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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9年，西汉初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西域之行，使得中原汉王朝对西域包括今印度以南的地区有了了解。同时发现，由这条道路往西，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西方同样也在借助这条道路向东探索，寻求贸易。东汉时期，在距首次出使西域近200年后，公元97年，又有一支队伍向西出发，到达了今天的波斯湾、土耳其一带。自汉至唐的丝绸之路，最远到达亚欧交接处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条道路自汉朝开通后，断断续续，至唐达到最盛，后被吐蕃所阻隔，明清以后有所衰落。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将汉朝凿通的这条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条通道上，中国的丝绸是大宗贸易品。随着丝绸传入，西方认识了东方有一个文明大国。后来，丝绸之路内涵扩大，不单指这条途经河西走廊的通道，而是泛指所有连接东西方的通道。 现在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大体上有四条：第一条是草原丝绸之路，早于张骞凿通的通道。它横贯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带，又称草原通道、草原之路。第二条是绿洲丝绸之路。即张骞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新疆，一直通向东欧的道路。由于途经河西走廊的绿洲，穿越新疆的沙漠，因此得名绿洲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第三条是西南丝绸之路。涵盖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至印度以及东南亚乃至更大范围。这条通道又是藏区和内地的茶叶、马匹贸易运输之路，又被称为“茶马古道”。第四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是指自广州、泉州，经过印度洋，抵达波斯湾的海上通道。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 在以上所说四条东西方通道中，草原丝绸之路是最早开通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 首先，草原通道的形成和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这个板块的地理环境中，北亚一带气候寒冷、生态恶劣，要么是寒冷的森林，要么是广阔的戈壁，人类生存很少。囿于环境，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无法向北推进，几千年来总是南下寻求出路。与我国青藏高原基本处于同纬度的中亚地带，到处是崇山峻岭、戈壁沙漠，实际上是一条天然的屏障。所以，北亚、中亚的地理环境都成了阻挡东西方交通的障碍。地处中亚和北亚中间，大约北纬40°至50°的中纬度地区，是一条广阔的草原地带，此区域除了局部丘陵地区外，大部地势比较平坦。东起中国北部的蒙古高原，向西经过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伊朗、土耳其等中亚北部，进入黑海的北岸，和俄罗斯南部的草原衔接，一直到达喀尔巴阡山，跨入东欧。这一条草原地带，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中国北方草原，包括现在的蒙古，正是位于这条欧亚草原带上。较好的自然环境，使得这条通道具备了向西连接中亚、东欧，向东南通向中国，直到中原地区和东海的客观条件。这是一条天然存在的草原通道。 第二，从文化形态上看。这个草原地带连接欧亚两大洲，客观上是一个文化交往互动的地带。这里所说的是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在内的大文化概念。任何文化都不会在封闭状态下长期存在，不同形态的文化都有走出去发展的需求，都会和其他文化碰撞与交流。西边的罗马帝国，东边的汉帝国，是两种文化形态，放大看，就是欧洲的文化和亚洲的文化。两者都在不断地扩张，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在这条通道上交往，这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这两种文化出现扩张、碰撞和交流的时候，谁来承担起媒介的作用？是草原通道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自身具有强烈的流动性特质，由于他们的流动，主动地、积极地、强有力地承担起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促成了欧亚文化在此通道上的交流汇合，也持续了草原通道的畅通与繁荣。再加之和南方中原文化的互动，也形成了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因此，从文化形态上讲，这条通道不是一条单一文化的静态的通道，必然是一条多种文化交汇的通道。进一步看，自这条通道由东向西形成黄河孕育的中华文明，印度河、恒河孕育的印度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孕育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孕育的埃及文明。四大古老文明的元素通过游牧民族在这个通道上交流、汇合。这是一条神奇的通道。正是由于这条通道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极其丰富的、多元的文化形态，以及游牧民族流动的特质，使得这条通道必然要活跃起来，各种文化都在发展的过程中汇聚于此。游牧民族承担起文化传播的历史任务。这些因素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除了自然环境、文化形态外，驯养马及马文化，也是促成草原各种文化积极传播交流的重要媒体。在如此广阔的草原上，游牧民族靠什么流动？不可缺少的是马。人类自公元前就驯养马匹。马匹的驯养和马匹作用的发挥，在世界历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遥远的古代，作用的确不可忽视。马匹的出现，包括游牧民族作为骑马民族的出现，一下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加快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文化就是一种先进文化。游牧民族因善于利用马而使自己的战斗力、机动力和文化的传播力大大提升。凡是想要发展壮大的民族，都积极地吸收这种先进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胡服骑射，学习匈奴。汉武帝派人出使西域，要求引入西域良马。他深知，没有骑兵将难以抵抗匈奴的铁骑。因此，马匹很快普及。这不是简单地将马匹及驯养技术的引进，而是引进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 第四，丝绸等各类物资的贸易交换是重要的媒介。丝绸曾经是这条道路上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在传播交流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发明了蚕丝，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期。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桑”“蚕”“丝”“绸”的象形文字。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中，已经出现了讴歌桑蚕丝绸的诗句。商周时期，现在所说的绫、罗、绸、缎、锦等丝织品的成品已经出现。种桑养蚕，纺织丝绸，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一个主要产业。所谓“沧海桑田”，就是用“桑”和“田”来代指中国的农业，也就是说，种桑养蚕和种五谷粮食成为最早的农业产业。由此可见，丝织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位置十分重要，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桑养蚕和丝织品纺织的经验。有资料表明，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走出国门的是在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时，随着周穆王的西游，将许多丝织品带到了今吉尔吉斯斯坦。公元前4世纪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希腊人的著作中说他们见到了来自丝绸之国“赛里斯”的丝绸。他们当时尚不清楚了解中国及其位置，但却深知丝绸必然来自盛产蚕丝的国度。可见，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流传到了欧洲。希腊人认识丝绸是无上的珍品，只有宫廷的贵族才能使用。在今印度、北非、西亚等地，由于天气的原因，丝绸较之其他衣物更受到当地贵族的喜爱。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丝绸已经在上述地区及罗马等地陆续出现。当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完全开通后，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即东汉时期，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埃及北部靠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已经成为重要的中国丝织品的集散地。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疆阿尔泰山的墓葬中，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绣有中国传统凤凰形象的、捻制的细条状的成股的丝织品（这是迄今在草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丝织品，较毛织品的发现为晚）。后来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的黑城附近，发现了古代丝和绢的残留物。到公元前2世纪时，丝绸已经大量地流入了匈奴地区。这些地区的丝织品一定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传的，而非内陆的河西走廊的这条通道。从丝绸和草原之路的关系来讲，丝绸进入这条道路的时间很早，比张骞开创的绿洲丝绸之路的历史要悠久。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与丝绸成为这条通道贸易商品的还有来自农业区的粮食、茶叶、麻、手工制品和来自草原地区的牛、马等畜产品，这种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第五，最重要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草原游牧民族肩负了重要的任务。在这条通道上，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利用这条通道四处征战、不断迁徙，从而将自己的游牧文化传播出去。他们又是异文化的接受者，他们利用草原通道和游牧民族流动的特点，快速地走遍各个地区，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对各种文化中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采取了积极吸纳的态度，勇于接受异文化。长此以往，培养了草原游牧民族开放包容的特性。作为元朝统治民族的蒙古族和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当接触异质文化后，吸收了其中的先进成分，加之自身文化积累较多，很快使自己的统治手段丰富起来，经验更多、办法更多，从而才能驾驭全国的统治。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推进了各地商贸的往来和互市的活动，对于打通东西方民族和南北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的迁徙流动，又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世界三大宗教几乎都是在欧亚之间、在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区域、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中产生。游牧民族易于接受这些文化，进而积极传播这些文化，使得宗教成为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交往的重要渠道。今天对世界的认识，不能跨越宗教，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历史产物。宗教一旦产生，很快在民众中普及，成为一种交流途径，显示了其中的文化力量。草原民族在这条通道对宗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大体走向 一般来讲，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在草原游牧区域内历史形成的连通东西、也连通南北的大体通道走向。有几种说法： 一是南北两线：北线的开拓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南线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 二是三部分，阴山道：由关内京畿北上至大同云中或中受降城（今包头）；参天可汗道（唐）：由五原至回鹘、突厥牙帐哈尔和林；西段：由哈剌和林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 三是南北通道：从漠南蒙古过阴山，经今二连浩特，跨过漠北草原，经今恰克图至俄罗斯的茶马古道；由祁连山沿弱水北上，过居延，达匈奴龙庭的古老通道，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以上这些说法，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草原通道某一段落的大体走向。这条大通道，是以多条南北向、东西向通道呈网络张开，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而且在历史上屡有变迁，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格局。概括起来说，草原丝绸之路就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虽然受到自然地理、民族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分析，这条通道的存在适应了广大草原地区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需要，因而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保持了生命力，使贸易交往不断，文化交流不断，民族交融不断，而且常变常新，堪称历史大观。 三、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久，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格局中，特别是持续连通东西方的多方面交流中，给沿线广大地区和多种民族的发展演变，都带去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延续至今，其作用极为特殊，极为重要。这条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的纽带。西周时期，东胡的青铜文化往西伯利亚向西，影响到波罗的海沿岸。匈奴崛起大漠成为草原文明、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多次发现罗马帝国的金币、萨珊王朝的银币、银壶，以及罗马商人和传教士的墓葬，西亚、欧洲不同时期的金器、银器、琉璃制品、工艺品等。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匈奴西迁，突厥西迁，成吉思汗的西征，以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东来，以至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都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我国来讲，草原丝绸之路表现出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在经济关系上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同时，草原丝绸之路又不是单纯的“商路”，而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交汇的文化之路，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上相互之间长期稳定的大宗贸易需求，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相依相生、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因此，草原丝路的兴衰对中原与草原地区社会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商路不通则烽烟频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条关乎中原与草原人民的“血脉线”“生命线”。当北方草原游牧政权相互征战、频繁更迭，争夺控制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致使河西走廊通道多次中断的情况下，草原丝绸之路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且非常活跃。有汉一代，即使在汉匈战争对峙时期，也没有中断和匈奴的丝绸贸易，匈奴贵族对丝绸的使用和享受已经不可放弃，他们只能通过漠北的草原丝路和中原开展丝绸贸易。居延是草原通道上连接东西和南北的重要枢纽。居延往南，进入河西走廊；往北，连接匈奴的龙庭。居延是草原通道上各民族间南来北往、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其地位十分重要。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唐朝及后来的宋朝不能经此向西，就往北改道草原丝路西行。除了选择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外，还可经过燕山山脉、阴山山脉，到达今新疆地区。唐朝大批的使者、僧侣、商人通过草原丝路前往西域。6－8世纪，突厥控制草原丝路近200年，丝绸及其他商品贸易非常活跃。谁控制了这条道路，谁就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主动权。到了8世纪，回鹘人控制了草原丝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这两个少数民族占据草原丝路时，都积极促进在这条通道上贸易的发展。唐朝利用草原丝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并加以控制与安抚。当唐太宗征服突厥后，为安置回鹘、铁勒等部，曾到灵州与数千少数民族首领会见，被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唐朝还开通从五原到哈剌和林这条南北道路，沿途设立60余个卫所来保护这条道路，铁勒、回鹘等称之为“参天可汗道”，这是一条连接北部草原的重要道路。唐代是草原丝路的黄金时期，北方草原和内地中原保持着紧密联系，东西南北畅通无阻，达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辽元时期，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些商贸中心，如辽上京、元上都等。在辽代，西夏取代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辽朝不能经河西走廊西行贸易，于是主动转向草原丝路。上都是元朝建立的第一个首都，当时已成为草原通道上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通过草原丝路来元上都的欧洲商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跟随其父来到元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随后，马可·波罗在元朝各地游历，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元从上都迁至大都后，为了加强和北部草原的联系，蒙古人发挥修驿站的传统，广修驿站。草原驿站的建立，推动了草原的交通，加强了和中原的交往。 明代，形成了北上的“茶叶之路”。明代万历年间，俄罗斯人从蒙古草原哥萨克人手中得到中国的茶叶，很快在俄罗斯风靡起来。起初，俄国人见到的茶叶，有的是通过海路运达。通过比较，还是认为陆上运来的茶叶好。海上运去的茶叶由于水汽大、潮湿，容易霉变。很多中国商人，包括回族商人选择当年匈奴走的草原通道，将中国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回族商人将大宗茶叶通过水路运抵包头，北上经二连、恰克图等地，向俄罗斯贩运。明代形成的南北走向的“茶叶之路”，与草原之路衔接。一直到18世纪，清朝的商人，包括回族商人、山西商人，将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维持了100多年。除了茶叶外，皮毛、瓷器、丝绸等都成了这条通道上的主要货物。 自春秋战国起，中原历朝历代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都在修筑长城，但唐、元、清三代未修。元、清的统治民族来自北方草原，不修长城而一统天下是应有之义。唐未修长城的关键原因是唐初李世民有一个开明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认为以往边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能善待胡人。明朝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从山海关至嘉峪关历朝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但到了明代后期，长城的防卫渐渐松弛，到了清代干脆放弃了长城。由于内地人地矛盾的加剧，加之交通的开通，明末清初形成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人口迁移的三大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清代不但不修筑长城，反而将一些重要关口打通，修建道路，康熙年间建成了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喜峰口等著名的五路关口。内地与草原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加凸显了交通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的移动方向大都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形成这个活动规律的主要原因一是地理环境所限，二是经济生活所需，这个潮流持续了两千多年。正如翦伯赞先生讲，众多的民族，在呼伦贝尔这个草原的后院装扮好了后，走出马门，由东向西，进入蒙古高原的大草原，进而进入黄河流域，开始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史剧（大意）。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大体上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径在发展。东汉时期，北匈奴西迁，开始进入欧洲。唐朝时有一支回鹘西迁，到了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国。辽朝被金灭亡后，部分契丹皇族沿着丝绸之路西迁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这些民族的西迁及其建立政权，特别是契丹，将东部的风俗习惯、儒家文化、汉语言、中原的典章等带到了西方。这些西迁的民族，使得西方了解了东方的文化、领略了东方的风采。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丝路，游牧民族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对于促进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是经久不息的，远远超过了丝绸贸易本身。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来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带”辐射沿途4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资源最丰富的经济大走廊。这个倡议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提到现代新高度。一个月后，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又提出致力于加强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建设，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贯通了整个中国，连接了亚太欧洲，将对全球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年的博鳌论坛又确定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致力于发展繁荣丝路经济，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又一重大贡献。 作者：陈育宁,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来源：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6年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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