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体化协调发展,而核心动力来源于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时期人类智慧最高结晶,就是因为所揭示和遵循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东西,而是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 目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只靠自己以往的经验很难解决。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恩格斯说:“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我们不能局限于“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不能就房地产论房地产、就民间借贷论民间借贷,而是从大格局着眼,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大众消费能力,来避免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这是谁的智慧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最根本的原因”,从而有效解决问题本身。 泉州学研究所林少川、万冬青在《泉州学与鄂尔多斯学比较研究》中认为:“将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创新魅力。”的确,我们在对《道德经》每一个字都用心品味过;对《资本论》的每一个章节都认真思考过,而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会奇朝鲁会长说:“近年来,我们在有关报刊、网站,发表了不少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意义的文章,下一步要寻找一个结合点,在某一个领域内找到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争取再用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完成一部专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能够把人类智慧结晶融为一体。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认为科学文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生产力,恩格斯说“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而科学文化最终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老子所探索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可见,我们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找到融汇人类智慧结晶的一个结合点,并且由此能够有效改变“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 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其特点,成吉思汗有“精神”,马克思有“智慧”,老子能“入道”。它们的有机结合,是完整的人格,能够回归人的自然天性。相对来说,精神是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智慧是脑子里的东西,可以学会。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但是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言:“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恩格斯自己“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完成的《资本论》,其缺憾可想而知。成吉思汗或许不懂经济,但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最早实践了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千年首富”。因此在骨子里、血液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精神的人们研究《资本论》,则是另一种思维方法和情感世界。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执行社会资本职能的专家,自觉地完成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那么就会重新来“论资本”。 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不仅探寻曾经出现过什么,更重要的是看将会出现什么,特别是看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什么。如果说马克思研究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的实质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探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实质会发生什么变化。一方面,无论在思想观念上怎样超脱,每一个人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无论在什么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的自然天性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且可以兼顾和协调的空间还非常大。对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但是,资本没有什么好坏,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赋予的。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智慧可以成为资本,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因此人类智慧最高结晶可以成为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对于鄂尔多斯未来发展来说,最大的变数,就是看科学文化能够使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能源价值以及草原、沙漠等可以转化和培育更多动植物资源的基础资源的价值,能够增加几倍还是几十倍,由此使科学文化成为鄂尔多斯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我们探讨人类智慧结晶的交融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创造出鄂尔多斯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的主体做出贡献,并在“引力中心”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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