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草原的“安居礼”

   1968年10月，18岁的马顺英背着行囊从南京来到乌审旗，3个月后，她和3名知青被分到陶利公社通史大队二小队。面对陌生的草原环境，她忐忑不安，可牧民们的举动让她安了心——队里专门为他们盖了“干打垒”土房子，还分了两群羊让她们自己饲养，使她们真正成了草原的主人。

   白天，马顺英与同伴庞宝华赶着羊群去水草好的草场放羊。夜晚，和牧民一起去队房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生产队的生产劳动。她不懂如何做奶食，邻居阿姨手把手教她挤奶、捣酥油。马顺英渐渐地明白：“这里的人没把我们当外人，草原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勒勒车上的“裤带急救”

   插队一年后，马顺英成了队里的“赶车人”，常和牧民去百里外拉口粮。有一次 她独自赶勒勒车拉羊绒回小队，却在半路迷了路，连人带车从沙梁上翻了下去——羊绒包撒了一地，拉车的马捆肚带也断了。

   天色越来越暗，四周空无一人，马顺英急得团团转。突然，她摸到腰间的裤带，眼前一亮：“用裤带接！”她蹲在沙地里，小心翼翼地把断了的捆肚带接好，牢牢系在马身上。牵着小马、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小队，这时会计青其劳他们正焦急地等待她回去。

土房里的“救命肉”

   过年时，队里给四名知青分了4只羊、1头牛的冬肉。马顺英和同伴没经验，把肉挂在屋里关紧门窗，想着能存住。等她从南京探亲回来，一推开门就傻了眼：肉全长了白毛，变质了没法吃。几个人红着眼眶蹲在地上，小队长听说后，二话没说从自家肉窖扛来一大块好肉，还教他们：“肉要挂在通风的地方，风吹干了能存大半年。”那晚，土房里飘着肉香，马顺英吃着肉，眼泪差点掉下来，想到“牧民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水泥黑板前的“铅笔情”

   1971年底，马顺英成了牧场小学的老师。可这所学校只有两间小屋，三十多个学生分四个年级，共有3位老师。学校教学条件极差。黑板是用水泥在墙上抹出一块平面刷上黑墨水充当；课桌是别人淘汰的旧物件，她们修整后再用。一些孩子因家庭生活困难，没钱交学费，就连简单的学习用品也没钱买。马老师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那些有困难的娃娃们买作业本、铅笔等。为了让更多农村牧区的孩子上学，她和同事一次次走访失学儿童家庭，尽最大的可能减免学生在校园里的开支。还允许学生带弟弟妹妹来上课。1975年秋，她又带着十几个大孩子上山砍麻黄，在废弃草房住了3天，用勤工俭学的收入为学校购置了第一个足球，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更将自力更生的精神种子播撒在了孩子们心中。

煤油灯下的“扫盲夜”

   在牧场小学的7年里，马顺英除了课堂教学，还负责做牧民的扫盲工作。那时候农村牧区中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尤其是女同志，动员她们参加扫盲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妇女们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带孩子，根本没时间学字。马顺英就跟着她们组织的“铁姑娘战斗队”下地，帮她们种自留地、砍柴，歇脚时拉家常：“识了字能看信、记工分，多方便！”慢慢地，来扫盲的妇女多了。每到夜晚，学校的扫盲班，马顺英教大家写“羊”“草”“家”，还编小故事、排节目，让识字变得更有趣。当一位大姐第一次写出自己名字时，激动地说：“活了30年，终于知道自己名字咋写了！”马顺英看着她，更加坚定了留在草原教书的决心。

   这不仅仅是一个南京知青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史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从最初生活上的帮助，到劳动中的互相信任，再到亲人般的关怀与照顾，最终建立了血脉相连、文化交融的深厚情谊，完整地展现了那段特殊时期里，由真诚、付出与包容铸就的民族团结赞歌。（龚萨日娜）

   来源：《鄂尔多斯学资讯》202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