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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子孙三代用战争征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格局，缔造了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在征服过程中把蒙古文化推向世界历史舞台，使蒙古文化遇到严峻的挑战，也给它创造了空前发展的机会。蒙古文化影响了世界各国各民族，蒙古语言文字成为当时世界通用语，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饮食、商业、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和影响”，①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蒙古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也受到其他各国各民族的影响。这就是说，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全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畸形的。“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② 这样，“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③ 交流文化，促进文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种认为，只有先进民族的文化才能影响后进民族的文化，而后进民族只有接受先进民族文化，才能发展繁荣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
成吉思汗子孙三代在征战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开放的眼光、开明的心态、开阔的胸怀，包容各种文化，平等对待，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是正确而明智的。这充分体现了13世纪蒙古文化的精神内涵，反映了当时世界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发展总趋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做了很多工作，起到了表率作用。对成吉思汗影响最大最深的有三个人，一是维吾尔族的塔塔统阿；二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三是汉族的长春真人。现在谈一谈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几个问题。
一、会见的缘由和历史背景
1206年大蒙古国的成立标志着蒙古高原的统一，表明了蒙古民族实体的形成，作为13世纪标志性的事件载入史册，蒙古民族以当家作主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建国后因诸种原因成吉思汗决定出兵花剌子模。临出发前，也遂哈敦提醒他禀奏说：“可汗打算越过峻岭，横渡大河，长征绝域，平定诸国。有生之物，不能永存”。这就告诉他战争的不查预测性，有偶然的事。“假如你那大树一样的身体倒下去，你那像麻穰一般的百姓托付谁呢”，让他选好接班人。当时肯定也遂哈敦“说的话非常有理”。同时，又批评弟弟们、儿子们，以及孛斡儿出、木合黎等人，谁都没有提醒过，而自己也“忽略”了，认识到自己也“脱不过死亡的捆索”，“也要追随祖先而去”。④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深沉地想到不可回避的死亡问题。
成吉思汗接受她的建议，集中四个儿子商议这个大事，最后决定窝阔台为接班人。同时发现兄弟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拙赤和察阿歹的矛盾，并指出解决的办法，即“何必并行！大地辽阔，江河众多，叫你们分领封地；镇守各邦”。⑤成吉思汗深感征服了很多地方和国家，但如何“镇守”和治理这些地方和国家，成为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个方面缺乏人才和方略。
成吉思汗西征时遇到这样两个根本性问题，难于解决，心事重重，忧患意识较为强烈。抱着这种矛盾心理，又有求贤若渴，找到急需的治国从地和方术的心情，会见丘处机的。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拜王重阳为师，由于他出身汉族，不愿接受异族的统治，隐居在山林聚徒讲道，成为王重阳的七真子之一，是全真教的首领。“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宗师，是熔儒释道三家学问于一炉的大学问家。”⑥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事是由刘仲禄推荐的。刘仲禄当时是（宣差，便宣使）以善作鸣镝得宠于成吉思汗，他平时注重长生健身之术，最能推崇道教。有一次借献药之机对成吉思汗说，有一个长春真人，叫丘处机，他年高三百余岁，此人不仅有治理天下之术，恐怕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建议召见丘处机。这个建议正合乎成吉思汗的心事和愿望，于是派遣侍臣刘仲禄传旨敦请长春真人出山。
这以前，宋、金两国派人多次厚礼邀请长春真人出山，都被婉辞拒绝。这是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金人的统治十分黑暗和腐朽，无所作为，度日如年。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思复国大计，让人十分失望。丘处机看出来，天下形势，唯有新兴的蒙古，如日中天，前途无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给成吉思汗的《陈情表》中说道：“前者南京（金政府）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古今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相率来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P17～18）这一见解在当时普遍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蒙古秘史》也提到蒙古与乃蛮交战说：“蒙古人的时运来了！唉！不成了！”⑦大蒙古国与金朝交战时，金朝的大臣王京丞相向皇帝说：“天地气运时节，已经到大位交替的时候了，蒙古人来得很有威力……。”⑧“识时务者为俊杰”。长春真人的行动是对当时形势有明确的分析，正确的判断而作出的决定。
同时，随着蒙古伐金，中原残破，南宋腐败，更多的人思想精神上，归附于全真教，以寻求寄托，以致“全真教徒满天下”，全真教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拉拢利用的对象，道教应运而兴。因为，道教宣扬识心见性，忍耻含垢，安贫守贱，苦己利人，除情去欲，实际上是消极避世，逍遥自在，忍辱偷生的思想。由于社会思潮的形成，追随者众多，因而道教逐渐兴盛起来。
二、会见的目的和所谈的内容
同样是异族统治，长春真人不欢迎金朝，而向着蒙古人和大蒙古国。这是因为，蒙古人崛起的气势和力量，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以及取得的辉煌战绩，打动了丘处机的内心，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旨和社会意义上，丘处机也有希望辅佐一个“明君”，使自己的主张和抱负得以实现，而成吉思汗是“天启”雄主，是他所希望的“明君”。这就是说，他力图把全真教的说教通过成吉思汗变成现实。在当时，只有蒙古人才能承担并能达到“罢干戈致太平”（P120），以救天下苍生的目的。丘处机西游路上给友人寄去一首诗：“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下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极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P35）。他的目的是力图用道教的思想感化成吉思汗，使其放弃野蛮的屠杀政策，体恤民间的疾苦，保护黎民的生命，劝说成吉思汗早日班师回军，使天下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盛世的惠泽。
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意图和目的，可以从对话中得到答案。
（一）寻找或索取长生不老药。成吉思汗见到长春真人后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长春真人回答说：“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寒暄几句话后，成吉思汗单刀直入地盘问道：“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这显示了成吉思汗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长生不老之术的心情。而长春真人坦诚地告诉他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P105）。这就是说，有保护身体健康及预防疾病的方法，而没有长生之药。回答得很干脆，直截了当。对这样回答成吉思汗虽然不甚满意，很扫兴，但说的实在，真诚，为此，成吉思汗表示“嘉其诚实”，即夸奖他诚实不欺。这说明成吉思汗不固执、不顽固，通情达理，是个具有理智的可汗。
（二）从道教的角度讲了保护身体健康的道理。道教认为，道是世界的根本、本源。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具体地说：“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P127）同时讲了要珍爱生命，保护生命，生命是最宝贵的道理。他说：“天地之生人为贵，是故人身难得，如麟之角。”（P136）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虽异，性命各同耳。”（P136）接着讲如何保护生命，一则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二则“修身之道，贵乎中和。”这样“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寿。”（P140）
（三）讲了治国方术。“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人以饮食为本”（P136）。在当时，南伐西征，开辟了两个战场，成吉思汗特别关心中原地区的情况。中原地区金、宋、蒙古军事力量，犬牙交错，加上民变峰起，游击武装遍地，十分混乱。长春真人反映了中原地区民生状况。他建议，山东、河北乃天下美地，物博地大，以供四方之用，使国家和军队有充足的供应，也让百姓获得复苏和喘息的机会。他认为，这样一举两得，“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P141）他还认为，社会财产应社会地位而多寡，但不宜悬殊，尽量免除赋税，减轻百姓负担。选拔和重用人才方面，他重视并主张用“清干官”，这是“必当天心”之举，如果用“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P142）。劝诫成吉思汗少杀生，“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希望班师回家，“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P108）。同时劝诫整顿社会风俗习惯，主张以“孝”为核心改变不好的习俗。成吉思汗高兴地说：“神仙是言，正合朕心”（P149）。
传道仪式结束后，成吉思汗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翻译成白话的话：“整理出来，留个文件，我将亲自阅读。里面还有什么天意未明，或者道家高深的学问、要旨未弄清楚的，再作请教。”（P145～146）
这里说明一个主要情况，据说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会见的对话，记录很少，又下达：“勿泄于外”的禁令。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时，未把论道的内容载入《游记》里。但作为军中绝密材料的记录，却保存在档案库中，后由耶律楚材整理，编成《玄风庆会录》收入《正统道藏》中保存。后来已公布于世。可是有些专家学者，现在用这些资料时，偏偏不用上述一段对话，不知何故。这一段话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具体地说，成吉思汗识字，而不是文盲。“朕将亲览”，这句话证据确凿，铁板钉钉地说明了成吉思汗识字，已达到了亲自阅读“记录”的水平。
三、会见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儒家，道家是汉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精华，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压倒其学派，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佛教传入后，形成了儒家、道教、佛教三教鼎立的局面。隋唐时期对佛教，真正喜欢；对道教，大有兴趣，对儒教；利用和扶持。总的情况是道教处于受压抑，受排挤的地位。
自从成吉思汗会见丘处机以后，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迅速增加。全真教系统的全部免掉赋税，竭力支持道教的发展。与长春真人离别后，还常常挂念，希望他不要忘记。再次传旨丘长春：“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P181）。自此以后，各地方道友云集燕京，邪说日息，京中之人，一致仰慕丘处机，对他十分崇拜，家喻户晓。直到1227年5月25日，成吉思汗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把北宫仙岛改为万安宫，天长观改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P204）。从此，丘处机被人们称为“三朝之教主”，“万乘之国师”，“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在这一时期，道教的地位明显地高居于佛、儒之上。这充分说明了成吉思汗对汉文化的推崇心态，对它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在离开蒙古草原以后，逐渐接受周围高度发展的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其中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道教的主张和精义，长春真人的恳切教诲，感动了成吉思汗，命令手下人记录下来，除蒙文记录外，还保留一份汉字记录稿，示意不能遗失，不要外泄。更为重要的是懂得了要“镇守”和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不能单纯的靠战争手段，还要进行思想教化；不能一味地盘剥，也得注意休养生息。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⑨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所谈的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说明了全真教的道德说教已经在蒙古统治层内发生了作用，从而拯救了天下无数百姓的卿卿生命。
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以后，蒙古军征服西夏时，虽然也曾大肆杀掠，但成吉思汗明确地对群臣传旨：“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⑩成吉思汗征战杀伐了一生，在临死时却发布了一个不准杀掠的命令，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用杀掠方法，已经不能统治广大征服地区的人民，要想争取民心，有效地统治就必须限制杀掠，逐步采取比较文明的统治方法。这是在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与丘处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丘处机师徒对蒙古君臣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成吉思汗在世时，甚至到成吉思汗去世几代之后，道教思想在蒙古统治层内还在发生作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元史·释老传》还特别记载了一段丘处机弟子与元世祖丞相安童的关系，其中说：“处机之四传有曰祈志诚者，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11}元世祖忽必烈不愧为一个开明的、践行改革的封建可汗。又记载：“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12}“至大”是元武宗年号，他是元朝的第三代皇帝，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七代君主。这不仅与儒家、佛教的影响有关，而且也与道教有一定关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成吉思汗在蒙汉文化交流方面的实际成果和优良传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①②③［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青 姚建根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第11、282、10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④⑤⑦⑧ 札奇斯钦著：《〈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386、392、264、37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⑥［元］李志常 耶律楚材撰文，侯仁之 于希贤审核，纪流注释：《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237页（以下引文只注页数），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⑨{11}{12}《元史》，一二七·卷二一○，列传第八九释老传第2866、286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⑩《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传，第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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