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60年，是在下放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干部轮流下乡、上山（后来为顺口，一律称为“上山下乡”）。盟财贸系统抽调约20名干部，连同系统内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分为三个小组，到大树湾大队（当时为树村召公社的二大队）的三个小队劳动锻炼。上级规定，每人全年必须挣够二千工分，业余时间帮助社员学习文件，辅导扫盲班、管理食堂，协助农技学习班。我当时年青力壮，样样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年底，中央下达公开信，即“十二条”，反对“五风”，放宽政策，让广大社员休养生息，以恢复农业生产力。中央这一文件，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欢迎。第二年（196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都大有提高。我们深切体会到，政通人和比风调雨顺更重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下放劳动加上参加整风整社一年多，我加入了共青团。回单位不久又被选为团支部委员。但因为下放，我失去了或者说大大推迟了上大学的机会。1960年高校招生数比高中应届毕业生还多，许多在职人员顺势升学了。我1961年从达旗完成整社任务回来获准参加高考，然而，同上一年相比，形势陡变，高校招生规模大大压缩，而且基本不收“调干”。于是，我只有望大学兴叹的份儿了。

        1961年雨水充沛，滩上、梁外，一派丰收景象。秋天，我被抽去参加秋收劳动，地点是鄂托克旗公卡汉公社。一望无边的糜子田，甩开膀子干了半个多月。那一年，虽然全盟粮食仍然没有“过关”，但压力大大缓解。从鄂旗回来到六一年年底，加上六二年一整年，算是在本职岗位的港湾里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到1963年，又“外放”了，而且从此之后就以中心工作为主，以银行工作为辅了，再也没有煞下心来搞过金融业务。

        先是“四清”，派到达旗王爱召公社。队长是李文高，何有义、卓力克，如今全都过世了。一起工作的还有达旗十多位部门领导，新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次年春天转到树林召公社，与旗委领导刘占江、宣传部干事甘英才等接触不少，与达旗以及树林召公社的干部门都混得很熟。亲身体会到“文革”前夕那场运动，政策越来越左，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我自认为头脑比较清醒，不肯参与那左的竞赛。期间还就社队“四不清”干部退赔减免问题写过一份报告，报了上去，估计也没起什么作用，因为1964年冬天起，形势就更加紧张和严酷了。

        接下来的1965年，全盟大旱，赤地千里。我被盟“抗办”分配到驻包抢运组，在刘羊焕、胡其铭等人领导下，为灾区人民抢运粮、草和各种救灾物资。那一段特别繁忙，身兼秘书、会计、编辑、联络数职，然而苦的值得，累的愉快。总比违心地宣传二十三条，对自己熟悉的社队干部大张挞伐心安理得多了。救灾抢运一直搞到1966年秋天。一来救灾物资运得差不多了，二来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无缝对接”，我们抢运组的人们各自回到原工作单位。不久分别加入东胜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各事其“主”，各逞其“狂”，如今回忆起来，荒诞、滑稽、苦涩、悔恨、惋惜，什么都有，真的是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