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两点认识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南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分布有一段明长城，在历史中它有河东墙、深沟高垒、横城大边等名称，今天称为头道边和二道边。关于这段长城，学术界从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角度多有探讨，其分布走向、构筑方式、构筑时间及构筑者等基本情况已经弄清，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比如，头道边历史名称的问题、该段长城防御特点的问题等等。本文便对前面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做一简单探讨。
  一、头道边历史名称的问题
  鄂托克前旗南部现在可见头道边、二道边两道并行的边墙。头道边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省界线，西起自横城黄河东岸，向东延伸至水洞沟成为蒙宁省界线，再向东至兴武营再次进入宁夏境内。二道边在头道边之北，从清水营开始叉出，与头道边并行延伸，至兴武营进入宁夏境内。
  二道边即成化十年（1474）由徐廷章、范瑾等人修筑的“河东墙”，正德初年杨一清又对它的东端，包括横城堡在内以东40里进行了帮修加固。这一点在学界达成共识，没有异议。
  头道边学界普遍认为是嘉靖十年（1531）王琼所修的“深沟高垒”，这一点值得商榷。史籍明确记载，王琼修筑的“深沟高垒”；“堑，深、广皆二丈；堤垒，高一丈，广三丈。沙土易圮处，则为墙，高者二丈余有差，而堑制视以深浅焉”①，可见它以挖沟为主，垒高才3米（1丈），只在沙土易圮的地方修筑6米（2丈）多高的墙体，这与今天所见到的普遍高2～5米，最高可达10米的头道边相去甚远。
  另外，王琼在其名作《北虏事迹》之后附了一幅当时的宁夏边防图，叫“设险守边图说”，里面介绍说“定边营南山口起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止，开堑共二百一十里，筑墙十八里”②筑墙在定边营一带，从定边营往西至清水营开堑，从清水营往西穿过河东旧墙直至黄河东岸挖沟。很明显，王琼构筑“深沟高垒”时在定边营附近、定边营往西至清水营、清水营再往西至黄河这三段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其中以清水营往西至黄河这一段标准最低，只挖了一道沟。杨一清在正德初年帮修了河东墙自横城往东40里，那么在20多年后王琼挑挖壕堑的时候，这段墙体还应当比较高大，所以王琼从清水营往西继续沿用杨一清帮筑后的河东墙，清水营往东，放弃河东墙，挑挖新边。后来在嘉靖十五年（1536）的时候，总制刘天和又对兴武营一带70多里的边墙进行了帮筑加固，基本形成了兴武营至清水营一带今天头道边的样子。
  由上分析可见，将头道边称为“深沟高垒”很不合理，真正的“深沟高垒”或被头道边延续利用，或已淹没于风沙之中，至今遗迹甚少，据王仁芳称：“在花马池城以东至定边县境内头道边北侧、毛卜剌堡东西两端以及清水营以东大边内侧均发现有沟垒遗迹，这些当是王琼修筑所谓‘深沟高垒’及其后任维修改筑壕墙后的孑遗”③。
  那么，头道边在历史上应该称为什么呢？笔者以为，用文献中提到的“横城大边”称呼似更妥当。“横城大边”这个名称在文献中大概最早出自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皇明九边考》，在该书卷8《宁夏镇·保障考》中提到，刘天和沿黄河东岸修筑的长堤“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这里的大边是相对于河东以南直至固原境内的数条内边而言的，因其起于横城堡，故名横城大边墙。王琼挑挖“深沟高垒”后，河东地区在防守上基本放弃了“河东墙”，之后唐龙、刘天和等人的边墙建设主要沿着王琼的“深沟高垒”进行，最后形成“横城大边”，所以今天的头道边基本是“横城大边”的遗存。
  二、鄂托克前旗南部明长城的防御特点
  在大的地理区域上，鄂托克前旗南部明长城分布带，属于宁夏河东地区。讨论鄂托克前旗南部明长城的防御特点，需要从宁夏河东这一大的地理区域入手。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河套蒙古兴起，屡屡南下犯边，再加上宁夏河东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带成为西北边防紧要之地。它是固原、庆阳、平凉一带的北边门户，这里一旦有变，西可占据临洮、巩昌，控扼河西走廊，东足以震动关中平原。对此，经营西北多年的杨一清认识深刻：
  切见陕西各边，延绥城堡据险，宁夏、甘肃河山阻隔，贼虽侵犯，只在本境，为患犹浅。惟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里宽漫，城堡稀疏，兵力单弱，一或失守，虏众拆墙而入，其所利不在宁夏而在腹里，必将犯我环庆，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凤、临巩等府州县，其间土汉杂处，倘兵连祸结，内变或因之而作，根本动摇，诚非细故，此所谓膏肓之疾、腹心之祸也④。
  杨一清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早在成化二年（1466），在蒙古势力大举入寇固原之时，当地的“土达”李俊仰献羊酒，有北从意。第二年就爆发了土官满四的变乱，占据石城，为乱数月。
  由于河东地区独特的地理形势，这里的边防特点有着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河东地势宽漫，没有险峻的地理形势借以防守，其边防只能完全依靠人为工事，所以从成化到嘉靖末年在这里反反复复挖壕、修墙，以加强防御。这是河东防御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其二、与固原配合，构成纵深防御。由于人为工事的单薄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河东在边防上难以独挡，它需与固原配合，互为表里、声息相关，主要表现在：一、制度保障上，陕西三边总督（总制）坐镇固原，统领陕西四镇，为河东边防的坚强后盾。而且，从嘉靖十八年（1539）开始，于每年秋收开始之前，三边总督必亲临花马池居中调度这一带防务，等到探得无大规模边患、秋尽冬初边腹收成俱毕后，才能回到固原。二、边防工事建设上，河东的边墙与固原的内边墙遥相呼应，共同构成纵深防御。据魏焕在《皇明九边考》中统计，在河东至固原之间有重险四道：“新红等堡直北稍东，总制刘天和新筑横墙二道以围梁家泉。直北稍西，旧有深险大沟一道，受迤东罗山之水流于黄河，长一百二十五里，总制刘天和凿崖筑堤一百八里五分，筑墙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边至此，重险有四道”⑤这样的纵深防御可布置多道障碍，即使敌人突破也会在前进后退中处处被动挨打。
  纵深防御是明代边防的一条主导思想，早在明初，朱元璋就画出了蓝图。在宁夏河东至固原一带，杨一清提出了前后四层的纵深战略防御方案：“今将沿边至腹里分为四路，以定边营、花马池、兴武营、灵州一带为藩篱，以石沟、盐池、韦州、萌城、山城一带为门户，以固原、黑水口、镇戍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带为庭除，以安定、会宁、静宁、隆德、平凉一带为堂室。”而且要求“步兵击之于墙上，骑兵击之于墙内”⑥。这样的话，战守结合，使河东以南直到平凉成了既有固定防御阵地又有机动牵制、打击部队的纵深防御带，将内犯之敌消灭在层层反击之中。
  其三、“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即保护水草丰美之地，占据有利防守地区。河东一带干旱缺水，水草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修边之时，沿着毛乌素沙地东南缘构筑，将有水有草的地方圈入边内，沙碛不毛之地弃之蒙古，尤其重视对铁柱泉、梁家泉等长流水源的控制，如魏焕在《巡边总论》中记载：“达虏依水草为居，花马池东南一带，惟铁柱泉有水，又东南至梁家泉有水，又东南至甜水、红柳，榆树等泉，史巴都、韩家、长流等处有水。总制刘天和题于铁柱泉筑城，梁家泉筑堡，甜水泉、史巴都等处筑墙。一时水源俱各俱守，贼无饮马之处，诚百世之利也。”⑦又如王琼所说：“又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等泉，定边营墙外有东柳门等井，余地多无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产蓬蒿，深没马腹。贼数百骑或可委屈寻路而行，若马至数万匹，必颠仆劳乏，不得齐驱并辔而行。”⑧这就是“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筑之于外”的结果，但是正因为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定边营墙外有东柳门井等水源，使得这一带成为蒙古内犯的必经之路。
  经过以上的规划布置，总体来说宁夏河东一带的边防是成功的。作为河套蒙古内犯的冲要，河东固然不能完全拒敌于边外，但是完成了它基本的边防任务。在河套蒙古最为强大，极力向外扩张的小王子（达延汗）、俺答之时，河东能守住阵脚，没有发生大的变故，没有出现杨一清所担心的“膏肓之疾、腹心之祸”，殊为不易。在对内犯之敌的打击上，河东地区也比较成功。况且在河东墙修成的前二十多年，还一度保障过这一地区的和平：“成化初年，北虏在套，彼时未有边墙，恣肆出入。后该巡抚宁夏都御使徐廷章等奏修边墙二百余里，开浚沟堑一道。延绥地方边墙壕堑，又该延绥都御使余子俊修浚完固。北虏知不能犯，遂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⑨

参考文献
  ①［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第24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②单锦衎辑校：《王琼集》，第8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王仁芳：《明代修筑河东长城的新认识》，《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④［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116，第10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8，第3-4页，明嘉靖刊本
  ⑥［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116，第1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⑦［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248，第26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⑧单锦衎辑校：《王琼集》，第7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⑨［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116，第10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包头市文物管理处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长城及西北地区的历史与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