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父亲年轻的时候工作很忙，我们几个孩子很少能够见到他。父亲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后，我们几个孩子正处于年轻奋斗期，所以还是不能经常见到他。
        小的时候我对父亲印象很模糊。1959年底，母亲被安排在郡王旗红海子方家村下放锻炼一年。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母亲只好带我和大哥一起下放锻炼。锻炼结束时，父亲来接我们，自那以后父亲的形象才逐渐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暖地照着，山野里透着一股静谧的脉动。突然，父亲乘一辆吉普车来到方家村。只见他下车后就径直向家中走来，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没系领扣，卷曲的黑发在风中摇动，挺直的身板，微笑的神情，每一个步伐，每次手臂的摆动都是那样的活力涌动，挥洒自如。父亲和母亲在家里交谈了一会儿，就开始把简单的行李装上汽车，去方家村东边的查汗庙小学接上在那里上小学的大哥，就直接回东胜了。在车里，我第一次长时间、近距离地接触到自己的父亲。他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使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我的幼小的心灵里不断闪烁着一个意念：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
        1960年初，伊盟盟委办公楼刚刚建成，我们就住在办公楼北面的家属房。父亲每天上下班都要从东面的小路上行走，冬春季节他总披着那件蓝大衣。那是我们国家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他们都有专门的食堂配置的较高的伙食标准，他总是让我或大哥去食堂把他那一份打回家里来一家人共同吃。有时，他回来晚了，母亲就多给父亲留一些菜，他回来后，如果我们还在吃饭，他总会给我和大哥饭碗里再拨一点。在那饥饿的年代，父亲给我们拨的几个肉片和油炸土豆片，美味佳肴和深深的父爱滋养着我们的成长。
　　那时候，伊盟盟委办公楼周围空置的土地很多，人们可以种些土豆和白菜什么的以补充食品供应的不足。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也拿一把铁锹在一块已收获完土豆的地上捡山药。我笨拙地使着劲，想把土翻得深一点，多捡一些遗漏在土壤中的土豆，搞得满身大汗，但怎么也做不到。这时听到父亲叫我的声音，回过头看，父亲向我走来，边走边说：“这孩子还不会使用铁锹呢！”他走到我身边，把住我的手，告诉我左手怎么握住铁锹把，右手怎么扶住铁锹把，铁锹头应该把握在怎样的倾斜度，然后再用脚的中间踩踏铁锹头的上部，使铁锹头借力插入土中。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如何使用铁锹干活了。那天土豆虽然捡得不多，但晚饭却吃得很香。
　　1963年夏季，奶奶从老家来到东胜。父亲和奶奶交谈都是用蒙语。父亲温和的语气、恭敬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父亲带我们全家陪同奶奶去游览东胜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父亲给奶奶指刻在碑上那些爷爷奶奶都认识的烈士们的名字，还有他们认识的孩子及亲人的名字。我看到奶奶每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时都神情肃然，嘴口不出声，念念有词地念叨着。我那天没穿鞋，阳光照射下的水泥地很烫脚，我不停地上下动着脚。母亲责怪我不穿鞋，父亲对母亲说：“牧区的小孩子夏天基本上都不穿鞋，孩子不要太娇气了，这也是一种锻炼。”我当时不理解父母亲对我没穿鞋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奶奶肃穆的神情和我光脚没穿鞋两件根本不搭界的事情却永远紧密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1964年的暑假期间，父亲带队在东胜泊江海子公社石畔大队搞四清。一天早上，他和几位同事从东胜出发去泊江海子公社时带我一起去了。一路上他们愉快地交谈着，汽车走出东胜山区进入有沙蒿的地方后，他们就不交谈了，而是注意发现路边野兔的出没，在到达他们的住地时果然打到了几只野兔。到达住地时间也正好是中午，大家麻利地动手剥了野兔皮、去了内脏，父亲亲自烹炒，为大家做了喷香的红烧兔肉。快出锅时放在锅台上方的一块抹布在大家的忙活中掉入锅中，一位戴眼镜的工作队员用筷子急忙夹出来并连声说：“不好不好，弄脏了兔肉。”另一位工作队员打趣地说：“不怕不怕，又有新的调料进去了。”又有人插话说：“高温消毒，高温消毒。”大家边说边动手，一顿美味的午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我在小学期间，当时的宣传教育要人们勤俭节约、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我们经常捡废旧物品，只要收购站收的东西我们都捡，然后卖到收购站，获得一些零钱就去小儿书摊上看连环画，一二毛钱能看大半天时间。一次，我们住房东边改造供电线路，工人们把拆下来的旧铁夹板和长螺栓都丢掉了，我兴高采烈地捡了回来，拿到收购站卖了好几毛钱！当时真是兴奋极了，回到家里父亲已在家，脸色不好看，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如实告知，父亲没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上班前，父亲去供电线路改造工地上和施工的工人们交谈了一会儿，确切得知拆下来的铁夹板和长螺栓都不能再使用，是他们丢弃的废物了，他才满脸释然地去上班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提着铁夹板和螺栓在家属院走过的时候被居委会的一位领导看见了，他以为是我偷了那些铁夹板和长螺栓，就找父亲说了。这种向领导反映他孩子越轨之事一般都是准确无误的，可以想象父亲当时的尴尬和恼火。但父亲没有简单地听风就是雨，他既耐心地听了我的叙述，又亲自和施工工人们进行了核实，这种耐心细致、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一直影响了我多年。
　　还有一件事，那年父亲买回来一把用来打炭的铁斧头，那斧头非常精致，斧头和把全都是铁的，连为一个整体，斧头的前面是方形的头，向后延伸缩回去一圈，再延伸是两个羊角，向外张，中间有一开口内小外大，从木头上拔钉子非常得手。我非常喜爱那个斧头，经常拿着它敲敲打打，或者拔那些木头上的铁钉，不时细细看那斧头上的金属光泽，心中浸满快乐的感受。一个夏季的中午，太阳很毒，父亲及邻居家的成年人都在午睡，我在门前的水泥台阶用那斧子敲打一根粗铁丝，不断地敲打，总也打不成直直的形状，又敲打敲打，还是成不了直直的。就在我旁若无人地陶醉在自己把粗铁丝砸直的敲打中，父亲从屋子里出来，右手持小口径步枪探条，大吼一声：“你在敲什么呢！”我惊恐地站立起来，不知父亲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父亲继续说道：“你看大中午所有的人都在睡午觉，你敲打个不停，吵得别人能休息好吗？”说着晃了晃手中的探条，气咻咻地看了我一眼，把探条放了下来，转身回去了。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静观了周围的情况，太阳当空、空气干热，家家户户都没有声音，只听到蝈蝈的连续鸣叫声，我蹲在西墙角下，懊悔自己的不懂事，流着悔恨的眼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我每天没什么事，家里经常会遭到冲击，父亲母亲非常不安，决定让我回鄂前旗老家和爷爷奶奶住上一段时间。那天，我跟随父亲到鄂旗乌兰镇，我住在二姑家里。当时的乌兰镇到城川的汽车很少，两天后，父亲捎来话说第二天有一辆去城川的汽车，我可以坐上去城川。我很兴奋，把带的东西用一条棉花毯包起来，用绳子捆成四四方方的，二姑看到后说：“打包的真好，难怪你爸说你做事挺细心，还整洁有序。”这是我第一次间接地听到父亲对我的评价，心中特别的高兴。从那时起我意识到父亲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我的成长，注意培养我的自立精神和独立行事的能力。
　　第二天上午，乘上了去城川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车上是父亲延安民族学院和三边干校的同学张叔叔和他的几位同事，我坐在车的后角落里。行走的汽车颠簸着，车上的人们在说着话，主要是听张叔叔讲他和父亲战争年代里在鄂尔多斯南部革命根据地的经历：有急行军、黑夜里紧急转移、柳湾林中的隐蔽；还有谁谁是怎么牺牲的，谁谁在哪里掉队了，谁谁没有坚持下来……他们的谈话时而激昂时而沉重，有时车里回荡着顶天立地男儿们豪气的叹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这些经历，心里完全被那种战争年代的氛围感染了。父辈们声色俱厉描述的场景就如同电影里演的镜头和我读过的革命故事一样一样！我内心里为有这样的父亲充满了骄傲！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不做让父亲感到丢人的事。
　　说着说着，张叔叔的话题转到了我们老家了，他说去过我们老家多次，认识爷爷奶奶，并说我们老家的地方真是很美丽，房子建在哈日额日盖草滩边上，四周植物茂密，还有不少小湖泊。从城川出发向北，翻过北沙梁就离我们老家不远了。我的爷爷奶奶非常慈祥好客，他们每次去了都受到热情的款待，真是难忘啊！说话之间汽车到了城川公社，张叔叔把我交代给当时的公社书记曹汉福，当晚我就住在曹书记办公室兼卧室的那间小土房里。第二天一早曹书记打了电话给距爷爷家二里地的大发大队部，让他们派人通知爷爷家来城川接我，然后曹书记带我去看延安民族学院城川旧址。在天主教城川教堂的大院里，西北角有几排土房子，曹书记带着我一排排一间间地看，给我讲述着，哪里是教室，哪里是学生住的房子，露天开大会的地方当时是怎样的，我现在还记着当时天主教堂的钟楼还很完整地耸立在寨子的中央。
　　我们走上了寨子北面的高坡向北望去，宽阔美丽的城川滩草原东西望不到头，北面远处是一条黄色的明沙带。曹书记用手指着远处的明沙带说：“你爷爷家就是要翻过那个明沙就不远。你爸爸当年就是你这样的年龄，他们要回家都是步行走路的。”说话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然后又凝神向远方望去，神色庄严、思绪沉重。后来我得知，他也是建国前的老革命，对正在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思考。那天一直到下午学校放假，爷爷家也没有来人接我，我心急想早点回到爷爷家，便不停地跑到外面去眺望北面的路上。曹书记一切都看到眼里，他不动声色地出去走了一会儿，回来后跟我说：“今天晚了，估计你爷爷家明早会有人来接你。你如果想早点回到爷爷家的话，城川学校有几个学生一会儿要回家，他们的家距你爷爷家很近，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走，但是都是步行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我和他们一起步走。”很快，几个学生来到曹书记的房间，记得一个姓刘的学生当时数他岁数较大，曹书记托付他多照顾我，并让他一定把我送到爷爷家。那个姓刘的学生帮我背着大包，一行人要出发了，曹书记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要不你再住一晚上等等，你爷爷家明天会来人接你的。”我态度很坚决地要和学生一起步行，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好小子，这段路你爸爸在你这个年龄走过很多次，你决心走一次我很高兴，你爸爸也会很高兴的。看得出他没有娇惯你，你就走吧！但要记住，走出去就不能回头了，要下决心走到爷爷家！”
　　我和几个城川学校的学生就这样出发了。一路上说着话，他们问我一些东胜学校的情况和城镇里的生活情况，我问他们当地的花花草草，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城川滩草原，进入了沙漠。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感到腿也慢慢地沉了起来。沙漠里很不好走，没有路，都是松软的沙子，走出去一步要滑回来半步。我的汗水从头流到脚，呼吸也急促起来，心中不断地鼓励自己坚持再坚持。同行的学生们也都鼓励我说：“你这个城里娃娃不简单，能和我们一同走这样的沙路，很能行啊！不远了，我们很快就走到了。”有了他们的鼓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翻过沙漠后那些学生就分路各自回家了。我和那位姓刘的学生一直走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正准备睡觉，我的到来让他们家又热闹了起来，家人们问长问短，关心、鼓励交织在一起。他母亲给我们俩做了糜子米饭烩酸菜，那顿饭吃的真香啊！他父亲对我说：“到了我家，就等于到了你爷爷家，我们是多年的邻居了，你爷爷家养了一只大黑狗是远近闻名的凶啊，经常来这边，它还认识我们呢。”饭后，他母亲又给我们炒了南瓜子，瓜子炒熟了浇上一点酸盐汤，满屋子的香气。我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美味的炒南瓜子，直至今日也忘不了那饱满南瓜子炒熟趁热加上酸盐汤再炒干吃起来的香美感！第二天天没亮我就早早起来，谢绝了人家的早餐，急切地赶往爷爷家。
　　1968年夏季，我从老家回到东胜。父亲当时被隔离在文教大院，但还允许我去探望。我去探望他时，一个杂技团的河北小伙子和他同住一屋，是当时革命委员会安排的看管人员。他是杂技世家出身，比我大一点，说的都是那一年龄段的孩子话，我们俩交谈时，他问我很多。父亲简单地向我问了爷爷奶奶和老家生活情况，就坐在一个桌子前写材料。几天后我再去探望他，他已经不在那里住，此后几个月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到了9月下旬，母亲也被带走了，没有了音讯。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公署“黑帮院”的一个小朋友告诉我说，在南面的水房看到了父亲。我赶忙跑去那里。老东胜中心南北街上有一个给居民供水压水井，供应周边的居民饮用水。井房里边有一根向外通的一个出水管，里边有人压水外边人才能接水。可能是井管出了问题，大冬天有几个人在挖一个土坑，土坑快一人深，我看到了父亲站在坑里，挥动着十字镐，上身一起一伏地刨着冻土。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几个人才整理好工具像囚犯一样站成一排。父亲站在最前面，头戴着他那里外都是黑山羊羔皮的帽子，脸上棱角分明，两眼直视前方，迈着沉稳的步走着。西北风直吹在他的脸上，黑羊羔皮帽子的双护耳被吹得在风中飘动。我一直悄悄地站在马路的对面，父亲他们前面走，我远远地跟随着他们，眼里噙着泪水。看着他们走进了群专大院！据后来父亲回忆，那是他最后一次从群专院里出来，回去之后不但不让他出来参加劳动，而且给父亲戴上了背铐，24小时戴着，连续70天！这阶段他的起居饮食排泄都由和他关在同室的翟振双帮助完成。翟振双是当时伊克昭盟运输公司副经理，曾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警卫员。
　　1969年2月，挖“新内人党”运动深入进行时，父亲又被当时“二专”转移到另外的地方秘密关押。据父亲回忆，背铐70天之后手铐卸下后，双臂好长时间不能活动，他慢慢地抬起小臂在胸前摸了一下，手指间竟然是一撮虱子！在“群专”关押期间，父亲经常是连续几天不让睡觉地被审讯、殴打和酷刑中摧残着。有一段时间每顿饭只供给一个玉米窝头！父亲年轻时的饭量就很大，饥饿难耐的关押，再加上政治上莫须有的罪名，让他身心备受摧残，他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就是从那时出现了问题，以致他正值壮年就疾病缠身，都和这次长时间地摧残、饥饿有着直接的联系。
　　1969年，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扩大化的“522”批示下发后，父亲从“二专”的秘密关押地又送到了“群专”。那时他已经大便便血很长时间了，身上逐渐出现了很多紫癜。“522”批示下发后，6月下旬母亲出狱，她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到处去打听父亲的下落，找到了“二专”负责人，但“二专”始终不告诉她父亲的下落。直到8月下旬，母亲才知道父亲被关在“群专”的消息。母亲找到了当时的盟革委会主任要求马上送父亲去医院看病。父亲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内人党”又是一个大冤案，已经基本上明了，所以盟革委会同意了母亲的要求，于是父亲终于可以在群专“押送”下去医院看病了。父亲和母亲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父亲的健康状况让母亲大为不安。到了9月份，在母亲的坚持下，盟革委会同意家里可以每天给父亲送一顿饭，医院的治疗和饮食的改善，使父亲虚弱的身体渐渐有些好转。10月底，盟革委会宣布解除对父亲的“群专”，父亲终于回到家了，但他的健康已经遭到了极大地摧残。
　　1973年6月1日，我参加伊盟中学生田径代表队在呼和浩特全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取得了男子甲组三级跳远和跳高两个第二名。父亲当时在呼市治病，住在牧民招待所。运动会结束后，我去看父亲，讲了我参加运动会取得的成绩，他没说什么表扬和鼓励的话，但我感觉到他是高兴的。他留我一起吃饭，特意为我买了一盘过油肉放在我的面前，那慈爱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当我的目光和他对视时，他抬起右手把烟送到嘴上吸了一口，若有所思的神情从脸上掠过。直到饭后我要离开的时候，父亲才语气和缓而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校的文化课你不要放松，体育运动可以锻炼身体强壮体魄，但一定不要放松文化课的学习，你中学时期的学习基础一定要打牢啊！”
　　1974年6月，我参加伊盟田径代表队集训，准备参加全区第四届运动会，当时我的三级跳远运动成绩有了很大提高。老师们分析我在全区运动会上有获得甲组三级跳远第一名的可能，对我的训练要求很高。我自己也暗下决心为争取获得第一名而刻苦训练。因为没有卫生知识，身体感冒了也去参加大运动量的训练，引发了急性肾小球肾炎，全身无力，脸肿得圆圆的，两眼成了两个小细缝，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治疗，卧床休息。父亲当时回鄂前旗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并准备在老家小住一段时间，他知道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并告诉我肾小球肾炎是怎么回事，应当怎么对待，嘱咐我要听从医院的治疗安排，稳固治疗效果，争取尽快得以康复。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弟弟吴滨初中毕业。当时的政策是一个家庭中同时有两个中学毕业生时必须要有一个上山下乡。因为我的肾小球肾炎正在恢复阶段，父亲决定让吴滨下乡去牧区。他说吴滨学习过蒙文、中文，能说蒙语、汉语，到牧区下乡既可以锻炼自己，又可以在牧区发挥一定文化推进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事。母亲为吴滨整理行装，父亲亲自送他去了鄂托克旗新召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到牧区下乡。
　　1975年，我们这一批留城青年要分配工作，当时我在伊盟卫校任体育课临时代课老师。学校想让我留下，盟医院也有招工指标，母亲想让我去盟医院工作，我自己一时没了主意。父亲了解了一下情况，伊盟牧区水利打井队也要招收工人，他就让我去牧区水利打井队。他的意思是我在农村牧区待的时间太短，缺乏对农村牧区的了解，在牧区水利打井队，可以较多地在农村牧区活动，接触到农牧民。
　　1978年，我所在的牧区水利打井队在乌审旗乌审召公社布尔都大队打井，帐篷扎在大队部西边。布尔都是宝日勒岱的家乡，宝日勒岱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带领乡亲们种树种草治理沙漠的业绩，是被党中央毛主席肯定的。当时有著名的口号：“农业学大寨，牧区学乌审召”。我们住下不久，中科院兰州沙漠所一支考察队也来到了布尔都住在大队部。过了几天，父亲来到了布尔都，看望兰州沙漠所考察队的专家。那天晚饭后，父亲和一个大个子的人走到我们住的帐篷来，我迎了出去，父亲给我介绍和他同行的人，是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杨根生研究员。说他是中原人，在兰州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西北研究中国的沙漠，“文革”前就来伊盟考察过毛乌素沙漠，他们二人是老朋友。杨先生对父亲说：“你关心伊盟的治沙事业，让儿子到打井队工作。水和治理沙漠有着重要的联系，我们准备在乌审召这个地方搞一个治沙研究点，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让你的儿子来这里工作，综合研究沙漠治理啊！”父亲说：“伊盟的沙漠危害问题一定要长期关注，不仅我们这代人要牢牢抓住沙漠化治理的事，后代都要一代接一代地抓下去。现在说生态环境的问题，伊盟的治沙就是生态环境的重要工作。”1980年，我从牧区打井队调到新成立的伊盟沙漠研究所。1983年，伊盟机构改革，伊盟沙漠研究所和伊盟林业治沙研究所合并为伊盟造林治沙研究所。直到2003年离开林业系统，我在林业治沙行业工作了20多年。
　　现在我们老家鄂前旗城川镇已经通了油路。从城川镇向北有两条油路都从当年爷爷家不远处经过。每当我从城川镇经过的时候，望着那草滩后的北沙，就回想起1966年的冬季我和城川学校的几名学生步行回爷爷家的情形，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当年步行在这一路途上和去延安的路上的身影，曹书记鼓励我的话语就像情景再现的画外音一样，依旧那样响亮、清晰，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旅途，我脚踏实地走在父亲走过的土地上，走出了父亲希望我走的路。

        吴勇：吴占东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