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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社会上普遍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岂不知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后改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杭锦旗农村包产到户（后来规范叫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比小岗村早半年。1979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闻讯实地考察后，明确表态：“对伊克昭盟的包产到户，我不习惯用“文革”的语言，今天也用一句，叫作‘革命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盟委书记（即地委书记）千奋勇同志说：“这个简明的表态，使伊克昭盟的各族领导热泪盈眶，这是党委给我们吃的定心丸啊!要知道，在当时搞包产到户，地方领导坚持干，自治区领导支持干，要冒多大的风险!” 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反映的是中国农村改革“自下而上”悲壮的一面的话；那么，内蒙古鄂尔多斯农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得到地委支持、省委支持，反映的就是中国农村改革“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结合的另一面。党心、民心在这里是交融在一起的。我们认为，这才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创造奇迹的更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任务，面临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敢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这是30 年前一篇为世人所瞩目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一段发人沉思、至今仍闪烁着深邃的思想之光的精辟论述。亦正是在这一为探求真理而冒着风险之作的引发下，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空前兴起。这在中国大地如久已期盼的春风春雨，顿时吹洒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对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不曾料想到的历史性的巨大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包产到户”及“畜草双承包”的农村牧区的重大改革，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靠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与推动，冲破重重阻力，特别是“左”倾思想的长期禁锢，才得以脱颖而出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 1978 年我担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盟长。当时不容置疑的严酷现实是：全盟8.8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沙漠化严重，不但不通火车，且相当多的地方不通汽车，公路也不发达，旗县以下许多地方需骑马往返或步行。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2 人，许多地方构不成村落，群众三户、五户甚至一户散居于坡梁、沟湾、草原和沙巴拉儿里；称得上村庄的，星星点点散落在黄河、无定河畔的滩川上。十年九旱，风大沙多，加之沙侵风刮水蚀，对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十分不利。解放三十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至用行政手段推行“大寨经验”，一次又一次盲目扩大基本核算单位。结果是越想往前走越向后退缩，不得不连年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生活。粮食总产量始终没有达到1956 年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却由1956 年的370 公斤下降到1978 年的185 公斤。粮食总产量长期徘徊在2 亿公斤左右，加上牧区和城镇用粮，每年需要国家供应l 亿公斤左右粮食，如果没有国家供应这么多粮食和贷款及救济，群众就无法生存，集体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到温饱和扩大再生产；有一部分老百姓甚至过着“棉篷窝窝沙葱菜，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原始采集生活。 是国家投入不够？自1956 年以来，国家对伊克昭盟的农牧业投资每年平均2500 万元，投放大小拖拉机3496 台，推土机345 台，农用汽车232 辆，电动机、柴油机20000 多台，农牧业机械总动力达29.4 万千瓦。建成扬水站140 多处，机电井14000 眼，塘坝、水库2000 多处，保灌面积6 万公顷，建成高低压线路7370 公里。国家花了很大本钱，生产条件有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理应有所发展。然而，为什么事实恰恰相反，生产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呢？ 是群众落后？伊克昭盟与陕北毗邻，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火焰就曾在这里燃起。众所周知的“鄂尔多斯风暴”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基层干部中，不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及老红军。那时，人们不怕杀头坐牢和流血牺牲，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可如今不论干部怎么催，喇叭怎么叫，成天开会发动，也改变不了“上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评工坐下吵不清”的局面。众多的人们抱着“东阴凉倒到西阴凉，单等吃国家救济粮”的态度混日子。全盟约有200 个生产队是“倒分红”，辛勤劳苦一年分不到红，只分到债，劳动越 多债务越多。 这种状况怎能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那么，又该从何着手改变这种状况，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实践在急迫地呼唤理论的回答，实践在渴望理论的指导。而真理恰恰蕴藏在群众性的伟大实践中。要探寻推动实践前进的真理之路，只能投身到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中。鄂尔多斯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爱这神奇的大漠高原，我爱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正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使我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当时我和盟委一班人的主要精力除了制定全盟的大政方针外，目光更多地关注着农村牧区，了解民情，实地考察，着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众多的农民反映说，自留地占的比例很小，但收入所占比重很大。还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即我在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的耳闻目睹：一个50 来岁的妇女叫赵丑女，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1978 年承包了附近的0.93 公顷耕地、一台水车、一头骡子，自主经营，秋收后亩产都在300 公斤以上，大白菜和大蒜的收获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她家的人均创收高出了整个生产队创收的几倍。但在分配劳动所得时，上下左右各说不一。就此，一位老领导（编者注：原伊盟盟委书记、后内蒙古农办主任暴彦巴图）写了一封题为《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户何罪之有？》的信，托人带到三中全会上。后来胡耀邦曾说过：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周惠第三。而当时的带信者正是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周惠。 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包产到户”。人们见面总要问一声“包开了没有”。而难点在于思想认识不统一，特别是干部中的思想认识不统一。我多次主持召开盟委、行署各种会议，研究解决推行“包产到户”中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困难。我主张将时任行署秘书长的马丕峰提任为行署副盟长。有人提醒说：马老头是“老右倾”，这种人你敢用？其实这位1942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20世纪50 年代后期针对“三面红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民公社是娃娃穿的大人鞋，把娃娃拖垮了，仍然走不动。”这种实事求是的大实话，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一直得不到重用。但他对党的事业一贯忠心耿耿，工作能力很强，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对农村牧区工作很有见地，是干部中公认的“农业专家”。事实证明，在推行“包产到户”过程中，他可谓殚精竭虑，成绩卓著，有口皆碑。而起用此人，亦使全盟干部看到了盟委推行“包产到户”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1979 年春节刚过，以杭锦旗巴拉亥公社新明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学义为首的7 个生产队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一时成了热点话题中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当时大部分农业区在搞“五定一奖”、“联户到组”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远不如“口粮田到户”、“责任到户”、“责任到人”效果显著。巴拉亥是杭锦旗沿黄河6 个公社中最贫穷的1个。从1966 年到1978 年，累计欠国家贷款40 万元，吃国家返销粮25万公斤，社员欠外债40 万元，向外地借粮20 万公斤。我们与专家测算，倘若还像以前那样干下去，再过13 年亦还不清国家和集体的债务。 “民以食为天”。抓好粮食生产是农村工作乃至整个经济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只有人民安康、丰衣足食，才能使各项事业繁荣起来。“包产到户”是解决种田人生存发展的一条根本出路。中央文件上没有，可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他们大胆地试，大胆地实践。这是我和盟委一班人当时的主导思想。 这一试，有20％的社队搞了“包产到户”。我自信这是对的，可内心并不轻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地市级领导干部，我知道什么是铁的纪律，也知道中央文件的分量，还有那颇具来头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学大寨”，“向大队核算过渡”；“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我掂量过“支持‘包产到户’将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子恢、曾希圣……多少人为农业生产体制问题而远离了政治舞台，而我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年轻的盟委第一书记。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有利益的事业就应坚持去做。怎样增产、怎样有效就怎样办，这个决心下定了。 地，一家一户种下去了。然而对“包产到户”的各种争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盟委。一些与伊克昭盟毗邻的外省社队把“坚决顶住伊克昭盟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写成标语刷到墙上，大喇叭冲着伊克昭盟播放“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做法”，“坚决反对‘包产到户’”。一时间“包产到户”不仅成了经营管理方式上的问题，而且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舆论压力大，干部群众中思想混乱。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干部担心、忧虑、迷惑不解，不敢在完善和加强“包产到户”责任制上下功夫；一些准备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干部，举棋不定，消极应付，说什么“我们宁肯迟发财，也不愿跌跤子”，指责“包产到户”的书记是“单干书记”。甚至有人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结果使参加会议的人不但没有转过弯子来，反而造成多数人不同意“包产到户”。还有人煽动说：内蒙古党委派来调查组，正在调查千奋勇的问题……一时间“热点”更热，“难点”更难，干部中形不成统一的意见，群众称“我们公社是王书记挖渠，李书记填沟”。 当时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分歧有三：一是对其性质认识有分歧，二是对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矛盾看法不一，三是对农业机械化认识不一致。 真理之光终究是不可磨灭的。群众性的伟大实践终究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总开关，以赵丑女等“包产到户”的个人和社队的革命实践为教材，引导盟委、行署干部深入开展大讨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正确的姿态，满腔的热情，排除干扰，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村改革。对推行“包产到户”这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在旧有框架和定义里纠缠，也不轻率地下结论，要让实践去检验。 我们选派得力干部进驻巴拉亥公社新民大队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东阴凉倒到西阴凉”的人不见了，“病人”没病了，老汉年轻了，懒汉下地了，“包产到户”的人家起早贪黑地干，两头不见日头，一天胜过四天。原先把方田犁成圆地的现在不见了，田边地头四角都耕过，翻得深，种得足，到了边又过了堰，苗全苗匀苗壮。锄地时顺着地皮刮的不见了，早锄多锄深锄，生怕伤着苗子；缺苗有人补，弱苗有人扶，走路还怕把苗子踩坏了。麦熟一块割一块，随割随拉随打。真正做到了寸草入垛，颗粒归仓。秋收时，巴拉亥公社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87.9 万公斤，人均粮食550 公斤，超过杭锦旗其余5 个农业公社交售商品粮的总和。其中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增产43％，创造了大幅度增产的奇迹。社员喜气洋洋地说：“今年劳动有心肠，有钱又有粮，不像过去‘工分上了万，粮食没几石’。”基层干部说：“今年是粮食最多的一年，收入最多的一年，生活最好的一年，队干部最好当的一年。”类似情况从各个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陆续显现出来。 1979 年金秋，我们召开了盟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盟、旗、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全盟农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8 天时间参观、对比、分析、研讨了巴拉亥等7 个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状；第二阶段用4 天时间谈认识，讲体会，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讨论如何积极推行“包产到户”。会后下发了《全盟旗县委书记扩大会议讨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纪要》。这个《纪要》在内蒙古第一次明确地将“包产到户”责任制以盟委文件下发、传 达，并在《鄂尔多斯报》上公开发表，让全盟干部群众人人皆知。此时，“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已在内蒙古流传，内蒙古有些地方也在搞“包产到户”。但当时能做的事不一定能够说出来，能干的事不一定能够写出来。这是那个转折时期政治上打的深深烙印。 长期以来，广大农民深受“左”倾之害，吃尽了“一大二公”、“穷过渡”、“大锅饭”、“形式主义”的苦头。因此，巴拉亥公社部分生产队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一系列情况不胫而走，不少社队的农民早已强烈要求彻底砸烂“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因此，《纪要》一出台，就像一股强劲的东风，挡也挡不住。到1980 年底，犹如燎原之势，全盟7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念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本经，窃窃私语“倒退容易前进难”。群众中也有吃惯了救济、占惯了便宜的极少数好吃懒做的人出来反对和抵制，抓住生产责任制中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加以扩大，拨弄是非。在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存在着“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没推行的地方则呈现出“群众盼望，干部观望”的态势。 分析当时的局势，我认为只要政策落实，方法对头，群众的积极性会是持续高涨的，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用一两年的时间先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再理论什么也不迟。然而指责、反对的人依然有之，特别是干部中依然有些人用中央文件的现成条文裁剪、限制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我们的态度是：要用中央的精神指导本地区的工作，必须拿出具体措施，这是一级党组织存在的意义，如果一字不差念中央文件，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那就不用设置一级党组织了，只要有个收发室就行了。乌兰夫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内蒙古的民主改革中创造性地推行了“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为迅速恢复农牧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不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吗! 是年，我们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包产到户使伊克昭盟农民摆脱困境走向富裕》一文。1981 年1 月20 日，这篇文章以《谈谈伊克昭盟的包产到户》为题，刊登在《内蒙古日报》上。对于伊克昭盟来说，全盟农业生产获得了生机和活力，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蒸蒸日上，整个农村经济生机勃勃，农贸市场空前活跃。民谣添了新内容：“包产前，贵客临门也只能是山药酸菜，借上小米来招待；包产后，来人不用愁，白面条条肉稍稍（方言，肉卤汤），细杂烩菜油炸糕”。“粮满仓，肉满缸，穿的讲漂亮，吃的讲营养，用的讲高档，住的讲宽敞，两三年后盖新房”。 从伊克昭盟看全国，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亿万农民群众在亲身实践中创造性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也是我们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支持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它推动了历史，创造了历史，从经济体制上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农区搞“包产到户”，那么，牧区该采取什么形式进行承包？这是我们当时一并思考的课题。在深入牧区调查时发现：“新苏鲁克”是一种较好的承包形式。其内容主要有六项。一是包老本：牲畜包给牧民长期稳定不变，不能减少，每年出售、自食、死亡的牲畜要保证从当年繁殖成活的仔畜中补上。二是包质量：确保牲畜质量不能下降，特别是细毛羊和草原红牛要实施人工配种，不断提高质量。三是包纯增：保证平均每年有一定数量纯增牲畜头数。四是包商品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商品畜及畜产品收购任务，集体和承包户均承担交售任务。五是包建设：畜群基本建设，包括草库伦、棚圈设备、水井、牧民住宅等建设，均由承包畜群的牧民自己完成。六是包投资：畜群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由牧民投资，国家和集体给予必要的资助。 实践证明，“新苏鲁克责任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能够促进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搞大群放牧，使一部分牧民失去了畜群，失去了放牧的权利。现在划小了畜群，以户为核算单位，广大牧民户户有牧放，从而调动了每家每户的积极性，户户都建起暖棚暖圈，遇有灾情，母畜进屋，羔羊上炕，口粮喂畜，牛奶喂羊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样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过去大部分社队集体经济虽然发展，但牧民得到的实惠很少。现在牧民除了上缴集体的纯增畜以外，多增的牲畜全归自己，出售商品畜收入、绒毛收入和其它农林副业收入也归自己。因此，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就相应高涨起来。它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彻底解决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成果越多，个人收入越高。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牧民有权管理生产和经营，有权处理牲畜，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广开生产门路，能促进草原建设。畜群管理和畜群基本建设同草原管理利用统一起来，同时配套，牧民的想法和过去不同 了。过去依靠集体，现在得靠自己想办法，自己不搞建设，不解决牲畜的草料问题不行了。特别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科技同牧民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牧民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积极实施改良畜种，提高草库伦建设质量，普遍实行育肥羊，提高商品畜的产肉量。 1980 年8 月，我主持召开了盟委常委（扩大）会议，为进一步搞活农村牧区经济，提出了解放思想，放宽农牧业生产政策，牧业上除逐步完善“新苏鲁克生产责任制”外，还允许实行公有私养、分户包养等办法。会后，有些牧业旗积极制定了有关政策，一个牧业年度下来（1980年6 月至1981 年6 月），牲畜总增43％，出栏率达到37％，商品率达到21.5％。但我深知，牧民刚填饱肚子，生活虽有了改善23 [1]，但距离富裕的程度还很远，住的还是低矮破旧的小土屋，穿的还是打补丁的破衣服。如果将草场也交给牧民经营，承包到户，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牧民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推动畜牧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围绕草场能否承包到户，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分畜分草场是复辟倒退，或认为是权宜之计，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在思想认识上，又经历了与农区推行“包产到户”初期类似的艰难历程。但是，如果不把过去走得过快的生产关系拉回到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来，牧区的经济和牧民的生活是绝对难以发展和提高的。因而，我们在总结推行牲畜承包到户和扩大自留畜的基础上，最终在内蒙古较早地推行了牲畜作价承包到户和草场划拨承包到户的“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 “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结束了牧民共同吃牲畜“大锅饭”，牲畜吃草场“大锅饭”的局面。打破了重畜轻草的传统落后观念，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将草原、牲畜两个方面的责、权、利归于牧民一身，使人、草、畜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草原畜牧业如何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发展的问题。1981 年盟委、行署制定了《伊克昭盟牧区“新苏鲁克”生产责任制试行办法》，从此，草场和牲畜在全盟牧区普遍实行统一承包。由于管理制度层层健全，在实行“畜草双承包”过程中，牲畜、草场分而不乱，牲畜头数得到稳定发展。以种树种草、围建草库伦和开发水源为中心，草原建设迅猛发展。草场划分后，因使用权和经营权长期稳定不变，牧民的生产活动比较稳定，从而较快地扭转了千百年来畜随草走，人随畜转的生活习惯。牧民在自己的承包区内积极建住房，搞草场建设，进行疫病防治，进而增强了抗灾能力和畜牧业生产的稳定性。 伊克昭盟农村牧区积极推行“包产到户”和“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将生产自主经营权还给农牧民，仅一两年间，就使农牧区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转向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崭新阶段。大多数农牧民迅速摆脱了饥饿，解决了温饱。同时，还以改造生态环境和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大力种树、种草、种柠条，兴建小型水利工程，恢复植被，为今后的农牧业发展增强了后劲，为沙产业、草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创造了全国有名的“鄂尔多斯发展模式”。
作者：伊克昭盟原盟委书记、盟长，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内蒙古政协主席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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