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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占东，是我参加革命后认识的第一位土生土长的蒙古族领导干部。
1951年，我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分配到中共伊盟盟委宣传部工作。时隔不久，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先被派到准格尔旗搞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之后，又去准格尔旗一区王保公村（后来该区划给萨拉齐县管辖）搞土改。工作开展不久，春节到了。一些年长成了家的干部都回家过年，剩下年轻没成家的人都集中到将军窑子过大年。当时任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吴占东就是负责管我们过大年的头儿。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英俊小伙子。别人介绍他的正式职务是盟团委宣传部部长。有人还进一步介绍说他就是伊盟鄂托克旗的蒙古人，十来岁上就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一直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听了这些介绍，初识吴占东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族青年领导干部的形象在我头脑中树立起来了。这其中既包含了敬佩之意，也有对其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羡慕之感。
也许正是因为我对吴占东同志有着良好的第一印象，使我与他的接触频繁起来。我们同住一个室里，同睡一条炕，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在一个操场上打篮球、嬉闹玩乐，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是领导，他自己也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当官”的样子。就这样我们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单身队员，过了一个快乐红火的大年。
经过这一段初识阶段，吴占东在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个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好头头、好朋友。
（二）
土改结束后，各自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到了1952年的6、7月份，当时任盟委宣传部部长的陈乐山找我谈话，说吴占东即将调任乌审旗旗委宣传部长，他提出要你同去到乌审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我们考虑到你是个南方人，刚来伊盟工作，乌审旗是伊盟最偏僻的一个旗，交通不便，连个二柄子车（一种畜拉木轮车）都不通，人口稀少，是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业区，怕你去了各方面都适应不了，所以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你去不去组织上都不勉强。陈部长的谈话虽然很突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是我并没有犹豫，当场就答应去乌审旗。之所以如此，一是我认为服从组织分配是一个革命干部的天职；二是对吴占东能挑选上我感到荣幸；三是我对吴占东虽然只有几个月的相处，可是他的为人处世都赢得了我的敬佩和信任。感到在这样一个好领导手下工作放心。
谈话后不久，我们就“走马上任”了。说“走马上任”那可是名副其实。我们一行四人（另外两人是奇永昌和原烽）从盟委要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两匹马子上了路。马子是用来驮我们四个人行李的，我们轮流牵着马子步行。从东胜到伊旗（那时叫郡王旗和札萨克旗）的通格朗，路比较平，我们走得比较顺利。一百多里的路程走了三天就到了。从通格朗再往南走到乌审旗地界就都是茫茫的沙巴拉了。不仅大路成了羊肠小道，而且一到沙丘上就连羊肠小道也被风刮得无影无踪。我们全凭吴占东引领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有时占东同志也迷了路，我们只好跟着他在沙海里“转卜子”。转的走不动了，就在沙梁上睡，饿了就拾点沙蒿柴烤我们自带煮熟的羊肉（到通格朗时，吴占东买了一只羊，杀了煮熟，驮在马背上，成了我们行军中的干粮）；渴了就在湿地上掏个圪卜，用洋瓷缸子舀出水放在沙蒿柴上烧滚了喝。就这样我们走了九天九夜才到了乌审旗。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吴占东同志的引导，不要说到不了乌审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能否活下来还是个问题。尤其是我这个南方人，从来没见过沙巴拉是个什么样，从来没吃过羊肉是什么味。在这九天九夜的行程中，我看到的、学到的、体验到的东西是任何学校都学不到的。让我学到这些东西的启蒙老师就是吴占东同志。在我们迷了路转了卜子的时候，是他想尽各种方法，从茫茫沙海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当我们经不住旅途煎熬，对战胜困难失去信心时，他总是给我们打气、鼓劲并带头去克服困难，使我们四个人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四个人中我年龄最小，又是南方人，在生活中有许多难关就过不了，比如羊肉就吃不了。可是我们带的食品只有羊肉，不吃就得饿死。作为领导又是老大哥的吴占东同志，采取各种方法，使我过了吃羊肉这一关，由不吃到吃，由少吃到多吃。旅途是艰苦的，也是寂寞的，有时我们一天也遇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户人家。为此我们都很愁闷，吴占东为了让我们有个好情绪，也走了一路给我们讲了一路的故事和笑话。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使人们受到鼓舞和振奋。
（三）
我从16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有44年的工龄。在这44年的革命生涯中，我始终没有离开宣传和新闻这两项工作，也始终没有离开过鄂尔多斯这块土地。这与吴占东一直是我的领导（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有关。因此我不仅有对他为人处世耿直、率真的敬佩，也为他廉洁奉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折服。从我的回忆中感受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骄不躁、年轻持重。吴占东同志年轻时就担任领导工作，而且是个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的领导。被当时人们称为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可是吴占东本人从来没把此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相反，他始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不管担任什么领导职务，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不盛气凌人，更不以权谋私。在乌审旗工作期间，给他分配的部长办公室和宿舍，他坚决不要，与我们干事一起同室办公，同炕睡觉。给他分配专用的马匹，谁下乡谁骑，变部长专用为部里公用。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犯下错误时，他从来没有发脾气、打官腔，更没有过高声训斥，总是与人为善，循循善诱地“冷处理”。就当时的全盟来说，乌审旗条件最差、生活工作最艰苦。再加上交通闭塞，匪患频发，安全不保，所以许多外来干部不安心在本地工作，而乌审旗委宣传部的全体干部，则是上下团结，人心思进，业绩突出。这都是占东部长领导有方的结果。
二是勤于学习，才思敏捷，接受新事物快，勇于创新，善于决策。由于吴占东同志一参加革命就被送到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此后又长期担任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经常与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人士打交道，因此，他非常重视学习。不仅向书本学，而且也在实践中学；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还广泛涉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知识。他是那个时期少见的学习型领导干部。不仅勤于学习，而且还善于学习，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决策能力。他在宣传部当领导时，亲自动手拟定工作计划，起草报告、讲话稿，写工作总结。他把自己动手看成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提高决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是吴占东同志的领导有方还体现在用人方面。他知人善任，大胆使用提拔人才。宣传部门涉及面广，需要广纳各方面人才。尤其是要与各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并从中选拔所需的各种人才。然而在吴占东同志担任盟委宣传部领导期间（1957年反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正是我国“左倾”思想泛滥成灾，对知识分子大加打压之时。吴占东同志冒着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整的风险，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宣传系统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提拔使用了一批家庭成分高并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专业技术人员。尽管有些干部由于压力太大，不可抗拒，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吴占东同志也是尽力从轻处理，力求在政治上给一条出路。正因此，1966年“文革”一开始，吴占东同志就被划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黑帮”圈子里，被群专、揪斗，受到残酷的迫害，就连他的夫人李洁珠也一并受害，遭受到残酷斗争的厄运。
吴占东同志是我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但遗憾的是，正当他年富力强、担当起党交给他更重要的任务时，离我们而去了。我作为他的一名老部下、老战友，对他的英年早逝除表示极其哀痛和惋惜外，还要对他的忠魂呼喊一声：你不愧是党培养出来的一名好战士！不愧是鄂尔多斯人民的骄子！
作者：伊克昭盟宣传战线的老兵，长期在吴占东同志领导下工作。曾任《鄂尔多斯日报》社长、总编辑，盟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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