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五小”建设的倡导者吴占东

        吴占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但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却不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为人谦虚、豁达、随和、宽容；为官清正廉洁，爱护干部，作风民主，是鄂尔多斯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优秀领导干部。我与他是上下级关系，他是我的“顶头上司”。20世纪50年代末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编辑，他是盟委宣传部长；1980年代他升任盟长、盟委书记，我是鄂尔多斯报社副总编辑，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与他多有接触，前前后后发生过许多事。其中不少难办的事，他都能够指导你顺利办好。据我观察，平时，表面上他大大咧咧、话也不多，更不说大话、套话、官话，但办起事来有板有眼，显现出他过人的智慧和领导才能。有些超前意识当时我们下面的不少干部还不能理解，比如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力主去抓，直到80年代他离世前一直牵挂，这点给我的印象特深。
        1961年春节刚过，中共伊盟盟委为贯彻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组织工作团深入农村牧区人民公社进行整社运动。我们党群口包括报社、电台共抽调38名干部分配到伊金霍洛旗红庆河公社。工作团分团团长是盟委秘书长李正东，副团长吴占东。我们整社干部戏称二位团长是“二东家”，他们听到也只是哈哈一笑。不久，大概是3月末，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二东家”领导立即向工作队员进行传达。并且指出，要多给农民一些自由。当时正值春季造林时节。在工作队的汇报会、总结会、交流会上，他一再强调，根据红庆河地区的特点，要号召农民多种些沙柳，这个东西不仅能防风固沙，作烧柴、编织箩筐、盖房等等用处很多。在完成集体种树任务后，让农民在房前屋后、荒沙野岭上可多栽一些，谁种的将来归谁所有。沙地上长上沙柳总比光秃秃的沙梁好看，对改善当地小气候也有好处。听了他这些话，当时，我们不少队员迷惑不解。“三自留”（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是受限制的，这样放开行吗？吴占东说，中央让我们调整，就是要调整过去限制过死的政策。那一年春季红庆河全社造林与往年相比超额完成任务三倍还多，成活率都在85%以上。我所在的巴汗淖和宝林两个生产队联合起来，在三个大沙包上栽了500多亩沙柳。
        1980年12月，吴占东出任伊盟行署盟长。上任后，他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三种”上（种树、种草、种柠条）。在此之前他任伊盟盟委副书记时就分管生态建设（当时称植被建设）这一块，与时任副盟长的马丕峰、王玉真竭力主张大种柠条。在1980年6月8日～16日，盟委、行署召开的全盟草原建设现场会上，吴占东提出：干部群体动员起来，大种柠条，建设以柠条为重点的草牧场，尽快改变“靠天养畜”的落后状况。1981年3月16至18日伊盟行署召开全盟种树种草会议。作为新任盟长，他首次提出“三种”、“五小”建设这一战略构想。在开始酝酿过程中，并不是“五小”建设而是“四小”建设（即小流域治理、小水利建设、小草库伦建设、小农机具建设），后来吴占东提出应加上一个小经济林建设。他认为伊盟中东部大部分是丘陵山区，适宜发展苹果、葡萄、梨、杏、枣、海红、海棠、文冠果、沙棘等小经济林木。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农民个户种植。对集体种植起来的成片果树，建立责任制，包给专人管护；零星果树作价处理给社员。
        为了更快更好地在全盟范围内实施“三种”、“五小”建设，当年6月23日在准格尔旗召开了全盟“三种”、“五小”建设会议。会上，特别邀请自治区农委主任、原伊盟盟委第一书记暴彦巴图作了《种树种草基本田的摸索与诞生》专题讲话。
        1981年6月27日~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为了宣传贯彻好这一重大决议精神，中央党校举办专题培训班，我当时任伊盟盟委宣传部理论科长，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学习。9月初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盟委为了避免干扰，在准格尔召举办了一次盟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由我作辅导。在这次学习会上，吴占东提出关于“三种”、“五小”建设，以盟委、行署名义应该发个文件，便于旗县以下各级政府贯彻落实。会后，行署着手草拟文件，并广泛征求意见。1982年6月12日中共伊盟盟委、伊盟行署出台了《关于“三种”的意见》、《关于“五小”建设的意见》、《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意见》。1982年7月2日，盟委、行署将这3个文件印发给各旗、县委、政府、军分区以及盟直各单位。至此，“三种”、“五小”建设以文件形式载入史册。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曾经是树稀草萎、黄沙漫漫、满目荒凉的鄂尔多斯，进入21世纪以来，举目四望，青山绿谷，花黄草翠，树木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若问今天鄂尔多斯生态建设的成果如何得来的？我会反问：若没有前人“栽树”，后人如何能“乘凉”？根据我在鄂尔多斯新闻战线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这里所说的“前人”就是鄂尔多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历届领导一任接一任地带领鄂尔多斯人民大搞植树造林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有3位领导名垂史册。这就是1960年代时任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他曾提出并实施“种树种草基本田”七字诀；1980年代，时任伊盟盟长、后任盟委书记吴占东，曾倡导并决定实施“三种”（种树、种草、种柠条）、“五小”（建设小水利、小草库伦、小经济林、小农机具、小流域）；1990年代，时任伊盟盟委书记陈启厚曾提出实施“两翼一体”战略，建设“3153”工程（即以植被建设、水利水保为两翼，以农牧业经济为主体，通过建设“两翼”，促进“主体”腾飞。“3153”工程，即人均建设3亩基本田、人均种10亩树、人均5只羊，户养3头猪），就生态建设而言，鄂尔多斯今天之所以遍地绿色，上述3位领导功不可没。

        作者：鄂尔多斯日报原社长、总编；现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