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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蒙古族有着独具特色的祭祀传统。传统祭祀在长期的历史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为鄂尔多斯祭祀文化。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是指鄂尔多斯蒙古族在共同的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共同的祭祀内容与祭祀表现形式。鄂尔多斯祭祀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同时又是整个蒙古民族祭祀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内容上体现了长生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祭祀、圣火祭祀、山水神灵祭祀；在形式上体现了蒙古族古老的奶祭、火祭、牲祭、酒祭；在仪式上，保持了蒙古宫廷祭祀礼仪。鄂尔多斯祭祀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以成吉思汗祭祀为核心的祭祀传统，成为蒙古族祭祀传统集大成者。
第一节 鄂尔多斯蒙古祭祀传统的形成与特征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由诸多氏族人员组成一支守护并服务于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宫殿）及其黄金家族的近卫部队。成吉思汗逝世后，这支部队中的一部分又成为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和其他祭祀圣物的群体，他们被汗廷免除赋税、兵役。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这支卫队的后裔世世代代继承祖先的职业，一直聚集在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八白宫”的周围，形成了专司守护“八白宫”和祭祀成吉思汗的一个特殊群体——鄂尔多斯部。从14世纪开始，鄂尔多斯部带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从蒙古高原向南迁移，约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大批进入黄河南北的宝日套亥（河套）地区。从此，鄂尔多斯部定居在宝日套亥，继续担负着祭祀成吉思汗的职责，这一地区也被称之为鄂尔多斯。
一、鄂尔多斯祭祀传统的形成及最高形式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广义的萨满教流行于亚洲北部和中部，乃至欧洲北部、北美、南美和非洲。狭义的萨满教流行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中，如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蒙古、锡伯等民族，其信仰主要是万物有灵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萨满教的本质，是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萨满教的宗教意识是确立了各种具体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并建立了同这些对象之间或沟通、利用、祈求、崇拜，或防备、驱赶、争斗等宗教行为模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萨满教的基本信仰和崇拜，影响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和观念，约束并规范着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宗教行为，形成以信仰观念和崇拜对象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
鄂尔多斯祭祀传统的基础是原始萨满教。鄂尔多斯蒙古族继承了原始萨满教的基本观念，其祭祀以崇拜长生天，崇拜祖先、英雄，崇拜山水神灵、大自然为主要内容。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相信天及其宇宙、大地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神灵。因而，时刻祭祀至高无上的九十九天以及日、月、星、山川河流。原始萨满教把九十九天分为左四十四天和右五十五天，认为凶猛的赤天为左四十四天的首领，只要供奉它，会救助人间。鄂尔多斯蒙古族将凶猛的十三天的画像安放于毡帐内进行供奉。这一神物，亦称“毡神”。他们把成吉思汗看作是受长生天命而降生的圣人，与天共存，将他的灵柩、旗徽和遗物作为圣物，进行供奉。北元时期，带着成吉思汗圣物聚集在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部，形成了以崇拜成吉思汗为主的独特的祭祀和风俗。在诸多祭祀活动中，首先祭祀圣主成吉思汗。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圣主的卫士”。只要生了儿子，便在家门口挂上弓箭进行祝福。在家门前竖立“黑慕日”（天马旗）时，往往竖立两根杆，右边一根象征成吉思汗的“苏勒德”，左边一根代表着守护成吉思汗的“卫士”。鄂尔多斯蒙古族每天清晨在天马旗祭台上烧香，洒祭鲜奶，念诵《圣主颂》和《苏勒德颂》，向成吉思汗祈祷。在盛大的宴席上献全羊时，首先要敬苍天、敬成吉思汗。妇女们挤奶，先向苍天和圣主献祭。他们制作新毛毡，也为成吉思汗祝福。遇到美食佳肴，总是要说一声“托圣主的福”，然后才食用。别人给自己敬酒时，先向苍天和成吉思汗弹祭，然后才能品尝。咳嗽或打喷嚏时也要说声“圣主保佑”。他们为成吉思汗祭典要敬献受过禅封的牲畜，除夕晚上祭典祖先，正月初一清晨向苍天敬献由三百六十五根草芯组成的天灯。鄂尔多斯蒙古人历来把炉灶看作是家业兴旺的香火的象征，每天用食物进行供奉。家中季子为家业继承人，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圣火，并于腊月二十三在圣主宫帐内举行盛大的成吉思汗圣火祭祀仪式。他们敬重白色和蓝色，并将白、蓝、红、黄、绿看作是吉祥的颜色，在成吉思汗祭典中敬献用五彩绸缎制作的“五彩哈达”。五彩也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天马旗的颜色，分别象征苍天、太阳和圣火、乳汁和圣洁、大地、水草，体现了崇拜大自然的观念。
其次，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继承了原始萨满教重视灵魂的观念。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是萨满教的本质。信仰原始萨满教的蒙古族，相信世上的自然现象及万物都有神灵，相信人去世后遗体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人的灵魂和遗体却分离，灵魂永存于世上。基于这一观念，鄂尔多斯蒙古族时刻祭祀神灵和故去的人的灵魂，特别重视对祖先、英雄人物灵魂的祭祀。人去世之后，进行野葬、土葬、火葬，不留痕迹，使遗体很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时在家里设灵位，进行祭祀。鄂尔多斯蒙古族原来没有墓地。1585年，三世达赖喇嘛经过鄂尔多斯途中，把今伊金霍洛旗的塔布乌兰（五座红沙丘）定为蒙古族公墓。从此，附近游牧的牧民和普通台吉家人去世后以野葬的形式安葬在此处，便成为鄂尔多斯最早的公墓。鄂尔多斯蒙古族平时以焚烧美食祭祀祖先及已故的长辈。他们还认为，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是已故先辈及家人的灵魂回归之日。为了不惊动他们的灵魂，在这期间忌讳大声喊叫和吵闹，忌讳打烂碗盆。每逢腊月二十九夜晚，家家户户都要在野外举行“送行长辈灵魂”仪式，把为过年准备的美食佳肴取出一份，进行焚烧祭祀。鄂尔多斯蒙古传统祭祀的核心是对成吉思汗的祭祀，其内容丰富，含义深刻，规模宏大，形式独特，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重视对灵魂的祭祀，同时也是对祖先、英雄人物祭祀的集中体现。
鄂尔多斯部的祖先，既是成吉思汗宫殿的守卫者，同时也承担着成吉思汗宫廷的各种职司，其中一部分人主持成吉思汗宫廷的祭祀仪式。成吉思汗逝世后，鄂尔多斯部承担了蒙古王朝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世代传承。成吉思汗时期的帝王祭天仪式，之后的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族最高祭祀形式。鄂尔多斯部的特殊身份，将传承蒙古族最高祭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提供了多种有利条件。
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了蒙古汗廷祭祀仪式。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将众多的部落归附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建立了蒙古族共同体。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成员来自诸多的部落、氏族。这些部落、氏族各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比如当时很有影响的克烈惕部信仰基督教，乃蛮部信仰伊斯兰教，唐古特人信仰佛教，蒙古部信仰原始萨满教等等。因宗教信仰不一，各部落的文化特点也有差异，还没有形成蒙古民族的共同信仰文化。蒙古汗国的建立及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原来各部族的信仰随之发生变化。各部族共戴成吉思汗为大汗，成吉思汗所信仰的原始萨满教，在蒙古高原上更具有影响。当时，萨满教成为蒙古社会的精神动力，也是统治阶级所利用的精神工具。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在草原上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以九十九匹白骒马乳汁洒祭长生天。这一盛大的祭天仪式，被称之为“查干苏鲁克大典”（白色畜群大典），由鄂尔多斯部世代传承至今。每到盛夏，鄂尔多斯各地纷纷举行“珠拉格”（马奶节），用鲜马奶祭祀苍天，祝福草原人畜兴旺，繁荣昌盛。
信仰萨满教的蒙古族，把长生天看作是最高神明，并将成吉思汗看作是苍天的骄子。这是成吉思汗逝世后产生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的缘故，也是鄂尔多斯部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思想基础。鄂尔多斯部传承的成吉思汗祭祀，其思想意识源于原始的萨满教，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原始萨满教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而成吉思汗祭祀却以其无限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并世代相传下来。作为蒙古民族最高祭祀形式的成吉思汗祭祀，元及北元时期为国家祭典活动，清以后为地方政府主持的祭典活动。1229年窝阔台继汗位后，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祭灵白宫。1266年忽必烈在元大都建太庙，定为八室，供奉圣主列宗及皇后，钦定四季祭祀制度，并在元上都建立祭祀宫殿，带领黄金家族参加祭祀典礼。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重新组成500户达尔哈特专门从事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守护、管理、祭祀事务。新中国建立后，祭祀活动仍然保留，重大活动的祭典由地方政府主持，常规祭典由达尔哈特主持。祭祀活动主要由圣主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室）祭典、成吉思汗苏勒德祭典以及成吉思汗圣物祭典组成。成吉思汗祭典，除每日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祭典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显示着古老、神秘的特点。成吉思汗祭典，除了在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供奉地按传统习俗举行外，鄂尔多斯蒙古族每家每户在家里随时进行祭典。
鄂尔多斯蒙古族对神灵的传统祭祀还包括以祭天为主的敖包祭祀。敖包，是用石头堆成的圆锥形堆子，顶端插上神矛或树枝，系着经文小旗或哈达。鄂尔多斯地区的敖包通常有独立敖包和十三敖包之分，十三敖包象征凶猛十三天。敖包通常立在山顶或丘陵高处。敖包的种类包括祭祀长生天的祭天敖包，象征山水神灵的神灵敖包，祭祀祖先的氏族部落敖包，纪念英雄人物的纪念敖包，纪念聚会的“胡日呼”敖包，宗教性质的寺庙敖包，显示道路方向地界的标志敖包等等。敖包，在蒙古人心目中是神圣的。人们在行程中遇见敖包，须下马敬献哈达、美食等，以示敬仰。非常注意对敖包周围环境的保护，不损一草一木，保持环境的原始状态。对神灵的祭祀，除了敖包祭祀外，在鄂尔多斯还广泛流传着“十三阿塔天神”祭祀、星辰祭祀、黄河祭祀、神泉祭祀、神树祭祀、山川祭祀等等，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圣火祭祀，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崇尚圣火，注重家业的继承和家业兴旺的心理。蒙古族把火看作是光明、兴旺、温暖的象征。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圣火祭祀包括两大类，一是成吉思汗圣火祭祀，即祭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传承的圣火。成吉思汗圣火，象征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和草原的兴旺。成吉思汗圣火祭祀，贯穿于成吉思汗所有祭典中；另一个是家庭香火祭祀，即牧人家庭祭祀炉灶。家庭香火，是家族香火不断、家业兴旺的象征。家庭香火祭祀随时都进行，每逢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每家每户举行专门的香火祭典，以示对圣火的崇尚。
二、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基本特征
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祀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祭祀内容的原始性，祭祀内涵的神秘性，祭祀形式的独特性和祭祀传承的唯一性。
1.祭祀内容的原始性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是蒙古族原始祭祀的传承和体现。蒙古族的原始祭祀源于原始萨满教。随着13世纪初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形成了以原始萨满教为基础的宗教信仰，成为蒙古族祭祀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心理素质基本形成的时候，它要寻找能够体现心理素质的一系列行为表现。这种思想意识和精神的表现行为，起初以原始的宗教信仰来体现。蒙古族以原始萨满教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即表现为祭祀活动。鄂尔多斯蒙古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担负着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历史使命，这一特殊的使命，使鄂尔多斯蒙古族世代传承了原始祭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十三阿塔天神”祭祀，源远流长。早在10世纪，成吉思汗十代先祖布古哈特根就已祭祀“家族十三阿塔天神”，后成为“哈特根十三阿塔天神”。元朝时期，鄂尔多斯哈特根部族的祖先巴音哈热传承十三阿塔天神祭祀，一直延续至今。十三阿塔天神，为象征十三重天的画像，供奉于一座毡帐内。毡帐内分三层，上层供奉天神，中层供奉着剑、弓箭、旗幡、红柳条棍等物，下层安放着祭祀用品。祭祀天神由专门的“珠木”负责，并以氏族传承形式延续，从而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民族原始的天神祭祀形式。
鄂尔多斯的传统祭祀，还完整地保留了成吉思汗以及蒙古王朝时期崇拜长生天、崇拜祖先和崇尚大自然的原始祭祀。据史料记载，当年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独自一人登上山顶，祈祷长生天。下山后又进宫帐三天三夜闭门不出。聚集的人们在宫帐外一直齐呼“天神，天神”。第四天成吉思汗从宫帐中出来，对欢腾的人们庄严宣布：长生天赐给我们胜利吧！信仰长生天的蒙古军士气大振，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统一中国的征战就此展开。成吉思汗祭祀长生天的神秘的“天神”祭祀仪式，在鄂尔多斯完整地保留下来。
2.祭祀内涵的神秘性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在祭祀对象、祭祀内容、祭祀形式以及祭祀贡品、祭典祭文、祭祀用具等诸多方面留下许多解不开的谜，带有神秘性。比如，在成吉思汗祭典中献圣酒时所唱的祭歌，是由《大蒙古》等12首歌组成，唱这些歌的语言很难听懂，守灵人达尔哈特称之为“苍天语言”，这些祭歌也被称之为“天歌”。“天歌”是以家族口传形式秘密传承，带有神秘性，除了传承人以外，任何人不会唱这些“天歌”。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有很多神秘的仪式。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时，主祭日日出前可汗、济农将从野外捡回的干净芦苇（蒙古语称吉格苏）放置在银盘里，上面洒圣酒进行祭典，并用浸酒的芦苇拍打牲绵羊右耳看相。这种“芦苇浸酒”的祭祀程序保留着神秘的色彩。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敬献的许多贡品，也带有神秘色彩。除了全羊、全牛、全马以及素食、奶食、圣酒等常见贡品外，还用一些特殊的贡品。如，祭圣火所用的以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组成的“珠太”贡品；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中滲圣酒后烤熟的“烤牲”（蒙古语称“希日古勒斡特格”）；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大祭中由81只全羊贡品各部位组成的“札萨布日”贡品；以牲羊头部、气管和心肺的前半截组成的“珠勒图”贡品；在成吉思汗祭典中敬献的“公羔”（蒙古语称“乌古日格呼日嘎”）贡品；祭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风干全羊、全牛“哈图”贡品等，都体现了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神秘性。
3.祭祀形式的独特性
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从内容到形式形成完整的祭祀体系。其中，在祭典形式上再现了古老的蒙古民族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原生态形式。在祭祀用具上，表现了草原民族对大自然和动物的艺术审美属性，产生了具有浓郁草原审美特色的诸多蔓草、动物纹装饰的珍贵金银祭器。
牲祭，即用牲羊、牲牛、牲马作为贡品进行祭祀。鄂尔多斯蒙古族在通常的祭祀中一般以全绵羊当作贡品，其数量根据祭祀对象、献祭者意愿所决定。成吉思汗祭典中一般以三或九数为基数敬献贡品，即小祭中敬献三只全羊，大祭中敬献以九为基数的全羊。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及苏勒德威猛大祭中分别敬献九九八十一只全羊。在成吉思汗四时大祭中敬献全牛、全马贡品。牲祭是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的最贵重祭品，也是鄂尔多斯传统祭典中不可缺少的贡品。
火祭，即在圣火中焚烧香柏、美食佳肴进行祭祀。信仰萨满教的蒙古族，相信神灵，相信灵魂永远在世，因此重视对神灵、灵魂的祭祀，常常点燃圣灯照亮黑暗，表达自己虔诚的心愿。他们把圣灯看作是香火的象征、幸福的向往、吉祥福禄的祝愿和祈祷。圣灯的燃料为乳汁之精华奶油，奶油是“桶里鲜奶的结晶，滩上百草的精华，桩上五畜的养分，光明圣洁的象征”。在成吉思汗宫帐内长年点燃着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每年正月初一还要点燃千盏圣灯祭祀成吉思汗。鄂尔多斯蒙古族每天在“黑慕日”神台和炉灶的火中投放美食佳肴进行祭祀，每当祭祀敖包和祭祀成吉思汗时，都要点燃圣火，焚烧最好的食品进行祭祀。火祭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典中不可缺少的一项程序。
奶祭，即用鲜奶和奶食品进行祭祀。奶食为蒙古民族的主要饮食。奶食呈白色，蒙古民族把它看作是百草的精华、五畜的养分，是光明圣洁、纯朴虔诚的象征。因此，蒙古民族非常崇尚乳汁，崇尚乳汁的颜色，把乳汁当作上乘祭祀贡品。鄂尔多斯传统奶祭仪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牧人把最好的奶食品作为贡品敬献万物神灵、祖先和圣主成吉思汗；另一种是把鲜奶或酸奶洒向苍天，洒向大地进行祭祀，祝福草原繁荣昌盛。每到盛夏鄂尔多斯地区广泛举行的“珠拉格”（马奶节），是用鲜马奶祭祀苍天的盛大聚会。每年举行的成吉思汗查干苏鲁克大祭、淖尔大祭、斯日格大祭等季祭，都是以九十九匹白骒马乳汁祭祀长生天为主要内容。
酒祭，即以圣酒作为贡品进行祭祀。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有敬献圣酒仪式，即以上乘专制圣酒祭祀长生天、祭祀大地、祭祀成吉思汗、祭祀祖先。过去，鄂尔多斯人祭祀用酒主要以马奶作原料，以传统的工艺酿制而成。圣酒分为一次酿制而成的“萨尔呼德”，二次酿制而成的“阿日札”，多次酿制而成的“浩日札”。鄂尔多斯蒙古族把奶酒看作是“鲜奶的头份，牲畜的结晶，乳中的精华”。成吉思汗各种祭祀中都要举行献圣酒仪式，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仪式中至少敬献81尊（每尊7斤）圣酒。后来也用以五谷精华酿制而成的上乘粮食酒作圣酒。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的献酒仪式，一是作为贡品敬献，二是把圣酒洒向圣火、苍天大地。
歌祭，即以唱祭歌、念诵祭词进行祭祀。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保留着13世纪就已形成的蒙古帝王祭祀仪式，每项祭典仪式中分别有专门的祝词、颂词、祭文、祭歌，其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蒙古民族古老原始的历史、文化、信仰、观念、风俗、语言、文字、礼法等诸多方面。鄂尔多斯蒙古族以唱祭歌、念诵祭词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使这一习俗成为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重要特征之一。
4.祭祀传承的唯一性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在传承的诸多方面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特别是祭祀的传承载体、传承人，是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所独有的特征。鄂尔多斯传统祭祀在祭祀对象、祭祀内容方面与其他蒙古地区虽然有着很多共性，但在表现形式、祭祀礼仪、祭祀程序等诸多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地区。这些区别，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祭典祭词上。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中的祭典祭词非常丰富，这些祭典祭词从远古传承至今，具有古老、原始特点；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祭祀形式上，即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形式。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能够完整地保留古老、原始的特征，主要取决于一是传承祭祀对象的唯一性。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是“全体蒙古民族的总神祇”，这种世上绝无仅有的祭祀圣物集中在鄂尔多斯，使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保留了整体唯一性的内涵；另一个是祭祀礼仪传承人的唯一性。鄂尔多斯蒙古族自古以来肩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特别是作为鄂尔多斯部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守灵人达尔哈特，八百年来以家族世袭制的形式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民族当中唯一直接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体，从而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尔多斯完整地保留至今。
第二节 成吉思汗祭祀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蒙古乞颜氏孛儿只斤人。公元1162年诞生于蒙古高原斡难河畔草原一个贵族世家。父也速该把阿托儿为蒙古部首领。在蒙古高原部族纷争、民不聊生的艰难困苦条件下，成吉思汗奋发而起，以惊人的胆略、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奋斗，将众多的部落聚集在自己的大旗之下，为蒙古民族的形成与壮大，为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元朝，为打开东西方交流的通道、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英雄、中华民族伟人、震撼世界的巨人，受到蒙古民族的敬仰和崇拜。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为他建立祭祀宫帐，便产生并传承了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指对成吉思汗及其夫人、黄金家族和成吉思汗遗留下来的圣物所举行的供奉与祭典。基于原始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祭祀，在内容上主要表达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在祭典形式上再现了蒙古民族原始礼俗。成吉思汗祭祀保留着13世纪就已形成的蒙古帝王最高祭祀形式，其祭典形式独特，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显示着古老、神秘的传统文化特点。
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形成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是供奉成吉思汗英灵之地。成吉思汗陵的前身为成吉思汗八白宫（室），是传统的祭祀成吉思汗之地，是蒙古民族崇拜的“总神祇”。鄂尔多斯蒙古族及守灵人达尔哈特，世世代代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承担着祭祀成吉思汗的神圣使命。八白宫虽然随部而行，几经变迁，但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使命及其仪式却保留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资，新建成吉思汗陵园，于1956年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战神黑纛）等安放于新建陵园。
据《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记载的一段历史传说中讲到：狗儿年（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路经木纳山以南的木纳呼格布尔，看到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丁亥（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于西夏朵儿蔑该城。正当众人奉其运送灵柩的灵车行至木纳呼格布尔时，突然灵车轮陷进泥泽地里，深达辐轴而移动不得，套上各色骏马都拽不出。此时，护送者回想起成吉思汗的赞美语，在灵车陷住的木纳呼格布尔将其“毡包、身穿的衫子和一只袜子”安葬，营造了万世的陵寝，作了大宰相们的佑护，成了全体民众的奉祀之神，建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宫”，“并将其作为全体民众的总神祇”进行供奉。
曾在成吉思汗八白宫珍藏的文献《当色·查干》（白史）中还记载道：鄂尔多斯“乃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始建的地方”。当时，蒙古汗国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因此，成吉思汗去世后在成吉思汗大鄂尔多处又建立了祭祀大汗的白色宫帐，历史上鄂尔多斯人把它称之为“后（北）奉祀之神”。
这些史籍文献及所记载的历史传说表明，早期祭祀成吉思汗圣灵的白色宫帐建立于鄂尔多斯。所谓成吉思汗陵寝的原型即形成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室）。
1266年（至元三年）10月，忽必烈在元大都建立太庙，听取丞相伯颜、安童提出的“祖宗世教，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议定”的建议，集群臣议，确定庙号、祭祀制度等。元代，忽必烈按照蒙古人古代礼俗，以“总神祇”祭祀成吉思汗，并把象征“九种瑞兆”的成吉思汗吉祥物加以供奉，完善了它的祭祀制度。“九种瑞兆”的象征物是：镇元哈日苏勒德（镇元黑纛）；宏声烈性大红号（成吉思汗军队号角）；威武强劲的弓箭；精制的红木奶桶；金刚宝刀；牢固的金马鞍；宽大的衣带；御用大坐椅；可靠的乌尔鲁克（指汗廷大将）。这九种吉祥象征中的“可靠的乌尔鲁克”的子孙后代，负责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吉祥象征的圣物。
忽必烈在大都建立的太庙，定为八室，其八室内供奉的神主为：列祖神元皇帝也速该把阿秃儿，皇曾祖妣宣懿皇后斡额仑；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皇祖妣光献皇后孛儿帖格勒真；太宗英文皇帝窝阔台，皇伯妣昭慈皇后脱列哥那；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皇伯考察合台，皇伯妣也速伦；皇考睿宗景襄皇帝拖雷，皇妣庄圣皇后唆鲁和帖尼；定宗简平皇帝贵由，钦淑皇后海迷失；宪宗桓肃皇帝蒙哥，贞节皇后忽土格台。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八室的同时，在上都也建立了成吉思汗祭祀宫殿。忽必烈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的制度，并每年带黄金家族成员到上都，在“失剌斡耳朵”（金色宫殿）参加蒙古传统祭祀活动。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朝汗廷从大都退却至元上都。1370年（洪武三年），随着北元汗廷从上都退却至漠北，在上都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也随之迁往漠北。据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记载，“额勒维特穆尔可汗派弟嘎玛拉去成吉思汗宫帐所在的哈剌和林，有九个斡儿朵（宫帐），即四大斡儿朵和另五个斡儿朵”。
15世纪中叶，大批鄂尔多斯部众带着漠北供奉成吉思汗及几位夫人的四大鄂尔多（宫帐）等从阿尔泰山脉和漠北高原进入宝日陶亥，即黄河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后来的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程序中，有一项“守护八白宫的达尔哈特人从亦尔盖城（今银川）用黄车请回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出游鄂尔多斯六旗”的祭祀活动。随着成吉思汗几位夫人及黄金家族成员的祭灵白宫集中在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祭奉的白色宫帐逐渐增多。受元大都八间太庙的影响，在鄂尔多斯集中的白色祭祀宫帐被总称为“伊金的乃蛮查干鄂尔多”，即“圣主八白宫（室）”。
随着历史的变迁，成吉思汗八白宫神主有过若干变化。到20世纪初时成吉思汗八白宫为：成吉思汗和第一夫人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白宫，成吉思汗第二夫人忽兰哈屯白宫，成吉思汗夫人“准格尔伊金”白宫，成吉思汗祭天用的“宝日温都尔”（圣奶桶）白宫，成吉思汗吉劳（鞍辔）白宫，成吉思汗弓箭白宫，成吉思汗神马“溜圆白骏”神像白宫，商更斡尔阁（珍藏）白宫。除此之外，成吉思汗及大蒙古国的旗徽，包括哈日苏勒德、查干苏勒德、阿拉格苏勒德等圣物也集中在八白宫附近。这些作为“总神祇”的组成内容，与八白宫一起供奉。
二、成吉思汗祭祀及祭词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体现，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能够长期延续的支撑，是在鄂尔多斯地区乃至所有蒙古族家喻户晓的最广泛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渗透到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生产、生活、礼仪、饮食的各个方面。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
成吉思汗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种类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中“四时大典”更为典型。“四时大典”产生于成吉思汗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正式钦定。据元朝文献记载，“举行四时宴礼，即春末辰月二十一，原为成吉思汗系九十九匹骒马，用鲜奶祭洒苍天而形成的查干苏鲁克宴礼于这一天举行；夏中午月十六，因挤九十九匹白骒马之乳而夏季淖尔宴礼于这一天举行；秋末戌月十二，因解除马驹之笼套而笼套斯日格宴礼于这一天举行；冬中子月初三，因成吉思汗举行祝福祭而冬季达斯玛宴礼于这一天举行”。成吉思汗祭典的主要内容渗透于四时大典之中，包括祭祀长生天、祭祀成吉思汗、祭祀成吉思汗眷属、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祭祀圣火、祭祀山水神灵。
成吉思汗专项祭典，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正月初一的祭典即“年祭”，作为一元复始的初祭。每年向五百户达尔哈特征收的五百两银子，一年下来剩多剩少都要在这次祭典中用完。因此，年祭的供品也称“五百两”。年祭时要点燃一千盏圣灯和祭天圣灯进行祝福；更新成吉思汗宫帐而举行的祭典叫“祝福祭”（米里亚古德祭），以公绵羊羔为祭品的祭典叫“公羔祭”，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举行的祭典叫“台吉祭”，以祭祀圣火为内容的祭典叫“圣火祭”等等。成吉思汗祭祀，除圣主宫帐的祭典以外，还有八白宫祭典、圣物祭典等多项内容。这一系列祭典均有各自的专门日期。
成吉思汗祭典具有诸多的祭文、祭词、祝词、赞词、祭歌等。成吉思汗祭典祭词为诗歌文体，以口头文学形式代代相传，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准。成吉思汗祭典祭词，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修订，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蒙古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及达尔哈特人，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世代相传，保留至今。作为蒙古民族重要历史文献的成吉思汗祭典祭词，对了解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蒙古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礼法礼仪等各个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成吉思汗祭典祭词，最初是以口头文学形式出现。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典，规范祭祀程序，委派祭祀官臣，在原有的基础上编写祭典祭词，使成吉思汗祭典祭词成为元朝宫廷文献。成吉思汗祭典祭词，大体可分圣主祭词、苏勒德祭词和其他奉祀之神祭词等几个部分。
成吉思汗祭典祭词中的祭文（蒙古语称“乌其格”）主要赞颂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和有功之臣的丰功伟绩，表达对他们的崇拜之情。祭文分大祭文、小祭文和普通祭文等几种。
成吉思汗祭典祭词中祝颂（伊若勒）和祝福（米里亚古德）词也占重要地位。蒙古民族自古以来遇成家立业等重要事情时，总是由长辈念诵祝颂词，祝福美好未来。有时还用鲜奶抹画，进行祝颂。只念诵祝颂词为“祝颂”（伊若勒），抹画并祝颂称“祝福”（米里亚古德）。这些祝颂和祝福词，包括赞颂成吉思汗，祝福大地平安和谐，民众永远过上安康生活等内容。
成吉思汗祭典举行祈祷仪式时，要分别念诵圣主和苏勒德祝祷词。以赞颂、祈祷为主要内容的《伊金桑》（圣主颂）和《苏勒德桑》（苏勒德颂），不仅在成吉思汗宫帐和苏勒德祭坛每日念诵，而且在鄂尔多斯广泛流行。每家每户在新的一天开始时，都在“黑慕日”（天马旗）祭台上烧香柏，由家里的男性念诵《伊金桑》和《苏勒德桑》，表达对成吉思汗的虔诚，祈祷全家无灾无难，过平安日子。
成吉思汗祭典中有祭歌。这是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在典礼、祭祀中献音乐、献歌的“歌祭”习俗在成吉思汗祭典中的体现。在成吉思汗祭典中所唱的歌，是蒙古王朝专门为祭典所创作的祭歌。祭歌是伴随查尔给（马头响板）的打击声唱的，俗称“查尔给之歌”或“天歌”。成吉思汗祭歌以口传形式代代相传，其歌词非常特殊，它的形成与早期氏族、部落以及民族的语言相互影响有关。
成吉思汗祭典祭词，是成吉思汗祭祀形成的主体。成吉思汗祭典，通过念诵祭文祭词，表达祭祀主题。在成吉思汗祭典中所传承的祭词，有五十多部（篇），长达近五千行，形成丰富多彩的长篇韵文，成为蒙古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献。
由于历史、环境及文化的深刻影响，成吉思汗祭典祭词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理念，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如崇尚大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贯穿于成吉思汗祭文中；人与人和睦相处，也是成吉思汗祭典祭词的基本思想。成吉思汗祭文中，表达人与人之间要诚心友爱、和睦相处，要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融洽。成吉思汗诸多祭文中所表达的这一思想，在民间产生巨大影响，促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民族心理的形成。
崇尚圣洁也是成吉思汗祭典祭词的主要内容。鄂尔多斯蒙古族崇尚圣洁的意识来自对乳汁的崇尚。在成吉思汗祭文中，乳汁象征圣洁、吉祥，被看作是母爱的象征、美好心灵的象征。乳汁的白色，也就成为蒙古族崇尚的吉祥颜色。
三、成吉思汗祭祀传统的影响
成吉思汗祭祀虽然以原始萨满教为基础，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超越了原始萨满教的范围，渗透到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蒙古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成吉思汗祭祀的基本理念，包括崇拜长生天、崇拜神灵、崇拜大自然、崇拜英雄人物、崇拜祖先等，对蒙古民族的思想观念及民俗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使崇尚天地人和，树立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意志，成为蒙古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
蒙古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祭祀渗透于其中。崇尚圣火的习俗、崇尚鲜奶的习俗、崇尚圣酒的习俗等，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崇尚，是成吉思汗祭祀影响的结果。
成吉思汗祭祀中的祝颂仪式、圣火祭祀仪式，“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用九十九匹白骒马乳汁祭祀苍天”的奶祭仪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形成草原盛大的“盛奶节”、“马奶节”。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舞具有祭祀文化的特征，以圣灯、哈达、鼓、酒盅、碗筷等为表现形式，与成吉思汗祭祀一样，以吉祥祝福为主要内容。
蒙古民族传统礼仪，包括待人礼节、待客礼俗、盛大宴礼、民俗活动等礼仪文化的最珍贵涵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这种和谐理念的形成，与这个民族长期生活在辽阔草原、依靠大自然有着一定关系。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成吉思汗祭祀的影响。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有诸多传统礼仪程序，如献哈达仪式、献圣灯仪式、献全羊仪式、献圣酒仪式、献祭歌仪式、祭圣火仪式、祝福仪式、招福仪式、祝祷仪式、祝颂仪式等等，对蒙古族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其核心内容是对成吉思汗的信仰。草原上举行马奶节、敖包祭祀、男子三项竞技活动的“那达慕”、婚礼、小孩周岁庆典、老人过寿等，都要举行如同祭祀仪式中的诸多礼仪程序，深受成吉思汗祭祀的影响。在民间举行的“万群之首，千马之冠”的礼仪性公马赛，马队迎送贵客的礼仪等在成吉思汗祭祀礼仪中都能找到其根脉。成吉思汗祭祀中的诸多礼仪，是蒙古族礼仪文化的原型，广泛应用于民间活动，世代延续、发展，对蒙古民族礼仪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苏勒德祭祀
苏勒德，蒙语意为“徽”，是蒙古民族古代的旗帜。依据它的形状，汉语称“矛”或“纛”。成吉思汗时期的哈日苏勒德（黑纛）、查干苏勒德（白旗）、阿拉格苏勒德（花纛），被称为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的三面旗徽。这些旗徽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圣物，与成吉思汗八白宫一样进行供奉。大蒙古国的三面旗徽逐渐集中于鄂尔多斯，由鄂尔多斯部供奉。
成吉思汗的苏勒德历史悠久。据《蒙古源流》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遂即于斡难河源，竖其九斿之白旗，遣人至德里衮布勒塔黑之地，竖其四斿威灵之旗”。在鄂尔多斯，除成吉思汗苏勒德之外，还有很多蒙古古代部落、氏族旗徽，由部落、氏族世代进行祭祀，一直传承至今。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竖立的“黑慕日”（天马旗），是成吉思汗苏勒德的象征，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性祭祀圣物。
一、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祭典，主要以八白宫祭典和苏勒德祭典两大部分组成。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黑纛）跟随成吉思汗“八白宫”，一直留在鄂尔多斯，由鄂尔多斯部供奉。大蒙古国查干苏勒德（白旗）、阿拉格苏勒德（花纛），原为察哈尔部供奉，17世纪30年代集中供奉于鄂尔多斯。苏勒德祭祀，与八白宫的祭典一样，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整套祭祀礼仪、祭祀制度和祭祀程序，世代相传，成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干苏勒德，亦称“察哈尔部查干苏勒德”，是大蒙古国在斡难河畔建国时所树立的“九斿白旗”。查干苏勒德的缨子用银白色公马鬃制作，因而称查干（白）苏勒德。矛头为火焰形状，象征平安和兴旺。北元时期，由察哈尔万户供奉。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后，守护查干苏勒德的察哈尔部几千人带着苏勒德返回途中留在八白宫所在的鄂尔多斯。查干苏勒德在清朝初期供奉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南部靠近长城的宝日陶勒盖苏勒德土岗。1691年（康熙三十年）起租放鄂尔多斯南部牧场，守护查干苏勒德的察哈尔部众向北迁移，查干苏勒德也随之迁移，于1904（光绪三十年）供奉于毛布拉格的陶高图滩北角。另外，当年成吉思汗授予木华黎的大蒙古国的查干苏勒德，从13世纪以来一直供奉于乌审旗陶利一带。查干苏勒德祭典有日祭、月祭、季祭、大祭（威猛祭）等几种。查干苏勒德祭品，原由乌审旗察哈尔哈然所属四个苏木和图克庆氏族轮流准备，每季度举行一次季祭。查干苏勒德大祭仪式中，有很多独特的习俗和仪式，比如用镜子的反光进行祭祀，驱逐“替死鬼”等习俗。
哈日苏勒德，为成吉思汗祖辈传下来的圣物，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苏勒德的缨子用九九八十一匹枣红公马的黑鬃。柄（希利彼）外面套一层黄缎，上面钉一千颗纽扣，象征一千只慧眼能够看透一切邪恶。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战神，集中体现蒙古民族战胜邪恶、祈祷圣主战神保佑百姓平安的心愿，是“全体民众的总神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成吉思汗八白宫一同由鄂尔多斯部供奉。成吉思汗的哈日苏勒德随八白宫进入黄河以南以后，清初在额璘臣济农的王府供奉。后来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南部供奉。郡王旗租放南部草场后，哈日苏勒德被迫北迁，于1910年（宣统二年）迁至今布尔台格乡境内的查干陶勒盖后平地上，1956年迁至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典，分平日祭、月祭、季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以及专项祭典和特殊祭等。每逢龙年举行的威猛大祭，从农历七月十四日苏勒德年祭那天开始，于十月初五结束。期间，四柄支苏勒德分四路到鄂尔多斯七旗进行巡祭。哈日苏勒德威猛大祭，除每逢龙年按规定举行外，过去也可以针对某一件事破例举行。
阿拉格苏勒德，是大蒙古国的旗徽之一，因它的缨子用黑白两种颜色的公马鬃制成而得此名。成吉思汗大军所举过的阿拉格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阿拉格苏勒德”，一直随蒙古汗廷。1632年（天聪元年），林丹汗西迁青海途中，将阿拉格苏勒德与守护人员一起留在鄂尔多斯的杭锦草原。为了躲避清朝追兵，当时将阿拉格苏勒德藏在水井里，后来把阿拉格苏勒德也称为“察哈尔水神”。阿拉格苏勒德除平日祭典外，有月祭、季祭、大祭。每逢虎年农历冬中月（十一月）初三，举行阿拉格苏勒德威猛祭典。威猛祭典仪式结束后，人们参与“千人狩猎”行动。参加祭典的人们跨上骏马纷纷出外狩猎，猎取黄羊或兔子之后，大家聚集在阿拉格苏勒德祭坛，举行敬献野牲祭品仪式。
鄂托克的昂素供奉的阿拉格苏勒德，被称之为“哈撒儿的阿拉格苏勒德”。哈布图哈撒儿是成吉思汗胞弟，著名神箭手。有记载说：随林丹汗到鄂尔多斯的守护阿拉格苏勒德的察哈尔部千余人留在杭锦。因他们居住的牧场狭窄，其中有的氏族部落带上阿拉格苏勒德的一柄支苏勒德，迁移到查干陶勒盖，并称他们守护的是哈撒尔的阿拉格苏勒德。
鄂尔多斯还有一些地方一直在供奉成吉思汗苏勒德。比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上供奉着一柄哈日苏勒德，传说当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征战西夏时在此祭祀哈日苏勒德而一直传承；杭锦旗南部哈日扎日格庙西侧供奉的哈日苏勒德为1748年从成吉思汗四斿哈日苏勒德领取一支后树立。在鄂尔多斯供奉阿拉格苏勒德的地方还有几处。
二、部落旗徽祭祀
守护成吉思汗宫殿的鄂尔多斯部由诸多部落组成，这些部落长期以来保护部落旗徽，并一直进行祭祀。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部落旗徽，多为三叉式苏勒德，其形状与成吉思汗查干苏勒德相似，均用公马鬃作缨子。在乌审旗过去有哈特根、维古尔金、察哈尔、哈日哈坦、克烈惕、图克庆、布斯图等以蒙古原始部落、氏族名称命名的哈然（行政体制），多数部落、氏族供奉着各自的旗徽。在鄂尔多斯聚集的氏族旗徽中主要有察哈尔查干图克（白旗）、乌古审（乌审）查干图克（白纛）、哈日哈坦查干图克（白纛）和哈日图克（黑纛）、别苏惕查干图克（白纛）、哈特根哈日图克（黑纛）、克烈惕哈日图克（黑纛）、格古德昔宝庆苏勒德等。鄂尔多斯各地的部落氏族旗徽，由守护的部落氏族成员世世代代传承、祭典，并形成固定祭典日期、祭典内容、祭典程序以及祭典祭文。部落氏族旗徽的祭典，除本氏族部落人员参加外，周围牧民也前来祭祀。部落氏族苏勒德的祭祀，是成吉思汗祭祀的延伸，形式与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相似。
在鄂尔多斯除了以部落、氏族名称命名的旗徽之外，还有以人物姓名命名的旗徽，比如景肯（木华黎）苏勒德、噶尔丹哈日苏勒德（黑纛）、忽图格台彻辰洪台吉哈日苏勒德（黑纛）等。景肯苏勒德为成吉思汗的景肯（真正）英雄木华黎的旗帜，因而亦称“木华黎奉祀之神”。景肯苏勒德世代由维古尔斤氏族供奉，因而也称为“维古尔斤的奉祀真神”，原在乌审旗南部伊克其其日嘎那北岗上的景肯敖包（榆林以北30公里）供奉。19世纪末，旗王爷租放土地，景肯敖包所在地被放垦，景肯苏勒德向北移动，最后迁至乌丹柴达木南侧的玛拉嘎呼德，即今乌审旗乌兰陶劳盖镇巴音敖包嘎查巴音呼德，仍由维古尔斤氏族后代负责供奉。木华黎的景肯苏勒德由维古特氏族守护人员每日举行例行祭典外，每年还要举行数次专项祭典。噶儿丹博硕克图去世后，卫拉特人将他的哈日苏勒德秘密送到成吉思汗八白宫所在的鄂尔多斯，并在乌审旗乌审召东北胡同查干淖尔东南苏勒德滩供奉。举行四时祭典外，每逢龙年3月12日举行威猛大祭，之前还要举行四支副苏勒德巡祭活动；胡图格台彻辰洪台吉供奉的哈日苏勒德夏季的祭祀，要拉起练绳，挤马奶，洒祭苍天，并举行摔跤、公马赛等蒙古民族传统竞技活动。
三、“黑慕日”祭祀
黑慕日，意为天马旗，亦称禄马风旗。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都竖立着“黑慕日”，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黑慕日是从成吉思汗苏勒德演变而来，成为每家每户每日祭祀的圣物。黑慕日通常以一杆或两杆组成，杆子顶端是三叉铁矛，形状与成吉思汗查干苏勒德相似，铁矛下边是公马鬃制成的缨子，是成吉思汗苏勒德的象征。两杆中间为印有凌空腾飞的骏马图案的五色小旗所连接，小旗蓝色象征着苍天，红色象征太阳和圣火，白色象征圣洁，黄色象征大地，绿色象征水草。这五种颜色，涵盖了蒙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广泛用于礼仪活动中。
北元时期，鄂尔多斯蒙古族带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聚集在黄河河套即宝日套亥时，形成了以信仰成吉思汗为主的独特的祭祀习惯。在家门口竖立的“黑慕日”逐渐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殿部落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标志性祭祀圣物。鄂尔多斯蒙古人在一天开始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祀“黑慕日”。清晨，全家人洗漱干净，在“黑慕日”神台上点燃圣火，焚烧香柏和美食佳肴，跪拜在白色毛毡上，诵读《伊金颂》（成吉思汗颂）和《苏勒德颂》。每逢正月初一，清晨在“黑慕日”前点燃祭天圣灯。祭天圣灯的灯芯由三百六十五根用干净的白绵羊毛或棉花缠绕而成的约二尺长的芨芨棍组成，象征平安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将灯芯捆在一起，安上一丈多的柄，浇上酥油点燃，竖立在石座上，并念诵祝词。鄂尔多斯蒙古族把“黑慕日”看作是吉祥、兴旺的象征物，一些重要礼仪活动均在“黑慕日”神台前举行。比如，迎接贵客时，要祭祀“黑慕日”，并念诵祝颂词，向客人敬献奶食或奶酒；在举行婚礼时，娶亲队伍出发前祭祀“黑慕日”，念诵《成吉思汗颂》和《苏勒德颂》，新郎在“黑慕日”神台前背负弓箭，跨上公马，由祝颂人念诵《骏马赞》和《弓箭赞》，祝福一路顺风。
第四节 祭祀文化的继承与研究
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是指在原始意识形态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而形成的一系列祭祀现象，以及与祭祀相关的民俗礼仪。这些祭祀现象和民俗礼仪，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习惯。鄂尔多斯祭祀文化，主要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成吉思汗祭典礼仪以及所延伸的蒙古王朝宫廷礼仪、民俗习惯所组成，其核心是成吉思汗祭典。
一、成吉思汗祭典的传承
鄂尔多斯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祭祀圣物的群体叫“达尔哈特”。达尔哈特的名称来自“达尔汗”一词，意为“担负神圣使命者”之意。从成吉思汗祭灵白宫建立以来，达尔哈特世世代代守护、祭祀和管理成吉思汗祭灵白宫等圣物。达尔哈特是鄂尔多斯部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部迁移漠南时，成吉思汗八白宫随部移动，一部分人直接承担了平时的守护、祭祀、管理、迁移八白宫的具体事宜。这部分人的祖先，曾被大蒙古国准予“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专门看守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后来，由这部分人组成的群体，便是守灵人——达尔哈特。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经清政府允许，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哈特，专门从事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五百户达尔哈特，绝大多数来自鄂尔多斯的各旗，也有一部分来自其他盟旗。他们集中居住在供奉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和哈日苏勒德的大伊金霍洛周围。鄂尔多斯各旗还有旗属达尔哈特或珠玛，负责守护、祭祀本地供奉的成吉思汗八白宫、祭祀宫帐及苏勒德等圣物，一代接一代，世代相传。
达尔哈特中有主持祭祀的专门人员，这些祭祀主持和执行者叫亚木特德。亚木特德从职能上分为圣主达尔哈特亚木特德和苏勒德达尔哈特亚木特德。两部分达尔哈特，各有八大亚木特德。亚木特德，为元朝以前汗廷和朝廷中的大臣，负责成吉思汗祭典。在忽必烈时期，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时，以大臣的称号命名主持祭祀的官员，专门从事成吉思汗祭祀。达尔哈特亚木特德的职司为家族世袭制，世代延续。
清朝建立的“达尔哈特艾玛格”（达尔哈特区），与各旗札萨克建制基本相等，直接受盟长和济农的管理。达尔哈特艾玛格下属管理机构是六个艾玛格。19世纪末，六个艾玛格由六个“哈然”（参领区）代替，每个哈然下属三个贺希格。贺希格原为成吉思汗卫队的组织形式，后成为达尔哈特管理体制中的最基本组织形式，也是承担成吉思汗宫帐祭祀和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的民间基本组织形式。贺希格有明确的职业划分。这些民间祭祀组织及管理制度的长期延续，是鄂尔多斯传统祭祀能够世代延续的基本保障。鄂尔多斯各旗均供奉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祭祀圣物，而守护、管理、祭祀这些圣物，都有民间组织机构，并形成严格的传统规矩和管理制度，使各项祭祀代代相传。
以成吉思汗祭祀为核心的传统祭祀，每年需要的大量费用，主要是由王公贵族和群众捐助解决，其中成吉思汗祭祀的费用，采取了下列办法：一是清政府继续免除五百户达尔哈特的服兵役、交纳税赋的同时，规定每户每年交纳一两银子，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达尔哈特缴纳的银子，可以用牛羊、奶油等祭祀贡品代替；二是各旗札萨克捐助。各旗札萨克作为成吉思汗后裔，从他们封地管辖内征收祭品，解决八白宫所需费用。从各旗征收的祭品，由鄂尔多斯济农统一规定，并摊派到各旗；三是建立八白宫畜群。为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敬献的马、羊等，一时用不了，便放在牧户家的畜群中，逐渐繁殖增多。当需要时，从畜群中用一批，弥补祭祀所需的费用；四是到各地募化。一路到喀尔喀的西部两个盟，返回途中经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两个盟。另一路到内外蒙古各盟，限期三个月。达尔哈特收回各地捐助的财物，全部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达尔哈特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祭祀职责、祭祀费用的保证制度，是成吉思汗祭祀礼仪得以传承的保障。
二、传统祭祀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重建成吉思汗陵园，保护成吉思汗八白宫、苏勒德等祭祀圣物，恢复以成吉思汗祭祀为核心的传统祭祀，使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传统进一步得到保护。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重建成吉思汗陵的请示，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专款，兴建成吉思汗陵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将兴建成吉思汗陵园看作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大事情，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自选址，并为陵园奠基。1956年，新建的具有浓郁蒙古民族特点的成吉思汗陵宫，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今伊金霍洛旗甘德尔锡勒上。
从1954年开始筹建成吉思汗陵园的同时，征集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历史文物和祭祀圣物，集中在大伊金霍洛。1956年5月13日，将成吉思汗灵包和征集的成吉思汗圣物，分别安放在新建陵宫的几个大殿内。集中供奉的圣物包括成吉思汗八白宫、哈日苏勒德（黑纛）、阿拉格苏勒德（花纛）、拖雷及额希哈屯宫帐、上下布日耶（红木号）宫帐，哈萨儿和别里古台的圣物、木华黎景肯苏勒德等。与此同时，建立成吉思汗陵管理机构，将部分守灵人转为国家职工，地方财政保障祭祀经费，使成吉思汗祭祀从组织机构、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祭祀经费等多方面得到保障。2006年，成吉思汗祭典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干苏勒德祭祀、哈日苏勒德祭祀、阿拉格苏勒德祭祀、十三阿塔天神祭祀、敖包祭祀等一批传统祭祀，被列入自治区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吉思汗陵园建立后，各级政府予以投入，先后进行几次大规模修缮扩建。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市投入数亿元，重修成吉思汗陵园，使成吉思汗陵更显雄姿，成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圣地和旅游胜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祀不断得到恢复，成吉思汗四时大祭等一系列祭典得以全面恢复。每逢正月初一和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数万群众从各地聚集成吉思汗陵，参加盛大的一元复始祭典和成吉思汗金殿大祭及奶祭仪式。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传统祭祀圣物及其祭典，逐渐得到保护和恢复。乌审旗境内的查干苏勒德祭祀、萨冈彻辰祭祀、阿塔天神祭祀、翁贡梁祭祀，鄂托克旗境内的拖雷圣火祭祀、别里古台祭祀、乌仁都西祭祀、骆驼圣火祭祀，鄂托克前旗境内的阿拉格苏勒德祭祀、阿拉坦嘎达斯祭祀、神泉祭祀，达拉特旗境内的窝阔台汗祭祀等具有影响的祭祀以及鄂尔多斯各地的诸多敖包祭祀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也推动了与祭祀紧紧相连的鄂尔多斯民间祝赞词的挖掘、传承和保护。鄂尔多斯祭祀活动的恢复，对保护传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三、祭祀文化的研究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能够一代代完整地相传，与鄂尔多斯有着治史传统和形成诸多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研究文稿等有着直接关系。鄂尔多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史大家，编写了不少文史著作。元至明清之际产生的文献著作尤多。蒙古族三大历史巨著中的 《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就产生在鄂尔多斯。《蒙古源流》由乌审旗萨冈彻辰于1662年写成。约1634年达拉特旗热希却凌庙喇嘛罗卜藏丹津编著了《蒙古黄金史》。在成吉思汗八白宫珍藏的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经典著作还有《金册》、《黄册》、《红史》、《白史》、《三结子书》、《鄂尔多斯大白史》等。鄂尔多斯济农博硕克图的三子图巴台吉于1662年前编著了《古代蒙古可汗根源之大黄金传》（《黄金传》）。这一时期还产生了《黄金史钢》、《宝贝透明经典》等著作。1757年至1798年间，郡王旗合同庙喇嘛贤人鲁布桑栋日布编著了《智慧之源》和《宝贝念珠》。约1835年，乌审旗协理台吉贡冲札布、八白宫祭祀亚木特德太师毕力贡达赖编著了《大元朝太祖成吉思汗根源家谱之珍珠念珠》（《珍珠念珠》）。19世纪，准格尔旗格德日莫庙活佛耶希巴拉丹编著了《宝贝念珠》。这些文献著作，对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继承祭祀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鄂尔多斯传统祭祀文献中，《金册》具有代表性。《金册》产生于元朝，是成吉思汗八白宫祭祀礼仪、事务之专著。《金册》包括祭文、祝颂、祝福、祭歌以及有关祭祀八白宫的“圣主祭祀律例”、“成吉思汗四时大典礼仪”、“成吉思汗四时大典内务”、“四时大典公役”、“成吉思汗四时大典程序”等很多内容。13世纪的文献《十善福经白史》，记载了蒙古民族祭祀及成吉思汗原始祭祀事宜。
从清朝以后，蒙古旗、盟札萨克王府有了档案资料。其中有关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祭祀以及鄂尔多斯各旗有关祭祀文献资料占相当比例，成为鄂尔多斯珍贵文化遗产。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的传教士、学者陆续来到鄂尔多斯，发现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并向世界介绍了《金册》及祭祀。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研究机构，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祀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鄂尔多斯各级政协均成立文史委员会，较早开展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鄂尔多斯市先后成立古籍整理机构、成吉思汗研究所、成吉思汗研究院、成吉思汗研究学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专门从事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研究，创办《成吉思汗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文化》等学术刊物，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深入研究包括传统祭祀在内的鄂尔多斯文化，取得显著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编著的《成吉思汗祭典》；古籍办整理的《鄂尔多斯祭典赞祝词选》；萨·那日松、查·旺楚克等编辑的档案汇编《成吉思汗八白宫》；萨·那日松编著的《成吉思汗八白宫与鄂尔多斯人》；伊尔德尼博录特、萨·那日松、那楚格校勘的《新校勘“成吉思汗金书”》；杨道尔吉编著的《鄂尔多斯民俗》；杨勇编著的《鄂尔多斯草原文化》；萨·那日松、特木尔巴特尔编著的《鄂尔多斯寺院》；乐·胡尔查巴特尔、敖古奴斯·朝格图编著的《成吉思汗金书》；赛音吉日嘎拉编著的《蒙古族祭祀》；旺楚格编著的《成吉思汗陵》（蒙汉文版）；阿尔宾巴雅尔、萨·那日松编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拉格善布仁编著的《萨冈彻辰祭祀》等。在此期间，出版了论文汇集《成吉思汗研究文集》、《成吉思汗研究论文选》（蒙文版）、《成吉思汗文化论集》等。
通过对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根据传统祭祀的内涵、形式，提出了“鄂尔多斯祭祀文化”和“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概念，为传统祭祀拓宽了传承、研究和发展的空间。传统祭祀在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传统祭祀中所体现的天地人和的基本理念，是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动力。在社会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传统祭祀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挑战。鄂尔多斯蒙古族长期得到传统祭祀文化的熏陶，充分认识到对祭祀传统保护的重要性。保护传统祭祀，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祭典”等一批祭祀文化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鄂尔多斯祭祀文化被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轨道。鄂尔多斯各地建立“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之乡”、“苏勒德文化之乡”、“敖包文化之乡”等，开展多种与祭祀传统有直接关系的民间文化活动，同时，建立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查干苏勒德文化旅游区等以祭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推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的参观，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也显示出了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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