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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相识
1956年底，我和张国光、王允仲等三名转业干部一起分配到中共伊盟盟委讲师团。赴宣传部报到时，部里秘书说：吴部长说要见见你们，请随我来。我们被引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只见一位身材魁梧、发微绻曲、满脸敦厚的蒙古族青年已经笑眯眯地迎在门口，一面连说“欢迎，欢迎”，一面与我们亲切握手。坐定以后，他先征询我们对这次分配有什么意见？我们都表示对讲师极为生疏，怕难胜任。接着他们向我们简要介绍了新的工作团的性质和工作任务，并表示愿同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提高。曾经听说这位部长早年毕业于延安民族学院，后又到中央团校进修。所以听他这么一说，便觉踏实了许多，既感亲切，又充满了信心。
当时讲师团刚搭架子，直属盟委，由宣传部代管，只有李春元、宋文广等两位同志。我们来到以后，他就主持我们开会，指定曾任部队指导员的张国光临时负责（后调来何学勤负责）。并指定哲学课程，制订学习计划，编写讲义，准备下到旗县辅导干部初级班学习。在这期间，占东同志虽然身兼数职，但他说到做到，每晚仍然坚持按进度自学一两个小时。间或参加我们的集体讨论，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真像一位难得的好老师。过罢春节，我被指派到准旗辅导。因为没有把握，行前我将自己的讲稿送请他审阅。他看过后说：“可以，可以”，并且指出：我们的干部大多来自工农，文化不高，帮他们学哲学就是要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此方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又给准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董占如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其为我提供方便。在他如此安排照顾下，我在准旗讲的第一课果然反应不错；并又应邀到正在准旗找煤的213地质队讲了一次，反应也很好。消息传到占东同志那里，他当然也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也确实有他的一份辛劳。为了帮助我尽快熟悉伊盟，了解伊盟，当年7月，他在出席伊盟政协二届一次全委会时，特地为我争取列席名额与会旁听。其对我的关怀爱护，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
一同下乡
1957年夏，“反右”逐步进入高潮，讲师团的辅导全部中断。国庆节刚过，他让何学勤带领我们去达旗耳字壕乡开展农村社教，体验生活。到了该乡，我和张国光分到“先锋”农业社，何与王允仲到了康家湾，相继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鸣放告一段落，便培养骨干，组织辩论。在这期间也确实出了些问题，比如“先锋社”燕家塔小组便有瞒产私分行动。当其正在私分时，突然见我走向禾场，众人立马慌张起来。社长燕某说：“不怕，那是个胯子，啥也不懂，分吧！”就这样当着我的面私分了5担糜子，我却浑然不知。事情暴露后，我真气得如五雷轰顶，不知该怎样处理。正在这时，占东同志身掮背包，在何学勤的陪同下来到先锋社检查指导。我向他一面汇报工作，一面自作检讨，建议要对那位社长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占东同志听罢把手一摆说：毛主席不是讲过嘛，“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你们这段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问题暴露就是成绩嘛！接着由他对那社长进行一次和风细雨的批评，后将私分的糜子顶做口粮了事。如此处理，当然使那位社长无比感激：工作结束时，硬要亲自驾着“二饼子车”欢送吴部长和我们回城。
1958年春夏之交，他又带我到札萨克旗通格朗乡搞农村调查。旗委给我俩各备一匹马，一前一后，相随而行。途中，他向我讲了不少蒙古族的风俗礼仪，嘱我随乡入俗。行至札萨克召附近，进入一户牧民家歇息，他和牧民用蒙语亲切交谈，我却像个聋子，但对有关礼仪却无失态行为。
抵达通格朗乡，听取工作汇报后，随即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出乎意料的是，乡里一位负责人竟在会上宣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苦干大干十五天，全乡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占东同志听到这里，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散会后便找那位负责人谈话，问他所讲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进而向他讲了共产主义的ABC，然后郑重指出：能在半月之内把一个乡建成共产主义的话，不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我党中央，谁都没有这样讲过，你可真是敢想敢说啊！说得那位负责人面红耳赤，连称“失言，失言”了。事后，他又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从这件事情来看，对于我们的基层干部进行理论教育，该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啊！”
随后，他又带我走村串户，访问了几位老农，同他们一起探讨如何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记得他曾咨询一位资深老农：一亩地最多能植多少株玉米？每株玉米一般能结几个玉米棒子？每个棒子一般能剥几两玉米？如此掰着指头估出每亩的预期产量。细账一算，令人豁然开朗，大大提高了增产信心。
1960年初夏，全盟开过一次宣、教、文、卫“群英会”。乌审旗的图克公社被大会评为“先进集体”，受到表彰。会后，他让何学勤和我先到该社筹备召开全盟宣教文卫“现场会”。稍后，他也率领歌舞团的部分演员和十几名医务人员到了现场。大家的共同感受是，该社的文化气氛确实较浓，不仅蒙文书刊琳琅满目，还有不少社员发表了作品，只是生产硬件稍嫌不足。那时，上面号召“土法上马”，实现机械化，一切都讲“大跃进”。公社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台柴油机，套上一根皮带，机器一经发动，那根皮带便转起来，硬说这就是所谓“生产自动线”，要向上级报喜。占东同志亲临现场看了一下，嘿嘿一笑，啥也没说。事后他同我们商定现场参观项目时表示：牧民对于何谓“生产自动线”还很不理解，但其热情很高，咱可不要泼冷水，只是这条“自动线”就不要做为参观项目了。另加一项牧民熟悉的赛马、摔跤等传统体育表演。依照他的部署，那次现场会开得相当成功。歌舞团的演员们到公社附近几个生产大队做了慰问演出。
1961年春节刚过，占东同志率领一批工作队员来到伊旗红庆河公社宣传贯彻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我和歌舞团的同志被分在公尼召大队。公尼召是伊旗较大的一座喇嘛庙，还俗的喇嘛不少。有人提议可否在正月十五，动员喇嘛表演“跳鬼”？占东同志表示同意，但又强调要由喇嘛自行主持，所有干部只当观众。消息不胫而走，那天真是观众如潮。表演的喇嘛们戴上封尘多年的那些牛鬼面具，循着锣鼓、喇叭的凄厉声调表演得十分起劲。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占东同志说：其实这种活动过去年年都有，主要内容无非是在宣扬藏传佛教惩恶扬善的旨趣，以供喇嘛们自娱自乐，也算一种民族文化遗产吧。著名的《鄂尔多斯舞》就曾吸收了它们的一些优美动作。
同年初秋，占东同志又率领一批工作队员来到鄂托克旗牧区新召公社宣传贯彻《六十条》。工作告一段落时，他又建议公社组织一次那达慕大会，一面进行奖赔兑现，一面开展物资交流。同时邀请鄂旗乌兰牧骑和伊盟杂技团来义务演出，进行助兴。历时两个多月的整社工作，最终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临别时，许多社员还对我们依依不舍哩。
如今不是提倡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吗，那时虽还没有这种提法，但我觉得占东同志已经在他分管的那份工作范围内正在如此摸索着、实践着。在其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经过全盟上下的共同努力，1964年下半年，鄂托克旗乌兰牧骑，以其一专多能、常年深入农村牧区的模式活动，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被树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红旗，为咱鄂尔多斯赢得了荣誉。此时占东同志已任中共伊盟盟委委员和分管全盟宣教文卫的副盟长了，想必他对这份荣誉也是相当快慰的。
写证明
1963年春节，我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从一位同事手中购买一台“美多”牌收音机，爱不释手，有空便听，其中难免听到一些外台华语广播。那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同志先后访问印尼、柬埔寨等友好邻邦。其中，柬埔寨的广播说，美蒋特务曾密谋如何行刺，而柬方又如何及时破获，保证了少奇同志的安全，绘声绘色，听了令人惊心动魄。所以第二天，我就将这情况及时向占东同志悄悄汇报。他一听也大吃一惊，嘱我继续关注，大约同年7月，我又听到莫斯科广播的苏共中央致中共的那封公开信（此信后在我国发表“九评”前曾由《人民日报》做为反面教材公开转载），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不料1964年的“新三反”运动中，盟委“组宣支部”将此列为清查重点，硬说我是“偷听敌台”，别有动机。大会小会不知检查交代多少次，有口难辩，最后给了我一个“记大过”处分，同时决定调往伊盟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当时占东同志虽还兼任宣传部长，但实际工作已在行署。分管农牧的盟委书记（盟委一把手为第一书记）闫耀先同志见到我的调令后便对占东同志说：“老张曾多次随我下乡，你宣传部不要，给我农牧部吧。”占东同志当即表态说：“都是盟委职能部门，农牧部能要，宣传部为啥不能要。”就这样，那纸调令作废，我仍留在宣传部，依然显示了占东同志对我信任。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盟委组织部在落实政策时，又对此案重新审理，找到已任盟委书记的吴占东同志一一核实。占东同志随即对此写了一纸实事求是的书面证明。我被“记大过”的处分因而撤销，彻底纠正了。其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的作风，能不令人感激敬佩吗！
共患难
1966年春，我正随占东同志在东胜县泊尔江海子公社进行“四清”。大约5月，盟委突然通知他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会场设在前门饭店，通称“前门饭店会议”），匆匆地走了。由于会议时间长，下面也不知会议的内容为何，所以都在焦急等待。期间只见他给“四清总团”来过一封短信，说是“问题严重”，对其具体内容丝毫也没透露，事后才知那是在批乌兰夫！
与此同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逐步展开，盟委、公署走廊里的大字报已是琳琅满目，农村“四清”逐渐停顿。7月我回盟委机关一看，几乎所有大字报的具体内容，都是指向盟委第一书记暴彦巴图的，无非说他追随乌兰夫在搞什么民族分裂。不久，参加会议的暴彦巴图、吴占东等回来了，但其表情都很严肃，谁也没有一丝笑容。有天，我在下班途中偶尔碰见他，悄悄问道“暴书记的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他回头看了一下左右无人，仅仅说了一句：“问题相当复杂，但要相信暴是‘左派’”，很快匆匆离去。此后一段时间，我们便很少接触。
是年年底，围绕暴彦巴图问题，全盟上下逐步形成两派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反暴的一派名曰“鄂尔多斯革命造反派”（简称“鄂尔多斯”），拥暴的一派名叫“伊盟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1967年3月，“联委”在伊克昭军分区的支持下进行“夺权”。正当“夺权”进入高潮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突然派出一架飞机飞到东胜上空，播撒有关处理内蒙古“文革”八条决定（通称‘红八字’，）说“三月夺权”是所谓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精心策划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错误的，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都被定为“保守派”，应予解散，等等。呼、包两市的保守派不服，随即成群结队地赴京上访。“联委”一派因此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危险之际，占东同志将我叫去，会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商议草拟一份形势报告稿，要求按照“红八条”精神，承认夺权有误，但其大方向是在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并无大错。令我执笔。我连夜赶写，很快拿出一份初稿，经讨论修改，最后交由一位奴隶出身的盟委负责同志在“联委”骨干上郑重宣讲。联委人心顿时稳定，也没有一个赴京上访的。后来内蒙古革委会派人来到伊盟深入调查，认为联委一派也确有某些正确的东西，应区别对待，因而着手召集两派代表赴呼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最终谈出一个“红九条”，即内蒙古革委处理伊盟“文革”的“九条决定”，承认联委仍为群众组织，要与鄂尔多斯实现大联合，共同筹组伊盟革委会。
两派在呼谈判期间，占东同志带着几个人一直在北京进行联络。那年国庆节前后，突然听说“鄂尔多斯”派出大批人马赴京搜寻吴占东。我们闻讯，陪伴占东连夜避往京郊大兴县。夜色茫茫，徒步行走，好不困顿。走到一片玉米地，抱来几捆玉米秸秆躺下休息。看看天色微明，我突然坐起身来说：这样不行，万一被人发现，我们是什么身份，怕也有口难辩，得赶快上路，占东同志一听，觉得有理，赶快又上路。黎明赶到大兴采育镇的一位朋友家，临时安顿下来，直到风声过后才又回到北京。回顾那段日子，真是险象环生。
然而问题还不止此。新组建的伊盟革委会成员中，原伊盟党政领导干部，或遭“军管”、或是靠边站，没有一个“结合”的。新班子一旦上台，便相继开展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斗争”以及“挖新内人党”等等。此时的占东同志先被隔离起来，成天拉到宣教文卫系统的群众大会上轮番批斗，接着又被诬为“内人党”的伊盟“党魁”之一而遭“群专”。他的夫人李洁珠时任伊盟歌舞团团长也受牵连而被五花大绑，投进监狱。党的九大以后，他们夫妇虽相继获释，但占东不久，又被投放到“五七”干校。就这样一位抗战时期就已投身革命的优秀民族干部，不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且还得了相当棘手的血液病。
我呢？当时也被说成是暴彦巴图、吴占东等卵翼下的“牛鬼蛇神”，成天被逼着揭发“暴、吴罪行”。可是我连党员也不是，哪能知道那么多，以至公开表白我对所谓“内人党”问题的严重质疑，最后也被送到“五七”干校，与吴占东编为同班。不过占东同志因身染沉疴，一直在天津、呼市等地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曾向“五七”干校提出，指名要我为他陪床。这样我又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患难时光，亲眼见其疾病发作时，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最终导致脾切除才有所缓解。这个时期，我们之间真可说是无话不说。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对那些折磨他的群众，从不记仇，多次表示他如复出，一定要量才使用，团结共事。后来他当了盟委书记，也都果然一一兑现了，这不能不令人敬佩他的博大胸怀。
永难忘
“文革”结束以后，死里逃生的吴占东相继出任伊盟盟长和盟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我在伊盟科委和伊盟社科联等单位工作。直接接触虽然不多，但对我的工作仍很关注和支持。1982年，我从甘肃引进一套太阳灶图纸，制成首台太阳灶以后请他参观。他一看大加赞赏，责成科委、科协要大力推广；随后还拉到在准旗召开的一次现场会上公开展示。1984年，伊盟社科联召开首次代表大会，他抱病应邀出席并即席讲话，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可惜此后他便一病不起，到了1987年竟然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这片故土，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如今他已离开我们20周年。但我对他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德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之中，终生难忘。谨以此文寄托我的无尽哀思，祝愿占东同志长眠安息。
与知识分子交友
欲知事之善恶，物之丑美，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毛泽东曾说过有比较才有鉴别嘛！比如“文革”那阵子，“四人帮”一伙操纵舆论工具，渲染什么“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诬蔑知识分子是所谓“臭老九”，倒行逆施，不一而足。竟将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幸好邓小平同志振臂一呼，号召全党全国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上其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方才又蒸蒸日上，焕然一新！此时，复出不久的吴占东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光辉论述无不由衷推崇，喜出望外，逢人就说：这下中国可又有希望了！
占东同志出身于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5岁参加革命，算不上什么科班出身，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却深深感受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很重视团结和尊重他所联系的知识分子。
1960年前后，鄂尔多斯原野上相继涌现几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一是原伊盟人民银行的年轻干部杨啸发表一篇《姑娘与汽车司机》的短篇小说，情文并茂，引起文艺界重视。二是达旗青年贺政民出版一部《玉泉喷绿》的长篇小说，引起轰动。三是鄂托克旗青年周雨明相继在权威杂志《诗刊》上发表了《银燕在腾格里大漠上盘旋》和《黄河水流进沙漠来》等两篇诗作，受到著名诗人臧克家的高度赞赏：这几位同志都无高深学历，全凭自学成才，尤其显得可贵。所以作为盟委宣传部长的吴占东对其成就极为关注。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努力，经他提议，有关部门特地召开一次专题座谈会，邀请贺政民、周雨明介绍他们的创作经验，号召全盟有志青年向他们学习，为繁荣全盟文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在这以前，杨啸已被调到盟委宣传部，并送往内大文研班进修学习，极力将其培养成为专业作家，而他们也都不负所望，共同成为那个时代全盟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并在全区乃至全国享有一定盛誉。
伊盟歌舞团的柳谦具有较好的音乐素质，有幸考上天津音乐学院。占东同志作为宣教文卫口的党组书记，积极支持他带薪学习。学成归来，成为该团具有大专学历的一名专业人才。在这前后，舞蹈演员包日稍也被送往西安的一所专业院校离职进修。
1957年秋，北师大的6名毕业生被分配到伊盟任教。当时，大学毕业生还较稀少。一下分来这么多，当然引起占东同志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一到，他就陪着时任盟委第一书记的赵会山同志予以亲切接见，鼓励他们安心支教，为发展伊盟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受到如此礼遇的这些老师大都不负众望，其中关廷梓后被调到盟委宣传部工作，并曾出任伊盟教育局副局长。原籍杭州的梁伯琦老师以其勤奋耕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后来占东同志当了盟委书记，获悉梁老师身染重疾，还曾专门去他家中看望慰问。这使梁老师深受感动。
1961年夏，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剧组的主要演员要来伊盟牧区体验生活，其中就有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少将厂长的王晓棠等知名人士。当时，占东同志正率领一批工作队员在鄂托克旗新召公社整风整社，因而便邀请他们去到新召。新召有辉煌的庙宇，有班禅行宫，有辽阔的草原，占东同志就在那里按照蒙古民族的传统礼仪隆重接待了这批客人，并安排他们走进畜群，骑马摔跤，熟悉牧民生活。演员们对此非常满意，进而提出还要招聘若干群众演员。占东同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积极推荐伊盟歌舞团的一些演员参与预选。其中喇嘛出身的葛金山、奴隶出身的武玉英和李廷荣等相继入选，使得他（她）们第一次走上银幕，受到很好的锻炼。
1963年，伊盟防疫站来了几位大专毕业生。其中刘雅琴被临时抽调为工作队员跟随占东同志下乡整社。期间，占东发现这位年轻医生不仅工作泼辣，积极肯干，而且身背药箱，随时随地给群众看病，深受群众欢迎。刘的父亲也是医生，但在大陆解放前夕被裹胁去了台湾。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刘就难免感到某种压抑。占东同志曾在有关会议郑重指出：类似刘雅琴这样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其父离开大陆时，她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娃娃，是我们党培养成才的；根据党的“重在表现”的一贯政策，对她这样的青年就应放手使用，不应歧视。刘雅琴后经卫生部门调往盟医院工作，并多次外出进修，终被评为主任医师，成为该院一名内分泌专家。
“文革”结束以后，占东同志先后出任盟委书记、代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为适应新时期建设工作的需要，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伊盟盟委遵照党对干部的“四化”要求，趁1983年机构改革之机，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提拔选用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诸如夏日、包俊臣、贾荣昌、李占荣、刘培墀、李崇义、孙荣先等，都是那个时期走上领导岗位的，这就使得全盟党政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青春活力。
占东同志熟知伊盟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又苦于对地质知识知之不多，故急于向有关技术人员求教。其中学习地质专业的周振华逐渐成了他的知心朋友。还有一次，他邀请117地质队的高级工程师孙平随同考察时，硬是将那位高工拉在自己车上，走一路，问一路，随时咨询，其求知心情可见一斑了。
熟悉占东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大优点是善于联系群众，其中就包括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知识分子。记得参加占东同志遗体告别时，就有不少知识分子代表，有的还是夫妻双双专程从外地过来的。这种动人情景对于占东同志来说，也可算是某种殊荣吧！
作者：1956年转业分到伊克昭盟，长期在吴占东同志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改革开放后，先后创立或领导伊克昭盟科技情报研究所、伊盟社科联、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伊盟直属支部。后任盟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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