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鄂托克前旗，草木渐丰，马兰花在沙地间吐露淡紫，柠条花迎风摇曳，辽阔草原一派生机。5月9日，在鄂托克前旗党校，我们见到了黄胜利、陶玉兰夫妇。两位老人一边翻看旧照片，一边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那段难忘岁月：一批从南京来到鄂尔多斯草原的青年，在这里学语言、学放牧、学劳动，也在牧民家中获得亲人般的照顾；多年后，他们虽远在南京、深圳、乌海等地，却始终与草原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黄胜利出生于1951年，是鄂托克前旗人，退休前在鄂托克前旗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陶玉兰出生于1953年正月，老家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布拉格社区，退休前在鄂托克前旗农业银行工作。对他们来说，南京知青不是历史书中的一个群体，而是一起住过帐篷、一起开过荒、一起熬过寒冬，也一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亲人。
从1968年冬天开始的那次相遇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很深，能没过膝盖。”陶玉兰回忆，1968年，12名南京知青来到原布拉格公社芒哈图大队。男知青有王兵、王强、章明、董春霆、钟学良、周德明，女知青有朱鸣、刘森林、邹芳、范植惠、张萱芸、曹铭。那时，他们还很年轻，离开南京来到陌生的牧区，面对的是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生产方式完全陌生的现实。
在黄胜利的记忆中，南京知青初到鄂托克旗时，当地曾在乌兰镇露天广场举行欢迎活动。锣鼓声中，乌兰牧骑队员、学生和群众一起参加联欢。“当时，我们也在欢迎队伍里敲锣打鼓。”黄胜利说，自己那时还在鄂托克旗一中读书，对从南京来的青年既好奇又羡慕。那场联欢中，大家听说新召公社红光大队的南京知青张晓芳，曾是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机构的青年代表，都很惊讶：这样年轻的文化人，也来到草原插队落户。
知青们被安排到牧业小队后，很快投入生产生活。牧区缺水，南方青年原本习惯每天洗脸、洗澡，到了草原却连生活用水都要省着用；许多人不会生火、放牧、驮水，也听不懂牧民之间日常交流的蒙古语。寒冬里，知青们穿着厚重皮袄、戴着棉帽子抵御风雪，仍要跟着牧民下地、出牧、驮水、打草。陶玉兰当时是牧民家的劳动力，与知青们一起住帐篷、开荒、种糜子。她说，知青们确实吃了不少苦，但也正是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彼此一点点熟悉起来。
陶玉兰说，12名知青离开大队后，绝大多数仍与芒哈图保持联系。多年间，信件、电话、微信和一次次往来，把彼此从“当年的知青”和“当年的牧民”变成了真正的亲人。唯独章明因为家庭牵绊长期未能相见，直到今年5月，他们才在南京再次握手。跨越58年的重逢，让陶玉兰感慨良多：“人老了，可一说起草原上的事，谁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带来了文化，也带来了新的眼界。”黄胜利说，那个年代，鄂尔多斯牧区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基础较弱。后来，他曾和一位校长谈起往事，对方说，20世纪60年代末，牧区适龄儿童上学率很低，南京知青来到后，与本地青年一起办起民办学校，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也帮助牧民接触更多蒙汉语知识。许多知青后来成为民办教师、宣传员、文书，在基层教育和农牧民思想观念提升方面发挥了作用。
“煮土豆”和“转脖子”的邹芳
在陶玉兰的记忆里，邹芳是她最早接触，也最难忘的一位南京知青。“她今年已经80岁了，可说起她，我脑子里还是当年那个年轻姑娘的样子。”陶玉兰说，邹芳在芒哈图大队待了5年，经常到她家里住，也常常请她教蒙古语、讲蒙古族生活习惯。邹芳待人谦和，学东西认真，一有空就拿出本子记词语、练发音。因为有英语基础，她还尝试用英语音标记录蒙古语词汇，便于反复温习。
互学语言，是那段岁月里最温暖的日常。邹芳向牧民学习蒙古语，牧民们也跟着她学习汉语、认汉字。最初的生疏和拘谨，在一遍遍问答、一顿顿家常饭、一场场劳动中慢慢消融。陶玉兰说：“我们那时处得像一家人。”
在那个物质并不宽裕的年代，语言学习没有专门教材，更多靠面对面地教、手把手地比划。一个词、一句话，往往要在劳动间隙重复许多遍。邹芳的认真，也带动了身边人。牧民们发现，原来汉语课本里的字词，可以帮助孩子们走向更远的世界；知青们也发现，只有真正学会当地语言，才能更好地理解牧民的生活和情感。
邹芳还留下了几个让人忍不住微笑的故事。有一年，她在种糜子的地方当保管员，负责看管粮食和农作物。南京长大的她不知道北方土豆要存进阴冷干燥的地窖，以为不及时处理就会坏掉，便把一大批土豆都用锅煮熟，想用这样的办法“保存”下来。事情传开后，大家觉得又好笑又心疼。好笑的是她不懂土豆储存的门道，心疼的是她那份一心为集体负责、不愿把队里东西弄坏的认真。
还有一次，邹芳从保管库房出来，明明离知青点不远，却突然“转脖子”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草原地势开阔，路径不像城市街巷那样清楚，对初来乍到的知青来说，一段不长的小路也可能成为难题。陶玉兰说，这些小事看似平常，却最能让人想起当年的真实生活：年轻人来到陌生地方，从不会到会、从不适应到适应，每一步都不容易。
后来，邹芳担任过民办教师，教队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她教过的学生张世平，是大队里的牧民，如今也已年逾七旬。离开草原后，邹芳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所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2026年5月，黄胜利、陶玉兰夫妇到南京与她重逢，看到老人虽已80岁仍身体硬朗，心中十分欣慰。“一见面，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陶玉兰说。
两次与危险擦肩而过的章明
在这次南京之行中，黄胜利、陶玉兰夫妇最惦记的，还有多年未见的章明。采访笔记中写道，他们与章明已经58年没见。今年5月，夫妇二人带着女儿专门前往南京看望他。
章明出生于1951年，成长在军人家庭，少年时身体结实、性格坚韧。16岁来到草原后，他被安排到牧业大队阿木浪小队困难户、贫下中农队长尼玛家。刚到牧区时，他对草原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尼玛的夫人见他年纪小，没有马上安排繁重活计，而是让他先学驮水。临出门前，牧民阿姨给了他一根木棍，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和手势提醒他：路上遇到狗，可以用木棍防身。章明没完全听懂。他牵着毛驴去驮水，途中真遇到一只狗冲出来狂吠。他吓得慌了神，忘了手中木棍的用处，也顾不上毛驴，急忙跑进附近一户牧民家，一下躲到炕上。直到狗被主人赶走，他才缓过神来。多年后回忆此事，章明仍觉得惊险，也记得牧民阿姨那份朴素而细致的关照。
后来，大队安排章明一个人放骆驼。一顶帐篷、100多峰骆驼、辽阔的草原，成了他日复一日的生活场景。每天，他要按时给骆驼饮水，没有便捷工具，只能用帆布水兜子一趟趟人工吊水。粮食不足时，他常靠羊油饼子充饥。一天夜里，他在帐篷中听到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狼叼走了放在帐篷门口的羊油饼子。章明后来常说，如果那只狼没有被饼子吸引，而是闯进帐篷，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章明已年过七旬。岳母住院、妻子患病、外孙女需要照顾，家庭责任都压在他肩上。虽然他始终惦念草原，却很难再回鄂尔多斯看看。黄胜利说，这次去南京看他，就是因为知道他脱不开身，“我们去看看他，也算把草原亲人的惦念带过去。”
情系草原的王兵
在黄胜利、陶玉兰夫妇讲述的众多知青故事中，王兵是出现最多的名字之一。陶玉兰记得，1968年，年龄较小的王兵与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荒种糜子，在艰苦环境中一点点成长。黄胜利则是在1973年与陶玉兰结婚时，认识了时任大队副队长的王兵。“他思想觉悟高，有想法，也很愿意为大家做事。”黄胜利说。
在黄胜利印象中，王兵扎根草原多年，遇到招工、招生等机会时，常常先想着别人。1971年前后，陶玉兰从芒哈图大队转场到乌兰镇乌兰柴登大队放羊。她记得，王兵夏天住在滩里，冬天人和羊都缺吃的，他就想办法找车给人送粮食、给羊送草料，第二年春天又回到滩里继续生产生活。那些年，基层条件艰苦，能把群众和牲畜的冷暖放在心上，并不容易。
离开草原后，王兵并没有与第二故乡疏远。黄胜利夫妇说，王兵后来生活在外地，但经常回到鄂尔多斯，关注牧区发展和牧民生活。起初，他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10万元，连续资助草原上的贫困党员。后来得知大队医疗条件有限，一些牧民遇到大病时负担沉重，他又拿出10万元作为大队医疗救助资金，并表示今后还会持续捐助。“我是草原培养成长起来的，我的心永远和草原在一起。”这句话，黄胜利夫妇至今记得清楚。
王兵对自己很节俭。黄胜利夫妇曾到深圳看望他，看到他住在一套只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陈设简单朴素。可是，只要草原上的牧民有事，他总会想办法帮忙。每次回草原，他也常自掏腰包请苏木嘎查牧民和基层干部聚一聚，不图名利，只是想和老朋友、老亲人说说话，听听大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在黄胜利看来，王兵最难得的地方，是把“回报草原”变成了长期行动。不是一次两次的探访，也不是逢年过节的问候，而是在牧民最需要时站出来。谁家遇到难事、谁家孩子成婚、哪位老人身体不好，他总要打听清楚；能到场时就赶回来，不能到场时也托人带去问候。这样的细节，让草原上的老朋友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
更让牧民感动的是，这份情谊自然而然地从老一辈身上延续到了下一代。牧民家的二代成婚，王兵也常赶回来参加。知青们重返草原时，总要去当年的水利队驻地和知青点看看、拍张照片，找一找青春走过的印记。对他们来说，那里就是他们人生中一段无法替代的精神故乡。
更多名字背后的共同记忆
采访中，黄胜利多次提到一本书——《难忘的鄂尔多斯》。他说，自己把这本书看了两遍，书中记录了许多南京知青与草原牧民守望相助的故事。除了芒哈图大队的知青，他还记得原玛拉迪公社苏力迪大队的孙曙祖。两人在乌海化工厂同一个班当工人，因为都有牧区经历，很快处得像兄弟。孙曙祖是高中生，后来长期从事文秘工作，二人一直保持来往。
芒哈图大队的张萱芸，也在草原上留下了特殊的人生轨迹。采访笔记中记载，张萱芸当年被安排在当地退伍军人云布仁家放牧，后来与云布仁结为伉俪，生下儿子阿希达。阿希达留在当地，成为真正的牧民，继续在草原上放牧、劳动。一个南京姑娘与草原青年组成家庭，孩子又在当地成长，这样的故事，正是交往交流交融最具体的注脚。
多年来，黄胜利、陶玉兰夫妇也一次次以自己的方式接待、回访这些老朋友。2006年，26位知青来到他们家，黄胜利亲自煮羊肉招待大家。那顿羊肉被吃得干干净净，大家边吃边聊，笑声不断。夫妇二人还给每位女知青准备了一件蒙古袍和帽子作为礼物。陶玉兰说：“我们处得比兄弟姊妹还亲。”
2008年，邹芳和老伴来到鄂托克前旗，就住在黄胜利、陶玉兰家中。后来，她又带着外孙前来，仍住在这个草原“亲戚”家里。黄胜利开车带她们参加活动、走访旧地。每一次重逢，都像把分散在岁月里的记忆重新串起。
每次去南京，黄胜利、陶玉兰也不空手。他们会带上风干羊肉等内蒙古特产，把草原味道带给远方的老朋友。知青们则会提前安排见面、吃饭、出行，尽量让他们少操心。你来我往之间，礼物本身并不贵重，贵重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愿意彼此惦记、彼此奔赴。
从30周年到45周年的深情回访
黄胜利回忆，1998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与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结成友好盟市。当年，南京知青赴鄂尔多斯插队30周年回访活动举行，鄂尔多斯方面接待了约200名代表，个人自发参加的知青和亲友更多。鄂托克前旗派车到包头迎接回访的南京知青，黄胜利当时作为鄂托克前旗粮食局副局长参与接待，车辆调度、后勤安排都优先服务接待工作。
“欢迎场面很隆重，群众夹道欢迎。”黄胜利说，旗里安排了爱国主义教育、参观示范养殖基地等多项活动，许多知青回到第二故乡时热泪盈眶。那一刻，分别多年的人们再次相见，既是重温青春，也是见证草原发展变化。
2013年10月21日，南京知青插队45周年庆祝活动举行。王兵邀请黄胜利、陶玉兰夫妇，以及张萱芸亲属云巴图的女儿内达拉身着蒙古族服装参加聚会。现场有400多人参加，各个大队的知青围上来问候、合影，场面热烈得像亲人团聚。陶玉兰说，那种亲切感不是客套，而是从共同生活里长出来的情分。
今年5月，黄胜利、陶玉兰夫妇第四次到南京看望知青。此前，他们曾在2008年、2013年、2016年赴南京与老朋友相聚。此次前往，主要是看望因家庭原因无法回内蒙古的章明，也看望身体不太好的范东辉。在南京，他们见到了王兵、王强、董春霆、章明、邹芳等老知青；在安徽滁州，又首次见到黄似培、汤孝珠、武彤、屠苔丽等知青。黄胜利说，哪怕有的人过去从未见过，只要知道彼此都与鄂尔多斯草原有缘，见面就很亲。
两代人之间的温情延续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知青和牧民都已步入晚年，但他们结下的情谊并没有停在上一代，反而随着代际传承变得愈发牢固。陶玉兰、黄胜利的女儿索伦高娃出生于1986年，如今在康巴什区社会福利中心工作。她与王强的女儿王敏相识后，很快成了亲如姐妹的朋友。王敏像姐姐一样照顾她，索伦高娃也把这份来自南京的情谊看得很重。
这次南京之行，索伦高娃几乎每天都与王敏相伴外出。邹芳的女儿、刘森林的女儿也和她们相处得十分投缘。几位知青后代一起逛南京、聊家常、谈工作和生活，延续着父辈母辈当年在草原上种下的情分。黄胜利夫妇在南京期间，特意住在王强家附近，方便往来。王强家里煮起蒙古大茶，熟悉的味道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仿佛回到草原。
更让夫妇二人感动的是，得知他们到来后，当年在大队插队的老知青纷纷来到王强家中。大家围坐一堂，回忆当年放牧、开荒、办学、过冬的日子，也讲述各自晚年的生活。王强的爱人也是当地知青，与大家有着共同的青春记忆，话题一打开，屋里便充满笑声。
一段历史，之所以能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远去。南京知青来到鄂尔多斯时，草原给了他们生活的磨炼、群众的照顾和成长的土壤；他们也把知识、眼界和青春热情带到牧区，参与了当地教育、生产和基层建设。岁月流转，人们的身份、住址、年龄都在变化，但共同劳动中结下的信任、困难时彼此伸出的手、分别后多年不变的牵挂，始终留在心里。
“南京知青对草原的深厚情谊始终没有变。”黄胜利说，在许多知青眼中，鄂尔多斯民风好、人也好，是他们念了一辈子的第二故乡。陶玉兰也说，知青们回来，大家仍像家人一样招待；他们去南京，知青们也把他们当亲人接待。
采访结束时，黄胜利、陶玉兰仍在反复念叨那些名字：王兵、王强、章明、董春霆、钟学良、周德明，朱鸣、刘森林、邹芳、范植惠、张萱芸、曹铭……一个个名字背后，是一段段共同经历过的日子。对他们来说，补写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民族团结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一户牧民家的炕头上、在一所民办学校的课堂里、在一次回访的拥抱中、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来往中慢慢长成的。
从1968年的一场冬雪，到2026年的一次重逢；从一根防狗的木棍、一锅被煮熟的土豆，到一碗蒙古大茶、一件蒙古袍、一笔医疗救助金，这些看似细小的故事，构成了南京知青与草原牧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底色。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却有最朴素也最持久的力量，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在两代人的亲情延续中，民族团结的种子早已深深扎根，并在辽阔草原上生生不息。
作者：黄胜利 陶玉兰口述 王春霞 甘宜汴 乌云娜整理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日报》2026年5月28日第7版“学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