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悠久的农耕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起源地之一。鄂尔多斯市东、北、西三面黄河环绕，属黄河冲积带的河套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作物以黍、稷为代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周后稷，是周族先祖种植农作物的能手，被奉为谷神。现今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的纳林城，是西汉属国都尉单于的驻地美稷，稷属黍类，可见秦汉以前这里耕种稷（小米）黍已颇有名气，故以后稷命名的沙圪堵镇健身公园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据考古发现，鄂尔多斯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群，分布于沿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至马栅（现龙口镇）的大口村。经过对二道沟圪旦、房塔沟等7处遗址文化层面考查，认为属于内蒙古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有长期居住留下的定居遗址，如有以草拌泥筑成的屋墙，白灰装饰的墙面等，居室分散，也有小片集中处，显然已有古村落形成。遗址发掘出的物器主要是陶器，瓮、罐、盆、碗，数量较多。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由狩猎到游牧，由游牧到农耕，是出现定居的佐证，因为种植业是需要一定的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才能完成，农业和陶器又往往不可分离，农产品的保存、贮藏需要容器，农业和制陶业都是以定居为前提条件，可见农业的原始阶段要比制陶业早些。
        1993年，准格尔旗建设薛魏公路（薛家湾——魏家峁）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阳湾遗址，位于哈岱高勒乡的点岱沟沟掌处。遗址为一座单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房址，建筑技艺高超，其内墙壁上镶砌整齐的陶质装饰砖，就是在全国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遗址中发掘的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木器为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斧、石刀、石铲、石磨盘等，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用于炊器的夹沙罐，用作水具的小口折唇壶。器具制作简单，但能辨别出具有明显分工。遗址经专家鉴定，距今约6500年前，已有定居人群。
        鄂尔多斯新石器时期的陶器遗址除上述地区外，伊金霍洛旗的尔吉奈曼沟遗址、新庙村等地都有发现。鄂尔多斯博物馆保存的旧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石器工具，如研磨杵、石铲、石斧、石刀等，这些作用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器具，为进一步验证鄂尔多斯原始农业的出现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刀耕火种”的残存种植方式，直到上世纪的40年代，鄂尔多斯局部偏僻地方还有类似情况。比如“倒山种田”的做法，先选定沙蒿植被茂密的地块，经多年枯枝落叶的积累，风沙土有了一定肥力，将沙蒿砍伐作为薪柴用或成片焚烧，灰烬作肥等候下种。一旦雨水适时，获得收成，刈割摊晒，将牛数头拴索一起，反复践踏其上，谓之“踏场”，这样脱粒方法，想必也是源之古代。再如石臼、木杵、连枷等农用工具，长期沿用至解放初期，都说明古代农耕文化的根深蒂固。
        从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鄂尔多斯地区基本上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交往杂居之地，人们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农牧业交替或农牧业并存。农业的开发，主要经历了秦汉、唐、清末三次大规模的开垦。秦汉时期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繁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汉时期就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农垦区之一。西汉时，大批的内地汉族移民，把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代田法，以及长安一带的耧犁耙等农具，带到鄂尔多斯，铁犁、耕牛开始广泛使用。在黄河沿岸的朔方、河西等郡“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生产水平远比当时“火种水薅”的江南要先进得多。鄂尔多斯已成为北方“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的重要粮仓，鄂尔多斯出现了繁荣面貌，农耕业成为鄂尔多斯地区传统生产方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秦朝从赵国接管了云中郡、於上郡，黄河以北地区，建立了立足的城邑，从而统治了鄂尔多斯地区。当时匈奴制的政权退居长城以外，不断袭扰秦国，对秦王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公元前211年（秦皇朝三十六年），秦始皇决定从现在陕西云阳到内蒙古的九原（包头西南）修筑直道，南北纵贯鄂尔多斯地域。据史料介绍，当时驻鄂秦兵加上筑路民工逾20万人之多。如果没有当地充足的粮食供给，这么大的直道工程是难以为继的。鄂尔多斯秦时称新秦中，成为能与关中相提并论的富庶之地。
        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役使10万人，在鄂尔多斯今无定河镇境内，大规模营建统万城，因城墙显白色，俗称白城子。采取了建筑史上别具一格的“蒸土筑城”方法，即城墙用泥土掺拌入黍面经发酵蒸熟再板筑夯实。城墙坚固如铁，记载下1600多年前鄂尔多斯人的智慧。如今仍屹立在毛乌素沙海之上的高高城墙遗址，从老城墙壁土中还能发现黍壳的残留物，证明当年“蒸土筑城”的真实性。也说明隋唐时期，鄂尔多斯农耕业是相当发达的，所产谷物除供人们食用外，还有剩余，作为它用。
        大量土地的开发后果，也给鄂尔多斯地区的生态条件开始带来消极的影响。由于这一地区土地肥力下降和降雨量偏少的制约，被垦的土地一般2～3年后撂荒弃耕。犁耕破坏了原生植被，松散了土层，裸露弃耕土地，在干旱多风的袭击中，极易风蚀，下覆的沙质沉积物也遭到风化，引起土壤沙化。因此，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唐宋以后，生态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经千余年，境内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库布其、毛乌素两大沙漠。
        唐代再度对鄂尔多斯进行开垦，与秦汉时期相类，凡是水利、土质较好的地区，大都进行了民垦和军垦，使唐朝得到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过度开垦，超越了自然恢复所允许的限度，使鄂尔多斯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域内，陆续出现了“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在南部原水草较好的地带，有关毛乌素沙地的记载，唐诗中描写夏州多以沙为吟咏对象，如“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这些记载和描绘，给我们展示了当年多流沙的自然面貌，已经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乌素沙地的情景一样了。
        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廷为了转移鸦片战争赔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新政。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给光绪帝的上奏中说“伊克昭盟之鄂尔多斯各旗，环阻大河，灌溉便利……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于第二年任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包头设立垦务分局，同时在鄂尔多斯的准、鄂、杭、达、郡（现伊金霍洛旗）、乌6个蒙旗分别设立垦务局。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开垦，自放垦三十年间，仅在鄂尔多斯被开垦的土地，至少在4万余顷以上。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约半个世纪中，鄂尔多斯的土地处于无限制开垦状态，一是蒙古王公封建主为了获取地租得利，私自招民开垦。二是晋、陕、宁、陇等周边省区的穷苦农民，因天灾人祸而离乡背井，移居到人口少、土地多的蒙地垦荒务农。当年迁徙来鄂尔多斯种地的农民有“跑青牛犋”之说，所谓“跑青牛犋”，就是春天来种地，秋后按收成好坏分股子（有三七开的，也有四六开的），把分得的股子糜、谷，用牛车拉回老家，供养家口。被开垦的荒地中有王府地、庙地、脑包地、马场地、会盟地等，名目繁多，蒙古人情愿招徕农民种地收租，收利者听其自便，内地农民“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跑青牛犋的种植方式，使土地沙化极为快速、严重。农民开荒种地是短期行为，被开垦的原生态土地，种植二年后，肥力下降而抛荒，又重新垦殖新地，年复一年，越开越多，被荒芜的土地扩大以后，形成沙化的面积不断扩延，变成了灾害是必然的现象。
        1961年冬，我刚到盟农业局工作，被盟委抽调到鄂托克旗下乡工作团，分配在当时的公卡汉什勒凯大队，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政策的决定”（简称六十条）。在什勒凯工作近半年时间，认识一个农民叫王大个，王大个的真实名字叫什么，也没有人注意，因他长得个子高、身板粗，远近老小都叫他王大个，是陕西府谷县人。王大个稍有名气，因为他是全大队唯一的地主分子，又是生产队里的摇耧能手，什么样的土地，根据土壤墒情，他能将下播种子的深度滴在恰当好处，无论是糜子、麻子，由他摇耧播种的地块，苗情苗齐要比其他人种的好。我对王大个其人想发问的，是大家都说他“当了半辈子地主，没有吃过白面饺子”，出于好奇，想问个究竟。王大个因身份问题，平常很少和人打交道，看见干部就绕着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王大个，就主动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我说：“王大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家说你当一回地主，没吃过白面饺子，是真？”他看见我没有什么“敌意”，就慢慢地啦了起来。他说：“那时候（指解放前）这里不种小麦，想吃白面，要拉上糜子到河套换白面，自己舍不得”；“遇上雨水好的年头，可以倒（播种）些荞麦，年时过节想吃饺子，捏些荞麦角角，就顶饺子吃也一样”。我又问他：“这地方这么穷，怎么还有你一户地主呢？”他说：“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口里（指老家）夏秋大旱，颗粒无收，日子不好过，我也二十出头的汉子了，第二年开春，我自个跑到蒙地来，帮人家捉牛犋，秋后按产量分股子。那年收成不错，我分得四、五口袋糜子。上冻前，我借了雇主家（东家）的牛车，把糜子拉回去，供养家口。当时在村里有这么多糜子拉回来，大家都瞪大眼睛看你。来春时，村里有三、四个年轻人要跟着我出来捉牛犋，我就把他们领来了。他们中间有几个岁数小，雇主包地给他，有些不相信，要我担保他们能种好地，才把土地包给他。自那些年开始，我先从雇主手里把地包下来，再分包给初来的年轻人种。因为包地、分地，赁借种子、牛犋，都由我出面，就不是原来一个人自己管自己时轻松了，所以我要从他们分得的股子中扒一份，大家也都同意。所以，解放后地方上（政府）说我够三年以上的剥削，土改时，把我的成份定为地主。”
        从王大个的故事中，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鄂尔多斯汉族人民集聚的地方，人们爱看的戏是秦腔、晋剧（山西邦子），爱唱的是二人台，民间娱乐时拉着四弦，唱起爬山调，还有锣鼓、唢呐、扭秧歌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和乐器长盛不衰。这些都是从“走西口”的劳动人民成全而来，为鄂尔多斯文化昌盛，除了本土蒙古民族文化掘起以外，农耕文化的多彩也在其中。

参考文献
  《伊克昭盟农业志》，1991年版
  《鄂尔多斯史论集》，陈育宁，1987年
  《走进鄂尔多斯最古老农耕居民的世界》，青音，1913年

     作者：原伊盟盟委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