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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鄂尔多斯（原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于2001年撤盟建市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沿用伊克昭盟，本文还是用伊克昭盟这一词来叙述）地区的广大蒙汉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日本侵略者的强暴，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鄂尔多斯地区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一、 鄂尔多斯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民族战争解放由此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吞并中国，推行“速战速决”的计划。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同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27日，集宁陷落；10月2日，百灵庙被占领；10月14日，归绥失陷；10月17日，平绥路的终点，与伊克昭盟仅有一河之隔的包头重镇也终于失守。至此，内蒙古西部的重要城镇，除五原、临河和东胜外，锡盟全部，乌盟大部及平绥路全线相继被日军全面占领。当年如果没有黄河天堑的阻隔，日本的铁蹄就会轻而易举地踏上伊克昭盟的这块土地。
日军这时也认识到，如果他们南渡黄河，占领伊克昭盟全境，既可以包围山西，又可威胁陕西，从而切断山西的后路，直叩银川的大门，然后再蚕食西北，就比较容易了。 此时，伊克昭盟成为西北的屏障，其战略地位也显得日益重要起来。1937年冬天，日军便开始勾结伊克昭盟境内的蒙奸，达拉特旗的森盖麟庆之流，沿达旗、准旗黄河一带蛰伏下来，虎视着伊克昭盟的大片土地，并不断派兵向腹地入侵，也占领了一些地方。如伪蒙古军第4师侵占了达拉特旗的大树湾一带，伪蒙古军第8师的3个团侵占了达拉特旗的老爷庙王府、小淖、西碾坊，10月下旬直推进到东起大纳林，西至高头窑一带，到年底还占领了杭锦旗王府。这时，伊克昭盟由抗日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 伊克昭盟与陕北是山水相连，是苏区的北大门，伊克昭盟的战略地位显得非常重要，党中央十分重视开展伊克昭盟的抗日工作。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阀的宰割，做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另一条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宣言”在阐明我党我军对内蒙古民族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后，号召蒙古民族要“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斗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 随着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和《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发表，中共中央既派出高岗、张兴畲、赵通儒、曹动之、田万生等人到伊克昭盟乌审旗开展工作。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盐池和定边，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随即解放了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南部的三段地和二道川等地，并在三段地建立了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从此，蒙古工作委员会即开始以伊克昭盟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领导蒙古民族的抗日运动。后蒙古工作委员会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高岗任书记，杨一木任副书记。期间，红军还帮助伊克昭盟的蒙古族人民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在定边、三段地开设牧民招待所和培训班，培养蒙古族干部。之后，还从延安抽调了一大批干部进入伊克昭盟，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三边特区委员会明确提出了“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3项“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也包括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它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的内容。这一口号和方针，成为伊克昭盟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行动纲领。 为了阻止日寇继续西进和南下，保卫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1938年5月，中央和边区党委根据形势，认为只开展蒙民的工作还不够，需要蒙汉民一起动员，共同抗日。于是又决定将少数民族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并由靖边的张家畔迁到伊克昭盟的腹地桃力民，同时将陕北红军的老骑兵团划归绥蒙工委，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与伊盟工委一起进入桃力民。这时，桃力民就成为伊克昭盟名副其实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绥远地区的统一领导，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展了抗日斗争，决定将绥蒙工委改组为绥远省委，由白如冰任书记，开赴大青山，领导那里的抗日斗争。打开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陕北间的通道，向边区输送了大量的民族干部。这一通道也是从延安到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中重要的一段。1940年新疆的交通线遭到了破坏，年底，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通电话协商并征得斯大林同意，由中共新辟线路，由陕北三边经伊克昭盟桃力民至大青山，与外蒙联络，苏俄用汽车密送物资到延安。据苏联红军汽车兵依·戈·明卡回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古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燃油。”同时边区党委还决定：在伊盟一带设立伊盟工委。这一工委为着地理的便利，历史的关系，受陕甘宁边区领导，同时与绥远省委有着密切的关系，由赵通儒任书记。从此，中共伊盟工委为巩固、发展桃力民抗日根据地，领导伊盟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伊克昭盟的抗日斗争中，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抗战最坚决的蒙古族抗日武装是新编第三师。部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陆军新编步兵第三师”（简称新三师）。它的前身是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总队”。它是由白海峰、朱实夫、纪松龄、乌兰夫等人指挥的一支部队。1936年2月，因保安总队中的爱国官兵不满该会秘书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出卖祖国，投靠日寇的可耻行为，在云继先、云蔚、朱实夫、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脱离了百灵庙“蒙政会”，举起了内蒙古地区爱国抗日的旗帜。 乌兰夫是我党最早的蒙古族党员之一。曾受中共北方局的选派，赴莫斯科大学，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西蒙工委书记，一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坚持地下工作。蒙旗保安总队诞生后，出任其政治部代理主任，负责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蒙旗保安总队第一大队长纪松龄，是察哈尔人，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蒙古人民共和国。随后奉共产国际选派，回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蒙旗保安总队第二大队长是朱实夫，蒙古族，土默特旗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留学苏联。两个大队下辖六个中队，都有共产党员占据的指挥和负责岗位。因此，这支军队是当时“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 1937年10月，新三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绥战争中，联合爱国将领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与日寇激战两天一夜，退却包头，即南渡黄河，进入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当时已投降日伪的达拉特旗王爷康达多尔计和保安司令森盖麟庆率四百余众，包围新三师驻地展旦召，新三师在白海峰、乌兰夫同志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逼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同年秋天，新三师成立了抗日前线总指挥部，从革命根据地桃力民开赴达拉特旗新城坚守河防，打垮了黄河对岸伪十八团的多次进攻，保卫了伊克昭盟北大门的安全。 1937年12月，爱国将领马占山率部队七千余众，路经九原、包头、达拉特旗、东胜，进驻准格尔旗。马占山派出英勇善战的骑6师，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斩兵杀将，打败了占据准格尔旗伪蒙军大获全胜。同时，在我120师的支援配合下，与黄河北岸的日伪占领区形成对峙局面。 1938年正月，日伪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从包头磴口出发，向驻守在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新城的国民党22军发起攻击，受到22军512团的强烈抵抗，遭到惨重损失。接着，傅作义骑兵第3旅在桃力民自卫军的密切配合下，把日伪8师的一个团从杭锦旗驱逐出境。之后，22军515团又打败了进犯东胜的伪蒙古军8师的一千余众，大获全胜。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伊克昭盟蒙汉各族人民英勇奋战，保护了家园，使伊克昭盟成为抗战时期绥蒙地区唯一的未沦陷区。 二、 日本侵略者在鄂尔多斯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伊克昭盟沿黄河一线，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七日，坐落于库布其沙漠北缘的达拉特旗薛油房湾村的百姓们，正忙忙碌碌的准备迎接大年的到来，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腥的屠杀会马上降临在他们头上。那天一早，从村子西边来了五辆日军的卡车，上面坐满了鬼子兵，日军把村子包围后，把老百姓都集中到王二罗院内，然后架起机枪，让老百姓们站成两排，打算全部枪杀。哭喊声顿时笼罩在王二罗院子。每个人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上。一个刚从偏关上来的钉鞋匠惊恐地抓住七十多岁刘老太太的衣襟，想作掩护，被一名日本兵发现，“嚓”的一声就把手给剁了。随着机枪的吼叫，无辜的老百姓纷纷倒下，鲜血撒满了王二罗家的大院。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九，驻包头的日本侵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乘坐大卡车，杀气腾腾地闯进达拉特旗树林召附近的靴铺窑子村。日本鬼子坐在汽车上，驾着机枪，见人就扫。有几个老乡往村南的长泰村跑，半道被汽车追上，一梭子子弹过后纷纷倒地，长泰村的老百姓没来得及躲藏就被全部杀死。接着，鬼子兵又向南面的王二窑子村杀去。当时，长泰村的焦虎世，菅永安等6人见鬼子冲进了王二窑子村，偷偷地想回自家住的村子打听一下情况，寻找跑散的亲人，谁知道刚进村就被鬼子抓住五花大绑起来，然后被赶到一个沙坑里，用刺刀捅，大刀砍，六个人全部被杀。这个村的李保一家被杀4人，马银才一家被杀3人，马银才的老母亲在躲藏时，被一枪打死，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王二窑子村王老恨一家5口人被杀。王老恨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日本鬼子闯进我家院子里，把人全部堵在屋里。一个手里端抢的鬼子堵在门口，另一个鬼子从窗户一个一个点射屋里的人。我嫂子见家人被杀死，吓得钻到做饭的炉膛里，鬼子朝她背上连开两枪……。” 1940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包头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小岛部队出动了80辆大卡车的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从银匠窑子过河，鬼子杀气腾腾，一路无阻，很快逼近王爱召。 王爱召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主持在黄河南岸今达旗树林召南约四十里处，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召庙，有着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准，其结构汲取藏族和汉族两种传统样式之精华。 194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本鬼子占领了王爱召，他们赶走了喇嘛和附近的老百姓，开始了对王爱召的疯狂抢掠。从前额有宝珠的释迦牟尼的银制佛像头，到珍贵的文物，成套的经卷，日寇无一不掠。他们动用汽车，不分昼夜运往包头，一直抢掠到三天后的十七日晚上。十八日早上，这群强盗在王爱召上浇上汽油，僧房里堆上干草，点火焚烧王爱召，大火烧了半个月，就这样，始建于明、清两代300多年的王爱召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毁灭民族文化的又一严重罪证。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可恨的，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残害了无数无辜的百姓，暴露出侵略者的凶险与残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刻骨铭心的，抗战八年，每一个惨痛的教训都历历在目，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数不胜数的滔天罪行。 三、成吉思汗陵寝胜利西迁，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保护了蒙古民族的信仰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建立了伪蒙疆政府，内蒙古西部城市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后，日军陈兵黄河北岸，日益逼近鄂尔多斯，日本侵略者和德王相互勾结，妄图把蒙古族神圣的成吉思汗陵寝劫掠到归绥，以挟持蒙古族头领破坏蒙古民族的抗日。在1937年第二次“蒙古大会”举行之前，有一位特殊使命的名叫乌吉达（即内田勇四郎）的日本人，打着德王的招牌，秘密来到伊克昭盟。乌吉达首先来到郡王旗，向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图王）宣布来意：“本人奉皇军包头前线指挥官命令，特来你盟再一次敦促贵盟沙盟长及其它各旗王公：一者即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归顺皇军，接受联邦（盟）自治政府的领导；二者从速把成陵迁到安全的地带，以免让敌人劫去；三者各旗王公必须由沙盟长率领尽快来此地聚集，然后同我一起前往包头，谒见皇军前线指挥官和德王，共商成立联邦（盟）自治政府事宜。”伊盟盟长沙王立即召集各旗札萨克会盟，商议对策。多数人认为：如果不能保护成陵的安全，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沙王等伊盟王公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保护成陵的安全，与国家，与民族，与伊盟王公的声誉地位，都成为至关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以沙王（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首的蒙古族爱国人士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迁陵的建议。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同意了沙王的建议，决定将成陵迁移青海。 1939年6月10日前，国民党中央政府委派的起灵致祭大员邓宝珊、高双成、石华严、荣祥及傅作义的代表袁庆曾陆续到达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会齐。6月11日由沙王主祭起灵南运。护送移陵主任专员楚明善及专员唐井然向蒙藏委员会发回的电报说：“当地蒙族各机关高级人员参加致祭者越二百余人，军队民众参与者三千余人，一切可称佳顺。” 1939年6月15日，从成陵到达榆林。榆林各界在南门外致祭，参加者达五六万人。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处在抗战前沿的中共中央，将迎灵之事看作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民族人民进行抗日的大事。上午11时许，覆盖着黄色缎幔的灵车缓缓开进十里铺。灵车后面，依次是成吉思汗王妃的银棺和圣物。灵车前悬挂着成吉思汗身着长衣，背负利剑的巨幅画像。银质的棺椁，闪闪发亮。人群中爆发出“蒙汉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护伊金霍洛，保卫内蒙古，保卫祖国”的口号。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八路军代表滕代远，八路军总部联络部部长王若飞，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等，将灵柩迎入精心布置的灵堂。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敬献了花圈。边区政府秘书长代表党政军恭读了祭文。祭祀之后，延安各界人士列队绕行灵前，瞻仰了成吉思汗灵柩。6月25日抵达西安，西安各界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20万人，次日如仪欢送。”7月1日，灵柩安全抵达甘肃省榆中县，各界欢迎者近4万人。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及政府其他官员，从兰州市前往榆中县迎祭，并且扶着灵柩登上了兴隆山，安放于东山大佛殿。留在这里的达尔扈特人，主持日常祭奠事务。兰州方面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守卫着成吉思汗灵柩。成陵迁移之后，蒙古人民放心了，他们勇敢地投身到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之中。1954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古族人民的一致要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终于又将成陵迁回到离开15年之久的故地——伊金霍洛。 1939年成陵的迁移，是当时形势发展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和蒙奸企图利用成陵这面旗帜。将成陵迁移至后方安全地区是当时以沙王为首的抗日爱国人士的正确选择。国民党政府同意沙王的建议，及时作出了移陵的决定，并积极组织和顺利完成了移陵事宜，这一点是应当给予肯定的。我们党坚决站在蒙古民族抗日人民一边，揭露日伪的阴谋活动，积极支持了成陵的迁移。因此，这一历史事件是由当时形势所迫，以沙王为代表的蒙古族抗日爱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的决定，共产党的积极支持等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成陵得以顺利转移，粉碎了日伪的阴谋，保卫了成陵的安全，也保卫了蒙古民族人民的信仰。
作者：鄂尔多斯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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