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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而辽阔的鄂尔多斯大地上曾出土过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鹰形金冠饰，它是中国出土的唯一的“胡冠”实物。那么，鹰形金冠饰是鄂尔多斯哪个地方出土的？是由谁发现的？代表着我国古代哪种璀璨而独特的文化？本文带您掀开“鹰形金冠饰”神秘的面纱，探索那古老而传奇的往事！
一、金冠破土而出
1971年的冬天，寒风肆意地侵袭着饱受“文革”洗礼的杭锦大地，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徘徊在温饱的边缘，直到有一天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公社一大队76岁的王美则老人，迫于生活的压力，照常拿着拾叉、箩筐开始自己坚持了很久的捡废骨换零钱营生，当老人蹒跚走在阿鲁柴登大队以南4里左右的一个荒凉的大沙窝子里时，眼前突然一亮，在废骨遗存的沙窝里发现有一些三棱形铜箭头和一根铁棍，铁棍的尖端还有微黄色的金属片，老人带着好奇心用拾叉和手刨挖，此刻饱经风霜粗糙的茧手，触碰到了被岁月凝固了的历史记忆和尘封已久的文化信息。这一挖居然发现了古代的金银器物，面对所挖出来的这些东西，一连串的想法在敦厚质朴老人的脑海里泛起波澜；满是沧桑的脸上，刻画出异样的神采；不惑的眼光里，流露出无尽的疑云。最终老人放弃了挖掘，带着挖出来的东西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那一天回村的脚步是那么深沉，殊不知这一程从此踏出了奇迹……
回村后，王美则老人将挖掘的经过告诉了邻居张喜明，张喜明有所心动，两人结伴来到了现场，由于当时天寒地冻、挖掘困难，两人就地捡了些沙蒿，用火融化冻土。当天两人共挖出金银饰品2斤，每人分到1斤左右，其中包括鹰形金冠饰头箍3片。大约10天以后，王美则老人，再次带着自己的儿子王有生来到张家，商量挖掘事宜。商定后组成了由张喜明父子、张喜明岳父张根保、王美则父子等五人来挖掘，这次共挖出金银器5斤左右，每人又分到1斤左右。当时张喜明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金子做成的，更不知道是文物，很长一段时间，张喜明的妻子还将这些东西摆放在柜子上，用做摆件来欣赏。
出于好奇，在分到金银器物四天后，王美则带领张喜明将挖掘出的一些碎片带到杭锦旗人民银行，银行鉴定后说这些东西是金子。由于还是“文革”期间，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差，甚至很多人连什么是文物也不知道。当地银行也没有把收购的金银器物当成文物向上级汇报。当天两人共卖得人民币300多元。在那个年代，300多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真是一个天文数字，两人十分高兴，回家时每人花了一点钱，买一些日常用品，还各自买了一件当时属奢侈品的黄大衣。那一年王、张两家风风光光地过了年，而且王美则、王有生父子一家，还新缝制了蟒缎被褥，豪奢了一番，儿子王有生抽的是恒大、大前门品牌的香烟，在那个年代有此享受真是神仙生活，让周围牧民羡慕不已。[1]
二、金冠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1972年冬，寒风吹过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每一片土地，阿门其日格公社桃红巴拉生产队王美则等社员在进行冬季副业生产时，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意间打开了一座珍藏古代文化精品的宝库，在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中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金银器，由于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很薄弱，这批金银器出现了流散的现象，一些文物被村民们当做金银制品卖给了当地银行。当地政府通过群众反映得知挖出金银器的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内蒙古文化局，1973年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派出田广金、李作智两位工作人员前去调查。田广金、李作智到了当地后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走到村民中去积极宣传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让村民们了解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经过半年的努力，被银行收购的文物全部追回，而一些当地村民们也主动地将自己手中的文物捐献出来。另一方面，田广金、李作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现场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当时的发掘环境是非常艰苦的，田广金、李作智每日废寝忘食，不辞劳苦地进行着考古发掘，他们根据现场发现的人骨和兽骨，判断这批遗物分别出土于两座古墓之中。墓葬处于沙漠地带，由于流沙的侵袭，附近的墓葬均遭破坏。也许应该感谢这些流沙，使得尘封在地下2000多年的珍宝重现人间，这些在阿鲁柴登被人们意外发现的遗物中共发现金器218件，银器5件，宝石串珠45枚，其中就包括了举世瞩目的鹰形金冠饰。
鹰形金冠饰在经过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田广金先生的搜集、整理、研究后，其学术研究成果《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发表于《考古》1980年第4期。[2]鹰形金冠饰的重大发现和重要价值才公之于众，令社会震惊，引起世人无尽的遐想。
三、金冠独特的精湛工艺
金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冠饰高7.3厘米，重192克。下部为以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体，上面浮雕四狼四羊咬斗的精美图案，狼和羊均两两对卧，其中狼的四肢屈曲前伸，而羊的形象为盘角羊，前肢向前屈，后肢则被狼咬住，呈反转状，羊的盘角卷曲处精心地做了镂空的处理，体现了工匠高超的制作技巧和审美情趣。在半球体上傲立着一只展翅俯视的雄鹰，极具立体感，鹰的身体用金片制成，中空，身体和双翅都装点着羽毛般的精致纹饰，更为有趣的是鹰的头部和颈部由两块绿松石做成，与冠饰和冠带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非常醒目。鹰的头部嵌以金色的鹰眼，鹰喙呈夸张的内钩状，头和颈之间用花边的金片相隔，金丝穿过鼻孔，经颈部与腹部相连，而尾部则另外制作，也以金丝与鹰体相连，使得雄鹰的头部、颈部和尾部都是能够活动的，金冠的主人佩戴着冠饰时，冠饰上的雄鹰会摆动头尾。整个冠饰通过精致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展现了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场景。金冠的黄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纹金带组合而成，每件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重1202克。每段冠带的两端分别饰以露牙卧虎、盘角卧羊和低首卧马的浮雕图案。整个金冠通过对动物的姿态、神韵、动作的刻画，展现着每一种动物的不同性格和特点：鹰的勇猛敏锐，狼的孤傲坚毅，虎的威猛霸气，羊的善良温顺，马的忠诚朴实。金冠用匈奴民族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描述了北方草原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微观生存形态，更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对于草原强者的崇尚和自然世界的深刻认识。
鹰形金冠饰，为纯金打造，重1400克，金碧辉煌、精美异常，融铸造、锻压、捶打、抽丝工艺于一体，头部由绿松石制成，尾部由金丝线连接迎风摇弋。其制作工艺与阿尔泰文化颇有渊源，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技术交融的典型代表。整套冠饰展现的是一幅雄鹰高高在上，俯瞰草原上虎狼追咬马羊、弱肉强食的草原生动画面。寓意佩戴者遨游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
四、金冠的主人及历史背景
在研究匈奴王冠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件世所罕见的鹰形金冠饰的主人到底是谁？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匈奴再次占领“河南地”。公元前127年，即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根据上述《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战国时期至西汉前期曾居于“河南地”——鄂尔多斯高原的是匈奴联盟属下的林胡王、楼烦王和白羊王，因此鹰形金冠饰的所有者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活动于此的林胡王、楼烦王或白羊王一类的匈奴贵族首领。[3]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鹰形金冠饰就是匈奴单于的王冠。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认为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原先住在中原，后来北迁的。经过多年历史、考古专家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匈奴故地、发祥地，匈奴诞生的历史摇篮应该在河套阴山一带，即今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地区。匈奴是以畜牧业和狩猎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游牧民族，他们利用鄂尔多斯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游牧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从考古资料看，战国时期的匈奴遗物，以鄂尔多斯的发现最为集中，也说明鄂尔多斯是匈奴人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鄂尔多斯青铜器以游牧生活为特色的各种装饰品，反映了他们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青铜器上普遍以虎、鹿、野猪、羚羊、怪兽等动物纹为装饰，说明当时鄂尔多斯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是各种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这就为匈奴族的游牧和狩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境内的桌子山岩画，以动物和狩猎形象为主要题材，表现了匈奴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鄂尔多斯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百兽出没的自然环境。匈奴人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自然条件，经营着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业，才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与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鄂尔多斯青铜器、桌子山岩画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其独有的价值，形象而真实地展现出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时代古代居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历史记录。[4]
秦朝灭亡至汉代初年，匈奴冒顿单于“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国力达到全盛时期，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势力范围由头曼单于时的河套、阴山地区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仍在漠南河套阴山的单于庭，地点即今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地区。
五、以鹰形金冠饰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以鹰形金冠饰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指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16－2世纪，考古遗存中的青铜或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征而得名。它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匈奴及其前身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与之类似的遗存，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均有发现。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和收藏品类。
六、欧亚草原青铜之路
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天然大通道——那就是途经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商周秦汉时期，从朱开沟遗址、出土鹰形金冠饰的阿鲁柴登墓地及其他鄂尔多斯青铜器遗迹，与中原、东北以及境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来看，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就已经存在多条青铜之路。通过这些青铜之路，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周边地区的中原青铜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冀北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青铜文化、蒙古青铜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文化、阿尔泰青铜文化等进行着密切的联系、交往和双向的文化、技术交流与传播。
位于我国西北部以及蒙古国西部和俄罗斯南部的阿尔泰地区，是一个早期游牧文化的中心，这里拥有丰富的金、银、铜、锡等矿产资源，其气候和资源非常适合游牧经济。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开放的阿尔泰山系向东可达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地区，西连哈萨克草原，南接中国新疆，北临俄罗斯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因此，阿尔泰地区成为欧亚草原各地联系的重要枢纽。公元前5－3世纪，这里兴起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游牧文化——巴泽雷克文化，该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动物纹装饰，并且动物装饰以平面艺术为主。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鸟形马饰件，造型上多是低头、张翅、展尾的天鹅形状，或者是鸟头兽身的格里芬形状。中国北方地区的展翅鸟形饰件，主要见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西沟畔墓地，一件是金鸟饰片，一件是铅鸟饰件，两件都似天鹅回首，张翅展尾，对天鹅羽翼的表现手法与阿尔泰地区的鸟形马饰件风格极为相似。[5]经文物专家考证，阿尔泰文化风格也见于阿鲁柴登出土的立体鹰形金冠饰；鹰形金冠饰采用了欧亚草原斯基泰金银器制造中常见的锤揲工艺，最初可能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信仰[6]；鄂尔多斯高原的这些展翅鸟形装饰均是受到阿尔泰地区的影响。
鹰形金冠饰成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技术交流的典型代表。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证实，鄂尔多斯高原曾是匈奴民族生产、生活的中心区域，匈奴在这里创造了璀璨而独特的游牧文化；鄂尔多斯高原从此成为欧亚草原青铜之路等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注释：
［1］万颂青：《阿日柴达木——“草原第一冠”出土的地方》《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三期。
［2］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3］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4］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6］陈凌：《鄂尔多斯金冠源流考》《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作者：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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