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难得的好干部好领导好上级——回忆吴占东同志二三事

        2008年我有幸应邀参加乌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现任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的云照光和原在伊克昭盟工作过的老领导黄凤岐、夏日等同志谈及为原伊盟的部分老同志写回忆文章的事。照光同志建议我写写吴占东、赵怀武、白布和。云老对我说，这几个人都是你很熟悉的领导同志，但因手上的一些事，就将这件事推后了。在此之前，我看到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写出版的“圣地之魂”系列丛书之七，编载俄尼斯、杨啸、金玉梅、郭建勋等同志写的回忆占东同志的文章，深受感动。一连数天，我找寻过去留存的笔记和与占东同志交往以及工作过程的来往信件，并做了思考、回忆。
        我与占东同志认识相处共事30多年。这在工作中觉得是既漫长又短暂的岁月。30多年中，我直接或间接接受他的领导、教诲。1951年至1954年，占东同志任伊盟团委宣传部长，我在团委做干事。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东胜参加“四清”运动，他那时已是盟公署副盟长、总团团长，我是盟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总团漫赖公社分团政委，在那里整整干了一年时间。“文革”后期，1975年至1987年他恢复工作后，先后任盟公署（革委会）副盟长、盟长、盟委书记，期间我在盟公署任副秘书长、农委副主任、副盟长，此期间未离开占东同志半步，一直在占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忆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他是一位接受革命教育较早的年轻英俊、品德高尚、大智若愚、体魄健壮的蒙古族干部。在同级领导层，占东同志文化理论水平较高、政治思想修养素质好。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怎样树立革命人生观，怎样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怎样锻炼实际工作能力，怎样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就几个片断做一些回忆。

青年团的领班人

        我1951年7月在伊盟中学（包头市东河区金龙王庙街）读书。解放初期，机关缺少干部，那会儿按照个人表现，我被市团委选送到中央团校学习。8个月结业后分配回包头市团委工作。1952年7月调伊克昭盟团委。盟团委那个时候编制十五六个人，几位领导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有张汇川、奇文祥、吴占东、千奋勇等。我们十几个小青年就在他们领导下热情忘我地工作。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上下领导之分，没有薄厚之别，无论党群关系或干群关系，呈现出团结友爱、平等待人、以大局为重的良好风气。我们各自分工负责，吃饭在一个食堂，没有领导享受小灶待遇这一说。业余时间一起打篮球、跳舞，一起参加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风气，如今很少见到了。占东同志当时是团委宣传部长，工、青、妇支部书记，经常在团组织生活会或盟委组织的政治学习会上讲党课，讲中国革命史，讲马克思主义初级理论，深入浅出，论述深切。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理想、讲信念、人生价值。有时还给我们讲他的个人经历：“我14岁参加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城川是我们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的一个老区。当进入民族学院后，那里的人，那里的环境，那里的生活感觉都是新鲜的。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由于环境的变化，也跟随部队进行转移，参加战斗，做打柴烧水、担架护理等后勤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就这样在这个熔炉里锻炼了几年……”他还殷切地希望我们：你们正当年轻的时候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文化知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天下，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天下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不信咱就走着瞧……这种超前的远见在当时实属少见，却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当时伊盟盟委公署及直属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除少数外地调来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外，绝大部分是从当地农村牧区吸收的年轻干部，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身为盟委宣传部长的吴占东把培养提高干部文化水平这件事列入议事日程来安排。比如提出筹建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的方案，经盟委同意于1953年冬正式挂牌成立。任命赵松福（当时是盟文教处副处长）为校长，教导主任是郝继卉（盟法院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有较高学识水平的老知识分子。在占东同志的关怀下，在他们两位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原则，办得有声有色，三、四年培养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200多名。这个期间我按照占东同志的嘱咐，坚持学习，领到了初中毕业文凭。在那个时候具有初中文化就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凭着在校学到的文化知识，经过在机关的实践锻炼就逐步可以写点工作报告、简报之类的小文。试想，倘若没有当年吴占东给我提供学习的机会，我就没有可能在后来的工作中推到领导岗位。当然，这一批干部很多，都是受益者，每每想起，我才悟出“大德”这个词汇的意思。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神圣时刻。根据工作需要，从1958年开始，为鄂尔多斯报社、电台写一些报道稿件，如1960年12有11日（星期日）写的全盟近两千名干部深入农村牧区工作，另有二百余名干部在农牧区安家落户，“贯彻党的政策，大抓冬季生产”。还有为祝愿下放青年干部劳动锻炼的散文，“青年人永远年轻”等。这些报道，占东同志看了以后风趣幽默地对我说：“占魁同志你很了不起了，要当记者了，以后要多写多练，为新生事物大造舆论。”鼓励我写作的信心，这段经历是难以忘怀的。
        占东同志作为我的上级领导，我随同他工作30余载，我没感到敬畏和紧张，倒相反，占东的平易近人正体现了一个革命家豁达大度的胸怀，这样的领导干部倘若多一些，我们的收益也会更深一些。
        回忆就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纵览大局 掌握政策
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

        1965年，依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以原定“小四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以后升级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同年年初盟委选派占东同志（时任盟公署副盟长），担任东胜县工作总团团长，我任漫赖（公社）分团政委。全团组织抽调机关、事企业单位干部职工、大专院校生3000多人，历时一年，开展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运动从进村开始就以阶级斗争的气势开展工作。工作队员的纪律规定，要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这样无形中造成干部与群众间的紧张气氛。
        工作队进村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据漫赖公社第一批开展的四个大队初步摸底调查，四个大队实有大小队干部202人，犯“四不清”错误的145人，其中政治不清的120人，贪污盗窃的173人，投机倒把的43人，多吃多占的143人，也就是把70%的干部都列为“四不清”干部。工作队进村后，把矛头直接指向社队干部，形成对峙局面，使运动的各种工作难以展开。一次占东同志来漫赖分团调研，我们向他汇报了进村了解的情况，社队干部大都抱有被挨整的心态。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必须贯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退赔合情合理，生活安排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却是沉甸甸的，在当时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时刻，占东同志能指示并嘱咐我们做到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防止运动扩大化，这种远见实属少见而难能可贵，让我们也及时受到教育。说心里话，受益匪浅。按照占东同志的指示，分团党委立即部署做好正确对待社队干部的工作，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认真做好教育、争取、团结的工作。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绝大多数干部放下思想包袱，主动做自我检查。如漫赖大队队长边某，他当队长几年多分队里的粮食2石多，还有其他多吃多占的问题。四队队长云某某1965年总得工分2823分，而社员每年只得1000左右工分，干部所得高于社员的三分之二，群众意见很大。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干部也纷纷做检查并主动退赔，这样绝大部分得到群众的谅解。解脱的社队干部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使“四清”运动的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清财务工作按步骤有序地进行，达到了预期效果。

抓革命不忘抓生产建设

       占东同志在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头脑清醒，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原则，抓革命不忘抓生产。他走到哪里，经常对我们讲，“四清”要落脚于政治建设，同时要落脚于生产建设。革命的落脚点是生产问题，革命要解放生产力，生产战略是主要内容，粮食是经济基础的主要内容。下决心抓三田水利，主要是抓配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分团逐步形成高潮。占东同志对政治的理解是深邃的，超前的。试想，倘若唯政治，却不去抓生产，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教诲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哲理，民以食为天。抓政治是手段，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才是目的。
        漫赖公社是个贫困社，1965年全社937户，4456人，耕地面积65110亩，由于常年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困扰，仅有水浇地200多亩，年均亩产只有34斤。各队日工分值3.2角至3.6角。全公社近四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82.8万斤，吃国家返销粮79.1万斤，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工作队进村后按照总团和占东同志的指示，从始至终在抓好“四清”各个阶段工作的同时，认真组织发动群众抓农田基本建设。经过一年的奋战，基本田（即旱涝保收田）达到1.44万亩，人均达到3亩，单产214斤，总产30.8万斤。水浇地由年初的200多亩增至3267亩，单产326斤，总产110.1万斤。丰产田5803亩，单产187斤，总产108.5万斤。下湿地5361亩，单产168斤，总产90.02万斤，一般田35741亩，单产50斤，总产180.1万斤。全社总耕地面积65110亩，单产由进村时的34斤，提高到94.6斤，总产达到3499.4万斤。放宽了自留地政策，由过去的不到5分放宽到人均1亩，单产100斤，总产58.9万斤。这样基本上解决了社员的温饱问题，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一个好干部，好领导，群众永远不会忘记。做了好事实事大事，必然会载入史册。说句心里话，过去也好，现在也罢，吴占东同志是个好干部，好领导！

爱护信任 精心培养和使用干部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恢复工作后，占东同志任盟公署副盟长，1980至1981年任盟长、盟委书记。1980年我被提任副盟长（分管文教），这个时期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在上海看病。在我的记忆中，他每隔十天半月给我写信，信中多是鼓励“你上班后，工作热情，主动积极，认真负责，科技文教口情况较复杂，特别要做好人的工作，调整好各部门科室的领导班子，教育主要是重点学校、民族教育。卫生上主要是医院医疗和护理质量的提高，蒙医要提高。防疫方面对地方病要加强。群众卫生方面必须突出注意食品卫生问题。文化工作主要抓民族文化和群众文化……”。住院期间，他还在思考工作，人在病房，心在家乡，该说的都说了，该嘱咐的都嘱咐，唯独没想到自己的病情。当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忘我，无我”这两个词意时，已从吴占东同志的言行中得到真切的诠释。当我收到他的每一封信，都深受感动，给我工作上以鼓励和信心。按照他的嘱咐，在文化教育战线有序地开展工作，首先是领导班子调整整顿，文化教育年度计划典型调查，经过一年的工作实践（那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文革”后的整顿恢复），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中小学教育正常进行，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蓬勃发展。一年时间内，乡、社、苏木都建起了文化站，群众文化普遍开展，中央文化部、内蒙古文化厅通过调研总结，在伊盟召开了全国文化下基层经验交流会，为推动全盟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在科教工作方面，按照全盟自然资源普查大纲和鄂旗吉拉生物措施治理盐碱滩实验方案，在试点的基础上为改善伊盟生态环境治理拉开了序幕，为以后的治沙、治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纵观上述点滴事例，我深切意识到占东同志是一个胸怀开阔、境界高尚、爱护干部、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俗话说，当一个好干部不易，当一个好领导更不易。教育界有一句“为人师表”的箴言，政界有一句“以身作则”的警示，而倍受我敬重的老领导吴占东同志就是这么一个好领导、好上级。可惜他走了，走得那样快。是啊，人生太短暂，短暂中却给我们留下了厚德，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人生的价值！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写这篇短文，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并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12年7月写于包头 

        作者：长期在伊克昭盟工作，与吴占东共事。曾任伊克昭盟副盟长、包头市副市长、包头市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