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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总体布局。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样的高度，做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工作和成绩的若干领域中，其中有一个领域是地域文化的传承。以北京为例，举办奥运会为背景的“人文奥运”工作以及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为目标的“人文北京”相关工作、旧城整体保护概念的提出和规划的制定、北京城中轴线保护和申遗目标的确定和各项举措的逐步实施等，均可视作上述领域的大手笔、大成绩，是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北京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 但也有必要强调指出。在地域文化传承领域中，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下大力气加以解决，还以北京为例。 一 2013年6月，媒体报道：记者从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点工程公众交流会上获悉，西城区公布“北京中轴线核心保护区·什刹海地区”旧城保护示范项目的设计思路。什刹海文保区范围589.8公顷，其中15.56公顷将作为一期试点项目，范围东至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前海东沿，北至鼓楼西大街东段，南至平安大街，涵盖什刹海地安门外大街、烟袋斜街及白米斜街三个历史街区。按照设想，一期试点项目投入83亿元，预期建设周期4年。改造后，该地区将形成以“慢生活+艺术性消费”为主体的特色性街区，引入和配置特色商业、艺术家工坊，以及文化互动旅游产业，重现北中轴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该“设计思路”一经面世，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地铁八号线织补项目——空中胡同慢行观景区”即所谓“空中胡同”，以及“鼓西项目”中的“下沉式胡同”等想法，引发了人们的隐忧与焦虑。 忧虑一，上述思路是不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形式的“大拆大建”？如果说人们对前些年以“危改”为“旗帜”的民生建设类的“大拆大建”刚刚有了一点反思和认识，那么对目前这种以“古都风貌保护”为旗帜的文化建设类的“大拆大建”是否应该赶紧把它想明白呢？ 忧虑二，按照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地安门外大街两侧的店铺，基本上属于建筑五个类型中的“历史建筑”，与“文保单位”、“保护建筑”一样，不可以拆除，只可以修缮，而照“设计思路”建“空中胡同”，势必要将它们拆掉重建，这是将国家法规条例置于何地呢？ 忧虑三，暂时放下是否属于“大拆大建”和是否违反法规条例不说，想一想，在地安门外大街两侧建设两层商铺，商铺之间采取连廊形式，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的风貌与明清时代有什么相干？所谓恢复明清盛景，明清时代有这样的“空中胡同”吗？ 看一看各地所谓复建的“明清古镇”、“明清一条街”，只要是“大拆大建”的，无一不是拆了真古董，盖了假古董。要知道，从总体上说，历史是渐进的，一条街、一个镇风貌的改变也是渐进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长期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长期以来与它相关的历史、文化、技术和人们的情感。而不在于其中一个历史时期仅仅的建筑符号和建筑风貌。把长期的渐变的多元的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系理解为相对短期的少变的单一的相对贫乏的简单载体，是不是一种简单化、符号化的思维方式呢？全国各地太多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拆真造假建设“景区”的案例。北京前门大街的大规模改造也位列其中。改造前，前门大街的建筑基本是民国遗存，是历史真实，有丰富的历史记忆。改造之后，代之以仿古建筑，历史真实无存，历史记忆全失。针对重建后的前门大街“人气”不足的问题，管理者想了很多办法，目前又在采取再一轮的举措。相映之下，紧邻的大栅栏街断然抛弃了大拆大建的原思路，值得庆幸。 二 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在此居住，而且是当时文化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蓝本。2009年，24号院的宅门与西厢房被拆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虽经北京市规划委叫停以及市文物局和规划委责成建筑单位调整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24号院落得以保留，然而历经两年多保护与拆除两种意见的拉锯，最终于2012年1月以“维修性拆除”的名义拆除。与以往名人故居被拆除相比较，这次梁林故居被拆除引起的社会反响是空前的，关注面之广，意见之尖锐，舆论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均属前所未有。其教训也就更为深刻，其结果和其过程，更加发人深省。 对于历史上的工作失误应该补救而未能及时补救的莫过于曹雪芹故居“十七间半”。位于当时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的“十七间半”，于2000年广渠门内大街拓宽中被拆除。2003年通过复建规划，由原207号院址北移40米，后却被告知这个地方是地铁5号线的出气口所在。再次修改的规划地点是再向东移100米。至2006年新规划通过后，不知什么原因，依然没有动工，却面临再一次修改规划。时至今日，曹雪芹故居拆除13年之久，决定复建而未得复建。 以上问题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在大规模、快速度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中，作为城市地域文化宝贵遗产的名人故居、历史建筑没有受到足够的保护。前些年笔者亲自参与的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调研过程中，300多处名人故居中的一部分至报告公布之日已经不复存在了。近两年，情况略有好转，如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之一、著名短篇小说《祝福》的创作地，西城区砖塔胡同84号，在社会和西城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西城区政府决定暂时不拆除，并考虑按照原貌修复，查找历史档案，找到当年鲁迅居住的房子照片，将这里作为重要的历史信息承载地加以保护”。但就总体而言，北京不少名人故居和历史建筑的状况堪忧，或面临拆除，或空有其名未得很好保护，或环境问题严重，甚至屈从于旅游目的而随意处置。 此类问题，在全国各地时有出现，新闻媒体也多有报道。如最近报道的广州民国时期历史建筑金陵台和妙高台的部分建筑“一夜成废墟”；广西一镇政府拆毁400多年历史的八仙板桥；按照《济南商埠风貌区保护与复兴城市设计》方案，多座百年老建筑被拆除，而时隔无几，其中的济南老火车站、原英国领事馆等又要复建等等。 三 近些年来，媒体陆续报道，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等先后举办了与祭祀相关的大型活动。这些地方，在明清时代，是北京城国家祭祀的场所，而辛亥革命以后，随着2000余年封建帝制的终结，与构建和论证封建帝制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国家祭祀制度也就被人们所抛弃。这些祭祀场所全部转身变成了民众的公园。在经历了上述巨变的公园中重新出现与祭祀相关的大型活动，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有学者为之鼓而呼之，提出进一步“活化祭坛公园”的建议。 这些场所与活动的基本情况，借用研究者张勃整理的资料列举如下。 与张勃不同的是，张勃所称的仪式（表演）活动分两类，一类是纯粹的仿古祭祀表演（天坛、地坛、先蚕坛所举行的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将仿古祭祀表演与真正的礼仪活动相结合（先农坛、日坛和月坛举行的属于此类），而我将它们统称为与祭祀相关的大型活动。最重要的理由是尚未出现“真正的祭祀礼仪”活动。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祭祀礼仪活动？在不同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可以认为，封建时代国家祭祀礼仪活动的内核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天人合一”的根本理念、“阴阳五行”的系统理论、有序和谐的伦理准则、谦恭感恩的道德精神等，为当时的全社会所接受，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另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祭祀天地、日月、社稷等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皇帝权力合法性的有力支撑。也正是这一点，当时的国家祭祀尽量要由皇家亲祭。 显然，如果今天所谓的“恢复明清国家祭祀仪式”，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上述两个“核心”中的第二个，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只有第一个文化核心才是我们要十分珍惜、爱护并加以传承的。而在对其的传承中，还必须加以当今时代的“关照”。即除了“古为今用”之外，还必须在“生态文明”精神的指引下，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进行研究、保护与传承。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所谓的“真正的祭祀礼仪”活动，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日坛公园的祭日活动中设计了由观众共同参与的“太阳礼”仪式、先农坛的祭先农活动中安排了集体朗诵“先农炎帝颂”环节，不失为是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就活动的整体而言，展示给社会的强烈印象是，以皇帝作为活动中心的整体框架模糊了活动的主旨；在发展旅游、吸引游客这个首要目标下，必然强化整场活动的表演性；缺乏对当今组织祭祀活动必要性与正当性的研究、宣传，也缺乏当今社会条件下如何组织祭祀活动的探讨。总之，北京原国家祭坛目前所举行的与祭祀有关的大型活动，主旨需要进一步理清，时代特色需要加强，活动形式需要创新，以皇帝为中心的藩篱需要突破。说到底祭祀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必然和核心。 就祭祀而言，现实生活中有值得总结的成功例子，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祭祀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我国祭祀文化的活标本。依据一，它具有极为深厚的社会共识和群众基础。依据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依据三，具有合理的文化内涵，崇拜英雄和祖先。依据四，有完善的场所、仪式、队伍与传承的保证。实际上，各地地域文化中（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的祭祀文化，以至于广大民众家中对先人的祭祀，之所以能得以传承（尽管形式上不尽严格和一致），也无外乎内在的一种文化观念。所以要想“活化祭坛公园”，关键在于梳理和强化人地关系的文化内涵，并形成广大群众的共同意识。形式上可以利用祭祀的形式，也可以有更多的非祭祀的形式。 四 2013年7月，媒体报道“街道博物馆牵出的旧京记忆”。讲的是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创办的社区博物馆，“地下800平方米的空间，8个展区16个展项，足以让你瞬间穿越，回到旧时的京城，细细感受历史人文的风云”。“这里不仅复制了贡院、古观象台、蔡元培故居、大清邮政等古迹，还利用声、光、电等技术让游客如身临其境般感受智化寺音乐、鞭打春牛等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市民居家老物件的展示，由辖区居民提供的宝贝虽算不上文物，却能让人体会到浓浓的老北京味。同时，博物馆将曾经在建国门街道居住过的名人一一录入，茅以升、杨朔、沈从文、梅兰芳等赫然在目。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着地域气息的小小博物馆，加上周遭那些极具年代感的去处，例如曾经的“火烧赵家楼”遗址、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科举考试重地贡院所在等等，简直就是展示传承地域文化的一座圣殿。 必须承认，我们在比较长的一个阶段中，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不乏不当之处，不乏败笔，所造成的后果很多是无法弥补的。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失去的东西很多是不能再回来的。现在要做和能做的事情是在提高全社会文化意识的基础上，理清家底，面对家底，做好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建国门街道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城乡基层在研究、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拿北京为例，柳荫公园每年春天的柳文化节、灵水村的秋粥节、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800名小学生参与的“认认真真写字，端端正正做人”的开笔礼仪式、“徒步重新发掘京西古道”活动等，为全社会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经验。 归纳以上事例，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点：一是目的明确，研究、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其中有的也有发展旅游的目的，但经济收入不是第一位的。二是每个项目或活动都有明确的文化主题。三是深深扎根于民众，拿柳荫公园的柳文化节来说，参与者主要是周边的居民和单位职工，自娱自乐，并从中得到文化的熏陶和启示，群众积极性之高让人感动。四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是地域性支撑了草根性，受众更会倍感亲切。 最近，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显然，这些精神也是当前地域文化传承工作的指针。
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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