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内涵与价值评估的关系

        一、草原文化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以一定的地球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地球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山地、森林、草原、沙漠、平原、水面等等。自古以来，生存于森林生态环境的各民族发展了以采集——狩猎业为主的森林文化，生存于草原地区的各民族发展了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文化，生存于平原、丘陵地区的各民族发展了农耕文化，生存于江河、湖泊、海洋地区的各民族发展了捕捞——海洋文化。
        在世界范围里，距今约5000年前，地球的生态环境经历了干旱——寒冷化的过程，在大陆（特别是欧亚大陆）原来广阔地区分布的森林——疏林草原逐渐退化为干旱草原。生活在这些草原地区，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始人类中，一部分向温暖——湿润的地区迁徙，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生产，从而形成了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形成了辽阔的草原地区，“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例如，“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伯河的草原上”，都是如此。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跨越了龙山文化晚期、夏代、商代三个时期。朱开沟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生态环境，从森林草原逐渐向草原环境演变。至朱开沟文化晚期，朱开沟文化人群已从定居农业向半农半牧——畜牧业转化。在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距今4000～35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中原夏至早商时期）仍具有农耕文化的显著特征。而到距今3000～2300年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中原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体现出畜牧业经济的突出特色。不仅牛、羊、马、狗在牲畜中占了主要的地位，而且出现了驯马的工具，在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的锚头状带有倒刺的马衔，证实骑马术已经形成，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从畜牧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经济转化的基本标志。
        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形成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分野。在殷墟卜辞中，出现了“土方”、“  方”、“鬼方”、“羌方”等北方草原的游牧部族，建立了强大的方国，与商朝发展了重要的贸易关系，也与商朝发生过重大的战争。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实现的。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始祖，所以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炎帝、黄帝均出身于西北，具有游牧民族的血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指出：“从伏栖氏时代（蒙昧上期）开始，从鄂尔多斯迁徙的夏族到神农氏时代（野蛮下期），一部分已居住于山西、河南交界处之汾河河谷、黄河河谷，他们分化为许多氏族，是谓诸夏之族。另一部分，则居住于甘肃西南之黄河河谷、洮河河谷，青海之西宁河谷和青海沿岸，他们也分化为许多氏族，是谓诸羌之族。诸羌与诸夏，同为夏族之苗裔，他们创造了以鼎、鬲与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李济先生曾深刻指出，“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区系理论，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列为第一区系，并指出：中华龙文化、玉文化发源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阴山——河套至晋北、冀北的“金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红山文化结合的花朵，又是中原距今五千年前后一次巨变的风源，还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摇篮”，其重要性不亚于红山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上的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开拓创造、传承更新了富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北方草原文化，其政治制度、聚落组织、道德伦理、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等等，展开了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具有独特魅力的瑰宝。
        在奴隶社会，夏朝是由黄帝后裔建立的。商朝始祖源于红山。周朝始祖母为姜嫄，“周族既以羌族女子为始祖母，故其为诸羌之一分支，实无疑义。”因此，古人也认为：周人为“西夷之人也”。
        秦人世代“在西戎，保西垂”，势力逐渐强大，逐渐攻灭西戎诸部，成为西戎霸主。西戎各部翟獂、混戎、緜诸、朐衍乌氏、义渠戎、大荔戎等，多并入秦国。其悍卒、良马、劲弓、利剑成为秦军纵横六合、扫平天下的重要战斗力。至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并为汉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大分裂，由源出大兴安岭北部的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部，为具有相当鲜卑血统的隋朝杨氏、唐朝李氏相继实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并且在唐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经历了唐朝末年的大动乱、大分裂，以及宋、辽、西夏、金、吐蕃、大理诸政权分立的局面，是由崛起朔漠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刈平群雄，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繁荣。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下大乱。后金——满洲雄起关东，从龙入关，建立清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繁荣，并为今天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二、草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
        现代社会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为主导的社会，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体现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之一的草原文化，并不是趋于衰败的没落文化，而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与时俱进，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草原面积辽阔，据统计，全国草原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1.41%，草原面积占全世界的12.4%，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约313.33万平方公里，折47亿亩左右，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61倍。我国草地资源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国内土地资源的首位。同时，我国还有沙漠（包括沙地）面积48.3万平方公里，戈壁面积71.1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地域里，生活着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等传统的畜牧民族，草原畜牧业仍是这些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民族不仅传承了草原文化，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为草原文化的发展创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与社会的变迁，一些原来的草原民族已转为定居，并从事其他产业。例如，维吾尔族、满族、锡伯族、保安族、土族、羌族等，现在都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但是，在其风格习惯、民间文化中，仍然保留、传承了游牧文化的传统元素，并成为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基质。这恰如露丝·本尼迪克深刻指出的，“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理念和标准”。“文明的文化连续性无可怀疑，无论当时谁是其传袭者。我们必须接受人类遗传特性所提供的一切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生物遗传行为的影响范围很小，而传统继承的文化进程的作用巨大。”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自其他地区的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回族等）进入草原地区，从事种植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并定居下来，成为今天草原地区的重要居民。草原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也不断发生演变，形成现今多元文化汇聚、交融、创新、发展的局面。
        草原民族追求进步、繁荣与文明，开拓奋进的英雄主义精神，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草原文化自由开放、求索创新、包容并蓄的精神，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吸取外来文化的先进要素，促进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草原文化尊崇自然、提倡天人相谐的文化理念，应当成为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草原文化健康活泼、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艺术等等，今天仍然具有不竭的生机与活力，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丰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从总体上分析，草原文化的基本内容、核心精神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也符合现代人类的发展要求和基本价值取向，具有时代价值和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从而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复兴继续注入强劲的生机与活力。
        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内蒙古自治区的企业将草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核心精神融入企业的品牌建设，不仅彰显了草原文化蕴含的巨大潜在价值，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规范建设、品牌塑造、市场开发。
        例如，1979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家以补偿贸易形式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引进技术、设备建立的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羊绒衫厂，后来发展为羊绒制品产销量为世界第一的鄂尔多斯集团；1992年从原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改制为股份公司的伊利乳业，1999年建立的蒙牛乳业，均以弘扬草原生态文化，提供天然、无污染的优质乳品为品牌诉求，成为销售量、销售收入占中国乳品市场半壁江山，利润占80%以上的“乳业双雄”；1999年成立的“小肥羊”，以“内蒙古天然草原生产的无污染羊肉”为品质号召，成为国内加工、销售并经营涮羊肉火锅连锁经营的餐饮业冠军，并与蒙牛乳业相继获得2003年、2004年中国首届、第二届“新兴高成长企业百强冠军”。
        近年来，“内蒙古绿色、有机食品”已经从个别企业的品牌发展成地区的集合品牌，成为深受消费者认同、赞赏的具有良好信誉的地方品牌，并表现出方兴未艾、前景无可限量的市场价值。
       “十五”、“十一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培育建立了草原文化研究基地、民俗文化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草原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引导；培育打造了以“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乌兰牧骑艺术节”等为代表，彰显草原文化内涵、品质的节庆品牌，草原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扩大；创作、生产了蒙派杂技、鄂尔多斯婚礼、“五彩童年”童声合唱等文化艺术精品，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草原文化艺术的风采，丰富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抢救、保护了蒙古族服饰、呼麦与长调、马头琴演奏等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与发展；创建、命名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文化先进旗县和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族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更为深厚、坚实；文化产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28%，高于同期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并为未来自治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草原文化不仅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成为可供开发、发展文化产业的资产、资本；不仅具有文化艺术的价值，而且具有了可供评估的经济价值。
        三、草原文化体系构成及其价值分析
        草原文化是自古以来在草原地区生息繁衍的各民族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总和。草原文化涵盖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宗教、风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即是进行草原文化价值评估的对象。
        草原政治文化价值评估，首先需要分析草原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权组织与国家形态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其次，需要分析草原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特别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对实现中国封建社会以改朝换代的形式实现的政治更新，及其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第三，需要分析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实现的政权组织（政体）创新（例如，元朝改秦朝创立并延续多年的郡县制——州县制为行省——府——县制，清朝设省）的历史作用，等等。第四，需要分析草原民族法制建设的特点，其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其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草原军事文化的价值评估，首先需要分析草原民族军事组织的特点，特别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组织形态的历史地位。例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军政一体的组织体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时代建立的千户——千夫长制，满族的八旗制，等等。其次，需要分析草原民族的作战思想、作战方式、作战艺术，并指出其在中华军事文化及世界军事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第三，需要分析草原民族军事文化对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典型的例证是著名的“胡服骑射”，推动了中原作战方式乃至政治变革的进程），并需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华军事文化演进的历史作用。
        草原经济文化的价值评估，首先需要从生产过程、交换、分配的角度，分析草原民族历史上曾经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特点，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其特点。其次，需要分析以游牧为主的草原经济与中原经济以及其他地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世界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第三，需要分析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及这种方式在历史上与中原农耕地区、其他地区的相互影响。第四，需要分析草原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及其地位。
        草原民族的思想、信仰、宗教等等，集中体现了草原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价值标准，不仅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也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民族的科学技术，集中体现了草原民族的智慧，包括了天文、地理、计算、物理、化学与畜牧、农耕、手工业、建筑、医药等各个方面，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对草原民族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与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互相影响，对推动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其精华至今仍可发扬光大、开发创新，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
        草原民族的文学艺术，是草原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生动体现，是草原文化绚丽多彩、最具魅力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原民族的文化艺术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原文化，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复兴。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开发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之《后记》，《李济考古学文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⑤《孟子·离娄》（下）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⑦［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内蒙古社科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