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的乌审召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宝日勒岱,不屈服于恶劣的生态环境,她带领当地群众,以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精神,在乌审旗乌审召公社掀起一场绿色革命,通过铲除醉马草、治沙造林、兴建草库伦等措施,逐步改变牧区落后面貌。1965年,乌审召公社被党中央命名为“牧区大寨”,而她本人,也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乌审召人在宝日勒岱书记的带领下,创造了声名远播的“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
一、乌审召生态历史演变
从乌审旗政府所在地嘎鲁图镇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78公里就是以“牧区大寨”而闻名的乌审召镇。乌审召镇东邻图克镇,西接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乌兰镇,南接乌兰陶勒盖镇、嘎鲁图镇,北靠杭锦旗锡尼镇、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驻地乌审召庙而得名。乌审召曾为清朝鄂尔多斯右翼前旗最大的寺院,统辖全旗各寺庙。《乌审召史略》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西藏喇嘛囊索在此地兴建了一座小庙。乾隆初年,本旗第五任札萨克喇什色楞对该庙进行扩建,建起一座正殿,并从西藏请来一位喇嘛任掌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本旗第六任札萨克沙格尔都札布奏请朝廷,派遣在拉萨的喀尔喀部喇嘛——罗桑多尔济为本寺第一代活佛。活佛途经青海塔尔寺时,带回两尊檀木刻制的释迦牟尼像供于主殿内,“召”庙之称由此而来。后来本寺派人去北京弘仁寺取来108卷《甘珠尔》经,从此亦称“甘珠尔经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乌审召设为六区,1956年将四、五、六区合并成立了乌审召苏木人民委员会,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成立乌审召人民公社,1965年被党中央命名为“牧区大寨”。1983年恢复为乌审召苏木,1995年划出部分地域,设立查汗淖尔镇,2001年乌审召苏木与查汗淖尔镇合并更名为乌审召镇。历史上的乌审召曾是水草丰美、气候湿润的天然草原。包括乌审召在内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地之一,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鄂尔多斯几经下陷和抬高,发生了多次“海陆”变迁。在各个变迁的交替时期,出现了生命,从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从原始生物到高等生物,由裸子植物时代进入被子植物时代,由单细胞动物到哺乳动物……据考证,在3.5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河套人”繁衍生息,“河套人”时期乌审旗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现在有很大差异。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曾说:“那时的萨拉乌苏地区有较大的湖泊和河流,湖畔附生有疏散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公元前310年,匈奴族入侵河南地(今鄂尔多斯)时,这里依山带水,气候适宜,黄河两岸,一望平川,沃野千里,阴山脚下,草木茂盛,多禽兽。因水草肥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至今还留下许多古城遗址,如巴图湾附近的白城子,城川的唐代宥州古城等十几座。公元413年,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无定河畔),他曾在登高望远时赞叹此处优越的生态环境,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可见当时包括乌审召在内的鄂尔多斯地区林草盖地,沃野千里。
然而,隋唐以来在蒙古地区实施的移民实边、军垦、民垦政策,使得乌审召生态恶化,曾经沃野千里的草原逐渐荒漠化。据考证,历史上对乌审旗一带的军垦、民垦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早在秦朝,就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乌审召一带的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的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李息出兵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为了巩固边防、安定局势,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有山东饥民70多万迁到朔方以南的河套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使原来的牧区改为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乌审召一带的沙丘大约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又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长达4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唐朝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又一阶段。神龙三年(707年),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在边境上修筑了3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但这时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内蒙古草原迅速荒漠化,鄂尔多斯地区南部——现乌审召一带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辽、金、元三代的300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为游牧部落所有。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在规模和程度上,对乌审召地区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的开垦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而伊克昭盟是清廷放垦的重点地区之一。尤其乌审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索性实行全旗报垦,得到清朝垦务大臣贻谷的赏识,被提升为伊克昭盟盟长。集中大面积滥垦,对于乌审召干旱多沙的荒漠性草原地带破坏尤为严重,许多土地开垦后由于缺水成为沙碛,水土流失导致沙漠化面积急剧扩大。毛乌素沙地也成为中国四大沙尘暴源地之一,号称“死亡之地”。此后的民国时期,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均沿袭了清朝放垦内蒙古草原的政策,并为此制定了许多奖励开垦的办法。据查证,1912-1949年间,仅绥远省的开垦面积就约等于清朝时期内蒙古地区全部开垦面积的4倍。
二、宝日勒岱——“与沙漠做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强调“以粮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牧民不吃亏心粮”,在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开垦草原,大办农业和副食基地,导致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据考证,从1955年到1962年,毛乌素沙地就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开荒,导致沙漠化迅速扩展,使得原本相距70公里的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很快就实现了“相聚”。20世纪60年代初,乌审旗土地沙化逐年加剧,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仅为7%和20%,成为全国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旗县之一,出现了“沙进人退、沙进草退、沙进田退”的现象。
面对“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点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的严酷现实,在那个“沙进人退”的年代,宝日勒岱亲眼看见了肆虐的荒沙埋压农田草牧场的惨状。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干旱导致醉马草大肆疯长更是使乌审召雪上加霜。醉马草,为芨芨草属,禾本科草药,多年生草本,多生于高海拔草原上,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省区,因全草有毒,马、骡及羊等牲畜采食鲜草达体重1%,在30-60分钟后即可出现中毒症状,开始像人醉酒一样疯疯癫癫,然后抽搐死亡。据当时的相关报道,仅1958年就有近40%的大牲畜因吃醉马草死亡。乌审旗对当年的畜牧业生产进行了一次评比,乌审召公社倒数第二!醉马草,成了牧民们心中之痛。
严酷的环境,或者是让人畏惧退缩,丧失斗志,或者是让人迎难而上,激发斗志。而对于勇者来说,必定选择后者。看着漫天的黄沙,迎着肆虐的狂风,站在遍地的醉马草丛中,身为布日都大队队长的宝日勒岱选择了与沙漠做斗争,向醉马草宣战。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醉马草难题。宝日勒岱带领布日都大队60多名青年,迎着风沙,开始了艰难的征程。风来了,他们顶风而上;雨来了,他们冒雨前行。经过24天奋战,草场上、沙漠里的醉马草被全部铲光。第二年,乌审召公社的牧业得到大发展:牲畜总数增长34%;成畜死亡率下降到3.3%,醉马草中毒致死的现象基本消除。
黄沙乘着大漠特有的狂风,不断吞噬着牧场和农田。看着父老乡亲饱受风沙祸害,还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宝日勒岱,努力思索着如何改变这一环境。“生我养我的地方就在沙子里面,这里的牧民们靠天吃饭,生活都很贫困,要在沙漠里生存,走出贫困只有一条路,就是种树治沙。”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宝日勒岱说道。而在当时,治理沙漠没有可借鉴参考的经验,甚至对能否治理好沙漠,人们仍心存顾虑。但是一次偶然的经历,小小的尝试,让宝日勒岱坚定了种树治沙的信心。18岁那年,宝日勒岱看到邻居家的房屋被沙漠层层包围,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就找邻居们商量,试探着背来沙蒿密密麻麻地种在房后,没想到都成活了。将死沙蒿种成活沙蒿,这在全公社还是第一次,宝日勒岱受到了公社表扬。她从中领悟到:沙漠再大也是死的,治一丘少一丘,只要找对路子,横下心,治理沙漠完全是有可能的。路已定,宝日勒岱便带领全大队团员青年从几十里外背来了耐旱、抗寒的沙蒿苗子,和社员们一起趁雨季栽种。可暴风一来,沙蒿不是被埋,就是被连根拔起,只能活几棵。宝日勒岱给大家打气:能活几棵就能活几千棵、几万棵,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沙漠一定会变成绿洲!宝日勒岱的精神和毅力鼓舞着大家。雨季,成了乌审召最繁忙的季节。
1957年,宝日勒岱带领社员,在乌审召兴建了一个青年林园,栽种了200棵枣树苗,由于护理得不好,一棵也没有成活。第三年,宝日勒岱又选择布日都南院和查干呼德水井周围试验种树,用柳篱笆围了栏,经常浇水,一部分树苗成活了,但到了秋天,山羊钻进围栏啃光了树皮,大部分树苗都死掉了。宝日勒岱再次从失败中总结出教训,要种活树,必须特别重视建设和保护围栏。1961年,她发动每家每户根据自家的情况种树,有两户人家在自家院子里栽树,由于勤浇水、保护得力,树的成活率很高。她乘势将井边和院子里的树转移到沙丘上,为了保证成活率,她想办法用牛粪压住树根挡风,设置沙蒿风障,防止树木被风蚀露根和牲畜啃食。
望着一片片精心栽种的绿色,宝日勒岱犹如爱护孩子一样,派人轮流守护,但收效不大,又组织人力挖简易壕,浪费人力不说,还不能有效防止畜群侵害,后来又用草坯或沙柳筑起围墙,效果一下子显现出来,也把草原建设推向了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她还不断创新思维,从消极到积极,从单一防堵到综合治理,不拘泥于上级文件,不局限于部门成规,冲破条块分割,坚持林牧互补,用进取的态度、实用的观点、苦干加巧干的精神,以及从实践升华理论的思维,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的生物固沙,创造性地运用“前挡后拉”①等治沙方法,将沙丘建设成乔(木)、(灌)木、草三结合的人工草场,把沙库伦变成草库伦。宝日勒岱提出了“治沙”是为了“用沙”的观点,变人与环境的对抗性思维为顺应性思维,生态生计兼顾,寓环境保护于科学利用之中,向沙漠要草、要树、要水、要料,加快了治沙建草原的速度,先后固定了17万亩流动沙丘,修建草库伦6.3万亩,围墙总长250多公里,配置了4.3万亩防风固沙林和用材林,有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草牧场,引起了全国关注,被认为是草原建设的创举。“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在失败当中我们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经验。我们鄂尔多斯的树都是人工一棵一棵栽下的,这得几十年、几代人,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自然条件,你不干就不行。”回想当年的治沙造林,已近80岁高龄的宝日勒岱既欣慰又感慨。
为了治沙止漠,宝日勒岱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她生过3个孩子,除了坐月子没误过一天工。1965年,她怀着大女儿,一天也没耽误劳动,孩子出生32天就下地,背着女儿参加队里的劳动。熟识宝日勒岱和3个孩子的人都说,这3个孩子都是在母亲背上长大的。而艰辛的付出,必然会得到回报。以宝日勒岱书记为首的乌审召人在毛乌素沙海腹地掀起的一场绿色革命,成为时代的典型。为此,自治区党委于1965年做出决定,命名乌审召为学习大寨的典型——“牧区大寨”乌审召。同年11月25日,时任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同志题词号召“学习乌审召人愚公移山、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1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乌审召人的所作所为,是我国“牧区的一个历史性变革”,他们“改造沙漠、建设草原”的伟大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必由之路”。《内蒙古日报》12月3日报道乌审召事迹时赞扬:乌审召人自1958年以来,“把成百个沙丘变了样,在几十万亩牧场上铲除了毒草,把十多万亩牧场上的积水排了出去,在大片牧场上实行封滩育草,并建设成2900多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饲料基地”,找回了绿色,也重建了家园。当时乌审召公社总人口2800人,劳动力不足1400人,面对恶劣的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创造了敢于治理、善于利用的业绩,真是了不起。“牧区大寨”的代表人物是布日都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宝日勒岱同志,当时只有20岁!国家重视乌审召经验,1977年8月,派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黄兆华教授率领的专家组,总结并向联合国呈送了题为《治理沙漠建设草原——内蒙古乌审旗乌审召人民公社治沙经验总结》的报告。随后乌审召接待了联合国组织的16个国家的专家、官员来华考察学习。1966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陪慕名而来的国际友人乘直升机考察乌审召治沙用沙成就,高兴地留下了充满自豪的四句诗:“治沙种草获胜利,牧业农业大向前;马里贵宾来参观,乌审召美名天下传!”
三、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
平凡孕育伟大,艰苦铸就辉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身处毛乌素沙海腹地的乌审召人在宝日勒岱等一批治沙英雄的号召和带领下,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以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的革命勇气,谱写了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的壮美诗篇,使乌审召成为当时全国牧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并创造了声名远播的乌审召精神。那么,“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的内涵或实质是什么呢?“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怀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白天劳动建设家园,晚上学习武装头脑,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建设家园的实践,最终形成了‘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当谈到如何理解以及传承弘扬“牧区大寨”精神这一话题时,这位中国第一代治沙英雄给予了朴素而深刻的总结。对于“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的内涵,早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广泛学习“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的时候,已有过初步的概括:即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发展社会主义畜牧业经济的伟大抱负;有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革命风格;有吃大苦耐大劳、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有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虚心学习,勇于实践的科学态度。从创造和形成那一天起,“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就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乌审召人,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验宝库。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和传承这一精神?怎样去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同时与时俱进地去发展?怎样以乌审召精神为引领实现绿色鄂尔多斯建设?
“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所集中体现的正是“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的价值取向。乌审召精神的形成,就是源于宝日勒岱“走出贫困、实现富强”的朴素价值追求。以“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为载体的乌审召精神的追求目标,就是实现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自己在故乡的土地上种树,那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年近八旬仍然割舍不下故乡的沙漠,这句话诠释了宝日勒岱情系家乡的深厚情怀。“能活几棵就能活几千棵、几万棵,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沙漠一定会变成绿洲。”这种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精神,折射出敬业和坚守。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深刻而实在地印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为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鲜活的实例和支撑。
“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是鄂尔多斯精神的重要组成。从20世纪的“团结奋斗、走进前列”到21世纪初的“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再到今天的“开放包容、诚信友善、不屈不挠、拼搏创新、艰苦奋斗、不断进取”,鄂尔多斯精神品质都在告诉世人,鄂尔多斯是有精神的。一个地区文化或精神的形成和这一地区的历史底蕴与地理因素大有关系。鄂尔多斯源远流长的历史、黄河环抱的地理位置、连接“三北”的区位优势,铸就了鄂尔多斯的多元文化和“敢、合、放”的鄂尔多斯精神。而“敢”是鄂尔多斯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敢于拼搏、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精神铸就了鄂尔多斯今天的发展成就。从第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部落之一到1828年爆发的“独贵龙”运动;从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内蒙古地区到吹响鄂尔多斯“包产到户”农村政策号角的第一人赵丑女;从率先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日本先进的羊绒加工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到1999年开通杭锦旗穿沙公路;从2000年在全国率先实施“禁休牧”到将生态脆弱地区成功打造为国家森林城市……无不体现一个“敢”字。而以“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为载体的乌审召精神更是对“敢”字精神的最好诠释。
“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是建设绿色鄂尔多斯的精神财富。有人说“开创先河,闯出一条路是最艰难的”;有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说“精神动力是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治沙英雄——宝日勒岱及其引领创造的“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正印证了上述三种观点。当年,在治沙种林领域没有一个可参考借鉴的成功经验,宝日勒岱带领乌审召人在毛乌素沙海掀起一场绿色革命,通过铲除醉马草、治沙造林、兴建草库伦,为牧区建设养畜开辟了一条新路,并作为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全区。乌审召精神也成为鄂尔多斯人治沙造林、保护环境的理念,代代相传,演绎精神接力。在“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为绿色鄂尔多斯建设不懈努力,追寻绿色梦想,并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如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高擎绿色旗帜谱写了巾帼英雄铸绿的劲歌。之后,更有首个吃螃蟹组建生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蒙古族女牧民浪腾花,有治沙不输丈夫的其其格,有种树改变了穷家样的高怀芳,有同甘共苦、联合治沙的苏力德苏木“十三姐妹”……在她们的带动和感召下,乌审旗3000亩以上的治沙造林大户已达246户,造林面积达100多万亩。乌审召的森林覆盖率由不足7%迅猛上升到30%,植被覆盖率达到77%,牲畜头数由8万多头上升到20多万头,林茂粮丰。
“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是建设绿色鄂尔多斯的经验宝库。一种精神要有其科学内涵和强有力的实践性。“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不像“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农业学大寨”,留在人们印象中的经验就是革命精神和冲天干劲。除了“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乌审召人在条件严酷的毛乌素沙地,创造和发展了治理沙漠、建设草原的独特经验,引起全国关注、联合国重视。今天,我们追寻乌审召人改造沙漠、建设草原的足迹,反思他们的成绩,领略他们的贡献,研究他们的突破,发现他们的观点创新、理论创新和模式创新都在全国领先一步。他们从自发到自觉的科学发展观,不但符合我国西部沙区的实际情况,而且符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沙产业理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更深和更实的层次看,乌审召人首创的三个模式,即发现规律、总结规律的绿化治沙模式,治理沙漠、建设草原的双赢用沙模式和以绿为荣、以人为本的科学管沙模式,给我们展示的已经是沙漠的新经济、环保的新思维、牧区的新蓝图、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未来。50多年过去了,在强调绿色发展的当下,在建设绿色鄂尔多斯的今天,“牧区大寨”乌审召的经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珍,很有必要予以再认识、再总结、再宣传。
作者:宝金山
文章来源:奇海林、杨勇主编《我与鄂尔多斯》【第五卷】,学苑出版社,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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