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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的蒙古族由于其特殊性的使命和身份，创造出了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无数亮点。本文试就鄂尔多斯与蒙古族的关系、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特点作一简单的探讨。 蒙古族文化追本溯源，当然是承接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精髓。鄂尔多斯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研究表明，作为这一文化的缔造者--匈奴民族，自夏商至汉代，引领了一个漫长时期的草原文化的潮流，首创了草原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其后数千年，直至今日的中国游牧文化的坚实基础。而这一文化和文化拥有者的匈奴人， 据考古资料表明，均源自鄂尔多斯地区。 在蒙古族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继匈奴之后，较有影响的包括鲜卑、突厥、契丹、金、党项等几十个民族或部落，几乎一脉相承地继承和完善了北方游牧文化，虽然各具特色和时代烙印，但其主流文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在蒙古族13世纪全民信仰萨满教为主导的原始宗教崇拜方面，表现出了自匈奴文化以来上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继承。例如早在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我们经常发现一类铜饰件：涡纹或旋纹的圆形饰件。这类型的图案如果联想到蒙古族文化，与俯视遍布草原的敖包情景极其相似，也许这就是游牧民族早期崇天、祭天的理念所在，是蒙古族古代长生天信仰的文化源头。 鄂尔多斯地区自匈奴之后，从未间断过游牧民族的存在，那就是历史上所有曾经称霸草原、雄视中原的北方民族，均在其民族强盛期占据或涉猎鄂尔多斯地区。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入鄂尔多斯，应当是在征服西夏的战争过程中，这一期间，鄂尔多斯的文化主流仍然是游牧文化，据考古资料表明在同一时期内出土的主要有明显特征的金、辽、西夏的器物和遗址、墓葬，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北宋时期汉文化特征的遗存，这都成为鄂尔多斯是游牧民族前沿阵地的重要佐证。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最后时刻病逝，由少数人秘密护送离开战争中的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夏，与此同时西夏国王交给蒙古统治者的权力、土地、民众，并不意味着随成吉思汗“金身”带到了漠北，蒙古族留下了诸多的军队和随军的各个方面的部众承担起了对收服地的占领和管理，这些留下来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此就长期居住在鄂尔多斯，成为历史上最初的鄂尔多斯蒙古族。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是极具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笔者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一书中曾经提到的十三阿塔天神祭祀和对阿尔寨石窟的探索中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役，其指挥中心和狩猎受伤及养病、病逝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在鄂尔多斯西的阿尔寨石窟及其周边的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此后元代忽必烈一系的诸位帝王及黄金家族均对这一地区施行封闭管理，划入直辖的中书省范围内并确定为皇室的育马场，同时引入藏传佛教，建立石窟寺，终年诵经祝颂，以这种特有的宗教方式纪念先祖成吉思汗。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即林丹汗，在明末清初被迫自蒙古东部地区逃奔到西部的途中，途经这一石窟寺时施行了毁灭行为，笔者认为这应是林丹汗遵循蒙古古制，对成吉思汗的去世地实行保密性的一项措施。可见，鄂尔多斯蒙古族从最初就肩负着一种神圣的重任，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不十分明确，但从其流传至今的大量的民俗现象中不难看出，从其居住到这里以来就默守着一种职责，遵循着一种定制，对古老而遥远的13世纪蒙古贵族文化不加以任何的改变，也很少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如果对照历史，对今天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风民俗、民间故事传说、歌舞艺术等进行比较则显得越发清楚。 元朝灭亡到明中叶这一时期，蒙古北元政权不稳，已完全无暇顾及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相当长的时期，直至达延汗之后，蒙古族统治者重新统一，又有蒙古族逐渐进入河套，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以祭祀、供奉蒙古族帝王、黄金家族圣灵、圣物为专职的鄂尔多斯部移牧这一地区，并将供奉对象分散到河套之内丰美辽阔的草原各处，这时，河套之名渐为鄂尔多斯部名所替代，鄂尔多斯蒙古族成为了这里的主导民族，也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自从鄂尔多斯部驻牧这一地区以来，历史在这里开启了民族文化新的一页。鄂尔多斯蒙古族作为这一地区最后的游牧民族，自明中叶以来为蒙古族中一个重要的部落，在清代按盟旗制划分成七个旗，逐渐地以旗为单位，文化上出现了细微的一些差异，但在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为主线的背景下，总体上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统一性、传统性。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又出现了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高峰期，大量的历史著作、祝赞颂词、文学作品、民间歌舞等纷纷问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鄂尔多斯蒙古族经过两次集中的迁入，形成了今日分布的格局，而这种格局也奠定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在所有蒙古各部中唯一的一种特殊性。 首先，他的组成都与成吉思汗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前者是在成吉思汗生前至此，死后承担起特殊的职责而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成吉思汗秘葬后设立八白室时形成，然后辗转护卫圣灵成吉思汗至此的。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与成吉思汗都有生死之缘。 其次，正因鄂尔多斯蒙古族组成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他肩负着全体蒙古族所赋予的神圣的对先祖、先帝、神灵般的成吉思汗及其他圣贤、圣物供奉祭祀的职责。 第三，由于使命的特殊性、重要性，蒙古族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在组建这样一个群体时都是积极地争先恐后，并以此为荣。组建该部落以对成吉思汗生前的效忠和贡献，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划分。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构成不是单一的部落成分，而是囊括了几乎 13世纪蒙古高原上统一的蒙古帝国旗帜下的所有大小部落、姓氏和群体的精英。 第四，因为供奉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帝王圣灵、圣物，由忽必烈钦定过的诸多规章制度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改变，使得这一群体始终严格按传统方式从事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按草原民族几乎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地生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影响和打上了一些时代的烙印，但并没有较大的变化，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基本上保留了蒙古族 13世纪的诸多文化特征。 第五，由于鄂尔多斯蒙古族构成是由成吉思汗当年的各部落精英组成，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有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时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传承，不仅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无法了解和知晓的诸多文化细节及内涵，都在这一群体中按惯例常年延续着，直至今日仍浓重地存在并表现出来，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虽然，受到近现代文化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仍不失其固有的面貌和特征。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具有蒙古族古代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的典型特征。 第六，鄂尔多斯蒙古族在历史上是由层面较高的组织构成并肩负神圣的历史使命，因此汇集和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产生了无数在蒙古族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例如古代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在蒙古族放弃萨满教的原始崇拜，引进藏传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萨冈彻辰在明末清初潜心著书，终于完成了《蒙古源流》一书，其后不久的罗卜藏丹森又完成了《黄金史纲》一书，这两本书堪称蒙古三大历史巨著中的两部；著名的独贵龙运动，成为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贺希格巴图、伊湛纳西等人物影响着近代蒙古文坛。尤其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引领着蒙古族一代潮流，鄂尔多斯蒙古文化成为蒙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得到发扬光大。鄂尔多斯民歌和舞蹈在当代成为蒙古族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备受推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舞蹈《鄂尔多斯舞》、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风靡全国大江南北；近些年来《森吉德玛》、《鄂尔多斯情愫》等大型歌舞节目和鄂尔多斯蒙古剧《银碗》轰动国内外艺坛，在全国获奖。《鄂尔多斯婚礼》民俗风情表演、鄂尔多斯筷子舞、盅碗舞已打造成为蒙古族知名的艺术品牌；文坛方面，史界书籍大量出版著作，特别是鄂尔多斯市组织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更成为蒙古史学界前所未有的鸿篇巨著，影响深远。 第七，以成吉思汗八白室、成吉思汗苏勒德为核心的蒙古帝王祭祀文化，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形成的核心凝聚力，也是古代蒙古文化的活化石，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在国内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人文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藏传佛教盛行数百年之后，在鄂尔多斯仍然有古老的萨满教文化的诸多属性，这在其他蒙古部落是无法保留的，因为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实施的改教措施，严禁萨满教信仰公开活动，但在鄂尔多斯遵循古训的帝王祭祀活动，按制不允许改变，使以萨满教为主体的 13世纪的完整的祭祀、供奉形式都保存了下来，与其相一致的民间信仰文化也相随得以存在，并鲜活地呈现出来，如对十三阿塔天神的祭祀、塔并乌兰蒙古公共墓地葬式的流传都是如此。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作为游牧文化发祥地之一，蒙古族继承了其文化精髓，鄂尔多斯蒙古族自成吉思汗时代入居这一地区以来，便与成吉思汗这一世界伟人结下了生死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掀起了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次又一次高潮，引领着蒙古族文化的潮流。如今，鄂尔多斯蒙古族已经迈出了时代文明的步伐，传统游牧方式和文化观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出数千年的游牧舞台。然而，作为历史，作为文化，我们有责任加以挖掘继承和弘扬，也应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特色来加快推动鄂尔多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步伐。 作者：杨勇，东联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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