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新兴的学科——地方学——以鄂尔多斯学为例

        一、 地方学的含义
        对于一个特定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和积累，在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有着较长时间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内容。随着新时期各地对自己本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研究，新的地方学品种的涌现，地方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显现出新的特点。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幅域辽阔，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各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文字、风土人情、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皆有差异，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加强文化建设，揭示地域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地方建设服务，地方学应运而生。在初创时期，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审视地方学，尚不够系统和完善，学科理论和方法尚不够健全，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我认为，地方学是一定区域范围内（行政区域或特定地域）各类知识和学问的总论，而其核心又是这一区域内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各种地方学会有一些大体相似的内容，但是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各地的特色文化。探究各地特色文化的内涵、特征、社会功能、传承发展的规律，应是各地方学的主要任务。既要汇集以往的资源，注重当前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演变规律，总结经验，发挥其社会功能。如果只注重汇集以往的地方知识，按一定体例编排下来，那就成地方志了。地方志与地方学的区别，前者主要记载过去的事实，具有稳定性，而后者不仅要总结以往的知识，更要探其规律，研究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继承关系，产生新的知识积累，提出地方新的知识概念。
        回顾鄂尔多斯学创建十多年来的历程，以及《鄂尔多斯学概论》所作的阐述，正是体现了地方学重在研究、重在服务这一特点。《鄂尔多斯学概论》在编写的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同时组织进行的一个大项目是编纂《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大辞典》是一部汇集了鄂尔多斯地方各类知识的百科性的大型辞书，这部辞书的编纂是对地方区情及以往知识的大调查、大集成，也是创建鄂尔多斯地方学的奠基工程。正是在集结以往知识的基础上，探讨地方各类知识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主要特色和功能作用，从而构建起了鄂尔多斯学的框架，也成为形成《鄂尔多斯学概论》的主要前提条件。
        《鄂尔多斯学概论》作为对鄂尔多斯学的全面阐释虽然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但作为鄂尔多斯地方学的学科来说，这部著作所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的框架，以及对鄂尔多斯地区最具特色社会文化现象的归纳和表述，显现了鄂尔多斯学内涵的核心。从目前看，《鄂尔多斯学概论》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引领鄂尔多斯学的深入和创新。我们相信，有了《鄂尔多斯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再经过一个时期的探索、应用和不断创新，鄂尔多斯学会更加丰满、更为深刻、更显重要，那个时候再来充实和修订《鄂尔多斯学概论》，就会更有内容。
        二、 鄂尔多斯学形成的基础 
        特色文化是地方学的基础、灵魂。特色文化是一定地区内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鄂尔多斯学的形成，正是基于鄂尔多斯历史积淀的诸多因素。
       （一）鄂尔多斯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及其文化积累，是鄂尔多斯学形成的历史基础
        黄河紧紧怀抱的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因为有了水，孕育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它们自古以来在这里交往交融，创造了具有多样性的文化知识。史前萨拉乌素流域的河套人文明，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畜牧文化，阿尔巴斯岩画展示的早期草原文化等；考古遗址、遗迹揭示了多民族交往的史实，除秦直道、长城、烽火台、城镇遗址外，各个时期各民族的生活用品、金银器及文化用品；史籍留下了大量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记载，有战争、征服，而更多的则是和亲、通贡、互市等。蒙古族进入河套后，把草原文化特别是积淀深厚的祭祀文化带入河套地区，在这里生根、壮大、结果。多民族文化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构成了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有重视文化、研究历史著书立说的传统，是鄂尔多斯学形成的主要条件
        蒙古三大文献中的两部——《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出自鄂尔多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鄂尔多斯部落的使命继承相关，与在相对独立地理环境内保留蒙元宫廷文化及蒙古族传统文化有关。这一点，最早引起了国际蒙古学界的注意。鸦片战争后，欧洲传教士来到鄂尔多斯进行调查，将鄂尔多斯蒙古文化推介到国外。新中国建立后，注重对清代以来档案资料、民间资料、口碑资料等的收集整理，与此同时，当地一批蒙古族、汉族文化人才成长起来，他们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民族，主动收集各类本地资料，整理研究，撰写著作，传承本地文化。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文化亊业的基础上，鄂尔多斯以奇朝鲁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继承当地的文化传统，较早地创建鄂尔多斯学，并坚持下来，这是鄂尔多斯学得以成立的主要条件。
       （三）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鄂尔多斯学形成的前提
        改革开放后，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文化需求特别是对当地文化的认知迫切起来。民间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地方学者型领导的使命担当，为催生鄂尔多斯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奇朝鲁、陈育宁、夏日三位退下来的领导同志，顺应社会需求，主动担当起创建鄂尔多斯学、组织领导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使命，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热情不减，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体现了地方学为地方服务的职能。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研究力量来自于社会各界，包括许多有专长、有责任感的退休老专家、老同志，他们有多年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接地气、知民情，局限、约束较少，更为自主、开放，可以在更为宽阔的领域拓展研究内容，开展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更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呼声，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由于有这种优势，他们的认识和研究比较实际、可靠，有许多是亲身体验，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所以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贴近群众，为社会认可。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如《鄂尔多斯学概论》《鄂尔多斯大辞典》等，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成为各级领导指导实际工作的有力工具。这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各种活动得到各级领导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原因。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多年来办刊物、网站，出报纸专版，出版丛书、文集，发表了大量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是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研究成果的一次大集结，而且对于鄂尔多斯文化建设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贡献。还要提到的是几集《我与鄂尔多斯》回忆录的征集出版，通过各个时期担负领导职务同志的回忆文章，梳理了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走过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路程，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记录，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鄂尔多斯学的知识素材。
      （四）研究方法的创新，为鄂尔多斯学的形成注入了动力
        鄂尔多斯学从创建开始，突破了传统学术研究局限于学者圈子的自我封闭做法，在研究方法上倡导走出去，紧密与地方党政领导的需求、与当前的中心工作、与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认真研究上级的有关精神和意图，深入进行调查，获取更多社会信息，把材料和观点建立在客观可靠实用的基础上。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在学术研究与领导决策和社会需要之间架起了一个通道，把专家研究的自我循环与领导决策的自我循环有机地融为一个大循环，彼此支持，相互需要，为了一个目标，共同推动地方的建设发展。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专家队伍中，有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也有很多是曾经或正在从事实际工作并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员，他们相互取长补短，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地方领导正是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这一优长，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建设项目或活动，尝试以政府购买方式委托研究会来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系列做法，都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之举，推动鄂尔多斯学走出自己的路，走向成熟。
        三、 鄂尔多斯学的传播与传承
        从目前各地地方学的发展情况看，有的受到社会欢迎，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有好的发展势头；但也有的活跃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停滞下来，甚至面临生存的挑战。
        以《鄂尔多斯学概论》为标志，作为地方学的鄂尔多斯学初步创立起来，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为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总结十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发展的措施，力求使地方学的知识体系在应用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鄂尔多斯学的新步伐、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以《鄂尔多斯学概论》为代表的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进入地方高校，把本土乡土教材列入大学的教学序列，让多年来从事鄂尔多斯学各方面研究的专兼职专家登上大学讲台，通过设置专业课、专题讲座、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开辟鄂尔多斯学传播传承的新渠道。这是一个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编修乡土教材，要让大家懂得本地的地理、历史，过去和现在，要由近及远。同年，周恩来总理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邓衍村教授说，“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党和国家领导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利用乡土资料对受教育者进行国情、区情教育。我国历史上编写地方志的传统，实际上也是编写乡土教材。清朝末年在改革旧式教育时提出，“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正是按照这样一个传统和要求，给鄂尔多斯学找到了一个有利于传播传承的好路子，这不仅将本土知识体系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各类专业中，对青年人进行了解故乡、“爱我鄂尔多斯”的教育，也可以从坚守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些前辈专家身上学到好人格、好学风。这方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有许多动人的事例，如奇朝鲁会长的文化远见和老有所为，陈育宁的坚持研究和无私奉献，吴剑雄的长年调查和成果卓著，旺楚格的责无旁贷和钻研不懈等等，都可以成为青年学子的榜样。与此同时，通过与教学结合，也可使鄂尔多斯学本身得到进一步检验，得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鄂尔多斯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持，也需要文化财富的支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财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笔财富的特点是，你越重视它，它就增值越快，扩展越大。鄂尔多斯学就是这样一笔财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就是一批拥有财富、拥有感情、拥有追求的智者队伍。相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鄂尔多斯学会更丰满、更深入人心，会给鄂尔多斯增添更多光彩。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