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的好儿女——吴占东、李洁珠夫妇

        吴占东同志于1931年1月7日出生在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的一个贫苦牧民家中。1945年1月参加革命，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4月12日逝世。短短56年，却经历了我国最波澜壮阔的一个伟大革命、建设和变革的历史时期。生于日本侵略中国“9·18”事变当年；14岁参加革命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的前夕。他的童年是在社会动乱、生活贫苦艰难中度过的；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又逢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也即中国人民最彻底的一次解放战争。当他走上领导岗位，19岁任共青团伊克昭盟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直至1964年33岁任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副盟长期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权建设与巩固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抗美援朝、剿匪肃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参加了主要以他受迫害、遭摧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经历了我党历史上极“左”路线最为严重、危害最大的一次洗礼。1975年2月，44岁时重新安排工作，从盟革委会副主任到盟长，1981年50岁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书记、伊克昭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到1987年56岁去世，参与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肃清“四人帮”遗毒的斗争和具有伟大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启动，并在他有生之年的很短时间（实际工作时间仅仅8年）内做出了带有示范性作用的重要贡献，推动了鄂尔多斯“三种五小”的生态建设和进行农村牧区改革。
        吴占东同志的一生是丰富多彩、艰苦奋斗并做出辉煌贡献的一生。吴占东同志的成长见证了鄂尔多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培养下成长的历程。
        吴占东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的夫人李洁珠同志我们在一个系统和一个局里工作，是同事，也是我们的老大姐。因此，在工作上与吴占东同志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吴占东同志的为人处世、工作学习以及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我向他学到了不少好经验、好方法、好思想、好作风。
        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形势对事物的敏锐觉察和认识，对同志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对民情的体察和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胆识，还有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装模作样、潇洒自如、落落大方的作风等等，都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成为我学习模仿的榜样和示范。伊克昭盟（即现在鄂尔多斯，以下简称伊盟）是革命老区，解放前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很落后，干部队伍主要来自陕北、东部区和外地支边的知识分子。因此，干部结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当地干部外来干部，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不同派别和不同观点的干部，吴占东同志对这些不同经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层次、不同出身、不同民族、不同观点的干部都能合得来，都能说在一起，都能有共同语言。他的话大家都能听进去，也愿意听，在干部中威望很高。常有人议论起来感到奇怪。我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认为，这既与他本人的水平资历出身和作风有关系，又与他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对干部公道、公平、一视同仁以及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诚信待人，宽容大度分不开。有些老工农干部，参加工作早，当兵出身，没文化、讲不了多少新名词，吴占东同志总是说，人家是老革命，有贡献，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说明一些道理是对的，不要一听人家讲过去就说那是老一套。说到“三种五小”，他常说这是从某某老同志在调研中发现有若干个“小”型项目中概括出来的。有一个旗在挖“新内人党”运动中，整死了一位旗级干部，后在“清查”中要治那个旗时任旗革委会主任的罪，对此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了围攻，吴占东同志对此表示，对“文革”中不同派别的同志也要实事求是，没有亲自打死人，就不能把杀人罪加在负领导责任人的头上。还有一位环节领导有能力、能干事，就是在处人处事上有些小毛病，社会上有些反映，吴占东评价说，那是一匹骡子，拉紧笼头，还能拉车。当上领导后，对在“文革”中残酷迫害过他的人一概没问，更没有打击报复。1983年机构改革，盟级干部体制改革中，最集中地体现了他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坚持任人为贤、“五湖四海”和“四化”方针的立场和态度。当领导最能体现其党性原则、个人品质和领导水平的就是看他如何培养、爱护、关心和使用干部。
        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经过“文革”特别是在“牧民不吃亏心粮”的错误口号下乱垦乱牧乱采的破坏，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化局面，沙化面积达到80%。为了遏制沙化，改善生态环境，盟委制定了攻水治沙规划，到8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了“三种五小”的概括，有的文章也称“方针”，即“种树种草种柠条、小草库伦、小水利、小流域治理、小经济林、小农机具”。盟委行署还专门做出决定正式出台了红头文件。吴占东同志对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推动工作。提出：“生态建设是伊盟最大的基本建设”理念，列入党政议事日程，加大宣传力度，不定期召开流动现场会，每年一次全盟“三级干部”会议进行督促检查、评比表彰、经验交流和工作部署。有专人分管，有专项预算资金，有专门工作制度，有标兵样板。这一时期有不少领导被群众誉为“柠条盟长”、“柠条旗长”、“柠条书记”，“三种五小”成了伊克昭盟家喻户晓的口号和任务，成了全盟人民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吴占东同志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地区群众没有做饭取暖燃料，就提出并专门做出决定并拨款，给沙区农牧民无偿分送煤炭，解决燃料问题，制止乱采沙蒿等可燃植物，同时大种薪炭林，两年以后种植的沙柳解决了群众的燃料问题。在吴占东同志领导下，在全盟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地展开生态环境建设并一抓到底取得显著成效是第一次，史无前例、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带了好头、走出了路子、打好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伊盟农村改革最早起步。小范围包产到户，比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早、大范围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最早。特别是1981、1982年的伊盟牧区草畜双承包改革全国独一无二。牧区草畜双承包带动了小草库伦建设，为家庭牧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防沙治沙建设和提高沙区农牧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这项工作是吴占东同志大力推开的。还有一件改革创新的大举动，就是在1983年上半年干部制度改革，组建盟委行署领导班子中，在盟直机关全体干部中公开无记名投票推荐年轻干部，取得了成功。这一举动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同，也启发和调动了人们认识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结合实际、大胆创新、举一反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和自治区精神是吴占东同志领导水平和工作方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吴占东同志在“文革”前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但在“文革”中被摧残垮了。在1975年至1983年的8年多时间里身体越来越不好，但他无怨无悔，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始终带病坚持工作，还要经常驱车下乡搞调查研究，深入农牧民家中访贫问苦。80年代初，陕西长庆油田来鄂托克前旗进行油气勘探；农牧民对勘探队占用牧场不满意，进行拦阻，吴占东同志知道后，亲自前往给农牧民做工作，既做通了农牧民的思想工作，又对勘探队在草原上工作如何爱护保护草场进行了指导，从此在伊盟的整个勘探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为什么吴占东同志对这么一件小纠纷这么重视还要亲自做工作呢？概括各地以后发生的类似事情变成了“事件”的情况看，这件事并不小。他认识到这次勘探事关重大。一方面事关百姓利益和草场的保护，另一方面事关国家地质勘探、资源开发和鄂尔多斯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当，纠纷扩大，将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患，处理好了皆大欢喜，会加快发展，于公于私于大局或局部都有好处。因此他要亲自了解情况，亲自去处理，他看问题的敏锐和小中见大、见微知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取得指点方向、事半功倍效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太值得我们学习修炼了。
        1981年黄河涨水，数十年未遇。吴占东同志敢于坚持自己意见，不到万不得已不决达旗境内的防洪堤。又通过严密的工作，保证不出问题，此事给我的感触更深。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胆识、责任心、严密的工作态度和无私的精神，一个不声不响的平凡和那么有震撼力的高尚伟大形象至今竖立在我心中。
         还有一位与吴占东同志生命分不开，令我敬佩的同志，就是他的夫人：在天津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李洁珠同志。1933年1月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跟随吴占东同志被分配到伊盟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妇联和文化战线上工作，直到1983年底从盟文化处处长岗位退二线。她是一位热情正直、极富同情心、正义感的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对鄂尔多斯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她意志坚强、刚直不阿，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残酷迫害、坚持实事求是，身带伤残、坚持工作。她给了吴占东同志以极大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是“文革”后直到吴占东同志去世的十几年里，吴占东同志极度伤残的身体始终未愈，完全是在李洁珠同志的体贴照顾下度过的。1983年底，组织决定吴占东同志离职休养，李洁珠同志也提出辞职要求，全身心地陪同护理吴占东同志，度过了最后的四年时间，自己的身体也彻底垮了，3年后随吴占东同志而去。
        一对亲密的伉俪、同志和战友，虽仅在世不到60年，但他（她）们共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创造了辉煌的人生，也给我们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做人故事、值得后人学习的宝贵经验和永远难忘的深刻记忆。
        他（她）们是鄂尔多斯的好儿女、他（她）们是党的好儿女！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长期在伊克昭盟工作，历任盟文化局局长、行署副秘书长、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后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任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