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月在

        年轻时，我身在草原，却常常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遥望黄海，遥望锦屏山水跌宕而下的桃花涧。中年，我回到了黄海边。在桃花涧溪流喧哗的梦境里，草原竟成了我解不开的心结，我永远的牵挂。
        如今，在人生只剩下一抹余晖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宁静而又平和。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只在转眼之间。静观日升日没，闲看花落花开，我不由自主地想：大自然周而复始，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
        终于，学生一连串三个长途电话打破了我的淡定，令我插上翅膀飞向鄂尔多斯。莫非，命中注定要让我于古稀之年重返内蒙古高原，在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中回首前尘，寻访我在荒漠小城最初的旅程？
        2009年4月的一个夜晚，鄂尔多斯乍暖还寒。我跟几个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约，来到一家取名“清风明月”的茶馆。登堂入室，走进一间古色古香的小轩，服务小姐便端来了汤色淡嫩的明前茶。这样的茶社，开在曾经以大漠孤烟示人的地方，竟然捧出如此正宗的江南新茶，真像是一脚踏入了匪夷所思的梦境。正恍惚间，一个中年汉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那人儒雅中透着粗粝，俊朗中隐约着强悍。我疑疑惑惑张开了嘴，他已走到我面前：“周叔，听说你来了，我来看看你。”
        “你是……”
        “我是吴占东的儿子吴勇。”
        当即有人介绍：“吴勇是鄂尔多斯市政府副秘书长。”
        吴勇？怎么是吴勇？明明是吴占东！活脱脱一个吴占东嘛！难道生命真的可以轮回？那个英年早逝的吴占东又回来了？当年，他第一次走进我的住所，也是这么无声无息，这么猝不及防，让你又惊又喜，不知所措。那时，我在伊克昭盟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而他已是盟委宣传部长。这么一个大官从天而降，让我一时间显得有些局促。
        那是一个沙尘暴肆虐后的春日。连续几天，挟着浓重土腥味呼啸而来的黄沙铺天盖地，把脸打得生疼，让人抬不起头，出不来气。一天下来，小小单身宿舍里能扫出一簸箕沙土。记得，吴部长扫了一眼纤尘不染的房间，第一句话就是：你收拾得好干净啊！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一头自来卷的长发跟蓬蓬松松的络腮胡子连成一片，还真有几分普希金的风采。他浅浅的一笑那么醇厚，叫人很放心。但是笑容后面却蕴含着蒙古人的神秘，让你不由得平添几分好奇。
        早就听说，他少年投身革命，从荒凉的鄂尔多斯，穿越沙漠，奔赴延安，进了民族学院。解放后又被送往中央团校学习，在那里结识了优雅清秀颇有艺术天赋的李洁珠。日后，李洁珠成了伊克昭盟歌舞剧的副团长。在盟公署礼堂，我曾看过盟歌舞剧团演出的《雷雨》。李洁珠扮演的繁漪令我拍案称奇。她竟然凭着女人的感性和直觉，把一个性格被扭曲而又不甘，欲望被压抑而又不惜以极端的复仇方式喷薄而出的女人，演绎得丝丝入扣，出神入化。但是，这个蒙古汉子和那位袅袅婷婷的汉家女站在一起，有时难免会让我想到奥赛罗和苔丝特蒙娜。但是，吴占东压根儿不是奥赛罗，李洁珠也跟苔丝特蒙娜完全不搭界。都说这一对蒙汉姻缘如鱼得水，是令人艳羡的绝配。他们在周末舞会相拥而舞，从我眼前翩然而过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这个貌似粗莽的蒙古汉子，骨子里却是个儒雅倜傥的文人哦。
        吴部长径直走向房间最里面的收音机。那是我咬紧牙关，用掉三个月工资从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抱回来的。这在当时显得很纨绔，很奢侈。抬进国务院宿舍那天，我大哥的老同学就曾惊讶于我如此大手大脚。现在，吴部长是不是也要批评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够艰苦朴素啦？他俯身凝视放在收音机上的竹制山水相框。相框很小巧，镶着一张二寸照片：半侧面、长发披肩、低垂眼帘的姑娘，俯视着一朵半开的花。
        “这个漂亮姑娘是谁？”
        他有点狡黠地一笑，眼睛斜睨着我。
        我腼腆地告诉他：“中学同学。”
        他转过身来：“是不是女朋友？”
        我点头默认，手心开始出汗。
        他知道，曾有同事给我介绍过一位舞蹈演员，交往不久，即无果而终。当然，吴部长来看我应该与此无关。
        后来听人说，他读了国庆十周年时，我在《萌芽》22期上发表的散文头题。对于其中有关白云鄂博、南海和喜马拉雅的畅想颇为欣赏。之后，又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草原》文学月刊要目里，发现了我的又一个头题《席尼喇嘛脱险记》。《席尼喇嘛脱险记》和稍后发表的《我是席尼喇嘛》让他非常意外。他百思不解，一个来自外地的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怎么会把鄂尔多斯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独贵龙运动写成了小说？那小说，不仅引起内蒙古政界和文艺界的关注，还被编进了小学乡土教材。数年后，以乌力吉吉尔格勒（席尼喇嘛）为主角的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风靡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
        那一天，我以为他要谈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谈。似乎只是在检查师范学校工作之余，来看看这个从远方来的二十朗当的小伙子。至于为什么突然造访，有可能完全是一种即兴，一个无须事先安排的顺便，甚至是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突如其来。
        此后的慢性咽炎，对于我，也是一个突如其来。先是咽痛，嘶哑，我勉力坚持教学。后来竟然失声了，连续几周不能讲课。到北京遍求名院名医，仍不能治愈。只有考虑改行。脱产写作？这碗饭我能吃得了吗？诚然，那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年代。个人意愿只能埋藏在心底。我很苦闷，却无处倾诉。我没有去找吴占东，可是他早已了然于心。1964年初，我被调到伊克昭盟文联筹备委员会做筹备委员，兼搞创作。我喜出望外，却不知该感谢谁。进了文联，一时摸不到头脑，心中一片茫然。多日后，筹委会主任越世杰郑重地下达任务，叫我创作一部以草原牧民打深井为题材的大型歌剧。我非常兴奋。兴奋了没几天，便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我从未写过歌剧，对于牧民在荒漠上坍了再挖，挖了再坍，几代人前赴后继打出一眼又一眼几十丈深井遍求清泉而不得的故事，几乎一无所知。我又开始茶饭不思坐卧不宁了。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吴占东出现在我面前：“愁什么呢？走，跟我下去！”他的话总是精炼到多一个字都没有。几天后，吴部长叫我搭上他的吉普车直奔伊金霍洛旗。
        哦，好一个伊金霍洛！那里有朵朵白云沉没在碧波深处的红海子，还有那一片让远征归来的成吉思汗流连不舍的甘德尔草原。放眼看去，牧民们从四面八方向刚刚落成的成吉思汗陵园聚集。有的骑着走马，有的全家拥在一峰骆驼上。到了营地，纷纷搭建帐房，挖掘地灶，生火做饭。原来，明天就是成吉思汗诞辰。歌舞、二人台、山西梆子、杂技、摔跤、赛马都拉了场子搭了台子，就连自治区歌舞团也运来了整车的服装道具。眨眼间，草原上冒出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帐篷集市，像麕集的蘑菇连绵不绝，五光十色。很多马背民族的服饰、用具、吃食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忽然变得像一个孩子，又是吃又是喝又是看，眼睛和胃都不够用了！
        那个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白天的所见所闻像一部无技巧剪接的电影在我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放映……一直到曙光初现，我一骨碌爬起来，冲出房间，才没有错过成吉思汗祭典的空前盛况。
        那天的情景让我不得不为自己拙于表达感到汗颜。我无法形容——旭日中，达尔哈特蒙古人从“八白室”抬出成吉思汗银棺时那一份难以言传的神圣和肃穆；高大的白骆驼牵引着枣木花轮车，披着朝霞冉冉向前的沉静和庄严；三十六面龙凤大旗猎猎招展的祭台下，无数牧人匍匐在地时令人震撼的虔敬与忠诚；以及将圣酒浇遍黄骠马全身，用银锤猛击头部，把昏死的黄骠马扔进大京锅里，在三十桶沸水中烹煮后，挖出血淋淋的肝脏占卜丰收的野性和原始……再加上八十一条哈达、八十一个羊背子和羊背子上八十一把明光闪亮的蒙古刀的煊赫声势，牧人们奔跑在拴马桩周围，用长勺从大木桶中舀出鲜奶向天空尽情挥洒时的欢乐恣肆，牛头马面伴着沉雄压抑的音乐摇头摆尾跳起《查穆舞》的宗教氛围……这一切，对于我都是那么神奇，那么不可思议。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个个画面和场景已在时间隧道里渐行渐远。在我心中，仍然十分生动，十分鲜亮。
        我至今心存感激。吴部长发现了我的潜能，也看到了我的先天不足，在关键时刻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活泼泼的大生活呼啦啦向我扑面而来。我激动了，兴奋了，沉醉了，我体内的文化基因被草原的雷鸣电闪倏然激活了。
        离开成陵不久，我跟人民日报牛汉、鄂尔多斯报邹振湖结伴，晓行夜宿，几乎走遍了西三旗的沙漠草原。回来后，便动手创作歌剧《金泉》。刚刚完成第一幕，就被派到达拉特旗树林召、大树湾、四村搞了两年“四清”运动。在白泥窑工作队，我奉命写了一份简报。工作团团长齐茂荣看着看着笑了起来：这简报里怎么有这么多对话？你是不是把它当成剧本写啦？
        他说得不错，《金泉》没完成，我心里确实放不下。
        四清没结束，我就身不由己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我被归入“黑干将”“黑爪牙”“黑蛋”系列，在烈日暴晒的公署礼堂台阶上给吴占东陪斗，受尽羞辱。到了深挖“地平线以下的阶级敌人”的时候，未完成的《金泉》也成了一大罪状。这个剧本的创作，竟被演义成“内人党”会议的决定，一个反革命的文化阴谋。我在其中的角色，便不言自明了。
        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反省了一年，又被一鞭子赶到三顷地五七干校。那时，吴部长已经病了。我回连云港探亲时，到天津黑黢黢的小旅馆去看过他。李洁珠告诉我是血小板减少，要用花生衣煮水喝。
        1973年9月，我调回江苏。那时，我跟文友共同创作的大型歌舞剧《芒赫图人》已在鄂尔多斯与呼和浩特公演，历尽劫波的《金泉》总算找到了栖身之所。我不知道，吴部长是否看到了那场热热闹闹的演出？
        多年后，我才听说吴占东部长已然到达彼岸，与我阴阳永隔。我还是很震动。那夜，我望月沉思，唏嘘长叹，久久徘徊。
        当时明月在，吴占东却默默地驾鹤而去了。我仰头问天：这世上还有知我者吗？
        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影视剧作选《早春一吻》。在自序里，我曾写下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伊克昭盟盟委宣传部长对我的赏识和安排。那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眼下，我身在黄海港城仍不时怀念这位颇有些罗曼蒂克的长着络腮胡子的蒙古族男子汉，更怀念他硬汉仪表下深藏着的一颗体贴入微、情感丰富的心。吴占东同志把我调进伊盟文联筹委会当了筹委，此一举将我推向更广阔的人生。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堪回首的七灾八难。这一切，使我在不幸这所最好的大学里领到了一张成绩可观的肄业证书。”
        那证书是无形的。而思念也难以名状。
        吴勇，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的突然出现。我的回忆之门因你而开，岁月之尘因你而烟消云散，在亦真亦幻的心理时差中找回了生命中许多刻骨铭心的时光。谢谢……

        作者：毕业于东北师大。曾在伊盟师范、伊盟文联工作多年。1973年调江苏省连云港文联，在电影电视文学领域里著述甚丰，2009年端午之后于连云港苍梧 入伏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