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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冈彻辰研究 （一）萨冈彻辰的生平 蒙古历史名著《蒙古源流》一书的作者萨冈彻辰生于1604年，是鄂尔多斯乌审旗伊克锡巴尔地方名门望族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年）是明代蒙古史上的显要人物。据萨冈彻辰介绍，他的曾祖父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能“总结历史、汲取经验、预测未来、制订对策”的一位学者。他不但满腹经纶，具有雄才大略，是治国安邦的贤能；而且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是信仰虔诚的佛教徒。当蒙古宗主大汗图门札萨克图可汗执政时期，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得到宠信，被任命为五位最高决策大臣之首。在三十七岁时，他谒见其叔父土默特部的阿拉坦（俺答）汗：谓大仇已报，且已同明朝“议和”，叔父年龄“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惟在经教”；劝阿拉坦汗迎请“西方纯雪地方”之“大慈观世音菩萨”“照从前神祖呼必赉彻辰汗（即忽必烈彻辰汗）与胡土图帕克巴（即八思巴）喇嘛设立道教，岂非盛事乎”？阿拉坦汗认为很对，便接受了他的建议，选派使者前往西藏，邀请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传教。 当阿拉坦汗于1578年5月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西北的仰华寺会见时，由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代表蒙古方面阿拉坦汗致词。在致词中，他盛赞这次历史性的会见，预言随着此次会见，蒙古地区会出现“将涌血之大江变为溢乳之净海”的局面，受到十余万各族人民的称赞。阿拉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也都非常赏识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虔诚和才能，达赖喇嘛称赞他是“身心俱慧的洪台吉”。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儿子名鄂勒哲依杜勒奇答儿罕巴秃儿彻辰洪台吉，他于1589年起继承父亲的事业，为自己所在的鄂尔多斯万户的利益和尊严，奋斗终生。他的儿子名巴图答儿罕巴秃儿彻辰洪台吉，十三岁时承袭父亲的封号，十五岁便执政，也是受到人民爱戴的一员勇将和有头脑的政治家。巴图台吉（1580年-？）的儿子就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萨冈彻辰·洪台吉。 据萨冈彻辰自述：“我十一岁时，被看作是在六部（兀鲁斯）的可汗之中，弘扬佛法、功绩显赫的贵族的后代子孙，将我光荣的曾祖父的名号赐给我，称‘萨冈彻辰·洪台吉’。十七岁时被任命为大臣。那些年，蒙古地区风调雨顺，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 1621年，为与明朝改善关系，蒙古鄂尔多斯部博硕克图济农派出六十名代表在陕西特莫图（榆林）与明朝官员进行谈判。不料这些代表竟遭背信弃义的明方杀害。济农为报此仇，起本部兵十万进攻明朝之延安城。萨冈彻辰随军出征，他同其他那颜一样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明朝最高统治者自知理亏，委托土默特部从中斡旋。土默特部万户阿拉坦汗的曾孙鄂木博派出使者前往鄂尔多斯，同鄂尔多斯部“议政”。博硕克图济农派三位那颜作为代表，其中就包括萨冈彻辰。经过与明朝代表的反复谈判，最后终于取得合理赔偿，鄂尔多斯部同明朝的紧张局势方缓和下来。 萨冈彻辰生活的时代，是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后金吞并蒙古政策不断取得胜利，蒙古“黄金家族”节节败退、走向没落的时代，也是蒙古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萨冈彻辰认识到了这一点，极力主张蒙古民族内部的和睦团结。1627年，他从大局出发，支持全蒙古的宗主林丹汗，而且坚定地站在林丹汗一边，披挂上阵，参与林丹汗平息右翼三万户的战斗，进而积极参与组织抗击后金的斗争。没想到，蒙古在与后金的战斗中，林丹汗损兵折将。后来，林丹汗率部西征时，萨冈彻辰没有随同前往，而是留在了自己的故土。 （二）萨冈彻辰的民族思想 1634年，鄂尔多斯部额璘臣济农不仅恢复济农职务，且登上汗位。他在奖赏推举他为汗的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的百官时，封“首先纠众击仇之”萨冈彻辰洪台吉为“额尔赫彻辰洪台吉”，并赐给他“行兵则执纛前行，围场则居中行走之达尔罕”的荣誉。 怀有民族荣誉感的萨冈彻辰，对满洲人入关前后蒙古发生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如：1626年以奥巴为首的科尔沁部封建主投入后金怀抱；1635年以额璘臣济农为首的鄂尔多斯部统治者投降后金的背叛行为；1636年内蒙古的王公会盟，承认皇太极为博格达薛禅汗的举动等，他都保持沉默，实际上采取否定态度。他对林丹汗的所作所为也持保留克制态度。按他的本意来说，并不赞成林丹汗用武力对付右翼三万户。他认为，蒙古各部之间应消除仇怨，团结对敌，当务之急是击退入侵者，捍卫民族的生存。而林丹汗在大敌当前之际，却用武力攻打右翼三万户，威胁科尔沁、喀喇沁等部，对此，萨冈彻辰感到非常失望。不过，他对林丹汗的病逝，又感到万分的悲痛。1646年鄂尔多斯被划分为六个旗的事件，1649-1652年爆发的扎穆苏反清遭镇压事件，尤其使他伤心落泪。 萨冈彻辰深切地认识到，满洲统治者对蒙古人采取的政策是：政治上分而治之，破坏他们的凝聚力，以防止蒙古人的团结；文化上极力泯灭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彻底消灭蒙古民族文化，以达到长期奴役蒙古民族的目的。在严峻的形势下，萨冈彻辰一方面不愿意提到上述投降和失败等令人痛心的事件，另一方面为维护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立志以蒙古历史为题材，撰写一部历史著作，歌颂那些大义为先、心怀民众的可汗和坚决维护民族利益不惜牺牲性命的文臣武将，赞扬那些不畏强暴勇于捍卫民族生存的平凡的蒙古族民众，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为此，萨冈彻辰在后金占领鄂尔多斯以后，从三十岁开始直至五十九岁，整整用二十九年的时间收集资料，酝酿构思，直到最后撰写完成《蒙古源流》一书。 萨冈彻辰隐居故乡著书立说时期，正是清朝的政治恐怖气氛笼罩内蒙古各地的黑暗时期。好大喜功的康熙皇帝亲政之后，镇压了汉族的“三藩”之乱，消灭了蒙古的布尔尼王“劫其父”的反清斗争。一时之间，几乎达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亲信科尔沁亲王满殊习理。在这种形势下，萨冈彻辰拒不接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民族采取的怀柔羁縻政策，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他潜心著书，歌颂祖先的光荣、民族英雄的勇敢，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愧为值得人们尊敬的承前启后的学者、思想家、17世纪蒙古族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物之一。 （三）萨冈彻辰祭祀研究 众所周知，萨冈彻辰是著名的蒙古史编年史学家，他的著作远远超出了他本人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几百年来东西方蒙古史学界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世界蒙古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只知道萨冈彻辰是鄂尔多斯部乌审旗贵族，生于1604年，逝于1669年，在明末清初时，帮助林丹汗为蒙古基业尽了全部的努力，建立了丰功伟绩，但终因形势所迫，弃甲归牧，著书立说而已。很少人知道萨冈彻辰的后裔和他所属嘎日哈坦部落400年如一日地祭祀着他的灵位和碑位。对萨冈彻辰逝世以后和当时的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知之甚微。其中原因是当时信息闭塞、交通不发达、外界很难知之。19世纪时，西方传教士来到鄂尔多斯西部地区传教时，田清波（A·Mostaert1881- 1971）搜集了部分资料，整理发表在北京的有关刊物和国外杂志上。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传说，发表在《鄂尔多斯民间故事集》。萨冈彻辰祭祀活动从1669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时也没有彻底中断，只不过从公开转入地下而已。改革开放后乌审旗图克镇梅林庙嘎查的嘎日哈坦部落后裔恢复了300多年以来祭祀萨冈彻辰的传统，大家自筹资金修建了萨冈彻辰纪念馆，现在每年四季按传统沿袭下来的习俗供奉祭祀萨冈彻辰。近年来，萨冈彻辰祭祀活动的规模逐年增大，对萨冈彻辰的祭祀活动，历史根源探究者也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好多人来到纪念馆询问各种问题，纪念馆的人员也很难一一回答，鉴于此种情况，萨冈彻辰纪念馆负责人拉格胜布仁用七年时间编写了一部《萨冈彻辰祭祀》。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萨冈彻辰和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生平和著述以及在鄂尔多斯部的祭祀习俗、历史沿革、变迁和相关的礼仪、仪轨和祭文、诰书、赞词、颂词等内容，并介绍了萨冈彻辰的后裔概况、嘎日哈坦部落简史、乌审旗有关情况和《明鉴》《宝贝珠》等历史文献，其中有不少属于先前很少有人知晓的、珍贵的、抢救性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编撰者在该书的编撰过程中不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而且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和资财，最终完成了这部史料。但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编撰者文化程度、学术水平和史学方法欠缺等原因，在本成果中无意填入一些牵涉现代的东西，进而影响了本史料的学术价值。 二、《蒙古源流》研究 《蒙古源流》最初的书名为《qad-un undus-un erden-in tobCiy-a》，意思是《记载〈蒙古〉诸汗根源的宝卷》，简称《额尔德尼·脱卜赤》，即《宝卷》。人们习惯上按照乾隆皇帝改定的书名称其为《钦定蒙古源流》。在17世纪产生的几部蒙古编年史中，它是一部“流传最广、刊译最多、声誉最著的作品”。[1] 这部历史著作记载了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印藏王统以及蒙古诸汗源流，从蒙古始祖孛儿帖·赤那写到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达延汗直至林丹汗，同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古族通史，其中对15至17世纪蒙古社会历史、诸汗世系的记载，是尤为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关明代蒙古的史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那样，汉文文献记载中的某些“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只有利用《蒙古源流》等蒙古史学家自编的书才能疏通确证，甚至有些事实仅有《蒙古源流》记载下来，如张穆所说：‘今据此一书表出，而后明史言蒙古事者，乃略皆可读’”[2]。它的作者萨冈彻辰在叙写每一历史事件时，无不倾注鲜明的爱憎感情，以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它才受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喜爱，将其视为瑰宝。 （一）《蒙古源流》的名称和版本系统 1.《蒙古源流》的名称 《蒙古源流》广泛流传在蒙古人民中间，在封建上层中影响更大，在辗转抄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书名。如： （1）《记载蒙古诸汗〈军〉根源之宝卷》 （2）《经史总汇宝贝黄金史》 （3）《宝卷》 （4）《印度、西藏、蒙古诸汗之白史》 （5）《大世界诸汗根源之重要经过》 （6）《论外世界及内世界生物之出版暨诸汗家族》 （7）《蒙古诸汗起源》 （8）《蒙古源流》（汉译名称） 在诸多不同的书名中，以蒙古文书《宝卷》（erdeni-yin tobCi）和汉文书名《蒙古源流》这两个名称流传最广。《蒙古源流》这个书名是爱新觉罗·弘历根据本书叙写的基本内容钦定的，因而这一名称也是基本上贴切的。 2.《蒙古源流》的版本系统 《蒙古源流》现有三十多种版本，但归纳起来，基本上分为两个系统：（1）是作者萨冈彻辰的原著系统。（2）经喇嘛篡改的系统。喇嘛教徒染指此书，竟将一部蒙古族通史篡改为蒙古政教发展史。由于蒙古王公贵族及大喇嘛的大力支持和宣扬，这种本子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尤其是当1766年喀尔喀土谢图亲王成衮扎布将此书呈送乾隆皇帝，经过乾隆皇帝删改之后，就成为蒙古黄金家族史和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史，并将书名改为《蒙古源流》。此书翻译为满文后，在1777年又由满文译为汉文，编入《四库全书》，因而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国内外翻译出版和研究概况 1.国外翻译出版概况 早在1820年，德国学者Я·施密特就将《蒙古源流》向欧洲做了介绍。1829年，他又将《蒙古源流》译成德文，并以《东蒙古及其王室史》作为书名出版。1933年，德国依·海涅什将《蒙古源流》的满文译本《蒙古诸汗之源流》转写成拉丁文在莱比锡出版。1955年，他又将1928年从乌兰巴托带回的库伦本《蒙古源流》，题为《萨冈彻辰蒙古史库伦抄本》，在柏林影印出版。1956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影印出版了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在鄂尔多斯地区收集到的三种手抄本，书名作《额尔德尼·因·脱卜赤·萨冈彻辰编年史》。同西方相比，东方翻译出版《蒙古源流》，就时间来说，差不多晚了近一个世纪。1905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从奉天（今沈阳）故宫博物院得到《蒙古源流》一书，翌年，他影印出版了满文《蒙古源流》。1940年，日本弘文堂正式出版了由江实译成日文的《蒙古源流》。同年，藤冈胜二以拉丁文撰写并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了一部《喀喇沁本蒙古源流》。 “喀喇沁本”，是将《蒙古源流》之上半部和《黄金史纲》的下半部合二为一的版本。1961年，蒙古国历史学家那顺巴拉珠尔整理出版了“库伦本”《蒙古源流》，书前有史学家沙·纳楚克道尔吉写的序言，正文是以库伦本作底本，参照其他三种抄本合校。所以，该本在很长时间内是国外最佳的版本。 2.国内搜集出版概况 1927年，蒙古族著名出版家喀喇沁右旗人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出版了前有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所写之序的《译注蒙古源流》。1933年，木刻的沈曾植、张尔田等注释的《蒙古源流笺证》一书问世，此书可以作为“五四”前后我国对《蒙古源流》研究的代表著作。此后，北京文殿阁书从《四库全书》中抽出《蒙古源流》收入“国学文库”第二十七编中铅印出版。196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流传在鄂尔多斯阿拉格苏勒德地区的一种本子。这是莫日根巴托在广泛搜集蒙古文古籍时所获的珍贵古抄本，其特点是附有尾诗和至汉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大事记，是一种较好的版本。 1986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胡和温都尔先生出版了《蒙古源流》的一种校注本，其底本是一种罕见的康熙年间的手抄本，因而增加了有关清代历史的简述。此书是1963年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右旗（即前旗）吉尔噶朗庙（一座喇嘛庙的名字）中所得，可以认为，这在现存各种版本中是一种较好的版本，或许是最接近原著的珍贵版本。 近年来，国内不仅出版了几种蒙古文本的《蒙古源流》，而且还出版了道润梯步用古汉语重新翻译的《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即《印度、西藏、蒙古诸汗源流》）。 3.国内外研究概况 （1）国内研究概况 《蒙古源流》问世已经近3个半世纪。这部书流传至今，不能不说与乾隆皇帝有很大关系。据说乾隆皇帝有一次阅读蒙、元历史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对群臣发布谕旨：蒙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均是博尔济吉忒氏，为什么在《元史》中称元帝为奇渥温氏呢？为了解决这一疑问，乾隆皇帝曾下令让喀尔喀蒙古的亲王成衮扎布查查这个问题。成衮扎布遵照皇帝谕旨，将家中或当地蒙古部落内收藏的关于成吉思汗世系的档案，即蒙古文《印度、西藏、蒙古诸汗之白史》呈送给乾隆皇帝，这就是后来更名为《钦定蒙古源流》的版本。不久，蒙古文本《蒙古源流》被译成满文，1777年又由满文译成汉文。“满汉文译者对此书的传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3]，且被收入《四库全书》。 正如包文汉、乔吉先生在《蒙文历史文献概述》中提到的：“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所以将蒙文《蒙古源流》译成满文和汉文，是对这部著作的最早的一种研究”。后来，《蒙古源流》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蒙古源流》一书作了进一步的评价。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宣付馆臣，译成汉文，润色排比，纂成八卷，分述各卷内容，重点评价第三卷以后，皆记蒙古世系，从元顺帝北奔后，世传汗号至林丹汗”“中间传世次序、名号、生卒年岁，厘然俱载，诠叙极为详悉”。关于内地之事的记载，作者仅据传闻记录，不能尽归确核，“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灼见，自不同历代史官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妄加纂载，以致鲁鱼谬戾，不可复赁。得此以定正舛讹，实为有裨史学”。[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者们是第一批比较系统地研究《蒙古源流》的人，他们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有不少学者研究《蒙古源流》，比较有成就的当首推沈曾植、张尔田的《蒙古源流笺证》。《蒙古源流笺证》吸收了王国维的见解，经过沈、王等人的旁证疏通，书中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得到了解析，许多史事得到了证实，没有根据的传闻也被辨明，为后来的研究者使用这部书提供了很大方便。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发表过数篇关于《蒙古源流》的研究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5]，提出了《蒙古源流》的汉译本是从满译本转译的见解，此后遂为学术界所接受。 1927年，特睦格图在北京蒙文书社出版了《译注蒙古源流》。所谓“译注”，就是将书中的人名、地名和部落名称等注以蒙古文、满文和藏文，这又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对《蒙古源流》一书的研究、出版和参与研究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1962年内蒙古历史学会在呼和浩特举办了《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国内不少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大会提交论文，对《蒙古源流》一书作者的家世及其生平、书中的主要内容、国内研究概况以及国外研究动态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对这次学术讨论会，《内蒙古日报》和《光明日报》都作了报道，会后内蒙古历史学会编印了《〈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纪念会文件汇编》一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有关《蒙古源流》的整理、注释、翻译、评论等专著和论文大量发表出版。其中应该突出提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的道润梯步的《新译校注〈蒙古源流〉》一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所谓‘新译’是对清译而言……汉文清译本不是直接从蒙古文译出的，而是由满文译本‘重译’的。看来，满文译本的问题似乎不多，但汉文译本的问题是很多的，大约全书的50％左右都是错误的，如果不对照蒙古文原文就无法读得懂，这就是所以要‘新译’的原因。所谓‘校注’是指校正王静安、沈曾植、张尔田等先生注释文而言行。诚然，先生们研究并注释了这部书，是有很大功劳的，但也有不少问题，这里有三方面的情况，一是部分注文是错误的，做了力所能及的校正工作；二是部分注文由于新译的结果，自然变为无用而被淘汰了，但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注释条文，也许有不当之处，还需要研究；三是部分注文是可用的，但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用张尔田先生的‘今且存而辨之’的方法，保存下来了。”[6] 对清汉译本的这种估价是否合适，可以研究。不过，《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毕竟是根据蒙古文直接新译的，且也的确解决了清汉译本和注释当中的很多问题[7]。毋庸讳言，有好些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且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从词句到内容，都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8]。因此，现在同样有必要“着手整理蒙文的校勘本和出版新的汉译本”[9]。正如道润梯步先生所期望的一样，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乌兰在“中国蒙古学文库”，以《蒙古源流》研究为书名出版了新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研究一书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蒙古源流》研究的基本成果，以完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科学研究，对《蒙古源流》研究一书的成绩，周清澍先生在出版“序”里讲的非常透彻。该书出版后，蒙古学著名专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吉先生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肯定了该书的成绩。文章发表在《蒙古学信息》刊物上。乌兰研究员的《蒙古源流》研究一书可以确定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到20世纪末《蒙古源流》研究领域里的代表作。 （2）国外研究概况 《蒙古源流》在国外的研究状况乌兰研究员在《蒙古源流》研究一书的“导论”里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介绍，我们不在这里赘述了。有兴趣的同志请阅读《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为盼。 对《蒙古源流》国外研究情况，我们将原苏联著名蒙古学学者波·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和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对《蒙古源流》的评论作为结束语。 俄国学者波·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源流》评论说，由于作者“属于成吉思汗一族，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当权王公，所以能够从老前辈，即从‘黄金家族’古老传说的保存那里，从其他封建氏族的代表者那里听到许多事情。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利用系谱、祖传记载及其他文字史料方面有很多方便条件。所有这些原因，足以证明为什么萨冈彻辰的著作恰恰对15至16世纪的历史叙述得最为精辟的原因……”[10]从这一中肯的认识和他的专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可以看出作者对《蒙古源流》有较深的研究。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其有分量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辟有专节论述了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称其为“17世纪末蒙古学史上一部伟大的史籍”，[11]认为该史籍“对元亡之后蒙古史的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12]应该说，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注 释 [1][2]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蒙古源流〉初探》，原载《民族史论丛》，后被收入《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三辑），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年。这里的引文见该书第508、493页。 [3]《〈蒙古源流〉初探》509页。 [4]永容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7]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序》第11-1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8][9]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蒙古源流〉初探》，1983年，这里的引文见该书第510、495页。译文同汉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的文字有较大出入。 [10][苏]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7-28页。 [11][12][蒙]沙·毕拉：《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4、225页。 作者：阿拉腾松布尔， 纳·巴图吉日嘎拉均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7年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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