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占东

        今天（2009年4月12日），是吴占东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2周年纪念日。回想起和他相处的日子，一幕幕情景，仍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吴占东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知心朋友。
        回想我们由相识到相知，以至到后来患难与共，成为莫逆之交，要讲的事，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957年10月，我从保定银行学校毕业后，支边来到内蒙古，分配到伊克昭盟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工作。1958年初，我响应党中央号召，到伊盟达拉特旗农村参加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因为我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已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出席过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到达拉特旗农村劳动锻炼后，感到塞外农村的一切都十分新鲜。于是，就在劳动之余，又陆续写出了不少作品，有诗歌，有短篇小说，在内蒙古、河北、安徽、四川……等省、市、区的报纸和文学刊物上不断发表。此时，吴占东已是伊克昭盟盟委宣传部的部长，他虽然和我还不相识，但是却已经注意到了我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作品。1959年春，我结束了在达拉特旗的劳动锻炼，回到了伊盟银行，他就主动打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和我谈话。这是我头一次和他见面。当时，我23岁，他29岁。他魁梧的身材，明亮的眼睛，四四方方的脸盘上，留着黑黑的络腮胡子。他说话的声音让人感到平易、亲切，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他给了我许多热情的鼓励。嘱咐我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不久，1960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全区文教群英会。伊盟盟委宣传部推举我为群英会先进个人代表，到呼和浩特出席会议。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对我以后在文学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我回到伊盟，把与会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又一次热情地鼓励了我。
        1960年8月，他为了更好地培养我，给我在创作上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把我从伊盟银行调到了他领导下的伊盟盟委宣传部工作。
        就在他把我调到伊盟盟委宣传部工作的两个月后，1960年10年，内蒙古党委决定在内蒙古大学设立文艺研究班。在内蒙古的作家和艺术家中，选调一批有成就的和有培养前途的，进入该研究班予以深造。我也被列入其中。该研究班第一期学员共有17名。有当时已名扬全国的作家纳·赛音朝克图、韩燕如、玛拉沁夫、乌兰巴干、巴·布林贝赫……也有来自基层的张长弓、张志彤、王栋和我。担任班主任的是当时内蒙古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胡昭衡同志，担任副班主任的是内蒙古文化局党组书记布赫，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以清，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于北辰、巴图等。由此可见，内蒙古党委对这个研究班的重视。吴占东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对我进入这个研究班学习深造，表示完全支持。于是，在他的支持下，我便顺利地进入了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我的编制仍在伊盟盟委宣传部，仍由伊盟盟委宣传部给我发工资）。从此，我便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进行了长达将近5年的学习生活。在这5年间，每逢他到呼市开会或出差，能抽出时间的话，就会到内蒙古大学去看我。每逢他见到我，总是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定不能辜负党和组织上的期望。为了使我更安心地进行学习和创作，解除我的后顾之忧，1964年，他又把我的爱人李敬兰从河北承德调到伊克昭盟，让我的爱人、我的母亲和我的女儿在伊盟安了家。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的5年中，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大大地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并在此期间出版了我写的5本书。这为我今后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我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他——这位我的直接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1965年7月，我从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毕业后，又回到伊盟盟委宣传部，从而又在他的身边，在他的直接下领导工作了。这时，吴占东已是伊克昭盟副盟长兼盟委宣传部部长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吴占东正在担任伊克昭盟东胜县泊江海子公社“四清”工作总团政委。我从呼市回到伊盟后，和他商量，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毕业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审读了我的一部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霞云岭》的初稿，认为基础很好，让我去进行修改。我和他说了这事，他考虑后对我说：“我看你还是先参加一期‘四清’，进一步深入地丰富和充实一下你对农村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你把作品修改得更好，肯定会要好处。你看好不好？”我很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就做了他担任政委的泊江海子“四清”工作总团的秘书。和我一起担任总团秘书的还有后来也成了他好朋友的胡康有。这样，我和胡康有就和他一起，住在泊江海子公社柴敖包村的一个农户家里，和他一起工作，和他朝夕相处了。
        吴占东是那种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性格。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白天开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晚上写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并且，他又是一位性情开朗、一点架子也没有的领导。毕竟他当时也才只有三十五六岁，身上洋溢着一股子年轻人的朝气。工作之余，他常和我们（也包括工作队的其他队员们）一起说笑话，讲故事，常常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有时工作到深夜，工作告一段落，他突然来了兴致，便拉上我和胡康有，到村外的野地里，安放用铁丝挽成的套子套野兔（遗憾的是，从来也没有套住过）；或者是到村外用石头垒成井筒的大井上去逮家雀（有不少家雀住井筒的石头缝里。用手电筒往井里一照，再加上大声吆喝，家雀受了惊，便纷纷从石头缝里飞出来，飞到罩在井口的网子上，家雀就被逮住了）。就这样，常常闹到黎明。虽然整夜不睡，却是兴趣盎然，精神抖擞。然后，又高高兴兴地投入新的一天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他平易近人，态度随和，喜欢说笑，无论是和“四清”工作队队员，还是和农村干部群众，他都能谈得来，交朋友，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喜欢抽烟，每逢他抽烟时，总要给身边的人散烟，这个一支，那个一支，往往是，打开一盒烟，很快就把整盒烟散发个精光。接着又掏出一盒……
        1966年5月，吴占东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到北京，去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一个会议。是一个什么会议，他并不知情。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几个月前，1965年的11月，全国许多报纸上，已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上下，处在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气氛之中。临行前，他对我和胡康有说：“看来，全国又要来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了。我到北京去开会，正好可以了解了解动向。有什么情况，我会写信告诉你们。”可是，他一去就没有了消息。也不知道他在北京的通信地址，没法和他联系。
        一个来月后，他从北京回来了。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已经下发。“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伊克昭盟也同全国一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不知这场运动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听说盟委、盟公署和许多机关单位，都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多是指向“当权派”和所谓“牛鬼蛇神”之类的。说什么话的都有。他从北京回来后，神情凝重。他把我带到柴敖包村外的一个土坡上，对我讲了他去北京参加会议的情况。他说，会议是在前门饭店召开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乌兰夫。参加会议的一些人，遵照“上面”的旨意，给乌兰夫的头上，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不明白，“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乌兰夫。他说，因为会议严格保密，所以，他到北京后，一直没有能和我们联系。最后他说，不管这场运动如何发展，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做出正确决策。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就是了。只是，在运动中，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小心……
  不久，“四清”工作团从农村撤回了盟里。果然，盟委大楼的走廊和一个个办公室里，到处贴满了一张张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盟委宣传部说成是“黑店”，把他说成是“伊盟周扬”，把我和盟委宣传部的一些同志，还有文教系统的一些同志，都划在了他的“黑线”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密切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到他家去，和他，还有他的爱人李洁珠，分析形势，谈论运动的情况，也谈对一些事和一些人的看法，一谈就谈到大半夜。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和他的关系，还只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从这时开始，就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了。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分成了两派。他和盟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也分别站到了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的一边。自然而然地，我和他是站在了一起——“伊盟联委”。另一派群众组织则是“鄂尔多斯”。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浩劫。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无所谓谁正确谁不正确。但在当时来说，却都是认为自己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群众是这样，领导干部也是这样）。甚至可以为自己所坚持的、自己认为正确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舍生忘死。
        下面就来说一说我和他（还有其他同志）一起，去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舍生忘死”的故事。
        那是1967年的6月间。一天下午，海勃湾市鄂尔多斯派的红卫兵，包围了“联委大院”。大喇叭高喊要揪斗伊盟盟委书记杨达赖。联委大院面临被冲、被砸的危险，形势十分危急。联委决定由吴占东和我，还有何学勤，带上材料，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反映伊盟的情况。
        怕被鄂尔多斯的人拦截，白天不能行动，决定要在晚间出发。本来，从伊盟去北京，应该是乘汽车到包头，然后，从包头乘火车到北京。同样，因为怕被鄂尔多斯的人拦截，不敢走这条路，而是乘汽车绕道从陕西省的榆林，再到山西省的羊坊口，由羊坊口转乘火车去北京。长途跋涉，为了怕汽车司机疲劳，决定派杨宝宝和边美林两个有经验的司机，为我们轮流开车。
        当天晚上，我们出发的时候，先是由一辆汽车开着车灯，在前面引路，我们乘坐的汽车，不开车灯，在后面跟随。在街上绕了几圈，我们乘坐的、不开灯的汽车，就悄悄地驶上了奔向农村的土路，摸着黑向南开去。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道路坑洼泥泞，汽车颠簸摇晃。吴占东和何学勤却一路讲着笑话（他俩都是讲笑话的能手），逗得大家笑个不停。虽然一夜不睡，却也并不感到疲劳。
       第二天半前晌的时候，到了伊金霍洛旗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是何学勤的家。我们在何学勤家吃了中午饭，稍稍休息了一下，又连忙接着赶路，奔往榆林。
       到榆林的时候，已是天近傍晚。我们在榆林城南门里的一家小旅店住下。然后到小旅店对门的一家小饭馆去吃饭。吃的是包子。刚吃到一半，吴占东发现，有鄂尔多斯派的一位年轻人，也在这小饭馆里吃饭。那年轻人也发现了我们。并且和吴占东打了个招呼。吴占东低声地对我们说：“快吃！吃完饭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住在这里不安全。说不定他给那边打个电话，鄂尔多斯的人就会追咱们来！”
       于是，我们匆匆吃过饭，回到小旅店结了账，就又匆匆地乘着汽车上路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汽车路，十分崎岖，弯路极多，公路的旁边，又多是深沟大壑，而且又是夜间行车，一旦不小心，汽车掉下深沟，后果就不堪设想。
        两位司机轮着开车，小心翼翼。
        半夜的时候，到了小镇高家堡。
        在高家堡的一家小旅店住下。为了保密，不被人发现，在小旅店登记，我们都用了化名。吴占东用的化名是“耿石”（他说，这是他蒙古名字的谐音）。
        第二天下午，到了陕西省的府谷县。府谷县城紧靠黄河边，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保德县城。然后，从保德县再去山西省的羊坊口。
        当时，陕西省榆林地区的两派，也正在斗得厉害。我们到了府谷县的时候，恰巧被榆林一派的红卫兵，当作他们的对立面扣住了（因为我们的汽车怕鄂尔多斯的人发现，摘掉了车牌照）。经过一番交涉，才被放行。
        我们在山西省的羊坊口上了火车。经过河北省的石家庄，这才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我们在文化部的两间房子住下来——伊盟运输公司的一位名叫王子俊的同志，原来在文化部工作过，这住处是由他事先给联系好的。
        不久，周维先、赵训张、苏汉源等人，也从伊盟到了北京，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
        于是，我们就住在文化部的两间房子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写材料，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热得厉害。既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个年代，有空调的房子是极其罕见的）。有的只是手摇的纸扇和薄扇。然而，用手扇起扇子来是写不成材料的。只能是光着膀子，汗流浃背。
        尽管又苦又累，然而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斗，是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便把苦和累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可笑的）。
        有一天，忽然接到伊盟联委的电话，说是鄂尔多斯的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住处，要我们赶紧转移。于是，我们不敢怠慢，连忙收拾了东西，转移到阜成门内的一家小旅馆去。
        又有一天，在阜成门内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隔着窗户玻璃，发现了鄂尔多斯的几个人，也住在这家小旅馆里。于是，我们又一次匆忙转移。
        这次是转移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的采育公社。那里有笪广林的一家亲戚。当时笪广林也到了北京。是他建议转移到那里去的。笪广林已在那里联系好住处，在那里等候我们。
        这次要转移到那里去的是吴占东、何学勤、张世鉴和我。
        我们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天黑时才出发。
        节令已经到了深秋，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了。一堆堆的玉米秸，散落在收割后的田野里。秋风萧索，天气已颇有寒意。
        我们在离采育公社有两三公里的地方下了出租车。然后，在月色中，步行到目的地。一路走，一路说笑。
        如今想起来，那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
        然而，时光荏苒，这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吴占东，还只有37岁，我呢，则是30岁刚刚出头。
        这又多么像是一场梦啊！
        还是回到现实中来，接着讲我们之间的故事吧。
        1967年冬，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解决伊克昭盟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八条”）。《决定》称：伊盟的两派，“鄂尔多斯”和“联委”，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实质内容表述却是：“鄂尔多斯”是正确的“造反派”，“联委”则是犯了错误的“保守组织”。吴占东和伊盟的其他领导人，站在“联委”一边的：暴（暴彦巴图）、杨（杨达赖）、康（康骏）、李（李正东）、金（金汉文）、马（马富刚）；和站在“鄂尔多斯”一边的：郝（郝文广）、田（田万生）、王（王悦丰），都被定成犯了严重错误的“当权派”。
        1968年3月3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的指示下，出动军队，配合“鄂尔多斯”，砸了“联委大院”（俗称“三·三事件”）。从此，“联委”被定成“反动组织”，站在“联委”一边的群众，都被定成站错了队的人（我当然也就是站错了队的人之一）。
         1968年4月间，在东胜，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街”。被游街的人，为首的是伊盟党政领导人暴、杨、康、李、吴、郝、田、金、王、马，后面则是盟委站错了队的处科级干部和群众。当时的伊盟盟委宣传部从上到下共有14人，被游街的就有9人（部长吴占东，副部长陶特格琪、王世元；部下：苏春光、何学勤、关廷梓、张世鉴、格日勒图、杨啸）。我被定的罪名是：“暴吴黑秀才”。
         不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挖“内人党”运动。
         吴占东和其他伊盟领导人暴彦巴图、杨达赖等人，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在伊盟的党魁，被关进了“群专”的黑屋子。
         从上到下，从自治区到各盟、市、旗、县，从城市到农村、牧区，“挖内人党”运动都在紧张地进行。
         各单位都给“被怀疑对象”办了“学习班”。
         我和盟委机关一大批被怀疑为“内人党骨干”和“内人党党徒”的人，则每天被集中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一间大屋子里，接受“挖内人党积极分子”们的训话、警告。“挖内人党积极分子”们，反复地给我们宣读毛主席的两篇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要求“内人党骨干分子和党徒”赶快“自首”。读过了毛主席的文章，又反复地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然后又虚张声势地厉声诈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你们当中，既有内人党党徒，也有内人党的骨干分子。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个、八个（其实整个屋子里坐的也不过二三十人）。你们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想蒙混过关，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到这里，会用傲慢而严厉的眼光，向我们每个人盯视一番。从其盯视到我的眼光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积极分子”们是把我铁板钉钉地当成了“内人党的骨干分子”。
         这在我心里当然是清楚的。既然把吴占东打成了伊盟“内人党的党魁”之一，以我和吴占东的亲密关系，把我打成“内人党的骨干分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心里更清楚，我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内人党党徒”，更不是什么“内人党骨干分子”；吴占东也根本不是什么“内人党党魁”。
         这样的“功课”，日复一日。
         每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敦促内人党骨干和党徒“自首”、“登记”的“宽严大会”。
        “宽严大会”白天是在“大学校”的院子里举行；夜晚则是在大学校的礼堂里举行。气氛森严恐怖，如临大敌。院子里或是礼堂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大标语，高音喇叭刺耳地哇啦哇啦高声大叫。“被怀疑对象们”一排排坐在院子里或是礼堂里的土地上或砖地上。大会主持人则威严地坐在对面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积极分子”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会场上四处巡视着。主持人先是宣布，这次“宽严大会”从现在开始，到几点、几分，是“内人党骨干分子”和“内人党党徒”坦白自首、得到宽大处理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要不客气地从严处理。然后就一遍又一遍地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读毛主席的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既没有人“坦白”，也没有人“自首”。
        然而，人人心里却都在噗通噗通地跳，不知在什么时候，厄运突然会降临在谁的头上。
        规定的时间到了。主持人会宣布：“现在，再延长5分钟（或10分钟）……”
        延长的时间到了。主持人就会厉声地宣布：“把顽固不化的内人党骨干分子某某人揪出来！”
        这时，“积极分子”们就会冲上前去，把被宣布的人，从人群中拉扯出去，摁倒在地，五花大绑……
        那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记得，第一次“宽严大会”被揪出的是吴占东的爱人李洁珠。
        又一次“宽严大会”被揪出的是盟委干部奇美芳……
        每次参加这种“宽严大会”，我都做好了被突然揪出去的思想准备。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宽严大会”过去了。我却一直没有被揪出去。
        直到1969年5月，党中央宣布“内蒙古的挖内人党扩大化了……”，从而结束了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这场大冤案。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没有被揪出去，原来是吴占东保护了我。
        情况是这样的：
        当“挖者”逼问吴占东：“杨啸是不是你发展的内人党？”
        吴占东回答说：“不是。”
        “不可能！为什么你不发展他？”
        吴占东说：“杨啸我是准备发展的。还有何学勤、关廷梓等，我也是准备发展的。不过，内人党是要搞民族分裂，是要搞内外蒙合并的。这主要是蒙古人的事。对发展汉人，要格外严格，格外谨慎。杨啸他们都是汉人，我对他们正在考验。想发展他们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们本人谈。他们本人也不知道……”
        就这样，吴占东不但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另外的部下何学勤、关廷梓等人。
        1970年，我进了“五七干校”。整人的人又企图编织罪名，把吴占东和我打成“5·16”（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分子。说是吴占东和我，   1967年在北京时，通过浩然，参加了“5·16”组织。多次找浩然去进行调查。直到纠缠得浩然生了气，对去找他的人说：“你们不要向我调查杨啸和吴占东了，你们先调查我吧，看我是不是‘5·16’？”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一起举杯欢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彻底地解放。然而，吴占东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饱受摧残，多种疾病缠身。
        几年的时间，由他的爱人李洁珠陪着他，往返于北京、上海、呼市等地治病。在他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始终是乐观、开朗、向上的。每当朋友们和他在一起，他总是欢欢乐乐地说笑话，讲故事，兴致勃勃，笑逐颜开。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他衷心地为之欢欣鼓舞；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伊盟的建设事业。每当我看到他这样把自己的疾病抛在一边，憧憬着革命事业的美好未来，就会被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所深深鼓舞。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堪为师表。
        后来，他的疾病有了很大的好转。他担任了伊克昭盟盟委书记，挑起了领导伊盟人民革命和建设的重担。
        1978年初夏，他的好朋友、时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古文化局局长的云照光和夫人贺梅，还有他的好友、时任内蒙古文联副主任的俄尼斯，一起到伊盟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邀请云照光、贺梅、俄尼斯，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由他和他的爱人李洁珠，还有我，陪同前往。
         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汽车驶过沙漠，驶过草地，经过差不多一整天的长途跋涉，天傍晚的时候，到了他的家乡——鄂托克旗（现为鄂托克前旗）召皇公社呼和大队哈日额日盖生产队。当时，他的父母都还健在；还有他的弟弟和妹妹。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们。新杀的羊肉飘香，新挤的牛奶飘香，更难得的是老人家和一家人那片赤诚的心意。
        他领我们看了他少年时代生活和成长的一处处沙梁和草地。给我们讲述着他少年时代一桩桩有趣的故事……
        我们在他的家里住了两三天。他家乡那美好的景色，和他对家乡一草一木热爱的心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我从伊盟调到内蒙古文联工作。
        每逢他到呼市开会，或是我到伊盟深入生活，我和他总会见面。每逢见了面，他讲述得最多的是他对伊盟建设的雄心壮志和伊盟未来的美好蓝图。
        然而，就在他肩挑领导伊盟人民革命建设的重担，正欲大展宏图之际，由于劳累过度，可恶的病魔又一次把他击倒了。
        他住在内蒙古医院。我多次去看他。
        他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不幸的是，就在1987年4月12日，可恶的病魔终于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他那颗顽强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他终年只有57岁。
        在他临终之际，他的家人，他的好朋友们，都守候在他的身边。我也是守候在他身边的人之一。
        当天晚间，他的家人，他的好朋友照光、贺梅夫妇、奇文祥、王淑芳夫妇，俄尼斯，我和老伴李敬兰等，护送他的遗体回到伊克昭盟。
        在伊克昭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和悼念活动。参加的人很多很多。
        由此可以充分证明，他一生对伊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伊盟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为他写了如下的挽联：
        高原陨落赤子巨星河流呜咽峰峦垂首人民皆落泪
        我儕痛失益友良师心肺撕裂肝肠寸断天地共伤悲
        吴占东英年早逝，令人痛惜。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中；他的功绩，他的美名，将永远被伊盟广大人民群众所传颂。

                              2009年4月12日写于呼和浩特

        作者：我国著名作家。从1957年起在伊克昭盟人民银行、盟委宣传部工作20多年。1979年调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曾任自治区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