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鄂尔多斯民族传统文化

第一节 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

        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悠久，14万年～7万年前，“河套人”生活于鄂尔多斯西南地区，其遗址是我国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距今约6500年前，属于新石器中期阶段的阳湾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部），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最早定居居民的生活方式。阳湾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为主，按不同的用途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斧、石刀、石磨盘、石铲和石凿等。阳湾人使用的陶质器皿中，融合了两大类渊源不同的文化因素，一是来自关中平原的半坡文化；二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后岗文化，同时还融合了本地土著部民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便开始成为多种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
        1977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出大量不同时期的房址、窖穴、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遗物。这些文化遗存占据了距今4200年～3500年之间约800年繁衍生息的漫长时间，表现了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类似的特征。他们早期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家畜养殖业、手工制造业和酿酒业等，到晚期还掌握了青铜铸造技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剑等青铜器，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刀、剑的原始样本，代表着青铜时代的到来，是中国古代北方文明起源多样化的一个新起点。
        在鄂尔多斯西部的阿尔巴斯山、桌子山、千里山等地，分布着许多磨刻和凿刻在山岩上的岩画，这些岩画笔法简洁有力，造型粗犷朴实。其内容有太阳神（人面像）、星云、动物、牧人、骑者、狩猎、舞蹈及生殖崇拜类图案和符号图标，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
        商周时期，见于神话传说和文献、考古资料的北方部族如猃狁、土方、鬼方等，便生活在鄂尔多斯及晋陕北部。这些北方部族与当时的中原华夏族有过接触和联系。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小王朝与鄂尔多斯地区各部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636年，晋国的势力曾经进入戎狄所居的“訚洛之间”，也就是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一带。春秋至战国时，北方部族林胡和楼烦移至鄂尔多斯地区。紧接着就是匈奴。从战国中期到汉末的漫长时间里，鄂尔多斯地区是古代匈奴族最早活动和栖息的摇篮之一。匈奴以畜牧业为主，畜有羊、牛、马、骡、驴、驼等，马最受重视。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近邻各部族，统一阴山前后及蒙古高原，国家政权逐步形成。匈奴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中，有大量以各种动物图案和饰纹装饰的青铜饰品及精美的金银饰品，反映了游牧民族对草原生活的赞美和热爱。这些实物遗存，表明鄂尔多斯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筑长城，修直道，逐匈奴于漠北，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置郡县，开始向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垦殖，关中地区的农业技术进入鄂尔多斯。西汉武帝时，沿袭秦朝的边疆屯田政策，继续向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开垦，规模增加，曾有数十万驻军屯田。大批内地移民把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犁耧播种工具带到了鄂尔多斯地区，铁犁和耕牛也在鄂尔多斯地区广泛使用。自此以后，农耕业也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一直与畜牧业相应发展，构成了这一地区半农半牧、农牧相间的经济结构。鄂尔多斯成为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区。
        东汉后期，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等民族先后进入鄂尔多斯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拓跋部、“十六国”中的前赵（屠各匈奴建立）、后赵（羯族建立）、前秦（氐族建立）、后秦（羌族建立），都先后占据过鄂尔多斯的部分地区。公元5世纪，匈奴族的一支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南部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就是著名的赫连夏。大夏国都故城统万城遗址至今仍然屹立在鄂尔多斯南部乌审旗与陕西省靖边县交界处。5世纪后期，在北魏统辖下的敕勒族人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隋唐时期，部分突厥人被安置在鄂尔多斯地区，唐朝设置了羁縻州管辖突厥部众。唐后期，党项族以鄂尔多斯南部夏州地区为根据地，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并终于在宋代建立了雄踞于西北的西夏王朝。元代鄂尔多斯地区曾是中书省与甘肃行省辖区和皇室牧场，除了蒙古牧民和驻军外，也是众多民族生活的地区。
        15世纪中叶，蒙古鞑靼各部部众进入鄂尔多斯地区驻牧。随后，蒙古达延汗重新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鄂尔多斯部进驻河套地区。从此，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一直没有离开过鄂尔多斯地区。16世纪70年代，随着明蒙关系的改善，互市开通。鄂尔多斯蒙古族部众与邻近晋陕等地汉族农民、手工业者联系密切。清朝康熙年间，有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垦种土地。至晚清民国初年，大批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定居。移驻的晋陕农民带着他们的农技乡俗深深地影响着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同时也接受蒙古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鄂尔多斯蒙古进入河套并长驻于此，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鄂尔多斯”从此成为这一地区一个新的名称，而且历经500多年的积淀，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传统基础上，培育出了以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蒙古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新形态。“鄂尔多斯”，蒙古语意为“众多的宫帐”或“宫帐群落”。鄂尔多斯部是为了守护、供奉和祭祀成吉思汗专门组建的一个特殊群体。成吉思汗逝世后，鄂尔多斯部负责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供奉成吉思汗及其祭物的“八白宫”是八座可移动的毡帐。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在蒙古汗国时就已开始，到元朝至元年间形成春、夏、秋、冬四时大祭的“八白宫”祭祀制度。最初“八白宫”的祭祀活动是在漠北蒙古故地进行。当元朝在中原溃亡之后，“八白宫”与供奉成吉思汗的神物——“苏勒德”（象征成吉思汗战功的长矛）一起在草原上转徙。鄂尔多斯部众保留着“八白宫”和苏勒德神物的祭祀传统，“八白宫”随部而行，于15世纪中叶进驻到河套地区。
        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以后，把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带到这里。河套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又造就了一个保护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的环境，这里三面有黄河环绕，一面有明长城阻隔，天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蒙古各部落中，只有鄂尔多斯部完整地聚居在这个固定的地区，500多年来这个部落没有被打散，没有被别的部落所融合，别的部落也没有进来，最终成为蒙古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强烈冲击的最后绿洲。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鄂尔多斯部被分封为七旗，设一盟为伊克昭盟。盟旗制度又从行政上强化了原来鄂尔多斯的部族组织形式，实际上为其创造了一个能够继续保留自己传统文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鄂尔多斯部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神物的功能和职责全部保留下来，并与特定的地域联系起来重新予以规定，专司成吉思汗“八白宫”祭祀和管理事物的“达尔哈特”也保留下来并重新组成。这一历史变迁的特殊经历，使鄂尔多斯成为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较为完整的地区，是民族传统文化基础雄厚、资源丰富的地区。
 
                                                                                             第二节 保存完整的蒙古族传统文化
 
        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鄂尔多斯蒙古族继承了游牧文化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一定数量的种植业和狩猎活动。主要从事养羊业，兼营马、牛、骆驼。其饮食来源主要是畜产品中的奶食、肉食，以及自己种植的糜子加工而成的炒米。奶食和肉食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主要传统食品。奶食品称为“查干伊德”（汉译为洁白色的食品）。冬季来临时宰羊冬储，宴请客人时食羊背子（全羊）、手扒肉，保留着古代游牧社会的饮食习俗。
        清晚期以前，鄂尔多斯蒙古族普遍居住“班布克格尔”，即蒙古包，也就是古代史籍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住所“毡帐”、“穹庐”。晚清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渐有土木建筑房居。
        鄂尔多斯蒙古族喜穿长袍，俗称“蒙古袍”，其右侧上下开襟，大襟向右系扣，两侧开衩。蒙古袍的衣边、袖口、领口都有精致的镶边，这些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服饰，传至今日，仍然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的节庆盛装。
        16世纪初，巴图孟克达延汗控制蒙古右翼三万户，其中鄂尔多斯万户驻帐河套。万户内的小领地为“鄂托克”（又是基本军事单位），鄂尔多斯万户分为35个“鄂托克”。清代实行盟旗制度，鄂尔多斯先后共设7旗，7旗会盟于伊克昭（大召，今王爱召故地），命名为伊克昭盟。据史料所记，从18世纪中叶在各旗之上有盟长一职，其来源于蒙古传统的各部首领会盟议决大事的习惯制度，清朝将其转变为固定的体制。盟长职能主要是督察军备，承转奏报，处理全盟重大事务。清后期，盟长权限逐渐扩大，盟开始向一级地方行政建制转变。在鄂尔多斯，盟长一般同时主持成吉思汗陵祭祀活动，称为主祭的济农。
        盟下是旗，旗的组织具有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性质。鄂尔多斯7旗札萨克（行政军事长官）均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世袭担任，平时执掌行政、司法、税政等事务，战时动员本旗军队参战。各旗地方设苏木（汉译“佐”），置苏木章京（佐领），将旗民编入苏木内，每苏木150旗丁；每4～6个苏木之上复设札兰（参领）统率。苏木下每10户设一位阿尔本达木勒（什长），为最低层的行政单位负责人。
        由于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鄂尔多斯各旗都有几个至几十个不等的召庙。这些召庙占有土地和牧场，称为“香火地”、“香灯地”或“庙地”，多由朝廷“赏赐”和蒙古贵族布施。较大的寺庙各有若干属庙，庙地上的牧民称为“沙毕纳尔”，不负担旗里的差役赋役，成为特殊的“旗民”。召庙系统之外就是驿站系统。清康熙年间鄂尔多斯设立驿站，每个驿站均划出长宽各40里的地盘，作为供养驿站兵丁的生活基地。各旗分拨50户旗民为驿站兵丁。驿站地行政上不受各旗札萨克统辖。
        二、特殊使命与宫廷礼仪和民间习俗
        在成吉思汗在世时，鄂尔多斯部是成吉思汗宫帐的近卫部队，成吉思汗去世后，鄂尔多斯部的神圣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象征成吉思汗陵寝的“八白宫”。这项使命使鄂尔多斯部全面接受并传承了蒙古宫廷礼仪的各类活动，并把这些礼仪的内容融入对成吉思汗的祭祀中，不断地丰富扩展，而且延伸到民间，不仅影响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民族心理，也形成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习俗的诸多特色。
        成吉思汗祭祀活动持续数百年，对鄂尔多斯蒙古民众的信仰体系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信仰主要包含：第一，自然崇拜。对天、地及自然诸物的崇拜，这是远古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延续；第二，“长生天”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继承了萨满教“天”的主神思想，并发展强化为“长生天”的宗教思想；第三，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尊崇。成吉思汗祭祀内容中含有大量对国家、民族及统一的尊崇，对鄂尔多斯蒙古民众影响深远，在日常生活中组织有序，重视文化传承，以及公众敖包祭祀、那达慕大会及每户牧民都自觉祭祀“苏勒德”；第四，成吉思汗崇拜，即英雄崇拜。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乃“天命而生”，“英勇善战”、“忠诚信义”、“一统之制”；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撒》，是胜利之源、治国之本；成吉思汗制定的畏吾儿蒙古文，是蒙古族文化传承的基础。
        17世纪末，清朝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时，两次途经鄂尔多斯，他称赞这里的风土人情：“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他蒙古殷富。”鄂尔多斯是一个崇尚礼仪的部族。除程序规定严格的祭典大礼之外，如婚庆、庆贺、致哀、接交、迎来送往、起居饮食等等，无不有内涵深长的礼仪程序。这些礼仪程序，有蒙古古代宫廷文化的影响，更有大量民族民间历史积淀下来的民俗文化的内容，正是这些浸透着民族文化的习俗和精神，联结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和力量。
        最能代表鄂尔多斯蒙古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习俗的要数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婚礼保留了古老的蒙古族习俗文化，是鄂尔多斯民间歌舞、祝颂、习俗、服饰、饮食文化的集中展示。鄂尔多斯婚礼仪式程序很多，包括娶亲祭灶、喜迎新郎、拦门迎亲、求名问庚、分辫梳头、新娘过门、圣火洗礼、拜见公婆、白马公宴、授勺之礼、结亲盛宴等，这些程序和情节，处处体现着蒙古族传统的民俗礼仪，带着草原游牧生活的浓厚气息。在鄂尔多斯婚礼仪式中有一位贯穿始终的重要角色，就是祝颂人，蒙古语称为“洪锦”，这词来源于蒙元宫廷掌管音乐的官员名称，是鄂尔多斯婚礼和节庆活动中仪式的主持人，也是念诵祝赞词的民间艺人。洪锦语言丰富、幽默流畅，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强，熟悉各种礼仪，且能歌善舞。鄂尔多斯婚礼中的洪锦，是民间智者的代表，也是民俗文化的化身。至今在许多传统的重要礼仪及祭祀场合，牧民中那些富有才华的祝颂人常常会有精彩的表演，带给人们传统文化的享受。
        三、丰富的史学、文学、歌舞艺术
        鄂尔多斯部因为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及对成吉思汗祭祀祭典的使命，构成了丰厚的史学、文学和歌舞艺术的资源，历史著述、文学作品和特色鲜明的歌舞艺术成了鄂尔多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史学。16世纪中末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鄂尔多斯，影响了鄂尔多斯的历史著述。16世纪至17世纪，鄂尔多斯产生了许多历史著作，有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校勘续成的《十善福经白史》、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大黄史》，以及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鄂尔多斯蒙古族知识分子以藏传佛教源流附会并追溯自己祖先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记载，也取得了蒙古历史著述的很高价值。其中《蒙古源流》、《黄金史》和《蒙古秘史》被称为蒙古史学的三大经典著作。在鄂尔多斯出现的史学著作中，融入了强烈的黄金家族的民族意识，凸现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宫廷文化的特色。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一直是鄂尔多斯主流文化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和萨冈彻辰台吉等就是其代表人物。18世纪，《阿拉腾陶布其》、《礼烛》、《宝珠》、《宝鬘》等寺院史学著作相继问世。
        文学。16世纪以后，鄂尔多斯蒙古出现了一个史学与文学的繁荣时期，许多历史著述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贺希格巴图和伊希丹增旺吉拉等诗人，他们的诗作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诗句通俗却意蕴深远。与民歌相同，鄂尔多斯祝赞词浩如烟海，如《圣主颂》、《祭火神祝词》、《公马颂》、《摔跤手赞》、《敖包祭词》、《银碗赞》、《拜年祝词》等，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英雄史诗多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采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表现手法，如《阿拉腾嘎鲁海汗》、《阿日亚夫》等。鄂尔多斯民间传说故事中关于帝王（可汗）或超人的故事很多，著名的如《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马》、《明干木都》、《乌仁都希传说》、《马驹绿洲》、《陶都莫日根帝王》、《百眼井》等。
        歌舞。鄂尔多斯有明确歌名、歌词、曲调的民歌大约有近万首。鄂尔多斯民歌的主流是草原上世代相传的蒙古族民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有历史歌曲、讽刺歌曲、抒情歌曲、诙谐歌曲、牧歌、酒歌、摇篮曲和祭奠歌曲等。曲调分长调和短调。鄂尔多斯长调民歌在行腔润色、倚音、波音、颤音等运用方面具有平稳、舒展、优雅而潇洒的个性，流行较广的长调民歌有《六十颗榆树》、《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班禅庙》、《半圆的月亮》、《其布盖希里》等。长调民歌中有一种是古典宫廷歌曲，蒙古语称“古如都”，节奏缓而不拖，意境苍凉，内容为正统说教，演唱庄严肃穆。现存曲目七、八十首，被称为蒙古族古典音乐的“活化石”。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具有情绪欢快、节奏明朗、旋律优美、韵味独特、结构短小、句法整齐等特点。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有数千首之多，代表曲目有《金杯》、《森吉德玛》、《鄂托克西边》、《白泉水》、《黑缎子坎肩》、《蔚琳花》、《圆顶帽子》、《十二属相》等。鄂尔多斯民间歌舞大部分是由古代蒙古宫廷歌舞传向民间，长调民歌和许多短调民歌多来源于宫廷伴舞的音乐。舞蹈源于古代蒙古宫廷及民间宴饮。宴会中，侍女、舞伎向宾客敬酒时，用酒盅碗筷作为道具，翩翩起舞，逐步形成了具有优美活泼、感情热烈等特点的地域民族舞蹈，著名的如《筷子舞》、《盅子舞》和《顶碗舞》等，表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豪爽性格和热爱生活的情怀。
        近现代以来，由于晋陕汉族农民大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蒙汉民族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民间音乐的融合产生了新的曲调“漫瀚调”。漫瀚调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为母曲，融入陕北、晋西北的韵腔，形成了声调高亢、节奏平稳、可以即兴填词对歌的一曲多词或一词多曲的曲调特点。漫瀚调发祥于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一带，流行于沿河蒙汉杂居地区。2008年被批准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节 鄂尔多斯蒙古历史文化的研究

　　一、藏传佛教的影响及《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后，形成与西藏本土宗教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佛教系统。15世纪初，西藏的藏传佛教经过变革，形成了一个以宗喀巴为创始人的派别，称为格鲁派，因着黄色衣帽，也称黄帽派藏传佛教（简称黄教）。到16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代表人物是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78年，阿拉坦汗派人迎请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阿拉坦汗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地方开始兴建藏传佛教寺院。1584年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地方传法，经过鄂尔多斯时规划了乌哈格尼巴达日古拉圪齐寺院的修建，历时27年建成后，明廷赐名广慧寺，俗称王爱召。之后，向东发展建成了准格尔召，向西发展建成了杭锦旗的什拉召，藏传佛教很快传播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到了清代发展更快，鄂尔多斯地区的召庙，绝大多数是在清代建成的。清末统计，鄂尔多斯有大小召庙250余座，藏传佛教僧侣达1.8万人。鄂尔多斯蒙古族几乎人人都信仰藏传佛教，每户牧民至少有一位男子当喇嘛。
　　藏传佛教的传入，在鄂尔多斯地区很快兴起了学习经文的时潮。据《蒙古源流》记载，1578年鄂尔多斯部济农博硕克图就曾许愿将108函的《甘珠尔经》用宝石金银装修，于1623年录完。接着又许愿往西藏敦请《丹珠尔经》，于1626年由其儿子巴图台吉缮写送回。藏传佛教的传入强有力地影响了鄂尔多斯的传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不仅有系统的教规教义，还有富丽堂皇的寺庙建筑、佛像雕塑、精致的法器、浩繁的经卷以及藏医药术等。经过长时间的浸染，藏传佛教文化被吸收到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也深刻地影响到鄂尔多斯地区的文献记录和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年～1587年）是衮必里克墨尔根的孙子，通晓蒙古、汉、藏等文字，是倡导皈依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校勘编著的《白史》（《十善福经白史》），原系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崇尚藏传佛教后所制定的一部典章著作，据传于公元1330年（元至顺元年）成书。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根据忽必烈时期的文本和元代国师必兰纳识理卫征收藏的旧抄本校勘而成。其中记载了忽必烈祭祀成吉思汗的规定以及13世纪蒙古人的历史政治观和哲学方面的珍贵资料。
　　萨冈彻辰（公元1604年～1669年？）是北元后期至清初蒙古鄂尔多斯贵族，成吉思汗第22代后裔，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曾孙。公元1604年出生于鄂尔多斯伊克锡伯尔（今乌审旗南部）巴图尔洪台吉家族。萨冈彻辰11岁时继承祖业，获“彻辰洪台吉”之号。16岁“位列大臣之职，任以政事”。公元1627年，随额璘臣济农积极支持蒙古林丹汗安定内部，一致对外，抗击后金。1649年，鄂尔多斯部归顺清廷，萨冈彻辰退出政界，著书立说。1662年完成了《罕统宝鉴》。该书原文为蒙古文。1776年（乾隆三十一年），乾隆下令将其翻译成满文，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译成汉文，书名定为《钦定蒙古源流》，并收录于《四库全书》内。1820年，德国学者雅·施密特将《蒙古源流》向欧洲作了介绍。1829年，施密特又将《蒙古源流》译成德文，以《东蒙古及其王室史》为书名出版。后来，《蒙古源流》逐渐有日、英、拉丁、朝等多种文字的多种版本。在17世纪产生的几部蒙古编年史中，《蒙古源流》是一部“流传最广、刊译最多、声誉最著名的作品”，是蒙古三大历史文献之一。《蒙古源流》记载了印藏王统及蒙古诸汗源流，其中对15至17世纪蒙古社会历史、诸汗世系的记载，尤具价值。对鄂尔多斯万户巴尔斯博罗特一系的历史作了重点描述，记述了鄂尔多斯地区蒙古各部封建主的关系、牧地分布情况、各次战争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过程和崇尚的盛况。作为编年史，为18世纪以后蒙古史籍的编纂提供了写作模式。该书补充和纠正了一些汉文史料的疏漏及不明确之处。
　　罗卜藏丹津（公元1649年～1736年）是清初鄂尔多斯藏传佛教高僧，鄂尔多斯左翼后旗热希却林庙喇嘛。罗卜藏丹津通蒙、藏两种文字，主要从事经卷翻译工作，同时广泛收集资料，潜心研究蒙古族历史。经过艰苦努力，编写出著名的蒙古族编年史《蒙古黄金史》。《蒙古黄金史》内容与《黄史》、《蒙古源流》有相似之处，详细介绍了蒙古族的社会历史进程，重点记述了14至17世纪蒙古历史史实。该书保存了已经失传的古代蒙古编年史中所引用的资料，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蒙古黄金史》现有英、俄、日、德等多种文字的译本。
　　《大黄册》全名《古代蒙古诸汗源流大黄册》，系蒙古文历史编年体著作。作者图巴台吉，相传是鄂尔多斯部额璘臣济农的胞弟，在1643年～1662年间编成《大黄册》。萨冈彻辰在编著《蒙古源流》时，将该书作为重要文献加以利用。
　　《大黄册》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汗统世系为主线，记述了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历史事迹，元和北元蒙古诸汗的历史，成吉思汗诸子弟的分封领地及其后裔的历史事迹、世系等。此外，还记载有卫拉特部的历史等。
　　17世纪以后在鄂尔多斯产生的蒙古史著作还有《因果明鉴》、《明鉴》、《珍珠念珠》、《智慧明灯》、《宝石佛珠》及《古今宝史纲》等。这一历史时期之所以在鄂尔多斯出现了历史著述的高潮，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历史著作的作者大多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他们为了维系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肩负着记述自己祖先辉煌历史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和盛行，为他们解读本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观点，从而推进了蒙古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众多的著述成果。
　　二、鸦片战争后田清波的考察与研究
　　鸦片战争后，外国宗教势力渗入内蒙古西部地区。1874年，天主教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派出两名神甫到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并确定在鄂托克旗南部（今属鄂托克前旗）的城川设立教堂。1882年，正式设立天主教堂。1883年，罗马教廷批准将内蒙古地区划为三个教区，鄂尔多斯属于“西南蒙古教区”，城川是其传教中心。按照罗马教廷的要求，城川教堂以发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名，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曾激起当地蒙汉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是也有少数传教士从事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起到了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一位著名的洋教士学者，就是田清波。
　　田清波，比利时人，本名昂突瓦耐·莫斯特尔（公元1881年～1971年）。田清波于1905年～1925年作为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城川传教。在城川教堂的20年中，对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语言、历史、民间文学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极丰富的资料。1925年～1948年在北京辅仁大学研究和整理调查资料，出版了大量著作。田清波充分利用各种蒙古文献和手抄本资料，在鄂尔多斯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主要著作有：
　　1.《鄂尔多斯（南部）蒙古方言》，载《人类》杂志第21卷第3期（1926年），第22卷第1期（1927年），第25卷第2期（1930年）。
　　2.《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通报》第九卷，1934年。
　　3.《“开印”与鄂尔多斯人的祝词》，载《华裔学志》第1卷第2期，1935年。
　　4.《鄂尔多斯民间文学》（用拉丁字母和田清波自己设置的符号拼写成蒙语的音译本），北平法文书局出版，1937年。
　　5.《鄂尔多斯蒙古语词典》，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第1卷，1941年。
　　6.《鄂尔多斯蒙古人种学资料》，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6年。
        其中《鄂尔多斯志》是一部收集了珍贵的实地调查资料的著作，包括对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后裔——厄尔呼特人的调查研究；对鄂尔多斯蒙古181个部名的考证及收录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两部鄂尔多斯传说和鄂尔多斯民歌等。田清波在鄂尔多斯搜集历史资料过程中，曾获得《蒙古源流》的三种抄本，于1956年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同时发表了田清波所写的长篇“导论”，对《蒙古源流》的若干问题作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对蒙古文、满文、汉文及俄译、德译本作了详尽介绍，订正了许多讹误，评价了各版本的价值。
        三、关于成吉思汗的研究
        关于成吉思汗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点。与鄂尔多斯直接有关的成吉思汗研究主要有：
        1915年至1917年，国内学术界对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进行了一场颇有影响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北京大学中国地理沿革史著名学者张相文（字蔚西），另一方是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屠寄（字敬山）。双方的论辩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中国地学会的《地学杂志》上。张相文曾到过鄂尔多斯等地调查，又依据对《元史》、《蒙古源流》、《理藩院则例》等史籍的解释，认定成吉思汗的葬地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并发表了《成吉思汗园寝之发见》等文章。屠寄则不同意张相文的观点，他在《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等文章中认为，成吉思汗葬地在外蒙古克鲁伦河之西、土拉河之东、肯特山之阳。屠寄在考证过程中，特别注意到蒙古汗的葬地和祭祀之地相分离的这一特殊性。张、屠关于成吉思汗葬地的辩论持续两年之久，虽然没有最后的结论，但与成吉思汗紧密相关的鄂尔多斯却为世人注目。在张、屠争鸣后的几十年间，这一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和对历史记载新的解释而引起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较有影响的研究文章有胡斯振的《成吉思汗逝世、发丧地点辨析》、亦邻真的《起辇谷和古连勒古》及陈育宁的《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伊金霍洛新成陵的落成，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标志就是1962年6月在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举行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的盛大活动，和随后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蒙古史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对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而且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评价成吉思汗的主流。
        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成立，又积极推动对成吉思汗的研究。陈育宁在为《成吉思汗文化丛书》作的总序中，提出了他对成吉思汗评价的基本观点：“成吉思汗一生创建了两大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走向统一，走向世界。”同时，陈育宁和奇朝鲁、杨满忠等提出了“成吉思汗文化”这一概念，“所谓成吉思汗文化大体是指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成吉思汗时代巨大的历史变革所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籍文字、民俗习惯等等；二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传承、研究以及由此而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和祭祀等等。”与此同时，在伊金霍洛旗连续举行了成吉思汗文化的专题研讨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还大力支持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对成吉思汗研究的这些初步成果，对于推动成吉思汗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新时期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入，对于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提上日程。由伊克昭盟政协原副主席奇忠义先生率先发起，较早开始了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新方志的编写工作。奇忠义先生是成吉思汗34代孙、鄂尔多斯济农家族后裔，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末代札萨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奇忠义担任伊克昭盟副盟长时，曾提意组织撰写鄂尔多斯历史，但没有付诸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他领导伊克昭盟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联络当地和外地的史志工作者及历史学家王仁定、梁冰、赵继之、孟广耀、曹永年、义都贺希格等，广泛收集资料、撰写文章，形成了《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1～6册）的研究成果。1985年，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奇忠义担任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伊克昭盟志》主修，梁冰担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伊克昭盟志》总纂，全面开始了地方志编修工作。1994年～2005年，《伊克昭盟志》六卷本陆续出版，这是一项地方史志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期间，梁冰先生对鄂尔多斯历史、藏传佛教及土地开垦等专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专著。
        20世纪7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到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工作的陈育宁和汤晓芳夫妇，他们在鄂尔多斯的十余年间，搜集了关于鄂尔多斯历史及蒙古族风俗、鄂尔多斯生态演变的相关资料，在以后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80年代中期，宝音（那日松）经过长期田野调查，搜集了关于鄂尔多斯蒙古族风俗及敖包、姓氏等珍贵资料。曹纳木撰写校注田清波搜集整理的《阿尔扎波尔扎罕》（蒙古文）出版。宝斯尔完成了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习俗的介绍读本。艾厚国搜集了大量关于鄂尔多斯故事传说的资料。考古学者田广金、郭素新进行了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系统研究。沙日勒岱和赛音吉日嘎拉研究成吉思汗祭祀，编著了《成吉思汗祭奠》（蒙古文）。旺楚格汇集成吉思汗祭祀的资料，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沿革、祭祀内容、组织结构等，完成了《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史纲》等著作。1991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夏日、朝鲁主编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俗文化》画册。杨道尔吉编著了《鄂尔多斯风俗录》。杨勇、金海、呼日查巴特尔、杨海英、胡日查必力格等关于民族风俗和地方文化的研究，王志浩、杨泽蒙关于鄂尔多斯考古的研究，巴图吉日嘎拉、仁钦道尔吉关于阿尔寨石窟的研究，曹纳木关于田清波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格尔迪淖尔布、额克尔斯钦等对于查干苏勒德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成果。
        鄂尔多斯传统文化在民间有很强的传承生命力，并且得到了长期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至今，鄂尔多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项：成吉思汗祭祀，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漫瀚调。列入自治区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6项，自治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7项。
        2002年，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节 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同时因为鄂尔多斯蒙古特殊的历史使命，以及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致使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又具有一些更为鲜明的特点。
        一是地域性。鄂尔多斯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有利于较完整地保留传统文化，特别是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的核心——祭祀文化被长期保留下来。而祭祀文化的内涵又极其丰富，其内容涵盖了蒙古民族古老的历史、习俗、礼仪、信仰、语言、文字、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内容，鄂尔多斯就成为蒙古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地区，具有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由于鄂尔多斯蒙古一直没有离开过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的地理环境、人文资源及自古以来生活在这一地区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许多文化元素被鄂尔多斯蒙古吸收融合，也大大丰富了鄂尔多斯的地域文化。
        二是包容开放性。蒙古族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就是广泛吸收北方众多草原游牧文化的元素，容纳北方众多草原游牧民族成分的一部包容、开放的历史。这一特点在鄂尔多斯部落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和传承。当鄂尔多斯部从漠北逐步迁徙并驻牧于河套地区的进程中，也正是蒙古各部由分散再一次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吸纳了来自其他各部的部众，在统一大势面前，接受了达延汗的统领和分封。
        16世纪中叶以后，鄂尔多斯蒙古选择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兴建寺庙，吸收教徒，遂使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所产生的蒙古历史著作如《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都受到藏传佛教创世说和佛教印藏王统流传传世的影响，连行文都受到佛教经典语言的影响。除藏传佛教外，其他宗教在鄂尔多斯也得以传播。在鄂尔多斯南部有一些被称为厄尔呼特的基督教徒后裔，他们仍然保留着中古基督教的信仰痕迹。晚清至近代，天主教传入鄂尔多斯地区，在鄂尔多斯西南部一带发展蒙古族教徒，迄今仍然有一些蒙古族牧民信奉天主教。
        16世纪70年代明蒙“隆庆议和”，开启了明蒙通贡互市的良好关系。鄂尔多斯蒙古与邻近的陕北、晋西北汉族农民之间有了“互市”贸易来往，民族之间和平相处。清康熙以后，内地汉族农民陆续出口外垦殖谋生，入居鄂尔多斯。蒙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上互相学习、互相合作，生活方式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民间文化习俗的交流日益频繁，互相融合后的新形态、新习俗、新词语逐渐增多。蒙古族习俗中的“祭灶”就是古代蒙古人的火崇拜与中原农民的敬灶王爷习俗的契合。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一带，产生了一种民歌歌种“漫瀚调”，可能来自于“蒙汉调”的谐音，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和陕北、晋西北汉族民歌融合而成的新民歌。蒙汉民的通婚也逐渐多了起来，出现了汉人与蒙古人通婚后而成为“随旗蒙人”，说蒙语，习蒙文，既有蒙古名字，也保留汉名。
        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造就了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丰富发展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鄂尔多斯传统文化又为多种形式文化的聚合创造了条件。
        三是传承性。鄂尔多斯文化中蒙古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保存完整，在农牧民中有极为广泛的基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一种很自然的传承习惯和维护民族文化的社会风气。在鄂尔多斯牧区，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歌舞艺术、祭祀程序、礼仪习俗等等，似乎人人都无师自通，自觉遵循。他们从内心深处有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敬畏、珍惜的心理和传承的责任。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族，以及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外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较早地开展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编纂地方史志，又提出创建鄂尔多斯学，实际上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责任感，一种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一经挖掘就能很快地得以普及。对于鄂尔多斯的历史、文物、民俗、民间文学、民族歌舞等挖掘、整理和研究，一直有一批热心的人在坚持进行，从而使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相传，新的文化成果一批一批地出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资源和动力。
        总之，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使之传承至今，保存完整，成为蒙古族民族民俗文化的“活标本”，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不仅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