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地方智库有着国家级智库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们是国家宏大叙事与地方生动实践之间的重要“转换器”和“连接器”。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于2002年9月16日，它不同于一般的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由关心当地发展的退休老干部和专家学者发起并成立的社会组织性质的学术类社会团体。最初专注于地方学和地方文化发展，历经二十余年的砥砺与探索，成功演进为区域内备受认可的新型智库。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组织身份与社会角色的再定义，尤其是它以严谨的“知识体系构建”为根基，以主动的“社会应用服务”为牵引，形成了独特的双轮驱动模式，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内生性成长”的轨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地方智库，如何突破自身局限、积累社会信任、实现功能跃迁的绝佳范例。
一、从学术共同体到区域智库
作为扎根本土的地方学研究机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发展和演变也随着鄂尔多斯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厚植学术积累的奠基，到品牌塑造的勃兴，再到参与区域治理的深度嵌入，不仅呈现了研究会自身组织能力的成长历程，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发展在不同阶段对高质量智力支持的不断升级的需求
（一）知识生产与学术权威的奠基（2002—2008年）
研究会在成立初期，便将核心战略聚焦在为“鄂尔多斯学”（乃至地方学）这一新兴学科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在此阶段，研究会的工作重心表现为高密度的学术成果产出，以及围绕“地方文化发掘与发扬”“地方学交流互鉴”等内容涌现出高密度的学术成果，完成了知识传播平台的系统性搭建。
研究会一成立便展现出强大的学术组织力。2002年，在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便围绕“阿尔寨石窟”这一抢救性议题，迅速集结专家力量，发表了20篇专题论文并出版了文集《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在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一举立住了脚跟。在此后的几年里，成果产出进入了“快车道”，例如在2006年，全年发表相关论文高达98篇，出版专著10部。快速在成果数量上寻求突破，并非是简单的“数量为王”，这往往是一个新生组织在寻求合法性、填补学科空白、建立学术声誉过程中的必然战略选择。
研究会并未满足于零散的成果，而是创办刊物《鄂尔多斯学研究》，为本地乃至全国的相关学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学术阵地与交流平台，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以鄂尔多斯研究主题的学术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研究会自觉地进行体系化、品牌化的知识生产，《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是这一举措的集中体现。2004年，该丛书首批八册的集中出版，涵盖了《鄂尔多斯盐业史》《鄂尔多斯品牌战略研究》等兼具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著作，初步构建了“鄂尔多斯学”的学科框架。也是以此为标志，研究会不单单是知识的生产者，更致力于成长为知识的组织者和定义者，为后续的智库工作储备了丰富的理论“工具箱”和“弹药库”。
（二）影响力扩展与品牌战略的长期构建 (2009—2018年）
随着学术权威的初步确立，研究会开始有意识地将长期积累的学术资本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资本与公共影响力。基于发展需求和成长目标的调整，研究会的工作重心也从内向的知识生产转向了内外兼修的品牌战略构建，力图将研究成果从学术圈的“书斋”推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
在这一阶段，研究会最耀眼的成果无疑是《鄂尔多斯大辞典》在2009年的正式出版。《鄂尔多斯大辞典》的构想最初源于2002年研究会创立初期，这一历时七年、汇集数百位学者心血的宏大工程所承载的意义远超一部工具书本身。可以说，一部涉及地方的全维度、广尺度的辞典，不仅是研究会学术实力的最佳展示，更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文化事件，向社会各界证明了研究会驾驭和完成重大复杂知识工程的卓越能力。与此同时，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坚持本身就传递了一种严谨、厚重的学术品格，是智库品牌信任度的重要来源。
在此期间，研究会娴熟地运用战略传播手段，放大其影响力。研究会立足早期协助央视拍摄《走遍中国·鄂尔多斯》的成功经验，不再单纯被动地接受媒体采访，而是通过主动设置议题，与高端平台进行深度合作。例如，2011年在鄂尔多斯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研究会主办“转型发展研讨会”，并成功地使其核心成果在权威期刊《西部大开发》上以专版形式刊发，使得一场围绕单一城市的地方性的学术研讨，在思想辐射力上远远超出了地域限制，也让研究会由一个知识的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思想交流的平台组织者的进程。
（三）制度化转型与区域治理的深度嵌入（2019年至今）
进入新发展阶段，研究会的工作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组织能力的制度化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在研究方式上，以项目推动科研、以项目吸引专家、以项目培养人才、以项目服务地方、以项目促进交流愈发凸显。
随着组织能力的提升，研究会开始承担越来越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承接的课题类型也从早期的文化历史研究，扩展到区域发展战略、地方治理创新研究等更为核心的领域。例如，2020年承担的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沿黄地区城市一体化发展研究”，2022年受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委托的“新时代地方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研究”，2023年承担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南京知青在草原”重大课题，以及2025年承担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创新平台“关于鄂尔多斯农牧民共同富裕的调查研究”项目等。这些课题直接服务于地方的重大决策和中心工作，标志着研究会的智库功能已经深度嵌入到区域治理的实际运作之中。近年来，研究会专家成员主动撰写的政策建议能获得市领导的肯定性批示，这更表明研究会已经从一个被动的“咨询顾问”，成长为一个能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对策的“合作伙伴”，这也正是新型智库责任与担当的集中体现。
二、地方智库建设的经验提炼与分析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余年的发展历程，沉淀下一套符合地方智库成长规律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彼此支撑、有机协同，共同构成了研究会20余年稳健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功能定位的内在逻辑
研究会在创立之初，在功能定位上，就坚持“求真”与“致用”共生，强调学术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统一。这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也并非是嵌套在成果上的简单加和，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研究会始终坚守“学术立会”的原则，以严谨、系统、深入的地域研究作为一切活动的根基，这为其所有观点和建议提供了专业的锚点和理论的深度，也是研究成果能够获得社会信任的核心前提。
与此同时，研究会创会之初便有着饱含服务地方的热情，2019年之后更是将“立足鄂尔多斯、研究鄂尔多斯、服务鄂尔多斯”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这使得研究会可以主动规避“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困境，将“服务社会”视为其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取向。研究会的所有研究课题，无论是历史文化的挖掘，还是经济转型的探讨，都紧密围绕着鄂尔多斯发展的现实需求展开。这种“研以致用”的鲜明导向，使得研究会进行的学术研究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了坚实的实践土壤；服务社会的实践反过来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鲜活的数据和多元的视角，成为其保持思想活力的源头活水。简言之，正是这种“求真”与“致用”共生的功能定位，研究会成功地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智力资本，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开放多元的协作网络
如果说功能定位回答了研究会“做什么”的问题，那么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则解决了它“如何做”，特别是“如何以有限资源做成事”这一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研究会天然具备了组织上的灵活性，但是影响其发展的真正的智慧在于，它并未将自己局限于“民间”这一身份，而是主动地、系统地构建了一个开放、多元的协作网络。这使得研究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办”或纯粹的“民办”，而是有效联接了包括党委、政府部门、人大、政协、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乃至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
在这个网络中，研究会扮演了“知识枢纽”和“资源链接者”的角色。政府部门是其重要的服务对象与信息来源；高校院所是其学术合作的伙伴；企业界则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合作的力量。2005年，研究会主动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更是将其构建开放生态的理念从区域内推向全国，充分体现了“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资源整合理念。这种新机制的活力源于打破了不同组织间的壁垒，促进了信息、人才、资源的有效流动，使研究会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角度来审视和解决地方问题。
（三）核心驱动的实现路径
智库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研究会成功地汇聚了一个结构互补、优势叠加的人才群体。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如陈育宁等）奠定了研究的理论高度，而一批熟悉地方情况、经验丰富的原党政领导（多被聘为荣誉会长）则为其研究成果的现实可行性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宝贵洞见，广泛的本地学者、党校及高校教师、文化工作者和企业家会员，则构成了其研究的实践基础和信息来源。这种“专、官、商、学”四位一体的人才结构，使得研究会的成果能够自然地融合理论深度与实践高度。
研究会的价值链条并未终止于研究报告的完成之时，研究成果往往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向上影响决策，向下引导舆论（通过与媒体合作开设专栏等方式），向内构建学科（通过出版专著、期刊），向外扩大影响（通过举办高端论坛）。正是这种人才结构与成果转化路径的紧密耦合，构成了研究会作为地方智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使思想产品能够真正落地生根，产生实际效用。
（四）长期主义的品牌塑造
研究会的发展凸显了一种宝贵的长期主义精神，这种长期耕耘而产生的社会公信力无疑是地方智库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自成立以来，研究会始终围绕“鄂尔多斯学”这一核心领域深耕不辍。无论是对《鄂尔多斯大辞典》这样耗时费力的重大项目的坚持，还是会刊、年会、系列丛书的持续推出，都展现了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的战略耐心。
这种持之以恒的专注，使研究会成功地将“鄂尔多斯学”从一个原初概念，发展成一个学科领域，并最终塑造为一个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智库品牌。这一品牌的建立为其赢得了持续的社会信誉，反过来又增强了研究会吸引人才、获取资源、影响决策的能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可以说，这种由专注与坚守所形成的品牌效应，构成了研究会能够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的最坚固的“护城河”。
三、对我国地方智库建设的启示
对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发展经验的分析，并非为其他地方智库提供一套可供复制的“标准答案”，恰恰在于它为理解我国地方智库，特别是民间学术型智库的成长机制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分析样本。相较于对头部智库的宏观研究，对此类“内生性成长”案例的微观考察，或许更能揭示出地方智库在面对普遍性困境时，如何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在地实践，探索出独特且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一）议题选择的智慧：从“地方性知识”到“公共性议题”的转化
研究会这一地方智库的成功经验，首先揭示了地方智库在议题选择上的战略智慧。许多地方智库在初创期面临的困境是，要么追逐国家层面的宏大议题而力有不逮，要么囿于琐碎的日常问题而缺乏影响力。而且与东部地区相比，广大中西部省份的智库发展更为滞后。身处中国西部地区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在起点选择了一个看似“小众”但极具本土根基的领域——“鄂尔多斯学”。这也告诉我们地方智库应当首先致力于成为“地方性知识”的权威阐释者和生产者。通过深耕地方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具体问题，建立起无可替代的专业壁垒和学术公信力。
更进一步来看，研究会并未止步于地方性知识的整理，而是不断寻求将其转化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公共性议题”。例如，对“阿尔寨石窟”的研究，被成功转化为“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公共议题；对鄂尔多斯经济模式的探讨，被转化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区域发展议题。这些转化过程，是地方智库突破地域局限、提升自身格局的关键一步。这也要求地方智库不仅要有“向内看”的深度，更要有“向外看”的视野，能够将地方的特殊问题与国家或区域的普遍关切联系起来，从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声，实现影响力的跃迁。
（二）组织生态的营造：从“资源依赖”到“网络枢纽”的跃升
资源匮乏是绝大多数地方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面临的“先天不足”。研究会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资源依赖”模式的解决方案：将自身打造为一个“网络枢纽”。传统的资源获取模式无论是依赖政府拨款还是企业赞助，都容易使智库陷入被动，甚至影响其独立性。研究会则通过主动发起“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持续举办“成吉思汗文化论坛”等活动，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知识交流、人才汇聚、资源链接的平台。
这也启示我们，地方智库的生存与发展不应仅仅寄望于获取存量资源，而应致力于创造增量价值，努力营造一个开放的组织生态。在这个研究型的生态中，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拥有多少资源，而是能够链接和撬动多少资源。通过为政府、企业、学界乃至社会公众提供不可或缺的平台服务，地方智库能够将各方力量吸引到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智库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枢纽”，自身的价值与影响力也将在网络的不断扩大与互动中得到指数级的增长。
（三）影响力机制的设计：从“产品思维”到“用户思维”的转变
许多地方智库精于生产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却拙于将其转化为现实影响力，究其根本，是思维方式的固化。许多地方智库长期固守“产品思维”，有一种只是生产的优越感，“我生产什么，你就接受什么”。研究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深刻的“用户思维”，针对不同“用户”（地方政府、社会组织、课题发布者等）的需求，去设计和包装其思想产品。
这启示我们地方智库必须建立一套精细化的影响力传导机制。对于决策者（核心用户），地方智库提供的不仅是厚重的研究报告，更应是精炼、直观、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政策简报或“一页纸建议”，直击其决策痛点。对于学术界（同行用户），通过出版高质量的期刊和专著，参与学术对话，巩固其专业声誉。对于社会公众（大众用户），地方智库应主动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将复杂的学术观点“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电视节目、报纸专栏、新媒体等形式进行传播，以凝聚社会共识。国外有学者也强调这种更广义的智库影响来自智库通过影响公众去强化或改变社会普遍共识的能力，与狭义的智库通过立法对立法或政府决策直接施加影响相对而言，都不可偏废。对于潜在的合作伙伴（生态用户），地方智库可以通过举办高端论坛、沙龙等活动，为合作方提供社交与思想碰撞的平台，从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只有从“用户”的需求出发，进行“精准滴灌”，地方智库的思想产品才能真正穿透信息壁垒，抵达目标受众，最终从“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影响”。
（四） 组织文化的塑造：从“项目驱动”到“使命驱动”的升华
一个能够穿越周期的智库，必然拥有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的组织文化。许多智库的运作是项目绑定型，“有项目就有活动，没项目就停滞”，这就容易陷入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二十余年如一日对“鄂尔多斯学”的坚守，展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使命驱动”。
这启示我们地方智库在创立之初，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我们为何而存在？”一个清晰、崇高且能凝聚人心、引发共识的使命感是智库抵御外界诱惑、保持战略定力的“压舱石”。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会之处就是聚集了一大批对鄂尔多斯本地饱含热情和时代使命的各地学人。这种使命感能够吸引和留住那些真正具有情怀和奉献精神的人才，能够在困难时期为组织提供强大的精神韧性，能够使其在面对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冲突时作出正确的选择。从《鄂尔多斯大辞典》的十年磨一剑，到系列丛书的持续推出，无不体现了这种使命感的强大力量。当一个智库的所有成员都为一个共同的使命而奋斗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共同体，它所能迸发出的能量将远远超出其有限的物质资源。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一个源于民间、立足地方的学术团体，如何通过精准的战略选择、开放的组织生态、精细化的影响力设计以及深厚的使命感召，成长为一个对区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新型智库。它的故事并非一个不可复制的孤例，其背后所蕴含的“学术为基、服务为魂、网络为翼、品牌为帆”的发展逻辑，为破解当前地方智库普遍面临的资源、人才与身份困境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答卷。
未来各地亟须更多像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这样扎根于本土、具备专业精神和现实关怀的智库，为区域的科学决策与高质量发展贡献独特的思想力量与实践智慧。
作者：甘宜汴 奇海林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日报》2025年8月28日第七版“学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