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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温州以时间压缩的形式经历着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空间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过于快速的变化，使文化精神领域和社会心理很难跟上其步伐。“十二五”期间，随着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的升级变化，温州城市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转型。而当前温州，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和新的价值观念培育不到位影响温州发展。本文试从文化自觉视角，对温州社会转型现象、地域文化的局限性表现、形成原因及提升等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创新、优化、重构温州地域文化，以文化转型助推温州经济社会转型。 【关键词】 温州人 文化自觉 大爱精神 幸福温州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温州以时间压缩的形式经历着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全面转型的过渡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已经到来；城市化刚提速，就要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践行城乡社会动态平衡；民众未能全面富裕，却对高质量生活环境产生强烈追求。尤其在城市建设中，工业文明单边主义的一枝独秀还没有完全褪色，人们已开始从物理空间需求向生活质量需求、污染治理需求向身心健康需求、环境绿化需求向生态服务需求、诉求形象的城市美化向诉求过程的城市和谐转变①。空间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过于快速的变化，使文化精神领域和社会心理很难跟上其步伐。正如费孝通晚年所感悟：当前世界的形势发展已使人们觉悟到生态秩序的日渐紧张，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觉悟到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②。“十二五”期间，随着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的升级变化，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转型，而当前温州，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和新的价值观念培育不到位影响着温州发展。确实，“人类心态秩序的课题”，已经成为当下温州最为紧迫的课题。因此，深入研究温州转型现象，从温州人文化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市民心态等视角来探讨转型期问题的深层原因，努力挖掘和提升温州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寻找温州文化现代化的路径，以文化转型引领和推动温州经济社会转型，具有意义。 2010年9月15日开始，《温州日报》推出《十问温州发展》系列报道，对近代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温州现代化道路艰辛探索进行反思与凝练，期待全球化进程中温州地域文化发展趋势重新定位。《十问温州发展》，发出一系列的“问”：为什么温州经常慢半拍？温州拿什么吸引别人的目光？蓝天碧水何时回到温州人身旁？机关效能，能不能更好更快更有作为？为什么人才难引更难留？每个温州人该为温州发展做点什么？等等，针对温州发展速度、城市建设、平台建设、环境保护、机关效能、体制创新、城乡差距、人才、投资、温州人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提问，唤起了所有温州人的反思。这样的自我审视使人警醒。本文就温州人的文化自觉这一课题进行一些反思和探索。 一、文化自觉思潮兴起的背景 文化自觉的观点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真正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③。费老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响应。结合当下温州的实际，文化自觉主要指温州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温州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深刻认识，对温州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温州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可见，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 1.它是温州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处于全面碰撞、化合、重组的过程。温州作为1984年国务院首批确定的我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全球化发展领先一步，温州的文化发展在实现和维护温州人利益外，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温州人的内在价值，确立温州人形象和地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全球化给温州文化的自我变迁、重构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空间，而温州文化最终会建构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则取决于温州人在这些可能性中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通常是，选择的自觉度越高，自我确认越明确，发展的目标越清晰，变迁的过程就越具有可控性，变迁的结果也就能更合目的性。温州是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全市912万人口中，外来务工人员有312万；外出的温州人有230多万，其中在全国各地大约有175万温州人从事各种工商业，还有将近60万的温州人在131个国家和地区艰苦创业。温州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全球化已深深根植于温州人的生活空间。人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而地球村时代，既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村民规约和一套世界性的社会秩序供村民们遵守和供不同文明进行对话，又需要解决村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的自我确认，特别是对“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的自我确认的问题。这种确认离不开与“他者”存在与相互之间的比较互动，这种互动会给温州文化的自我认同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会为温州的变迁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并增添新质。总之，为使在全球化进程中温州文化变迁的结果能更合目的性，与“他者”的交流、发展更加和谐，温州人必需有文化自觉，生活在地球村时代的人们既需要有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也需要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作为各自族群的“身份证”。 2.它是温州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对文化转型迫切需求的反映 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④。当今时代，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国际经济学界就把新世纪的知识经济称之为“文化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城市的经济建设，使温州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满足了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大量的温州人个体无可奈何地被抛到了一个单纯利益链条中，成了“原子化”了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和温州地域文化中曾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功能急剧衰减。但是今天，历史的书本已翻到了“十二五”这一页，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单纯的经济诉求已无法为912万人口的温州人共同体提供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和温州地域文化中所蕴含的部分价值观念也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存在，很难继续有效地维护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诉求。所以，培育温州人的文化自觉，剔除温州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子，努力挖掘和提升温州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子，从而提升温州人文精神品质、经济品质和城市品质，以新文化带动温州新一轮的发展，实现文化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温州决胜未来的关键。 3.它是提升温州地域文化，助推“三生融合·幸福温州”建设诉求的反映 温州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幸福温州”的目标，这是温州市委切合温州当前发展实际，对温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矫正与提升，及时回应温州老百姓呼声的正确的战略部署。“三生融合·幸福温州”这一目标要求通过科学发展，使生产发展不影响生活品质和生态环境，产业提升与人的素质提升齐头并进，由原来单一的GDP考核评价转换到对幸福感的追求上来，把提升百姓幸福感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温州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首先需要全体温州人更新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幸福温州”必定也是“文化温州”。因为人是文化的作品，人与文化血肉相连，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和选择，这就需要每个温州人的文化自觉，需要以“破旧革新”的自省来打破陈旧观念的桎梏，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以文化重构凝聚力量，引领发展，共建美好家园。文化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慰藉人心，愈是世俗化的时代和地方，愈发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慰藉。温州快速发展的经济更加需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护佑。在朝“幸福温州”这一目标迈进的今天，温州广大的人民群众对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的需求更为迫切。如果温州人在精神文化上不够充实、不够丰盈，那就谈不上温州人的生活有多幸福、多美好。所以，建设幸福温州，文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和显著的标志。 二、当下温州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状与原因剖析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挑战的手段，同时又是这种适应的结果。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温州地域文化中那些为温州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文化因子，诸如“敢为天下先”、“义利并重”、“重功利”、“务实”等，发展到今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移或扭曲，使外界对温州产生了误读。加上部分温州人的不当行为，扭曲了温州留给外界的形象。再者，当今温州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速，竞争的阵痛与发展的压力，转型时期利益调整带来的群体心态失衡及温州地域文化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因子的不良影响都在温州发展实践中凸现出来。当下温州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生活中“浮躁”和“功利”气息弥散，致使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温州被不断妖魔化，外界不断往温州人身上贴拜金主义、利欲熏心、炫富斗富、到处炒作、投机取巧、无所不为等“标签”，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温州被财富包围，正从经济的高地滑向私欲的洼地，温州只有知名度而失去了美誉度⑤。总之，当温州人逐渐走向富足之后，往昔那种所有人齐心向着一个目标努力的创业激情，似乎渐渐褪去却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温州“清贫而坚定”，如今的温州“富庶而茫然”，温大张小燕教授如此慨叹。 温州人的“浮躁”和“功利”具体表现如：在经济建设方面，温州人的市场取向大多短、平、快，对短期利益过于注重，“短”的文章做得多，“长”的文章做得少。在公共生活领域，如行车时道路“斑马线”、取款存款时银行“一米线”，总有部分人视而不见。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方面，部分温州人在对待事关温州全局发展和百姓利益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表现出个人和局部利益考虑得多了些，公共利益和大局整体利益考虑少了些。与外地一些城市相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的落地难、进场难、推进难的难度远超过别的城市；非法搭建违章建筑风气也远盛于别的城市；再以环保攻坚为例，在温州人的“母亲河”、“大水缸”等环保“战役”中，总有个别人和企业只顾自身利益，不顾温州几百万人的利益，在珊溪水库库区周边出现违法建设、网箱养殖等种种非法行为，给500万人吃水带来负面影响。诚然，拆迁“钉子户”、违法建设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并不代表广大温州人，但很多时候，这种“少数”、“偶然”蕴含着一种必然，诸多细节透露出温州人的某些秉性特点。所有这些对今天温州的发展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以，今后的时代不是开发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而如何建立新的文化成了根本性的大问题。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当时91岁高龄的南怀瑾先生，在接受温州记者采访时说：“时至今日，浮躁与功利让温州文化的积淀远不如前。没有文化之路，未来必将渺茫。”先生送给温州家乡一句话：“赶快劝温州人建立文化”⑥。 总之，究其目前温州出现的种种矛盾、难题、现象背后的原因，发现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温州经济社会大转型，使温州的地域文化处在了变动不拘的嬗变之中。温州同整个中国一样，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社会转型不是属于自发型，而是属于赶超型的。温州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步伐迅猛，温州人短时间内进入开放社会，特别是突然进入互相依赖、全面开放的社会。温州人的人际交往范围随着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而突破了血缘、亲缘、地域等的局限性，突然变得巨大而不稳定；公共生活的内容空前增多，公共生活准则也骤增，这使得习惯于传统道德运作模式的温州人来不及将新道德观念和公共生活准则迅疾纳入原有的道德思维模式中去，更难在短时间内将其内化为信念并付诸自觉的道德行动。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滞后于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差序格局”状态的事实，导致温州文化与温州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不同步，以致公共生活领域、经济领域、生态领域道德缺失和混乱状态十分突出。这种文化和道德困境的实质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传统地域文化中的部分因子和道德范式在现代社会丧失了其有效性。正如万俊人所说的，30多年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是加速、大面积的拐弯儿，整个社会的谋划、很多社会行动的实施都带有匆忙的特点，风险很高。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温州和整个中国一样，改革开放前，从未有过真正的市场经济，传统温州社会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其社会控制也是以对人性的过度压抑和伦理恐吓方式维系的。在改革开放后，曾久遭禁锢，而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爆发而出的“原欲”给温州社会带来了剧烈震荡，这种震荡令人眩晕。它在释放出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出了破坏性的能量，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使我们在心智上感到无所适从。仿佛一夜之间，在改革大潮的席卷之下，一切事物都变得不确定，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事物都被利益化、利润化、商业化了。社会发展出现了“物质”和“精神”的严重失衡。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温州没有一种超越物质财富的东西约束住这种快速的世俗化趋势，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世俗化形成“必要的张力”，温州人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都无处安放。加上转型期间因体制和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藐视道德和法律者得到了实惠，甚至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富的事实，加剧了温州社会价值观畸变的可能性。 温州文化的现状昭示了文化转型的紧迫性。面对现状，温州人要与时俱进，知耻而后勇，知短而继进，对自己的前进坐标不断进行修正，不断自我完善，挣脱温州文化的瓶颈制约，激发自我改造、提升的力量，从而在文化观念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对温州文化有高度自觉地担当意识，自觉地承担起用经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温州地域文化中优秀文化进行有机的“化学反应”后建立起来的“幸福温州价值体系”，来引领温州社会进步的责任。 三、创新、优化、重构温州文化的着力点 温州人从现在开始就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自我赋予社会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正是基于温州未来又好又快发展的考虑衡量，今年温州市委市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幸福温州价值体系，这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幸福温州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幸福为依归，以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温州特色地域文化为基调，大胆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中吸取有益元素，构建融合地方性与全球性、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精华的价值引导与评价体系。尤其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 1.实现从熟人信用向现代契约精神转变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就是高度契约化了的经济。契约的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法律形式或商业手段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匡正上，而且它作为“公共精神”对西方现代性追寻中的“人心秩序”进行了重新涤荡与谱写⑦。温州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比较讲义气、重然诺，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契约化程度并不高。对于当下温州社会，契约精神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契约能矫正温州“熟人社会”、“熟人经济”在现代社会产生的弊端，进一步指导温州人在开放合作交往中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使交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分明，生产活动、市场竞争和利益追求合乎规范，实现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公平和理性。如果契约精神缺失，就会造成现代社会和经济不能正常运行，也必然使温州人在对外交流合作中被妖魔化、边缘化。所以，以契约精神为引领，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温州参与全球化发展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 2.实现从小团体意识向现代公共精神转变 温州人善于抱团。家族意识、小团体意识特别浓厚，这在前30年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意识与现代公共精神距离较大。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温州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活动空前增多，公共生活准则和市场准则、国际性规则空前增多，这对温州经济和地域文化来说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温州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必须要随之改变。温州人要以开放、平等、包容的人文精神克服狭隘的务实主义，要由单一地追求小团体利益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自觉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把“个人善”与“公共善”结合起来，调节“自利”与“他利”两种不同的情感，达到一种公正的理性。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社会才能和谐。如果温州人还停留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状态，无视世界发生了巨变、今天已与昨天明显不同的事实，仍不注意公共精神的培育和提升，这种无“心忧天下”为前提的、片面的“敢为人先”往往就会走向反面，不但让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甚至有可能埋下危险的种子。在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善”面前，今天的温州人甚至要做到“不敢为人先”，哪怕具体到在马路“斑马线”、银行“一米线”前面，我们都要做到“不敢为人先”。 3.实现从“品牌”意识向大爱精神转变 温州人好面子、讲排场，往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把财富作为炫耀的工具，更多地带有功利目的，而缺乏真正的慈爱精神。这可能是一种“品牌”资源意识的变种，树立“品牌”只是为了更好地攫取财富。过去温州人以“商行天下、追逐财富”闻名遐迩，当下温州人更要努力做到以“爱行天下、善行天下”让世人刮目相看。富裕后的温州人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财富取之于社会，也应用之于社会，财富越多，责任也越大。要做到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这不但表现在对宗族和地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关心和仁爱，更应该表现在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大爱精神。今年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温州这座城市24小时的大救援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向善的力量和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强大的凝聚力让人感动，让人感到了温州的自我超越！灾难发生夜，温州人全程动员，紧急救援，千余人自发排队献血、上万志愿者热心服务，一切为了生命，温州全城彻夜无眠，15小时生死大营救！让世人看到了财富温州的另一面，彰显的是温州人道德的力量，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人们发现，在大灾难面前，温州人有大爱。 4.实现从急功近利向追求卓越和合作共赢转变 我们正置身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给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把中国的发展、温州的发展纳入了世界的轨道。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在全球化的快速扩张，诸如贫富分化、全球变暖、生物灭绝、资源衰竭、核威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通过自己单方面的力量都不可能解决得了。全球经济也已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任何国家、城市、企业和族群都难以完全脱离世界而独立发展，任何国家、城市、企业和族群都不具备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全部资源，必须与其他国家、城市、企业和族群互通有无，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依赖、紧密相连，各个国家、城市、企业和族群的生存与安全、发展与繁荣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危与共、生死相关。资源与财富的匮乏曾导致温州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致使一度假冒伪劣盛行。现阶段，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实现温州的可持续发展和再度辉煌。落实到文化上，就是要温州人走出自恋、走向自省，站在更高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来谋划城市的转型发展。顺应时代发展，再造、创新温州文化，以长远的持续发展观修正急功近利观，以开放的合作精神补充封闭的竞争意识，确立合作共赢、追求卓越的理念和习惯。从“重货币资本”向“重人力资本”转变，从“重人情”向“重规则法理”转变，从“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向“喜为鸡头，也甘做凤尾”转变，从“制造温商”向“创造温商”转变，创造开放、分享、重责任、全球化的新商业文明，培育和塑造出符合转型所需的现代公民精神和公共精神。从“敢闯温州人”向“智慧温州人”转变，“草根温州人”向“精英温州人”转变，“市场温州人”向“社会温州人”转变，“功利温州人”向“责任温州人”转变，“经济温州人”向“人文温州人”转变，“境遇温州人”向“境界温州人”转变，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丰富有限人生，涵养温州人的精神气质，不断丰富和发展温州文化内涵，提升温州文化品位，铸就温州城市的文化根基，向卓越、精致、质量挺进。唯有如此，温州人、温州城市、温州产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不只是一个目标定位，它还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永无止境的一种价值追求，它要求温州城市内涵和品质迈向卓越，要求通过所有温州人胼手胝足、夙兴夜寐、勤勉奋斗的努力，使未来的温州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使生活在温州城市的人们有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幸福感。使温州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它，而外界人群尊敬它、向往它。这是温州城市、城市的管理者和生活、工作在这座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在新时期追求卓越、使温州一路走好的决心和行动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国平：《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两大主题的深度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第65页 {2}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新华文摘》，1993年第4期，第13页 {3}杨柳：《费孝通思想探微——谈文化自觉及对文化的作用》，《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第146页 ④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第5页 ⑤王丹容，潘建中：《十问温州人精神——我们每个人该为温州发展做点什么？》，2010年10月20日《温州日报》 {6}同⑤ ⑦汤祖传，郑志强：《论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现代契约精神的构建》，《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9页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瓯江口新区管委会政研室负责人，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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