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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化多元性是内蒙古文化构成的一大传统和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资源。鄂尔多斯地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信仰文化保留较多、较完整的地区之一。如源于萨满教的敖包祭祀、苏力德祭祀以及以成吉思汗崇拜为核心的祭祀礼仪文化和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这些传统的信仰文化资源不仅是鄂尔多斯文化的鲜明特征，而且也是构建多种文化并存共荣的新文化体系的重要人文资源。 关键词：鄂尔多斯 信仰文化 多元文化格局
鄂尔多斯是一个文化多元特征十分突出的地区。有着三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拉勿苏”文化和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鄂尔多斯地区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不断融汇，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历史格局。自13世纪后叶以达尔哈特部为首的蒙古各部族来到鄂尔多斯高原驻牧后，这里便成为蒙古族的又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形成了以成吉思汗“八白室”为中心的祭祀礼仪和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传统。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鄂尔多斯地区比起其它地方更多、更完整的保留着原生态文化的诸多因素。丰富多彩的祭祀礼仪文化是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代表形态和区别于其它地区的显著标志。如，敖包祭祀、苏力德祭祀等原生态祭祀形态和以成吉思汗“八白室”祭典为主的传统宫廷礼仪以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存等，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信仰文化体系，成为当今鄂尔多斯多元文化最具历史价值的核心元素。敖包祭祀是北方草原民族普遍信奉过的原始信仰形式。据考古学资料，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类似敖包的祭祀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敖包和敖包祭祀不断吸纳不同文化因素逐渐演化成集原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萨满教、佛教等不同信仰理念为一体的多源而多元的综合性信仰形态。敖包祭祀是一个最具草原文化特征的信仰偶体，是整个草原民族传统文化诸形态中传承最广、内涵最丰富，且最有活力的影响力的特殊符号。敖包祭祀作为一个活生态文化形态，对当今的社会文化建设和文化多元格局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实际作用和价值。鄂尔多斯是敖包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据地方学者的报道，在解放前原伊克昭盟有过千余座不同类型的敖包，几乎每旗平均拥有200-300座敖包。鄂尔多斯的敖包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较多地保留着敖包和敖包祭祀的原始特征。如，祭天的“腾格里敖包”目前只有在鄂尔多斯等少数地方才能看到，有学者认为“腾格里敖包”是最早的敖包形态。“十三敖包”是源于萨满教“十三阿塔腾格里”的祭祀的又一个原生型敖包。虽然“十三敖包”遍布蒙古族各地，但是最集中、最具典型特征的当数鄂尔多斯地区。以乌审旗为例，不仅三分之二的敖包为“十三敖包”，而且还有“十三呼热胡敖包”、“察哈尔十三查干敖包”等大型敖包和哈达真氏“十三阿塔腾格里”祭祀等明显萨满教特征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是佛教格鲁派黄教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蒙古族地区。因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为数众多的“寺庙”敖包，“活佛”敖包、“禅师”敖包，“喇嘛”敖包等佛教性质的敖包。其中的“尼姑”敖包是其它地方未曾有过的特殊敖包。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样体现在敖包的形制上，诸如“覆钵式”、“八角塔型式”、“四方庙宇式”等具有明显佛教建筑风格的敖包。当今盛兴于草原各地的“那达慕大会”则是源于敖包祭祀自娱性群众活动的一种变体，与萨满祭祀有密切的源渊关系。过去，萨满们祭毕敖包，都要组织举行规模不等的“男儿三技”等娱乐活动。不过，鄂尔多斯地区的敖包祭祀依旧保留着以祭祀为主、娱乐为辅的原始特征，比起锡林郭勒、赤峰等其它蒙古族地区声势浩大的“那达慕”盛会，不仅规模小而且祭祀形式更为古朴。敖包和苏力德的相互结合是鄂尔多斯敖包的另一个地方特征。在蒙古族传统敖包的敖包石堆中央一般都竖有一根称“敖包神杆”的木杆，专家认为是萨满祭天神杆或“祖宗杆子”的象征。多数地区的敖包神杆是上端饰有金色挑状物的木杆，称“道克杆”，源于藏地祭天神杆。而鄂尔多斯的敖包神杆则全都是上端安有铁制三叉戟状物的木杆，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应与鄂尔多斯地区发达的“苏力德”文化有密切联系。汉人祭敖包或蒙汉各族合祭敖包是在鄂尔多斯敖包文化发展史上形成的又一个显著变化。据地方学者的研究，汉族人祭敖包现象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清末民初来到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从事牧业生产的汉族人受当地蒙古人的影响逐渐有了建敖包祭祀的习俗。过去在鄂托克旗就有过30多个汉族人祭祀的敖包，乌审、达拉特、伊金霍洛等地也有不同数量的汉人敖包，并延传至今。蒙汉各族合祀同一个敖包是鄂尔多斯敖包文化的又一个风景线。在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公和军阀开垦屯田的加剧，失去牧场的乌审、鄂托克、达拉特、郡王旗等南部地区的蒙古族牧民被迫向北整体迁移。他们在北迁时把世代祭奉的大部分敖包留在原地。因此，在与鄂尔多斯接壤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北部边缘地带留有很多蒙古族敖包。如，今陕西省榆林市境内目前仍有14座原乌审蒙古族敖包。其中，就有被认为元代名将木华黎之墓的“金肯敖包”，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著名史学家萨冈彻辰之陵墓的“萨冈陵敖包”和传说是与四世班禅有关的“班禅庙敖包”等大型敖包。自改革开放后，两地政府和民众对敖包等文化遗存进行较全面的修缮和重建，并纷纷列入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因此，不少“敖包”、“翁衮”等蒙古族的文化遗存成为两地各族民众共同祭拜的“圣地”。以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的“金肯敖包”为例，在每年农历5月13日的传统祭日，原乌审旗相关哈拉的蒙古族氏众和当地汉、回群众共同汇聚在敖包前按各自的民族传统进行祭拜并开展各种娱乐、商贸活动。 同时自2005年起每年都有河南、湖南等内地木华黎后人李氏家族寻根访祖代表团前来参加“金肯敖包”的祭祀、祭拜自己祖先。这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民众共同祭祀蒙古族敖包是敖包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的演化结果，也是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 鄂尔多斯可谓蒙古族“苏力德”文化的圣地。“苏力德”源于氏族社会时代的“族徽”。进入帝国时代后逐渐演化成权力的象征，变成王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最高标志。由于鄂尔多斯蒙古各部世代敬奉成吉思汗“八白室”、旗纛、遗物的历史原故，自然地形成了以成吉思汗“九游白纛”、“四足黑纛”、“哈撒尔花纛”等蒙元三大旗纛为主，以窝阔台、托里、木华黎、林丹、噶尔丹、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历史人物有关的各色苏力德为辅的苏力德祭祀体系，成为整个苏力德文化的核心区域。据学者报道，过去在鄂尔多斯地区共有三大类二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大小苏力德。“苏力德”是鄂尔多斯又一个鲜明的文化标识，在鄂尔多斯凡是蒙古族人家，都要在院落门前竖立“苏力德神杆”的习俗，与其它地方的蒙古族有着明显区别。鄂尔多斯的“苏力德”不只是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也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之旗，隐含着萨满教天人合一、王权至上的思想理念和草原民族崇尚自然、敬重英雄、崇拜王权、关注和谐的精神传统及骁勇善战、耿直朴实、豁达包容等文化品格。成吉思汗“八白室”是在鄂尔多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迄今保存较完整的唯一一处古代“鄂尔多”（又叫窝耳朵）文化遗址。自13世纪后叶，成吉思汗“八白室”迁移到鄂尔多斯高原后，这里便变成专门供奉成吉思汗及其诸弟、诸子、诸夫人毡帐（鄂尔多）、旗纛、遗物、遗骨的圣地。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属于蒙元帝国皇家宫廷祭祀，具有严谨规范的程序、繁琐的祭祀祀仪和专门的祭祀机构、祭司人，包含着古代蒙古帝王的宫廷生活、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内涵。鄂尔多斯的“八白室”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辉煌历史的象征和民族精神和永恒偶体，在世世代代受到全体蒙古人至上的敬仰和崇拜的同时，也造就了以“八白室”为核心的“鄂尔多斯文化”。虽然，蒙元帝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是以“八白室”为中心的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崇拜信仰和祭祀礼仪，能够穿越多变的历史时空从元代传至今，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成吉思汗是蒙古人永恒的神，蒙古各部族对成吉思汗的无限崇拜及其黄金家族后裔从13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叶的近800年不可动摇的正统统治地位，无不说明这一信仰的博大和诚实。历史地而论，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英雄，他对中华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国家版土的稳定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上仍有很多国家、民族将成吉思汗当做王中之王的伟大英雄来膜拜，除了蒙古人外，居住在我国西北部、中亚地区的裕固、东乡、哈萨克、图瓦、乌改别克人和阿富汗的莫古儿人、北印度的莫卧儿人的后代，将成吉思汗当做自己民族的祖先崇拜。因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八白室”等文化遗存不仅仅是传统信仰文化意义上的载体或符号，而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实的社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鄂尔多斯地区自古就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位于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乃至迄今世界上发现的草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建筑群。 这里拥有1600年前的北魏至元、明、清时期的诸多佛教寺庙、石窟、岩刻遗存和藏传佛教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壁画及珍贵的回鹘蒙古文、梵文、藏文榜题，被学界称为“佛教艺术宝库”①。阿尔寨石窟作为北方草原佛教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对北方早期佛教史的研究及古代北方民族社会文化形态的研究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鄂尔多斯地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传播最早的蒙古族地区。自1578年土默特部安答汗和鄂尔多斯部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西部蒙古封建主，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佛教格鲁派领首索南嘉措会盟之后，右翼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便成为格鲁派黄教最早的根据地和主要的传播地，一时寺庙林立，喇嘛成群，对该地区的文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原伊克昭盟七旗共有寺庙252座，喇嘛9000余人，葛根（呼毕勒干）80余人②。藏传佛教的传入对鄂尔多斯注入新的文化元素，不仅形成传统的萨满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而且给社会文化带来巨大的变革，产生了《十善福白史》、《蒙古源流》、《明鉴》、《珍珠经珠》等历史名著和史学家萨冈彻辰、文学家伊希丹桑旺吉勒、贺希格巴图及诸多的佛教学者和医学、哲学、艺术人才。 在当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传统文化资源最丰富，并且保护、开发最好的地方。自改革开放以后，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在已往的社会动荡中遭到破坏和遗弃的很多传统文化遗存、遗址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以不同的渠道和形式有计划地抢救、开发敖包、苏力德，成吉思汗“八白室”等传统祭祀形态及佛教文化、民间艺术资源，逐步形成以“成吉思汗陵”为中心的新的多元文化格局。如位于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和位于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遗址先后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乌审旗为“中国苏力德文化之乡”、“中国蒙古族敖包文化之乡”、“中国鄂尔多斯歌舞之乡”，并在乌审旗成立“中国苏力德文化保护基地”和“中国苏力德文化研究中心”。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已有30%的敖包祭祀、80%的苏力德祭祀得到恢复或重建，成为今日鄂尔多斯特有的文化风景线；有30余座佛教寺庙得到全面的修缮和重建，并恢复往日的法律活动；位于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作为北方草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佛教文化遗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正在成为国际性学术热点和文化名胜。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室”、“圆溜白骏马”、“金马桩”、“四季大典”等传统祭祀形态得到全面恢复，日渐形成以“成吉思汗陵”为中心集历史、文博、民俗景观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园区，并作为鄂尔多斯的经典文化品牌，正向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方面发展。近几年，鄂尔多斯市在有效保护、开发活态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民族传统文化诸形态的研究、研发，先后成立各种“协会”、“学会”，形成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学术团队，系统地收集、整理、研究地域传统文化、出版、发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系列丛书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著作、图片音像资料，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开发上做出积极贡献。鄂尔多斯是我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与呼包二市一同被称为内蒙古经济发展金三角。他们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把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经济强市”、“文化强市”和“绿色鄂尔多斯”、“特色鄂尔多斯”的建设上走出一条成功之路，为我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巩固树立了典范，起到了带头作用。鄂尔多斯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区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但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文化形态，尤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原生态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不同文化相互交错并存，相互剧烈碰撞、融合的当代社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对文化多元性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是事关现代社会文化新格局建设的首要问题。鄂尔多斯地区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多元文化格局的构建上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表明，只有在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树建起来的社会文化，才是和谐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充满活力的文化，才是有利于建设一个不同文化形态并存共荣的新文化体系的先进文化。
注释： ① 《专家建议拯救“草原敦煌”阿尔石窟》，新华通讯社，2002年10月4日。 ②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504页。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电话：15248062391 电子邮箱：1427032334@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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