天然屏障并没有能够阻挡其他文化形态进入鄂尔多斯。从好几百年前开始，黄河西岸的伊斯兰文化，长城南边的汉族文化，还有来自更遥远的西藏佛教文化……不断涌入这片并不辽阔的土地。于是各种文化形态争夺空间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必须指出，相继进入鄂尔多斯的都是一些相当成熟的文化形态：汉族文化至少覆盖了半个亚洲而且源远流长；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背后都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族。而且以上三种文化都历经 2000多年的风雨而不衰，证明其生命力的强健。而作为鄂尔多斯本土文化的蒙古族文化因为蒙元文化前不久才完成的征服业绩而生命力正旺，像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有足够的理由和自信藐视所有“外来”的对手。如果用“一山不容二虎”的逻辑来推断，在鄂尔多斯发生一场文化大厮杀已经不可避免。因为这里已经不是“二虎”，而是有好几只“猛虎”毫无疑问，处于关键位置的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它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它会衰落吗？它会被吃掉吗？这是时代的悬念。 如今回头看，悬念早已有了答案：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并没有被吃掉，她仍然健在，而且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碰撞、竞争、交流过程中有效 地保护了自己。其实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其他文化形态并存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了很多新的养分，丰富和发展了自己。 二 碰撞当然有过。 先说藏传佛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碰撞。不需要更多的印证，我们都能够想得见佛教教义与蒙古族文化之间巨大的反差：收敛与张扬，自律与放纵，慈悲与血性……这些处于两个极端的本性几乎很难调和。而历史进程却让这两个文化形态在鄂尔多斯相遇了。根据徐英先生《寺庙艺术与蒙古族美术教育的传承》一文介绍，藏传佛教传入内蒙古的第一座寺庙就建在鄂尔多斯（《草原艺坛》2003年 2期）。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两种文化的碰撞演变成骚乱与流血的记载，而似乎是很快走向了融合。这是因为，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传播并没有采取暴力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温和渗透的方式。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展开来谈谈在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得以传播的外部原因和内在条件。外部原因就是清朝政府的政策。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清朝统治者为了销蚀蒙古人勇猛好斗的本性，愚化蒙古人同时也是为了控制蒙古人的人口增长，在蒙古草原上大力推广藏传佛教。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付蒙古人的一个基本政策，所谓“建一座寺庙胜过养兵十万”。统治集团的主导理念当然是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蒙古族本身已经有了接受藏传佛教的内在要求：一是经历了持续几百年征战与动荡的蒙古族渴望一种和平的环境、稳定的生活和和谐的内外部关系，而藏传佛教所描绘的正是这样的情景。二是用血与火征服了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非杀人成性，铁石心肠，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善良、慈悲、同情弱者、崇尚平等的本性，而藏传佛教教义中的很多内容与蒙古人的这种本性不谋而合。有了这样的内在要求，再加上清朝统治者 的政策支撑，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迅速推广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徐英先生在其文章里又提到，新中国成立前鄂尔多斯地区有寺庙 243座，僧侣 20000多人。这一方面证明藏传佛教文化来势之凶猛。来势之凶猛必然会引起影响之深远。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寺庙里的僧侣全是蒙古族，他们反过来又对藏传佛教原有的模式和内涵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鄂尔多斯那些寺庙里仍然弥漫着蒙古人自由的天性。甚至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生着很多激烈的冲突中，都曾经出现过“喇嘛兵”的身影。他们能骑善射，侠肝义胆，智勇双全。如果我们认真考证就会发现，鄂尔多斯现代史上很多军政名人—包括正反两个方面—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是寺庙里的僧侣。 甚至很多寺庙还变成了蒙古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基地。一些比较大的寺庙里都设立着若干个“扎仓”，扎仓就是类似现在的研究院。那些“扎仓”分别研究和讲授数学、天文学、哲学、气象学、医学等，参加学习的年轻僧侣们经过严格的培训、实习、答辩与考试后，方能得到相应的学位。别看新中国成立前的蒙古草原文盲很多，那些寺庙里却云集着蒙古族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保存着他们很多的学术研究成果。 再说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碰撞。碰撞的主要形式是垦荒与反垦荒。在鄂尔多斯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年，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采取了相当激烈的形式，往往有暴力与血泪伴随。总的趋势是垦荒者在推进，反垦荒者在退缩，其结果是大片大片的牧场变成了农田。从文化角度讲，农耕文明战胜牧业文明几乎是成了定局。但后来事情又有了变化，农区又开始恢复植被，大力种树种草，经营畜牧业。现在的鄂尔多斯农区已经不是“纯粹”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农区了。那些农区目前施行的好多决策却在奉行着牧业文化的理念：顺应自然规律，善待大自然等。如果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回忆，鄂尔多斯地区从上世纪 60年代提出 “种树种草基本田”开始，其农村牧区生产方针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正和完善。现在我们回头观察这个修正和完善的总体走向，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的这样一个目标进行的。而这正是牧业文明的精神内核所在。从文化意义上讲，这绝不是牧业文明的退缩和失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鄂尔多斯，传统的农业文明理念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大家不得不回过头来借用牧业文明的理念来寻找出路。 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改革开放 30年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又一次进入了生命的蓬勃阶段。成吉思汗陵祭奠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和游客；各地每年举行很多次的敖包祭奠和那达慕；鄂尔多斯春节礼仪、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庭的玛尼宏杆祭奠等等又一次进入大普及阶段。主持、执行各种文化礼仪活动的新一代传承人已经成长起来。鄂尔多斯民族民间歌舞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更为重要的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研究已经蓬勃兴起。包括蒙古族文化研究在内的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已经被提升到了地域文化学的档次，蒙汉族学者撰写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标志着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理性发展阶段。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一旦有理论上的总结和支撑，它就会真正强壮起来。 三 归根结底，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保护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下去的唯一依据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说，当社会和时代需要某一种文化存在下去的时候，这个文化形态才会有生命力。反过来说，假如某一种文化形态已经为时代和社会所不需要，它注定要衰落，消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会被时代和社会所需要呢？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优势：先进性、哲理性和开放性。 先说蒙古族文化的先进性。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文明是以狩猎文化 -牧业文化 -农耕文化 -工业文化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顺序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构思了一个链条，又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贴上了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的标签。这个标签的逻辑就是：相对于农耕文化，牧业文化是一种落后的弱势文化。按这个逻辑，属于牧业文化的蒙古族文化肯定也是一种落后的 弱势文化。其实这是一种机械论。我们现在更多地发现蒙古族文化并不落后也并不弱势。比如蒙古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崇尚自由、平等的观念，开放、包容的特性等等，非常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符合现代世界的文化理念。这就是蒙古族文化的先进性所在。 再说蒙古族文化的哲理性。 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文化包括：以成吉思汗陵为中心的祭祀文化；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舞和民间诗歌创作；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鄂尔多斯畜牧业文化；革命的红色文化；鄂尔多斯民俗；历史文化著述（蒙古族三大历史经典《蒙古秘史》、《十善福白史》和《蒙古源流》的后两部均出自鄂尔多斯人之手）等。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印象：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不仅富有特色，还表现出了内容上的完整性—它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民俗、民间文艺，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蒙古民族理论思维和哲理思维的成熟—两部经典著作的作者以及其他一些文人群体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成熟。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无疑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再说蒙古族文化的开放性。 蒙古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公元 13世纪蒙古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其文化的开放性。成吉思汗在毫不留情地消灭敌对方的军事力量的同时，对他们的文化形态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对于俘虏中的知识分子以及手艺人，成吉思汗要求禁止屠杀，往往把他们带到草原，让他们传播知识与技巧。这种举动的背后包含着成吉思汗学习其他民族思想、科学技术和操作技能的强烈愿望。对 于各种宗教文化也是这样，原本信仰萨满教的蒙古草原上，成吉思汗时代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那时候广袤的蒙古草原应该是一个世界各种文化的百花园。军事征服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文化征服，但奇特的是成吉思汗并没有在消灭对手的时候连他们的文化也一同消灭，而是采取了保护、吸纳的态度。这种模式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认真研究的。时过多少年，蒙古族文化的这种宽容精神与包容性几乎一直保留了下来。这种开放似乎已经变成蒙古族大众的一个心理特色。蒙古族绝不是一个保守、守旧的民族。他们接受新的东西比较快。直到现在，这种特点在任何一个蒙古族群体内都可以看到。 四 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保护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但怎么保护？有一种主张是把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封闭起来，画地为牢，把一切其他文化的影响都拒之门外，认为这是保持文化纯洁性最好的办法。但问题是，第一，在当今世界，拒绝其他文化的影响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假设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通过法规、法令的制定和政府行为）划出一些纯文化区，但其结果肯定是：带来“纯洁性”的同时，单一性和保守性也将会随之出现。而某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出现单一性和保守性，其生命力也将会变得脆弱。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就想到那些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皇帝们。据历史学家们介绍，中国的统治者们原本并不保守，其中一些皇帝还相当开明，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去跟其他文化形态进行竞争与交流。但不知为什么，偏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蓬勃兴起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却表现出了恐慌和惊惧，他们只怕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污染，对 “非正统”、 采取了文化保守主义“非中国”的东西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和封闭政策，拒绝交流，更不愿意学习别人。结果使一个五千年古国与一个巨大的历史发展机遇擦肩而过，让一个曾经是十分发达也十分繁荣的中国后来却到了像一只毫无抵抗力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的地步，让一个曾经十分辉煌也十分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缺少新的营养而显得衰老和孱弱。那些皇帝们的历史责任也真是太大了！ 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证明，世界上凡是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文化，其生命力都比较弱。比如澳大利亚土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一部分地区。他们因地理、交通或其他各种原因处于一种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结果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他们的文明确确实实是“过时”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要生存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它必须与其他文化形态保持经常性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联系。只有在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碰撞、竞争、吸纳、补充、更新的过程中，一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才能够不断强劲起来。这与生物进化的规律相似：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的进化就越慢，而在各种物种共存并且竞争的环境中，生物进化就明显地加快。 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几种文化形态在鄂尔多斯相遇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里形成了一种各种文化形态在共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生态环境。 五 鄂尔多斯的发展繁荣需要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支撑；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本身又需要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发展。笔者认为这里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1.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变化”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如今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展就是一种变化，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对文化形态而言，这种变化不仅体“变化”现在形式上，也出现在内涵方面。因此， “变化”又意味着丢弃一些旧的东西和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个变化。要明白，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变化”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生命力所在。的文化形态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一些变化。从长远看，古老的游牧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正是在这种融合中，古老的游牧文明将演变成崭新的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民族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演变是一个民族迅速崛起的前提。犹太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但他们古老的文化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代文化，从而这两个民族也站在了世界的前列。 2.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承” 文化是通过“传承”发展的。于是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面前都摆着两个问题：传承什么？怎么传承？ 传承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再现”或“恢复”，而应该是一种精神内核的弘扬。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将古老的游牧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成功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鄂尔多斯历届领导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农村牧区生产建设方针所遵循的就是一种牧业文明理念，那么如今的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热潮中，我们也应该认真研究蒙古族文化核心理念的弘扬问题。 3.将研究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 我们的研究不应该一味地“向后看”，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现在怎么样？遇到了什么问题？它出现了哪些新的因素？它将来的发展与变化是什么？等等。 这些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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