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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将实质性启动，并成为贯穿国家和地方全年工作的一条主线，这一战略不仅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全面“开花”，并将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以点带线、由线到面的突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极大优化发展空间，催生区域经济新格局。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鄂尔多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属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这片秀丽的草原上，民俗悠远、文化厚重，聚集着成吉思汗陵墓、阿尔寨石窟寺、战国秦长城等上千处历史遗迹，属于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胜地。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堪称机缘和合，一方面，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给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又能多方面地带动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本文以探讨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与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关系为主题，首先概述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对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意义和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对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促进作用；继而运用文化经济学原理提出三条发展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措施。 二、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文化旅游的互动关系 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远，文献[2]认为：“在我国的各条丝绸之路中，草原丝绸之路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草原丝绸之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是历史上中国长城以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中西亚、欧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一战略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的酝酿与谋划，到2015年将进入实施阶段。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被国家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范围，标志着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将焕发出新的青春。就地理区域而言，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区域为基础而辐射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数千年的依靠骆驼、马等动物作为运输工具开展的货物贸易活动，给这一区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世界各民族的风情在这里汇聚，文化宗教在这里传播，因而属于开展文化旅游的胜地。 鄂尔多斯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毗邻晋陕宁三省区，历史上属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区位优势显著。鄂尔多斯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歌舞文化、服饰文化、具有元朝宫廷特色的饮食文化均极具魅力。以成吉思汗陵为核心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文化充满了神秘色彩。八百年来，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人世袭更替，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陵寝，酥油灯长明不熄。目前在鄂尔多斯已形成“成吉思汗长眠地，鄂尔多斯蒙古风”总体旅游形象和“天骄圣地、大漠风光、民族风情和休闲避暑旅游文化名城”四大类旅游产品。[3]大型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和成吉思汗祭祀被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此基础上恰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出，为鄂尔多斯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提升知名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发展文化旅游又能够促使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迅速发展，因为文化旅游能够带动许多产业，构成文化旅游产业链，形成点、线、片全面开花的格局。从地方发展战略的视角看，其可以引领全市各行业协调发展。如用文化旅游的理念融合一产、提升二产、带动三产，将相关产业整合起来，市政建设行业按照文化旅游布局完善设施；相关的企业围绕文化旅游开发户外用品；农牧业按文化旅游优化结构；林业围绕文化旅游推进生态型绿化；教育业根据文化旅游创新职业培训模式。 由此观之，在鄂尔多斯地区将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建设，可以极大地发挥原有的优势，如区位优势、历史遗迹优势、文化遗产优势等，成为促进发展的新引擎。 三、运用文化经济学原理建设文化旅游 近20多年以来，经济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家庭、制度等许多领域，当经济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化领域时，文化经济学就应运而生。文献[4]指出：文化经济学，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 我们运用文化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文化旅游，就有机会寻找出文化旅游的经济规律，经济特征，进而依照这类规律、特征进行运作，来提产品的质量，从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兴盛。可用来分析文化旅游的文化经济学原理包括以下三条： （一）定位包装原理[5] 该原理包括定位与包装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定位，简略地说，是依据市场分析与自身的条件、特色来确定产品的档次及消费人群。包装则是产品的外在形式，用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与在市场上的诱惑力。定位决定包装，包装在定位的基础上进行。当我们将一种文化产品推向市场时，就需要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找出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和落脚点，并加以恰当地包装。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包装对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能有力地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较之于其他类别产品的包装，文化产品包装的内涵更为广泛，方式更加多样。 任何文化品牌的建立都离不开包装，对于文化旅游产品而言更是如此。通过对大量文化旅游产品包装活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存在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形象包装；第二层次为特色包装。这里形象包装是特色包装的基础，特色包装是形象包装的升华。 （二）产业链延伸原理 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如果这根链的迂回度越高，链长越长，就表明资源加工度越深，产业链附加值也就越高。[6]因而努力延伸旅游产业链是发展旅游业，创立旅游品牌的有效措施。较之于其他类型的产业链，旅游产业链有着鲜明的特点。一般的产品产业链以纵向为主要链接方式，其上游为原材料供应环节，中游为产品制造环节，下游为产品产出环节。旅游产业链则以横向为主要链接方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均可独立运行，直接面对市场。比如，交通、餐饮、宾馆酒店、商品零售、地方特产、娱乐休闲等均属于独立系统，各自单独运行，但如果将它们同文化旅游活动进行整合，构成产业链，其综合产值能够获得有效的提升。 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外延上的延伸。例如，农业、手工业、园林业、金融业、保险业、通讯、广告媒体、电子文化、摄影、援助组织等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旅游产业链，以构成民族文化旅游系统。制约旅游产业链外延上延伸的一个问题是行业壁垒，各部门条块分割，不利于旅游产业链的科学发展，因而需要多部门集约化经营才可能实现。 其二，内涵上的延伸。例如，加强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出更多的适合不同人群的项目。像体验式参与式的“互动”项目往往很受游客欢迎。对于草原游牧文化旅游项目而言，有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像对于大型舞台表演，可以提倡“从舞台上走下来”，来到观众身边，与观众交流互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可以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直观体验。对于民族风情、民间习俗项目，互动是促发游客兴致的好办法。目前各旅游目的地的节目中都有游客参与的互动表演环节，但多数情况下，互动的时间较短，参与的游客人数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可以加大力度，努力使大部分游客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再如，开发出更多的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使游客今后看到这些纪念品就能回忆起愉快的旅游经历。这些都属内涵上延伸的做法。 （三）精神变量原理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每一个个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不同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有许多的不同，先进的健康的文化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把人引向歧途。文化的影响可通过精神变量予以度量。精神变量是由多种文化精神元素构成的复合变量，如包括价值取向、正义感、活力、诚信品质、坚毅品格、乐观自信、敢于冒险、开放包容等等。所谓精神变量原理，是说一种文化产品，其精神变量所拥有的健康的文化精神元素越丰富，那么就对人们的影响力越大，同时对人们的吸引力也越大。[7] 依据精神变量原理，在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努力提升健康的文化精神元素的数量与品质，将可以有效地促使旅游产品上台阶，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例如，创建苏泊罕游牧文化活态博物馆堪称鄂尔多斯极富创见的举措。“活态展示”属于活态博物馆的基本属性，因而活态展示的优劣决定着活态博物馆的成败。活态展示的方式包括技艺演示、示范表演、深度体验、公开授课、现场讲解等。在苏泊罕大草原旅游景区，有如诗如画的草原生态景观，有优美奇异的历史文化传说，像刀劳岱七仙女的传说、白塔的故事、成吉思汗陵宝藏的秘密等；有一大批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鄂尔多斯婚礼、成吉思汗祭典、蒙古族祝颂、敖包祭祀、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查玛、鄂尔多斯舞蹈、鄂尔多斯西部蒙古族头饰及制作工艺、勒勒车的制作工艺、新庙炒米制作工艺等，因而具备得天独厚的“活态展示”的优势，有条件适时推出各种展示项目。像将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故事搬上舞台，在博物馆区演出，让人们感受游牧文化的魅力；开展浓缩的祭祀活动，突出其精彩部分，使之具有典型意义；进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的表演等，以使这一文化旅游产品包含着众多极具吸引力的健康的文化精神元素，从而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一颗明珠。 参考文献 [1]马永真，梅园《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35（6）：5～8。 [2]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0～82。 [3]张晓艳《鄂尔多斯：文化旅游业强力崛起》鄂尔多斯日报，2015-03-10/01。 [4]张来春《试论文化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探索，2007年，（6）：84～86。 [5]李洁《好的包装和恰当的定位——文化经济学原理案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29～32。 [6]曹群，姜震寰《产业链的内涵及价值分析》商业研究，2008年（11）：133～136。 [7]李永刚《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学术月刊，2013年，45（5）：81～89。 作者：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编辑部；武汉博物馆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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