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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试着考证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重要的古渡口、古城址和重要古代大通道，绘制草原丝绸之路路线图；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丰富物产等方面分析鄂尔多斯地区成为草原丝绸之路重要区域的原因；介绍鄂尔多斯考古发现中体现南北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遗存；从而透视出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汉乃至汉唐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秦汉时期 考古遗存 草原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地处秦汉都城咸阳、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与北方匈奴所在的漠北草原之间的必经之路上，中原的农产品与草原的畜产品，通过鄂尔多斯高原的三条天然大通道和秦直道，进行频繁的交换和贸易活动，多处古渡口、古城址、古道路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支点。 一、秦汉时期鄂尔多斯的重要古渡口 鄂尔多斯地区东、北、西三面被黄河形成的大“几”字环绕，秦汉时期称为“河南地”或“新秦中”，蒙元以后称为“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渡口。如准格尔旗的娘娘滩羊圈子渡口、君子津渡口、榆林渡口，达拉特旗的大树湾渡口、昭君古渡口，杭锦旗的碱柜渡口、巴拉亥渡口、田家圪旦渡口等。［1］ 这些渡口中有一些在秦汉时期就在使用，并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君子津渡口，位于准格尔旗喇嘛湾，西面有汉代城壕城址。榆林古渡口，位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址附近，秦汉时期，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天然通道即由此东渡黄河，东北通向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汉云中郡。娘娘滩羊圈子渡口，位于准格尔旗马栅，东渡后到达汉马邑县。昭君古渡口，位于达拉特旗昭君坟附近，城拐子古城北，是秦汉时期秦直道在鄂尔多斯高原北端渡过黄河的重要古渡口，秦代，由此渡口北达九原郡；汉代，由此北达五原郡。石咀子渡口，位于鄂托克旗、乌海市与宁夏石嘴山市交界处，是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匈奴骑兵东进鄂尔多斯西部大草原的重要渡口。 二、秦汉时期鄂尔多斯的重要古城址 如今在鄂尔多斯境内共留存有汉代古城址31座。这些古城址中的大型郡县故址、秦直道和天然通道附近的城址，实际上在秦汉时期发挥了重要驿站的作用，是当时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支点。 （一）秦直道上的重要古城址 由南向北主要有红庆河城址、苗齐圪尖城址、城梁城址和城拐子城址。红庆河城址，据考证，为西汉西河郡虎猛县城，位于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俗称“三套城”，可分为外城、内城和子城。昭君出塞多年后，王昭君的女儿、女婿遵从父母意愿，常到西河郡户猛，即红庆河城址，与汉朝使者联系交往，促进和改善了匈奴与汉的友好关系。［2］ 城梁城址，据考证，为西汉增山县城。城拐子城址，据考证为西汉河阴县城，位于今达拉特旗黄河南岸一座土阜之上；古城东北方向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石山，为昭君坟；北面不远处即为昭君古渡口，秦直道由此向北渡过黄河。 在鄂尔多斯境内，秦直道附近的红庆河城址、城梁城址和城拐子城址，均为体量较大的城址。表明在秦直道修好后的几百年里，特别是在汉代，这三座古城一直是秦直道附近的重要城址，处于榆林和包头之间，是从都城咸阳、西安通往漠北边塞包头的秦直道上最为重要的具有物资运送、商品流通，人员住宿、给养补充的重要城池。［3］ （二）天然通道上的重要古城址 纳林城址，据考证为西汉西河郡美稷县城，为南匈奴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枢纽和政治、军事中心，位于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西北、纳林川东岸。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归汉，随后移师美稷，在美稷城置匈奴单于庭。美稷县曾是盛产糜子的地方，稷是糜子的古称，故取名“美稷”。秦汉时期，准格尔旗天然通道，从南面皇甫川进入准格尔旗，经过纳林城址，向东北到达十二连城。由于南匈奴单于庭设在这里，纳林城址成为当时鄂尔多斯高原的政治、经济中心和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 十二连城城址，据考证为西汉云中郡沙南县，后隋唐在这里建胜州榆林城，［4］位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黄河南岸的台地上。秦汉时期，准格尔旗天然通道，从南面皇甫川进入今准格尔旗，经过纳林城址，向东北经过十二连城，渡过榆林古渡口后，通向汉云中郡。 勿尔图沟城址，据考证为秦汉广衍县城，［5］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勿尔图沟南岸的台地上。公元47年，驻牧于匈奴南部右奥鞬日逐比遣使至西河太守处，即今勿尔图沟城址，请求内附。该城址是鄂尔多斯境内目前已确定的唯一一座战国、秦、汉三代古城址。秦汉时期，鄂尔多斯东部伊旗－准旗－达旗天然通道，从南面牜孛牛川进入伊金霍洛旗，经过勿尔图沟城址，向北通向榆树壕城址（汉曼柏县）。 三、秦汉时期鄂尔多斯的重要通道 秦汉时期，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草原丝绸之路路线主要有四条。除秦直道以外，鄂尔多斯东部有两条，一条位于准格尔旗，一条由伊金霍洛旗进入，经过准格尔旗，从达拉特旗北渡黄河。鄂尔多斯西部有一条，从乌海附近进入鄂托克旗境内。除秦直道是人工修筑的道路以外，其他三条路线都是自然形成的天然通道。 （一）秦直道 从今陕西淳化县北的云阳甘泉宫，直达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九原，从秦朝的心脏地区，直抵北方边塞，它纵贯鄂尔多斯南北，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该道出汉上郡（今榆林）沿榆溪河北行，经汉虎猛县（今红庆河城址），增山县（今城梁城址）到达五原郡（今包头）。［6］该路线是秦汉时期由关中通往漠北的首选。秦直道南北纵贯鄂尔多斯地区，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大通道。 （二）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天然通道——①号天然通道 由皇甫川向北进入准格尔旗，沿纳林川经过汉美稷县（即纳林城址），向东北到达汉沙南县（即十二连城城址），由十二连城附近的榆林古渡口渡过黄河，向东北到达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汉云中郡。［7］ （三）鄂尔多斯东部伊旗—准旗—达旗天然通道——②号天然通道 由牜孛牛川北上，进入伊金霍洛旗境内，经过汉广衍县（勿尔图沟城址），向北在汉曼柏县（榆树壕城址）附近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四十里梁—敖包梁—点素敖包分水岭，再向西北到达汉河阴县（城拐子城址），由昭君古渡口北渡黄河，通往汉五原郡。 （四）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天然通道——③号天然通道 是一条匈奴南下进入鄂尔多斯大草原的通道，起点在今巴彦淖尔市秦汉长城的高阙塞，匈奴骑兵从这里出发，沿秦汉长城外缘，向西南经过乌兰布和沙漠，到达鄂托克旗碱柜渡口或乌海市、鄂托克旗与宁夏石嘴山交界处的石咀子渡口，由这里东渡黄河，进入鄂托克旗，从而进入了一马平川、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西部大草原。［8］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9］地图显示，在西汉初年和东汉初年，鄂尔多斯地区大部为汉朝地盘，唯有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为匈奴与汉朝交错占据和争夺地带，由于石咀子黄河古渡口的存在，匈奴便可从这里过黄河，进入今鄂尔多斯西部。 四、鄂尔多斯成为秦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的原因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看，鄂尔多斯高原横亘在秦朝、汉朝的心脏地带——都城所在地咸阳、长安的关中平原与秦汉时期的漠北边塞——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大本营、单于王庭所在的蒙古高原之间。秦代，蒙恬修长城、秦直道都经过这里，秦亡汉初，匈奴又占领了这里，汉初的和亲、贸易都在鄂尔多斯进行。汉武帝时期，派卫青从准格尔旗东部榆林渡口西渡黄河，击败楼烦王和白羊王，收复了河套地区，取得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后来汉武帝多次对匈奴用兵都经过了鄂尔多斯秦直道。西汉宣帝末年，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附汉朝，也是经过鄂尔多斯进行的，再后来昭君出塞远嫁匈奴，走的就是秦直道。南匈奴归汉后，被安置在鄂尔多斯，单于王庭就设在今准格尔旗的纳林城址，汉代在这里设立美稷县城，从此，美稷城成为匈奴与汉交往、融合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成为当时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 秦汉时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秦朝和汉朝，与唯一强大的对手匈奴之间，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进行了残酷的争夺、战争，进行了善意的和亲、交往，也进行了不可缺少的交换、贸易，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传奇历史故事，鄂尔多斯地区成为秦汉中央王朝同匈奴游牧民族共同表演的大型舞台，这首先是由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二）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宜农宜牧，旧石器时代的河套人和乌兰木伦古人类就在这里生存，依靠打猎和采摘生活。新石器时代的阳湾遗址、永兴店遗址、朱开沟遗址反映出当时的鄂尔多斯地区古人类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农业。［10］进入青铜时代后，由于气候转为干燥寒冷，这里成为典型的游牧世界，成为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的天堂，土方、鬼方、猃狁、戎狄、林胡、义渠、楼烦、匈奴等民族都在这里放牧、游猎。秦汉时期对这里移民开垦，鄂尔多斯地区农业得到了大开发，由于粮食产量大，可与关中媲美，故称“新秦中”。形成了这个地区农业和牧业互相补充、互相依靠和互为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是鄂尔多斯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使这里不仅是北方民族的游牧天堂，也是中原王朝的农耕胜地，从而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必争之地和战略要地。 （三）丰饶的物产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物产丰富，不仅作为传统牧区，饲养大量的马、牛、羊，盛产皮革和肉奶制品，而且农业产量大，富余的粮食甚至调往外地，并且这里还盛产人畜不可缺少的食盐。汉朝实行盐铁政府专营制度，在全国实行的31处盐官中，由于食盐资源丰富，鄂尔多斯地区就有5处：分别是上郡的独乐、龟兹，西河郡的富昌，朔方郡的袄懋，五原郡的成宜。因此，食盐成为鄂尔多斯地区同北面大漠和南面关中交换和贸易的重要物品，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产品。今准格尔旗境内的汉美稷县在当时就盛产糜子。因此，食盐、农产品、畜产品成为鄂尔多斯地区同北面大漠和南面关中交换和贸易的重要物品，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产品。 五、从考古出土文物透视鄂尔多斯地区的交流贸易和民族融合 鄂尔多斯境内共发现汉代古城31座，汉代墓葬80多处。其中壁画墓3处，匈奴墓5处。在汉墓中发现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遗物，在匈奴墓中发现有中原遗物，甚至有欧亚草原斯基泰风格的遗物，在墓中壁画中汉人与胡人同在，农耕和游牧场景共存，彰显了鄂尔多斯地区与中原乃至中亚、欧洲有着深入的交流和贸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在桃红巴拉、西沟畔、阿鲁柴登、玉隆太、速机沟、石灰沟等墓葬中，发现最多的是具有草原动物纹特征的青铜器，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同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青铜器有类似之处，但又独具特色，表明青铜时代，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就有联系和交往，从而在日用和陪葬器物上形成文化和习俗上的相似性。然而，这些墓葬中也出土了中原类型的青铜器和陶器等日用品，表明这里的游牧民族一直就与中原农耕民族有着深入的交往和贸易，从而将中原典型的工艺品作为日用和陪葬物品。 西沟畔匈奴墓中出土的虎头银节约，上面有战国秦和战国赵的汉文刻字，表明这些器物及其技术来自秦国和赵国，从而证实，匈奴与中原存在广泛的联系。该墓出土的金凤冠，由金、河蚌片、玉、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琥珀珠等材料制成，其中的琉璃珠、琥珀珠是盛产于中亚地区的物品，嵌蚌、镶嵌绿松石、包金边以及周边的联珠纹工艺等，却是波斯以及地中海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作风。深刻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游牧民族与中亚乃至欧洲有着密切的文化、技术、物品交流和贸易联系，鄂尔多斯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 迄今，鄂尔多斯地区共考古发掘三处汉代壁画墓，分别为凤凰山汉墓、米兰壕汉墓和嘎鲁图汉墓。这些汉墓中的壁画既富有中原汉文化气息，同时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画中的放牧图与牛耕图、锄禾图共存说明了汉代鄂尔多斯宜农宜牧，既有农耕业，也有畜牧业。画中人物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画中建筑和工具既有汉式的田园生活场景，也有胡式的游牧特征，体现了多民族杂居融合的场面。［11］表明鄂尔多斯地区不仅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农牧产业交流、人员来往融合的重要地区。 六、鄂尔多斯在汉唐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鄂尔多斯高原南端正好是年降水量400毫米上下的分界线，也是我国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12]自古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及以北地区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天堂，而鄂尔多斯高原以南地区是中原农耕王朝的粮食产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迥异的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碰撞、交融，甚至因为政治、军事的原因在这里冲突、战争。鄂尔多斯高原从商周以来，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军事冲突的中心地带，成为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并且，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相互的多样性经济、贸易需求，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和交融，使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多民族融合和经济交流的重要区域。 鄂尔多斯高原由于相对独立的地理优势和极其优越的交通位置，加之平坦的地貌、肥美的水草，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战略要地和游牧天堂。历史上土方、鬼方、狄、林胡、楼烦、义渠、匈奴、突厥、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占据过这一地区，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也因为这样，鄂尔多斯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部落政治争夺、军事冲突、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焦点地区。 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公元1000年前后由西向东发生了大转移。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直至907年唐朝灭亡，中心在西安附近，从1271年元朝建国至1911年清朝灭亡，中心在北京，黄巢火烧长安城成为摧毁西安中心的关键历史大事件。故而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而汉唐以后，特别是元明清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变成了北京和东部沿海地区。鄂尔多斯地区作为都城长安通往边塞大漠的必经之地，在汉唐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在当时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汉唐时期，汉代与匈奴的战争与和平，唐代与突厥的斗争与融合，都是作为全国中心的西安，通过鄂尔多斯高原与大漠、塞外的匈奴、突厥展开的。中原王朝北进大漠，必须先占领鄂尔多斯地区，北方民族南进中原，也必须经过鄂尔多斯地区。除征战以外，汉唐帝国的和亲、运输、贸易、交流等活动都是从京都长安向北经由鄂尔多斯地区草原丝绸之路大通道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的。大漠草原的马匹、牲畜、皮革、肉奶制品与中原农区的粮食、茶叶、丝绸、手工艺品在这里贸易交换，同时，鄂尔多斯本地的盐以及农作物和皮革牲畜，也从这里远销漠北、中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汉唐时期沟通关中与塞外，乃至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成为当时草原丝绸之路上冲突战争、友好和亲、交流贸易、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和战略要地。 参考文献 [1][7]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克昭盟志》，现代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2]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甄自明、岳够明：《鄂尔多斯汉代古城分布与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2014年增刊。 [4]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第2期。 [5]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6]张光耀：《秦直道探索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8]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 [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10]张占霖主编：《鄂尔多斯文化·文物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1]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12]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作者：甄自明,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6年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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