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概论导论

        一、地方学及其发展
        地方学与我国传统的方志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它又不同于方志学，它是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及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识提升提炼后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60年代国外兴起“地区学”，是研究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形态以及人适应物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的学科。在我国，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与国外地区学一样，都是以某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但地区学注重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主要是人地关系；而我国地方学研究所涵盖的内容要宽泛得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以及全社会对文化需求的急剧增长，许多地方重视传统文化，积极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持续良性发展，从而带动了地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在开展全面综合研究的同时，突出重点，凝练特色，进而推动了地方学的出现和形成。各种名目的地方学纷纷兴起，有的以地名（或城市名）命名，有的以地方特色学术名称命名，有的以历史名称或古迹名称命名等等。地方学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十分引人瞩目的一个文化现象。
        对什么是地方学的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中。对地方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该地方综合体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内容从古至今综合全面；另一种是将该地方的某一领域或某几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突出其特色和个性。无论哪种情况，地方学以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是它的基本属性。地方学一般都涉及众多传统学科和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族、生态等各方面内容，具有综合性特点；同时，它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即具有该地方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等的学问。
        一些学者指出，虽然地方学是以特定地方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但不能说对每个地方的研究都能构成一门“学”。要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必然要有一些特殊的研究内容，这些特殊的内容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普遍存在的，而是这个地方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这些特殊的内容有它自身的体系，有它自身的演进规律，还有历来对它研究所积累的成果。从这个角度说，地方学就是以特定地方（城市、地域、行政区）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系统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也就是把具有地域性、特殊性甚至唯一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加以理性概括，形成有专门知识和理论的学问，这样才能构成有专业学科性质的“学”。
        目前在地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因概念界定的不同而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北京学研究对象是“北京城市综合体”，主要“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的时空范畴应该是有史以来发生在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各领域的人文事象及其规律。……包括北京区位与环境、人口、政治、文化、经济、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综合体的特点及发生、发展规律。”泉州学是“以泉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温州学是以温州经济、温州人和温州精神为重点研究对象；长江三峡学以“三峡地区特定自然人文现象的地域特征及时空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重庆学是对重庆的人、重庆的事、重庆的物以及重庆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等进行研究；成都学是以成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为主要研究内容；晋学所研究的内容有山西区域的历史变迁、政权组织、民族文化交流、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生态环境、山西人的精神、当代山西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交叉的学科很多，但研究的视角又必须是综合的。从地方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概念的规范性和内容的特殊性、系统性上考虑，一门地方学的确立应该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特征和自成体系的内容、有自身发展脉络、有研究的历史积累等。
        任何一门学问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服务对象，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我国地方学的兴起，是顺应改革发展大势的产物，其意义积极而深远。地方学属于文化范畴，其软实力作用日渐明显。地方学由于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文明素质的提高关系极为密切，其功能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学者将地方学功能概括为传承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创造功能。地方学之所以发展很快，得到各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在于它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在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有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发挥服务决策、凝聚人心和提高素质的作用，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其次，就文化意义来讲，地方学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区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全面发展，不仅推动对区域历史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和人文资源的开发，而且有利于宣传和普及区域文化知识，增加本地区各族人民对共同家园的热爱和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亲和力、凝聚力和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各地地方学的比较与交流，揭示各自发展的特点，寻找和总结不同区域文化间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提高对中国博大丰富的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整体提高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大势，面临中华科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机遇，地方学发展充满生机，前景广阔。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学就是一个地方的大文化学。地方学的发展既要符合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又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相匹配。地方学的发展，一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传统承载时尚，以时尚体现传统，尊重多样性，体现时代性，使地方学健康持续发展；二要以建设和谐文化为地方学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把以共同理想和共同精神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地方学的研究，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要创新地方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体制机制。地方学是一门学问，是科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学风，要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地调查，以实事为基础，研究方法要正确，结论要可靠、要令人信服。地方学研究和地方学研究机构及团体的建设，离不开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各类专家、专业人员和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地方学的构建和研究要顺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整合资源要素，优化运行机制，改进研究方法，增强服务功能，使地方学研究事业在自身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中生机盎然地更加科学、和谐、持续发展。
        二、鄂尔多斯人文资源及鄂尔多斯学的创立
        鄂尔多斯，原指黄河几字形弯曲的两岸广袤地区。因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历史上曾称河南地，明代以后称河套。鄂尔多斯因位于中国华北陆台西部，北有阴山山脉，西有贺兰山山脉，东有太行山山脉，南有秦岭，四周被群山环抱，地貌单元独立，地质构造称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海拔在1100～1500米之间，又称鄂尔多斯高原。如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与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乌海四市接壤，东邻山西，西邻宁夏，南邻陕北榆林，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鄂尔多斯市境内适宜耕种的土地仅占总土地资源的4.8%，海拔1000米以上的丘陵沟壑和荒漠草原占48%，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占总土地面积的48%。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片亘古荒凉的土地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储煤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80％，探明储量占全国煤炭储量的六分之一，天然气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
        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悠久，约在7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河套人”就生活于鄂尔多斯西南地区。考古遗址发现，在5500年～4200年前出现了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类似的特征。4200年～3500年前，朱开沟文化代表着青铜时代的到来，诞生了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从夏、商、周开始，鄂尔多斯就是我国北方包括匈奴在内的多民族活动地区。秦统一六国后，鄂尔多斯成为最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经魏晋、隋唐，鄂尔多斯曾几度成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众多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创造和文化。
        元代鄂尔多斯部分地区为甘肃行省辖区，大部分地区为蒙古军队和牧民驻守的皇家封地和官办牧场。明初，元朝势力被驱往漠北，鄂尔多斯西部地区属北元政权管辖。到15世纪中叶的明天顺年间，一部分蒙古部落驻牧河套。随之，在漠北高原上祭祀及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四大“鄂尔多”（宫帐）也迁入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在《蒙古秘史》中写作“斡儿朵思”（汉字标音），系指成吉思汗时代的“众多宫帐”的守护者，这个群体也就是鄂尔多斯部。面对蒙古强大的势力，明朝“弃套”筑边而守。15世纪末，蒙古达延汗控制蒙古各部，右翼鄂尔多斯部驻牧河套，巴尔斯博罗特任鄂尔多斯万户首任济农。从此鄂尔多斯部再未离开河套地区，周边一些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成员也逐步融入鄂尔多斯部，也就有了鄂尔多斯这个地域名称。清廷入关后，鄂尔多斯部归顺清朝，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1649年~1650年间，鄂尔多斯部划为6旗，1736年又析置1旗。因各旗首次会盟于伊克昭（今王爱召），称为伊克昭盟。伊克昭盟的行政名称一直沿用至2001年改为鄂尔多斯市。
        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鄂尔多斯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三年恢复时期，执行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在执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遭“文革”冲击。鄂尔多斯蒙汉各族人民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跟着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战胜困难，发展经济。但由于长期“左祸”桎梏生产力的发展，鄂尔多斯贫困落后的局面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公元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鄂尔多斯市也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鄂尔多斯各族人民要求改变贫困面貌的强烈愿望变为艰苦创业、治穷致富的实际行动，鄂尔多斯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鄂尔多斯的主要经济指标均以两位数增长，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到20世纪末，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效益各项主要指标都走在了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前列。一个长期贫困落后、生态恶化的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时被称之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
        2001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建制，设立鄂尔多斯市。古老的鄂尔多斯成为中国西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兴地级市。鄂尔多斯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发展全面进入了一个高速高效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在稳居自治区各盟市前列的基础上，向中国西部地级市前列迈进。党的十六大以来，鄂尔多斯市抓住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机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资源优势、地区实际和国家能源战略需求，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快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经济文化互促联动，实现了经济生态并举双赢，成为全国18个科学发展的地级典型地区，被誉为“鄂尔多斯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鄂尔多斯奇迹般的巨大变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发现，鄂尔多斯的变化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互促联动发展的综合反映。随着对“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研究，逐渐深入到“鄂尔多斯生态现象”、“鄂尔多斯文化现象”的研究，形成了综合性研究鄂尔多斯的氛围，开拓了鄂尔多斯研究者的思维。从2000年6月起，先是在鄂尔多斯部分老领导、时任领导和专家学者中征询意见、探讨酝酿，后于2002年又请市内外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学方面的专家充分论证，大家认为，鄂尔多斯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是一个具有鄂尔多斯地域和民族特色，由鄂尔多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现象构成的综合文化体系，是鄂尔多斯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明相适应的生存、生活、生产规律的生动反映，对这一综合文化体系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是一门有实践、有经验、有理论、有价值的学问，而最恰当的表述就是“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可以涵盖包容鄂尔多斯极为厚重的文化内涵、发展规律，体现鄂尔多斯的价值和经验，能将鄂尔多斯的诸多信息提炼升华，综合成有理性意义的概括，不断为鄂尔多斯人文资源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研究鄂尔多斯学的专家认为，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主要以鄂尔多斯从历史到现实的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研究内容，从知识上系统归纳，从认识上加以升华，从规律上深入探讨，从理论上概括提高，使之成为鄂尔多斯最具价值的精神财富和一门有地方专门知识和理论的学问。“学”在现代汉语中有科学、学问、学科之意，也含有学习、研究之意，既是以主体思维为基础的学科体系的“学”，又是以主体实践为基础的“知行合一”的学，也是对实践自觉的发现和总结的“学”。“学”在现代蒙古语中是指主体对特定事物的认知、研究的原理、真理、智慧，是主体和客体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更多地表现为学术研究客体和主体的实践性。鄂尔多斯学正是体现了这种不同于传统学科分类的“学”的含义，属于地方学范畴的专门知识。
        “鄂尔多斯学”这一概念提出后，随着对其内涵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得到了学者、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逐步认同。鄂尔多斯学的提出和创建，是对鄂尔多斯人文资源的丰富性、特色和重点给予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是对鄂尔多斯地域及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体系的一个新概括，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构架；是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必然结果，它调动了人们认识文化、开发文化、建设文化的积极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软实力，是“鄂尔多斯模式”的组成部分。
        三、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
        依据对地方学的认识，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包括：保存完整的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祭祀传统，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经济的振兴飞跃，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鄂尔多斯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现象，是鄂尔多斯学的立学基础，对这些内涵的形成、特征和价值的研究与阐释，则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的核心内容。鄂尔多斯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拥有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新时代传承优秀文化的自觉。鄂尔多斯学产生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复合互动过程中，是适应鄂尔多斯文化现代化的产物。随着对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深入，对其内涵及特征的认识将会进一步扩展、升华，鄂尔多斯学会更加丰厚，其作用会更加显现。
        （一）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是长期繁衍生息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在自身文明化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表现，构成鄂尔多斯学最能体现地域民族特色的部分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蒙古鄂尔多斯部落在形成之初由于是成吉思汗的嫡系，而成为最具有蒙古族传统特征的一个群体。他们在15世纪中叶进入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又造就了一个保护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的环境，这里西、北、东三面环河，南面有明长城阻隔，天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蒙古各部落中，只有鄂尔多斯部落完整地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这个部落没有被打散，没有被别的部落所融合，别的部落也没有进来，她最终成为蒙古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强烈冲击的最后绿洲。清代后期，有一些汉族进来，进行农业的开发，发展手工业，但这些零星进来的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汉族是带有谋生和移民性质的，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轨迹。而清代实行的盟旗制度，又从行政上强化了原来鄂尔多斯的部落组织形式，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能够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直到现在，反映蒙古族民族特征的大量传统民俗及文化元素都在鄂尔多斯得到了较完整的保留，鄂尔多斯成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典型标本。
        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储量丰富、特色鲜明。鄂尔多斯蒙古方言、风俗习惯、宗教仪式、民歌舞蹈、口头文学等方面都保留着历史上蒙古宫廷及民间草根文化的鲜明特征，特别是鄂尔多斯蒙古方言保存了自己祖先的丰富的民族语言传统。鄂尔多斯蒙古入驻河套以后，仍以草原游牧经济为主，从事养殖绵羊、山羊、马、牛、驼“五畜”的草原畜牧业生产，分畜种按自然季节和草场牧草品种不同进行禁牧、休牧、轮牧，其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饮食来源主要是牲畜及其产品。生活用品如蒙古包、服饰、皮革、金银首饰、酒、饮食品等从生产制作到享用都保留着蒙古族的传统特色。清代实行盟旗制度以后，鄂尔多斯社会组织形式一直沿用旗（札萨克）、苏木（哈热亚）建制，蒙古人的部族、氏族名称在地名、人名、亲属称谓上都保留了下来。鄂尔多斯传统蒙古婚俗是集蒙古礼俗、民俗、服饰装俗、禁忌、祭奠以及民间歌舞艺术之大成，至今仍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流传。鄂尔多斯蒙古传承古代蒙古牧人用12生肖纪年和蒙古族独特的历法。鄂尔多斯蒙古传统竞技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现鄂尔多斯人机智勇敢、热情活泼的性格。16世纪中期以后，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鄂尔多斯盛行，鄂尔多斯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寺庙成了鄂尔多斯蒙古人社会生活中信仰、教育、文化和医疗的中心，鄂尔多斯蒙医蒙药学也随之有了长足发展。鄂尔多斯蒙古人崇拜草原、敬畏自然的意识，代代相传，对草原植被十分珍惜爱护，历来反对和禁止滥垦乱挖滥伐。
        近代以来，晋、陕、蒙地区的蒙汉族之间经济往来日趋频繁，文化交流交融更趋紧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共同孕育了鄂尔多斯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为文明的传承积蓄着力量，发挥着支撑和推动作用，对当代和未来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当今，鄂尔多斯同样也面临着既要加速现代化进程，又要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两难选择。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现代化潮流不可逆转，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容易丧失。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不断注入时代特质，赋予新的内涵元素，得以发扬光大，将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保留了蒙古族独具特色的祭祀文化
        蒙古族从历史上来讲，是一个崇尚祭祀的民族。它受到原始萨满教及其他文化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界的崇拜等。对祖先对长辈的崇拜，对战功和英雄的崇拜等，这种崇拜的观念集中表现在长期形成的祭祀活动中，祭祀活动成为有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除了这些蒙古族普遍存在的祭祀内容外，鄂尔多斯蒙古还保留着独有的、最具个性的祭祀文化：
        一是对成吉思汗的祭祀。从15世纪中叶鄂尔多斯部将“八白宫”迁入河套之后，就把对成吉思汗的祭祀仪式带到了鄂尔多斯地区，而且严格地保护和承袭了下来。历经几百年，不断不衰，愈加丰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祭祀仪式。这种独有的祭祀仪式，最集中地反映了蒙古族对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特有的敬仰和崇拜心理。成吉思汗陵的祭祀活动，规模宏大，仪式繁杂，极为隆重。这种祭祀活动，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族个性的充分体现。
        二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普遍存在的“苏勒德”祭祀。“苏勒德”意为徽、矛。在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在每个牧民家门前，至今都可以见到“苏勒德”祭台，牧民们祖祖辈辈虔诚地进行着对“苏勒德”及其“黑慕日”（天马旗）的祭祀。人们把它当作和平安宁的保护神，力量和精神的象征，这是唯独鄂尔多斯蒙古族才具有的标志性祭物。这个从古代就保留下来的祭祀仪式，已深入到每个牧民家族。这种祭祀尽管有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影响的浓重色彩，但它反映了长久以来草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对英雄战功的崇拜和信仰，对和平和安宁的追求，这种习俗与鄂尔多斯蒙古族血脉相连，故而经久不衰，保留至今。
       鄂尔多斯独具特色的祭祀文化，是草原民俗文化传承、嬗变的历史性产物，具有其他地区和民族所没有的表现特征。特别是鄂尔多斯完整保留并延续近800年的成吉思汗祭祀和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从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具有原始性、神秘性、象征性和唯一性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甘德尔锡勒上新建了宏伟壮观、民族风格鲜明的成吉思汗陵。传统的成吉思汗陵的重大祭祀祭奠活动，除“文革”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外，一直正常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花费巨资多次扩建修缮成吉思汗陵。如今的成吉思汗陵和苏勒德祭奠活动，逐步恢复原生态传统仪规仪式。成吉思汗祭祀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
        从远古地质时期开始，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进入人类社会后的几千年里，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导致由自然生态良好而趋于逐渐恶化。新中国成立后，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如何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西部地区科学发展具有典型性的“鄂尔多斯模式”，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大市的历史性跨越”。全市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30%提高到2010年的75%以上，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3.6%增加到23%。中国的七大沙漠鄂尔多斯境内就有两个。通过全面综合治理，毛乌素沙地的治理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67.3%，库布其沙漠的治理面积已占到17%。鄂尔多斯境内两大沙漠的治理速度超过了扩张速度。
       这一历史巨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要看到的是，有一条主线在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理论的高度树立起了科学的新观念，深入解剖了人类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与失，不是怨天怨地，而是首先检讨人类自身的思想和行为，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人与自然关系受到破坏时，人类往往是主动的，在短时间内对自然的掠夺，就可能使在很长时间培育起来的良好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类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陈育宁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的长篇论文，详细论述了从秦汉至1949年的2000余年间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演进的历史。他认为，“滥垦是导致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重要人为因素”。对于1949年以后的状况，他用1949年～1979年30年间一些统计数字说明，“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扩大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建国三十多年来由于我们的失误而造成的沙化面积相当于2000多年来沙化面积的总和。这不能不使人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深究其原因。”他指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放在科学决策上。他说，“人类和自然环境要保持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盲目夸大。……人类对于自然不应当采取急功近利的掠夺式的索取做法，而应当遵循适度利用的原则，以不致使环境退化并使之可永续为人类所利用。”“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凭狭隘的经验来进行决策了！一定要使决策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对于像鄂尔多斯地区今后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总体规划上要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在具体政策上要有环境保护的内容。”二十多年前的这些论述，对于研究鄂尔多斯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从改革开放又走过了30年的鄂尔多斯人，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深究其原因”，逐步醒悟到，人类不应当急功近利地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索取，不应当在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加速工业化过程中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当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依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协调发展。我们从近十多年鄂尔多斯生态状况的变化也看到，自然生态的恢复重建，人类也是主动的，也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旦人们觉悟了，观念转变了，对自然环境采取敬重和保护的态度，并且落实到各项可行的科技措施、完善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上，生态的恢复并非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对经历了过去鄂尔多斯生态恶化过程的不少人们来说，悲观的情绪，畏难的情绪，无所作为的情绪，曾经是很普遍的。很难想到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重建，很难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现在都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鄂尔多斯选择了发展“循环经济”迈向生态文明的工业化道路，果断采取“禁牧、休牧、轮牧”政策措施，大力推行舍饲精养的科学技术，收到了生产发展、生态恢复、生活改善的显著效果。按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关于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的思想，鄂尔多斯涌现了一批发展沙草产业的典型。胡锦涛总书记赞扬鄂尔多斯“沙产业搞得很好”，钱老发展沙产业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鄂尔多斯生态建设从长期坚持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到多元投资产业化治沙，又到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的实践，取得了生态植被恢复、沙生植物加工增值、农牧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的明显效果。这一演进轨迹和宝贵经验，充分反映了鄂尔多斯在不断探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途径上创新性、科学性的认识和行动。在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一点具有典型意义，也具有普遍意义。鄂尔多斯作为中国西部一个生态环境脆弱而矿产资源富集地区，认真接受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艰苦重建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工业经济加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重建并举双赢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从文化的角度诠释，这是生态文明观念的体现，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实践，这是一笔极其可贵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笔资源，应是地区文化建设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主要内容。
        （四）经济的振兴飞跃
       改革开放前的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的“西部”，贫穷、落后、封闭是鄂尔多斯的典型特征。贫穷是指地方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所辖8个旗（区）中有5个国贫旗、3个区贫旗，建设资金严重短缺，民生困难；落后是指生态环境恶化，教育、医疗、文化及交通、水利、电力、城建等基础设施差；封闭是指信息不畅，邮政通讯落后，对外开放度低等。
       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谈话，约13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牧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开始突破，接着“包”字进城改革深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过渡；农牧业经济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开始向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型。这个阶段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谈话到2001年撤盟设市，约10年。这一阶段的主特征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极大地激活了鄂尔多斯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欲望和创造力，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们把这一阶段的巨大变化称之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就是指原来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牧业经济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工业经济发展基础落后、交通通讯基础建设滞后、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居民生活相对贫困的地区，在较短时间内，由相对封闭落后走向全方位开放和快速发展进步，由单一农牧业自然经济走向多元工业化市场经济，由荒凉沙漠化走向绿色生态重建，由生活贫困走向初步富裕的现象。
       第三阶段从撤盟设市到2010年，约1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持续、协调、高速高效发展时期。适逢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鄂尔多斯全面实施了绿色农牧业产业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工业化、地域民族特色的城镇化的“三化互动”、“三产联动”战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鄂尔多斯模式”。
       鄂尔多斯从弱小发展到今天地走进前列，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无不得益于解放思想，注入了新的文化观念。打破发展唯条件论，实现了由贫困落后向富裕文明的历史性跨越；打破发展唯资源论，正在实现由单极支撑、单一发展向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打破发展唯经验论，开创了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新局面。这也许是“鄂尔多斯模式”中最有价值的经验。
       （五）推动发展的软实力
       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地区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因而有利于保留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鄂尔多斯又处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汇合之处，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相互吸收中得到了丰富。鄂尔多斯的文化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多彩，特别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鄂尔多斯蒙古一直重视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研究。明清之际蒙古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尤为明显，几部著名的蒙古编年史如《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黄金史纲》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而且都出自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蒙古一批具有阅读蒙、藏文典籍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仅致力于宗教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也为编纂历史著作、传承本民族文化创造了条件。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族，以及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外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较早地开展了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编纂地方史志。现在提出创建鄂尔多斯学，实际上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责任感，一种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一经挖掘就能很快地得以普及。对于鄂尔多斯的历史、文物、民俗、民间文学、民族歌舞等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一直有一批热心的人在坚持进行。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相传，研究成果一批一批地积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资源和动力。
       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上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这种多元性特质造就了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具有宽阔的胸怀、对异文化包容的心态，以及主动学习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性格。多年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热情接纳四方移民，外来的建设者、投资者同样对鄂尔多斯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凝聚了开发建设的合力。经济的开放性源于人们思想的开放，思想的开放又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开放。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为新时期走向更大的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旦有了打破封闭、全面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鄂尔多斯就立即积极行动起来，率先利用传统民族文化开展对外交流，进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现代管理，精心打造民族品牌，在发扬民族文化和推进民族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一条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成功道路。
       文化是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心灵智慧升华的反映。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在民族文化开放发展过程中，鄂尔多斯出现了一批研究鄂尔多斯人文历史、民族民俗、文学艺术、文化旅游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成为鄂尔多斯的新的文化人力资源。他们积极推动鄂尔多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发展，取得了一批新成果、新收获，形成了新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现象”。文化的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形成文化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括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就是激活人的创造力，增强促进和谐的凝聚力。鄂尔多斯文化现象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民族文化发展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发展势头保持强劲；文化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培育壮大；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充满活力等，从而为创造经济实力注入思想保证、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
       （六）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
       新时期鄂尔多斯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源于鄂尔多斯内在的动力，即鄂尔多斯精神的复苏和焕发。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的各民族，在艰苦奋斗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流融合，多灾多难的考验锤炼，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逐步理解和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他们易于民族聚合、信念执著、心胸开阔以及吃苦耐劳、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这些优秀品格和精神财富，在今天表现为群体性的摆脱贫困、渴望富裕的强烈抗争意识和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气质。这些优秀品格和精神财富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敢”——不甘贫穷，敢于抗争；不甘落后，敢为人先；不拘一格，敢于创新。“合”——易于聚合，包容宽厚；善于吸收，和合共生。“放”——冲破阻力，大胆走出；引进先进，创建一流。改革开放30年里，在这种敢为人先精神鼓舞下，鄂尔多斯在各个时期提出了“走进前列、争名升位”、“团结奋进、走进前列”、“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的奋斗口号，不断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精神是推动实践的不竭动力，实践是检验精神的唯一标准。鄂尔多斯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是草原文化基本精神和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鄂尔多斯精神是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生态现象、文化现象的灵魂，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人力资本中最具决定意义的精神因素，一旦有了合适的外部条件、政策环境，就会迸发出来，成为解放生产力、武装生产力的强大智力支撑和力量源泉。
       鄂尔多斯精神是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在新时期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对鄂尔多斯精神的挖掘、提炼和推广，既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鄂尔多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全社会的责任。未来的发展，更需要大力弘扬鄂尔多斯精神。
       四、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建设
        2002年9月16日，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事业进入创新实践阶段。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以“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发展”为宗旨，团结联络各方面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积极开展各类学术文化和研讨交流活动，创办刊物，出版成果，培养队伍，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认可。2004年1月，即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直属团体会员。2007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先进民间组织”，被内蒙古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在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第十九次工作会议上评为“先进学会”并介绍经验。连年获评鄂尔多斯市的“先进学会”。2010年，国家民政部授予“先进社会组织”称号。通过创导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全国地方学研究团体紧密联系，互通研究信息，交流研究成果，借鉴和吸纳有益的经验，促进鄂尔多斯学的发展。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新，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入研究鄂尔多斯学为主要任务，在党委政府指导下开展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二是坚持地方学研究以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以鄂尔多斯文化传统中的先进、和谐的内容去创新，彰显鄂尔多斯学的地域、民族、时代特色；三是按照党和国家对社会团体的基本要求，采用市场运作的有效途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活动，服务社会，提高自己，不增加政府负担，不以盈利为目的；四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制订了完善的章程、各项工作制度及学术规划和年度计划，重大事项由理事会民主决定。工作班子倡导服务至上，无私奉献，以信做人，用心做事，共同打造品牌地方学、创建和谐研究会。
        鄂尔多斯学创建十年来，已初步显现出它的积极作用和社会功能。
        其一，传承功能。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凝聚着该民族的感情、意志和追求，负载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民族的历史传统和道德准则，推动着民族的进步。传承和弘扬鄂尔多斯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有利于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进鄂尔多斯文化现代化。通过文化建设，使优秀的民族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更好地发挥动力作用、凝聚作用、创新作用和融合作用。
       其二，凝聚功能。一个区域的传统文化是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淀，最终融合在这个地区民族的血液里，它是这个地区各民族人民长期社会物质实践和精神生产活动的结晶，蕴含着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共同心理特征，因而有着强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它所包含的价值观、精神气质、奋斗目标、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内容，在合适的外部环境作用和推动下，会形成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共同心理基础上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转化为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凝聚各族人民聪明智慧和奉献精神的强大力量，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其三，激励功能。文化一方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制度、旧体制提供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价值理念，给人们以理想、信念的支撑，培养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建设者和各种专门人才，包括形成以文化产业为内容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发展。同时，通过与各地地方学的交流比较，发现差距，激励自我，有利于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地区文化性格，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整体充实和提升。
        其四，创造功能。文化的本质在于创造。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历史。继承与创新是文化传承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们在文化的享用中，又不断地在创造着新的文化。鄂尔多斯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创造学”，是培养人们继承传统、创新未来的学问，是推进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向新高度迈进的学问。
        很显然，文化在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体现着越来越突出的软实力和动力的作用。发展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一样都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随着人们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将更加得到重视，文化竞争力将不断得到提高，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巨大作用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的方向保证。鄂尔多斯学的发展将充满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