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21日，我赴内蒙古插队，11月开始牧区生活。1970年，先后赴巴音陶亥农场修水利、参加柴油机培训班，并掌握维修保养技术；1971年，参与打流沙井、到伊克昭盟养路段工作；1977年底，调往江苏南通建港指挥部；1980年，参与建设的南通港万吨深水码头投用，后转入南京海关南通分关；1984年，调回南京海关，逐步成长为海关二级巡视员，直至退休。
回顾成长，内蒙古三年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让我收获诸多人生感悟。牧民的优秀情操深深熏陶了我，成为我人生的重要指引。
在巴彦柴达木的日日夜夜
1968年10月，我随南京知青来到牧区鄂托克前旗察汗陶勒盖公社巴彦柴达木大队插队落户。当时在我们第一批的8位知青中，有6名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他们是王俊娥、张平、汪晓寒、徐晓明、刘雨、邵志军；2名出生在工人家庭，他们是王京怀、曹月华。后来，又陆续落户了周志纯、杨裔文、汪晓梅。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文体力量还是蛮强的，吹拉弹唱、能歌善舞，都有两把刷子。当年我们到牧区时还是带着乐器的；器乐一响，很快就把牧民吸引来了。这和牧民们的开放豁达、能歌善舞真是一拍即合，一下子把我们和牧民们的情感拉得很近很近。在牧区第一年的元旦和春节，牧民都是到我们的驻地来度过的。我们男生住的是有三间房大小的屋子，是水利队的队部，一个大通炕，屋内空地也大。当时炕上的人挤得满满的，男生玩乐器，女生来歌舞，炕上的人有看表演的、有猜拳行令的、有大碗喝酒的，热闹非凡。
在牧区的时光，我们这个大队的知青基本上集中在水利队。到春季剪羊毛、抓羊绒的时候，我们到各个牧业小队去帮忙；也有阶段性地到牧民家去拦牛、放马、牧羊的。
1969年，是我度过劳动关、生活关、学习关的重要一年。寒冬腊月和牧民们一起修坝垒水渠，地冻三尺，沙地冻得跟石头一样，一镐头下去凿个白印，震得虎口生疼；春天拉着驴车去牧民家羊圈里掏羊粪送田里积肥；夏天参加农田管理，主要解决大队牧民的口粮和蔬菜问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忙着收割庄稼、打场、挖土豆，虽然很累，看着收成心里非常喜悦。一年下来，对牧区的农活基本掌握了。
到牧区后，土豆是主要蔬菜，由于我的胃不适应，没多久开始反胃酸，反上食道又刺又辣，非常痛，影响了食欲，人也消瘦无力。牧民知道后，告诉我：“要用酸菜和土豆一起烧着吃。”果然，没两天，反胃酸的情况就好转了，身体状况很快好了起来。真是生活的药方在民间，后来我把这种方式推荐给有这种情况的人。在那里，我跟牧民们学会了不少生活上的土方法、小妙招，让我在牧区生活无恙。也不知道是谁，在回南京探亲返回时，带来一本由北京大学教授王力著的《汉语诗律学》，我如获至宝。只要有闲暇，别人不看的时候，我就抓紧看，边看边做笔记。一段时间后小有收获，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1970年初，大队派我去学开柴油机。队里有三台柴油机用于水田灌溉，之后除了农活外，我基本上和柴油机泡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学会了内燃机的基本原理和柴油机的使用、维修知识。5月份，大队派我去巴音陶亥水利工地当民工，参加了扬水站泵机的安装，这一去就是大半年。12月份，汪晓寒、王京怀、周志纯因招工去了乌达煤矿。在这之前，王俊娥去了巴音陶亥广播站做播音员，后来去了内蒙古广播电台。
我在牧区的时间不算长，说是三个年头，实则两年零八个月，却过得非常充实，跟牧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大队的书记森格仁庆和大队长张高明（汉族，他有个蒙古族名：宫泽淖勒布），以及水利队的各任小队长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他们总是把我们的口粮、肉食、蔬菜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真的，正是周边有一群对我们的生活关爱和帮助的人，才大大减轻了我们思乡的痛苦。还有很多的牧民，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感染并影响着我，使我成长、成熟。现在，我们已经和牧民们的后代接上了关系，使得那份情缘能够延续。
1969年的元旦，是我来到牧区的第一个新年，这天我们和牧民们好好热闹了一场。余兴未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到公社去演一场，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说干就干，准备好乐器家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们一行9人向公社出发。从水利队到公社15公里路，很多路段是沙地，走沙路走一步总要退一点，很是累人。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也忘却了疲劳。3个多小时才到公社，在食堂里简单地用了一点茶水，就去公社卫生院里摆开了场子。
那时，公社驻地还是比较荒芜的，就一条宽10米左右的大路横贯南北，长二三里。沿街的东侧最前面的是两排公社的办公地和宿舍，后面就是卫生院；再过去是邮电所，每月逢二、逢八的日子我们都在这里取信寄信，挂长途电话；再往后面的就是发电站，那会儿用的是柴油发电机，每天也就几个小时供给公社的一些单位及居民；再过去就是几户沿街的居民。路的西侧是几个干打垒的圐圙，供临时放养牲口。路的东头就是供销合作社了，那里是我们每到必去的地方，买不买东西都要去逛逛。公社驻地也就二三十来户人家，大都是一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家属以及部分原居民，还有来卫生院看病的人。那天恰好公社要开三干会，5个大队的队干部都来了。人们一听说有南京知青来演出，很是新奇，纷纷赶到卫生院。消息传得很快，周边的一些牧民知道了也打马过来，没多会儿院子里席地坐下一片。
演出开始前，我们向卫生院借了几张板凳。我们男生负责乐器演奏和伴奏：汪晓寒拉二胡，张平吹笛子，周志纯拉手风琴，王京怀打手鼓，我抱着个三弦帮着打节拍。王俊娥负责报幕，曹月华、刘雨、邵志军等负责跳舞和唱歌。演出很流畅，博得阵阵掌声，观众个个洋溢着笑容。看这等情景我也来了情绪，情不自禁地把节拍拨得过响，那股认真劲儿引起观众的笑声。冬天，天黑得很快，一下就暗了下来，卫生院的大夫帮忙想办法把电灯接到外面来，保障演出自始至终。这场演出出乎意料地成功。结束后，牧民们余兴未了，久久不愿离去，还想听汪晓寒拉二胡。
散场后，一位国营林场的工作人员走到我们跟前，再三邀请我们去他们林场演一场。从公社到林场就5里路，我们盛情难却，就答应去了。林场的那个人开心得不得了，他那笑脸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同意去了后，可有件事让我们犯了难：这一来一去至少得两天，各人所带的换洗的衣物不够，尤其是女生……突然大家想起，白天发现水利队的几匹马放在公社的小圐圙里，一定是来公社开会的大队干部骑来的。夜深了，人们已进入了梦乡。周志纯蹑手蹑脚地推开我们大队干部住的房门，悄悄拿走三个马褡子和捆扎绳，我和汪晓寒接应，得手后便迅速向小圐圙奔去。这3匹马和我们很熟悉，没费劲绑好马褡子，就跨上了马背向水利队疾驰而去。这场景让我想起初三时的英语书里的课文《莱克星顿的枪声》中的一个情节，“小男孩夜半策马飞奔回村报信，有敌人来偷袭。”3匹马在草原上竞逐，这场景简直太像了。这一路来回大概用了两个小时，回到公社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马又悄悄还了回去。这才解决了大家没有换洗衣物的问题。
翌日早晨，喝罢早茶，我们坐上林场赶来的大胶车兴冲冲地出发了。演出相当圆满。1971年4月，水利队新开的水渠两边要种树，我赶着驴车去林场买杨树苗，见面后林场工人对那场演出还津津乐道呢！
驮口粮
在牧区生活上的那些活，女生不一定干，但男生一定都干过。砍沙蒿、背沙蒿、挖土豆、背玉米、糜子，靠人手工编织的毛口袋长1.6米左右、宽50厘米左右，拳头大小的土豆一袋子约100斤，糜子一袋要一百七八十斤重。
大概是1970年初冬，我去东梁领知青的口粮。因为我们大队是沙巴拉地，没法种糜子，每年向公社申请几千亩梁地种糜子。那年是在哈拉根图大队的梁地上，离水利队约20公里路。一早，小队长让我牵头牛去东梁驮糜子。前面很顺利，和队上的人一起相跟上，到了地方已是中午。简单喝了点茶，就往回返。
回程就我一个人。有人帮我把糜子放上牛背，没觉得太重。没想到半道上遇到一个洼地，牛下小坡后腿颠簸了一下，把糜子口袋给颠到了地上。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糜子袋扛起来放到牛背上，也许是位置靠前了牛不舒服，牛身子一闪，糜子口袋又掉在地上。还得按前面做的，扎好口袋，可几次都没能站起来，搞得我满头大汗。再看看天色不早了，心里着急起来，四周没有一户人家。我冷静地想了想，牧民给牛和毛驴驮东西一般放得比较靠后，忽然悟出了道理。接下来把糜子口袋往坡上挪了挪，把牛安置在低位置上，然后，把肩背紧紧贴在糜子口袋上，猛吸一口憋住劲儿，大喝一声“起——”，竟然站起来了，一转身顺势把糜子口袋掀在牛的后脊背上。这次牛居然没动一下，应该是位置对了，我顺势赶紧把口袋摆摆平衡。这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和畅快，赶紧牵上牛往回赶。等我到水利队时，家里已经上灯了。
打流沙井
1971年3月，巴音才当大队的水利队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打流沙井。为了解决水利队水浇地的用水问题，公社为大队争取到了一笔国家经费，打一口流沙井，需要一万多块钱。这在当时对于只有几十户牧民、年分红一个工五六角钱的牧业大队来说，算得上一笔不小的数目。大队里一下子集中了40来号人，组成了打井队，分成3班，白天黑夜连轴转。打流沙井要一气呵成，否则井壁坍塌，也就前功尽弃了。当然，知青也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招工我们当中走了几个知青，在队上的，都分别编排在3个班里。
印象中，打流沙井用的工具比较简单：一个约5米高的三脚井架，两根一头有叉口的约3米长、40公斤重的钢管推杆，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锅锥，钻杆若干和一台人工卷扬机。流沙井的井壁是用几十节预制好的渗水性较好、长约1米、直径50厘米的水泥管接起来的。
由于那个地区的地质基本是沙土层、白泥层和较薄的砂片层，这对打井来讲要轻松很多，但是也要特别谨慎，防止井壁坍塌。再就是在那个地区打流沙井，一般都在冬季或大地消冻之前，可利用冻土层的承压力，减少井壁坍塌的可能。
经过几个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推钻，人们开始疲乏，注意力也不像一开始那么集中，一些在打井时的注意事项开始淡忘。一天，当转完一锅沙土，打开水压池的盖板吊起锥锅准备出沙土时，只听见扑通一声，溅起一片水花。“谁嘞，把水溅得人一脸一身的！”有人呵斥着。当人们弄清原委，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原来，一个蒙古族小后生刚调过来，不清楚规矩，他一边和旁边的人闹哄，一边从转杆上拔出推杆，一失手，把一根推杆掉到了井里。这时候井已经打到了10米深左右。在场的人们望着一池子泥浆水没了主意。一群北方的“旱鸭子”见了水有什么办法？
我和另一位知青张平正好在这个班上，当时我们在位置较远的卷扬机那里，推着机器把锅锥吊起来；听到声音，赶快锁好卷扬机，跑过去。
事发突然，等我们到了池边，水面已恢复了平静。这水压池，在打井中非常关键。为了防止在打井时井壁坍塌，必须有一定的压力，在井口的正上方事先挖出一个3米见方、深约3米的方坑，用草滩的草皮切成城墙砖大小砌在池壁上用于加固，保持满池的水位；同时需要在水里加上白泥，和成泥浆水给渐打渐深的井壁上一层保护膜。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人们一下子凉到了心底。如果等水压池的水渗下后再派人去取推杆，井壁一旦坍塌，势必前功尽弃；如放弃这口井，没法向国家交代；如重新布点打井，准备工作和经费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推杆捞上来。
在井边，我和张平对视一眼，又看看周围的人。“我下去吧。”张平先开了口。“不，我下去，你身体不行！”我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支气管哮喘、肾盂肾炎，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了牧区以后，他也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在场的只有我能够下水去。我脱掉大氅，看了看锅锥固定的情况。
“能行吗？”打井队长用迷茫的眼神看着我，不知所措地问着。我说：“没问题。你们把锅锥看好了，别让它掉下去。”我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风是刺骨的。我用水湿了湿脑门，然后是双腿、双臂，最后拍了拍胸部。在眼角的余光里，看到在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带着疑惑、担忧、期待。此时，我的心倒非常坦然。
由于在下水之前，我们已经探到推杆的大概位置，下水后没多耽搁，很快就摸到了推杆。说也巧，推杆并没有落到10米深的井底，而是斜插在井壁上。我借助钻杆迅速潜到推杆的位置，一把紧紧抓住推杆。当时，我非常冷静，提醒自己不能碰触井壁，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同样，我借助钻杆的力，屏住气，迅速上升出水面。前后大概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刚浮上水面，挂在眼帘上的泥浆水尚未来得及处理，只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推杆，我刚松手，就有人抓住了我的双臂一下把我拎出了水面；同时，不知是谁用一件外衣迅速地擦着我头上、身上的水，并给我披上了大氅。一切都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观察。稍后，为便于他人操作，我离开井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人们的目光里含着感激、激动、敬慕。
“咋下去这么长时间？”“哎呀，真怕你上不来了，把我心揪得。”面对这些，我只能以笑作答。当时，心里那种欣慰、愉悦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水利队老队长屈占彪走到跟前：“哎呀，晓明儿，行嘞。”一种浓浓的陕北口音，在他的抬头纹里嵌着细细的沙尘，一双被寒风刺得眯成缝缝的小眼睛闪闪发光，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暗暗的、感动的微笑。
“快圪蹴下，操心冻了！”一个婆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蹲下来，大氅倒把我捂了个严实，没了冷意。能够听到风声，看到不远处细弱的杨树枝条在不停地摇晃，人们的衣襟不时地被风撩起，我开始纳闷，怎么没有后头风？扭头一看，“哎呀！”我惊讶了一声。原来是五六个婆姨脱下了她们的皮氅，在我身后围了个半圆，把风挡得严严实实的，她们的脸被冻得红红的；这场景倒让我心里好一阵暖暖的。
不一会儿，打井又恢复了正常作业。身上的水干得差不多了，几个婆姨帮我匆匆穿上衣服，得赶紧回去换洗。
“出事”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水利队上。在我返回驻地的路上，人们纷纷向打井工地奔来，有的问我情况，我只告诉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事儿，也让队上知青中的女同胞们好一阵感动。她们弄清原委后，迅速写了一篇报道。第二天一早，为赶班车，跑30多里路到公社邮局把邮件发出。不久，在《鄂尔多斯报》上刊载了那篇文章。这故事在牧民中也成为一个佳话。
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在我2005年、2008年回访当地的时候，那里的人们还和我提起那段难忘的往事。
修公路
1971年5月，我到乌兰镇买一些柴油机部件。在公社偶遇到伊盟公路管理段来牧区招工的人员。我们聊了很多事，后来他们提出来要我去公路段。这对我有些突兀，没准备，只想到旗里去买零件，对公路段又不熟悉，我说“再说吧”，搪塞了一下。5天后，我从旗里回到公社，他俩还在等我回话，我很感动，就答应了他们。
在伊克昭盟公路管理段的7年里，基本上是春天备料，夏秋施工，冬天测量，大半年都在野外。住的是帐篷，好一点的是经修缮的人家遗弃的土房。用水一般要到较远的沟里去拉，没法洗澡。春天刮起黄风，风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生疼，早晨一觉醒来，被子上、脸上、耳朵里都是一层厚厚的尘土。夏季施工，大部分时间我是被分在面层组，并主要负责油锅工序。因为那时经费少，铺油路需要用石化的下脚料渣油和沥青按比例高温混合，再和砂石搅拌在一起去铺路。这个活是在整个修路中公认的最累、最脏、最热、最危险、最操心的，温度和油里的水分处理不好，溢油失火、高温爆燃经常发生。记得是197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收工后我回到了驻地，忽然组里的民工负责人急匆匆跑来，说有个民工去海子里洗澡没上来！我一听出事地点离驻地有七八里地，这个来去的时间，人早没了。赶到地方，我就下了水，潜了好几次水，才找到人拖上来，他是因被水草缠住了腿慌乱中溺亡的。此后在施工中，我不仅强调施工中的安全，同时强调施工后的安全。
路修好后，每每走在东胜城区柏油路上，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转脖子”
人们走路一般是可以掌握方向的，那是因为有眼睛在帮你矫正，不会走偏。如果蒙上眼睛，你会走一个大圈，最后会回到你的起点。起初，我是不太相信的。在牧区的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在那里有过两次走夜路找不着方向的经历。一次是我和王京怀、曹月华3人去公社取信，那是我们在牧区最盼望的事，也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的感受。从公社返回已是下午。那天，我记得是阴天，从公社到我们的驻地有30多里路，走着走着天就暗了下来。
我们凭着在茫茫草原能够隐约看到的羊肠小路急切地往家赶。虽然带着手电，可轻易不敢用，怕晃了眼反而看不清路。当我们走到水利队东边的沙梁跟前快到家了的时候，沙路没了。这道沙梁南北长有十几公里，东西宽也有一公里。我们是由东往西回去，一走出沙梁就是水利队的圐圙。可当我们一走进沙梁就迷失方向了。当时根据我们走的速度和时间感觉应该到圐圙墙了，走着走着发现这不是我们刚刚走过的小路吗？再用手电一看，这正是我们刚走下的鞋印，立即明白了我们“转脖子”（迷路）了。三个人商议了一番，判断是顺时针方向“转脖子”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左偏一点，可以到圐圙围墙。定下来，走啊，走啊，又到了我们熟悉的地方，还是转回来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来，衣服口袋里带着指南针，赶紧拿出来，一看又懵了，四周漆黑，这针哪头指南，哪头是北，三人急得团团转。突然明白，就按指南针的一个方向走，穿过沙漠就到了圐圙墙跟前。本来我们沿着圐圙墙边的小路走，也能走到我们的驻地，可这会儿已顾不得了，马上冲向两米来高的沙蒿墙往上爬。曹月华又胖又矮，还爬不上来，我们是又拉又拽，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爬进圐圙，还把沙蒿墙搞了个大豁子。等我们到了家，讲起来大家哈哈大笑。
在鄂尔多斯的十年，我收获了牧民们对南京知青的深情，也收获了对鄂尔多斯这片神奇土地的眷恋。回到南京工作后，也时时关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时常想起那些在我初入社会就给予热心关照、细心呵护的那群性情豁达豪放、能歌善舞的蒙古族牧民。这也是驱使我常回去看看的动因。
1998年，插队30周年，是我第一次回巴彦柴达木大队。2003年，插队35周年，我和一起的插友还有几位校友回大队省亲。2008年，插队40周年，我和500多位知青集体回内蒙古省亲。2018年，插队50周年，我自驾参加集体回访。2019年，我又邀请插友带上家人，再次驾车回大队。2022年，为了南京电视台和内蒙古电视台关于南京知青的电视片，我又一次驾车回到嘎查。2023年，借参加“南京知青在草原”的课题启动仪式，我再一次回嘎查。2024年，鄂托克前旗举办的“草原村排”和南京知青的专题活动，让我有机会回嘎查看看，并借此机会参观了昂素幼儿园，让两地情从孩子们开始延续。2025年，我们成立了南京智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其主导思想就是不能停留在回忆过去，必须展望未来。要为第二故乡的农牧业经济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那就必须有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来落实，成立公司应运而生。这样，通过我们的智慧、人脉，把这里的高科技人才和科研实力与鄂托克前旗的农牧业生产结合起来。
鄂尔多斯的牧区，早已不是遥远的他乡，而是我魂牵梦绕、割舍不断的第二故乡。那里的草原、风沙、牛羊与牧人，早已刻进我的生命里。即便如今身处安逸晚年，我依旧心系这片土地的发展与变迁，始终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第二故乡的建设与发展之中。我愿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为牧区的振兴、为草原的美好明天继续发光发热，用行动守护这份跨越半生的深情，让这份牵挂落地生根，不负岁月，不忘初心。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日报》2026年7月2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