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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鄂尔多斯经济
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采集、狩猎、游牧生产是其基本的经济活动，草原畜牧业是其基本的经济形态。秦、汉、唐、宋时期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逐步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向农耕业和草原畜牧业交替并存的经济结构转变的态势。虽然在以上各个朝代，适宜农耕的沿河地带低洼下湿地逐渐被农业民族开发，而鄂尔多斯地区整体上仍是草原民族的游牧牧场，仍以草原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类型。在元代，这里是元王朝皇属领地，又是元朝十四大牧场之一，草原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明代，鄂尔多斯西、北部属北元控制区，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清以后，鄂尔多斯地区的农耕移民迅速增加，农业开发力度加大，逐渐由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向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加速转变。到清末民国时期，形成东部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郡王旗、东胜厅以农耕业为主，西部杭锦旗、札萨克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经济格局。这种农耕业和草原畜牧业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互为市场的经济结构，一直延续下来。然而在这种农牧相兼的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失调以至矛盾冲突的严重局面。随着秦汉、唐、清末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移民实边”，农耕范围逐渐突破了沿河水利土质条件较好的地区，向生态脆弱的草原扩张，造成旱作农耕业对草原畜牧业的破坏性冲击，从而使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失去协调发展的环境条件。更为严重的是近代以来盲目的人口迁徙和土地滥垦，加速加剧了土地沙漠化，草场严重退化，畜牧业衰败，垦荒种田，原始耕作，农业萎缩，形成了恶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农牧业经济两败俱伤的结果。
历史上鄂尔多斯工业经济十分落后。虽然盐、碱、硝、煤炭等多种矿产资源丰富，开采历史较久，但仅有少量人工小型开采；畜产皮毛绒资源丰富，但也只有一些手工制革和纺织业；黏土和石灰岩遍地，但建材业只是一些手工制砖和土立窑制石灰。电力工业空白，邮政通信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十分落后。直至1949年，伊克昭盟行政区域内总户数为91432户，总人口41.17万人，其中农牧业人口40.72万人，占总人口的98.9%；蒙古族人口53936人，占总人口13%。农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之比是86∶10∶4。新中国建立前，鄂尔多斯经济是处在农耕地、草牧场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技术原始落后的农牧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
二、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鄂尔多斯经济
1949年9月19日鄂尔多斯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到1979年，鄂尔多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在这近30年时间里，鄂尔多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1950年～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从1953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受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的冲击，片面追求计划指标虚高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加之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的干扰，导致国民经济失衡，经济发展倒退（地区生产总值由“一五”时期年均增长5.57%，倒退到“二五”时期年均增长2.8%；财政收入“一五”时期年均增长28.14%，倒退到“二五”时期年均增长8.5%），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从1963年至1965年进行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鄂尔多斯国民经济初步得以恢复和发展。在1966年到1980年的第三、四、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遭遇“文化大革命”动乱。在“文革”动乱的十年内，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始终未能形成正式完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虽经鄂尔多斯各族人民顽强拼搏，但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的1975年，鄂尔多斯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只保持着小幅增长。1976年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因“文革”冲击而受阻，未能如期执行。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鄂尔多斯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新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30年时间里，鄂尔多斯的经济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浪中艰难探索、天灾人祸干扰中曲折发展的。与建国前相比，政治上，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经济建设上，社会生产力获得一定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1978年与解放初相比，人口增加了1.5倍，达101.4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1倍，达到3.46亿元。粮食产量虽然由12.22万吨增长到20.08万吨，但还不能自给，需要吃大量的返销粮；财政收入虽然由92万元增长到1886万元，但还是“吃补贴财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达194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仅达279元，绝大多数农牧民和城镇居民的温饱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经济总量很小，三次产业结构比仅由95.35∶2.33∶2.32变为45.7∶28∶26.3。从总体上看，鄂尔多斯农牧业经济在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形式下的发展十分缓慢。鄂尔多斯工业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营为主，从无到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处于布局分散、技术落后、规模弱小、增长缓慢、效益低下的状况。总之，在这个时期，鄂尔多斯经济属于以单一农牧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类型，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的末位，人们用“贫穷、落后、封闭”和“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来描述当年鄂尔多斯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加“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这对孪生兄弟，使鄂尔多斯经济社会的发展艰难曲折，十分缓慢。
三、鄂尔多斯经济振兴飞跃的阶段性特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指引下，鄂尔多斯各族人民迅速行动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急切渴望摆脱贫困，大胆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发展大道。
（一）奠定经济振兴结构转型的基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谈话为第一阶段（1979年～1992年），历时约13年，奠定了鄂尔多斯经济振兴、转型发展的基础。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挣脱“左”祸桎梏，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变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牧区推行。在农牧民群众强烈促动和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带动下，土地、草牧场、牲畜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发起冲锋。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的解体，苏木（乡）镇行政建制的恢复，“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经济核算体系的打破，土地、草场、牲畜使用权、经营权的落实到户到人，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牧区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吃饭问题。随着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鄂尔多斯提出“包”字进城，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本着“放权让利、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原则，在国有工商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也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根据“三开一治一转化”（思想开明、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国土整治、资源转化）的发展思路，工业经济迅速出现大发展的强劲势头。大胆对外开放，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最早采取贸易补偿方式，引进日本先进的市场化经营管理经验和生产工艺技术，创办了山羊绒分梳纺织厂。利用天然盐、碱、硝资源，办起盟属三大化工厂。乡镇、社队企业蓬勃兴起。小煤矿、小焦厂、小铁厂、铁合金厂、小石灰厂、水泥厂、小烧碱厂等依托资源的小型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与此同时，煤炭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等部属大项目进入鄂尔多斯，开发东胜煤田、准格尔煤田，建设达拉特电厂一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建设也全面展开迅速投产，包神铁路开工建设并投入运营。这个时期，正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五、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保持一位数增长，经济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在45∶28∶27。到1991年底，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75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6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59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6元。在这个阶段，经济体制开始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度；产品价格开始由单轨向双轨转变；农村牧区经济从单一农牧业向多种经营转变；农畜产品产供销由统购统销向市场化商品经济过度。在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结构比例基本保持着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逐步上升的态势。地方工业和乡镇工商企业的发展，国家能源战略的西移，大型能源项目的落地建设等，奠定了鄂尔多斯工业经济加速转型发展的基础。
（二）实现由农牧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的转型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到2001年撤盟设市为第二阶段，历时约10年，鄂尔多斯经济实现了由农牧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型和跨越。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解决了困惑人们多年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问题，指明了“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是非和发展标准问题，极大地激活了鄂尔多斯人加快发展的欲望和创造力。其间，鄂尔多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第九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上来；在进一步推动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稳定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温饱脱贫的基础上寻求“拉通联动、增收增效”加快致富的途径。同时把国土整治、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基本建设，迎战连续数年的严重干旱和沙尘暴袭击。发展工业经济方面，提出并实施了“重构重塑、对接推进”和“放小建大、丢死促活、改旧上新”等政策措施，重新塑造企业体制，重新构筑企业体系，推进企业改组、改制、改造创新，增强企业活力。“盟旗经济一体化”，重点企业“集团化”，煤炭、碱湖、盐田等矿产资源和山羊绒资源配置向地方重点企业倾斜，使优势资源与优势产业相配套，促进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加快转化。率先推动鄂绒、伊煤、伊化三大集团股票上市。基础设施投入加大进度加快。大（同）准（格尔）铁路和东准铁路薛家湾至西营子段投运。境内210国道、109国道和省道全线拓宽改造为沥青路面，全天候通达各旗所在地和绝大部分苏木（乡）镇。全部苏木（乡）镇所在地和93%的嘎查（村）、87%的农牧户实现电网供电。邮电通信业迅速发展、城市乡村电话、无线寻呼、移动电话更新换代、通达率猛增。东胜城区扩容改造全面启动，旗所在地和重点集镇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快，城镇化率逐年提高。
从1994年以后，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各项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工业经济指标连续几年以两位数增长，速度效益指标均居全自治区各盟市前列。原来贫穷、落后、封闭、生态恶化而居于自治区各盟市发展末位的地区，在较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被政界学界称之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实现了从农牧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从1995年起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为34.0∶39.6∶27.4，之后这一构成中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增长，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到199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一产，当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3.92∶51.67∶24.41。到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成为16.30∶59.69∶24.01。其间，国民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8.9%。经济结构明显改善，经济总量在强劲扩张基础上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经济速度效益各项指标连续五年全区夺冠。经济发展的外向度明显扩大，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贸易，引进利用外资成倍增长。各项社会事业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一个明显特点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利税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40%和30%。工业经济产业优势迅速聚集，四大集团股票抢先上市后又扩股，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进入全国500强之列。四个层面企业（巨龙、雄狮、小老虎、小巨人企业，即利税分别达1亿、5000万以上、3000万以上、1000万以上的企业）的有力推进，盟旗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实施，集团化战略的全面推行等，为鄂尔多斯工业经济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连续10年大旱中，农区种植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种植增加，各年份粮食产量有所起落；畜牧业受西部牧区旱情严重影响，牲畜头数有所波动，但出栏率和商品率有所提高。由于农牧业生产技术条件的逐步改善，农牧业机械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加之有效灌溉面积增大，节水地膜技术推广，终于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牧民收入平均增长3.5%，分别达到2367元和2593元。然而由于世界性气候变异，地区高碳工业对地表植被和大气污染，局部地区超载过牧，加剧了沙漠化荒漠化进程，生态环境恶性循环趋势未能根本遏制，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三）“三化”互动、“三产”联动、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创造出“鄂尔多斯模式”
从撤盟设市到2010年为第三阶段，约10年，鄂尔多斯经济由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迈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八五”、“九五”计划期间，鄂尔多斯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到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时，鄂尔多斯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50.09亿元、15.7亿元、5502元，以上三项均达到自治区前列的发展水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53元，位居全自治区第四位，全市经济呈现出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互动、“三产”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催生了行政建制变革的要求。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撤盟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2000年12月，中共伊盟盟委扩大会议就提出落实“十五”计划，深化“二次创业”，把伊盟建成西部发达地区的战略构想。2001年撤盟建市后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工业立市、以城促市、开放强市、科教兴市、文化塑市、依法治市发展战略和“六高”（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高产业链、高附加值、高度节能环保）工业发展思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发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员令。在十六大精神鼓舞下，鄂尔多斯全力推进绿色农牧业产业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新型工业化和地方民族特色城镇化进程，进入“三化互动”协调持续、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在“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发展思路推动下，加快了农村牧区生产力布局调整，种养结构更趋协调，生态移民人口向产业园区集聚，“舍饲精养”使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转变，促进了农牧业增效与农牧民增收同步提升。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和农牧业产业化，以农牧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推动工业化，以城镇化拉动工业化和农牧业产化的“三化互动”机制，为鄂尔多斯经济在高起点高水平上高速高效运行增添了强劲的活力。“十五”期间，工业化成为推动鄂尔多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55%以上，工业化综合发展指数由58.2%上升到81.4%，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为2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保持在98%以上。国民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24.8%。以水、电、路、讯、绿化等硬件为基础的城镇建设加速推进。城市中心东胜区和康巴什新区以及各旗所在地镇区、重点园区建设速度加快，城镇面貌大为改观。建成东乌、包神、三（三北羊场）新（新上海庙）铁路，高速公路和省道、县道黑色路面全天候通达，鄂尔多斯机场多线航班开通，全市形成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继2003年长（庆）呼（呼和浩特）天然气输气管道建成后，2008年长庆-乌海-临河天然气管道建成投运，供应沿线城镇工业和民用天然气。根据鄂尔多斯地区严重缺乏水资源的现实，采取三水（开发地下水、留住地表水、蓄住天上水）并举，为保障“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用水，除以“水权置换”方式提取黄河水以外，开辟地下水和水库蓄水水源地，多形式供水，建设东胜和工业园区、旗所在地污水处理厂，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电力建设迅猛发展，发供用电量快速增长，形成完整、高效、保障有力的发供电网络系统。邮电通信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农村电话五年内平均增长13.8%和13.7%，移动用户平均增长53.8%。国内商贸市场活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五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2%，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速为26.0%。金融、保险机构增加到139家，各项存贷金额五年平均增速分别为31.6%和24.0%，保费增速30.0%。“十五”期间，鄂尔多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4%下降到7%，三产比重由30%上升到41%，二产比重保持在52%左右，工业经济向多元化、高端化、集群化迈进。全市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财政收入按户籍人口突破人均1万元目标。农牧业经济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有效实现了由农耕业为主向畜牧业为主的转变，畜牧业增加值占一产比重提升到50%以上，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能力显著增强。旗区经济发展成为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各旗区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经济和民营经济，东胜、准旗、伊旗、达旗、鄂旗、乌审旗都进入第六届中国西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实施“大文化、大旅游、大运输”的三次产业发展思路，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顺畅流通，拉动了消费，促进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
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起，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按照中共鄂尔多斯市第二次党代会确立的建设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文明和谐的现代化鄂尔多斯的战略目标，鄂尔多斯市在发展方式上开始了根本性转变。在发展目的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布局上，进一步由城乡二元分割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在发展内容上，进一步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转变；在发展观念上，进一步由更加注重物质财富增加向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从而开创了鄂尔多斯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使鄂尔多斯成为全国改革开放30年18个典型地区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五个典型城市之一。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鄂尔多斯市委、政府提出“结构转型、创新强市”、“统筹城乡、集约发展”两大战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圆满完成了“十一五”各项目标任务。一是产业转型有了实质性进展。三次产业比由2005年的6.83∶2.53∶40.64变为2010年的2.7∶60.2∶37.1；国家战略性绿色能源和新型化工基地建设初具规模。汽车、煤机、陶瓷、多晶硅、太阳能发电等非煤产业和金融、物流、文化、旅游等服务业蓬勃发展。二是城镇面貌日新月异。东胜、康巴什以及旗所在地镇区改造和新区、工业园区建设加快，体量增大，功能改善，品位提升。城镇化率由“九五”末的56.3%上升为70%。三是人民生活更加宽裕，城乡免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社保低保等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社保指标进入全国地级市前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1025元增加到2010年的25205元，年均增长1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4601元增加到8756元，年均增长13.7%。四是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2643亿元，是“十五”期间的5.2倍，年均增长23.4%，人均GDP由4600美元增加到20800美元；财政收入达到538.2亿元，五年累计1515.7亿，是“十五”期间的7.4倍，年增4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98亿元，五年累计6033亿元，是“十五”期间的6.5倍。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区前列。“十一五”时期，是鄂尔多斯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初步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业体系的五年；是形成现代化城市框架和特色城镇化体系的五年；是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的五年；是城乡统筹，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的五年；也是秉持以人为本，着力构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的五年。鄂尔多斯市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政界和理论界概括为“鄂尔多斯模式”。然而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对照，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硬环境、层次和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转型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格局没有实质性转变，消费拉动不力，三产比重下滑，还尚未形成一、二、三产协调带动的格局。工业经济仍以煤炭及其加工业为主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未根本扭转。GDP增长和财政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匹配，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分配机制不协调等结构性矛盾问题，还有待于发展中引起重视和解决。
概以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前10年打基础，中间10年走上“快车道”，后10年“三化互动”、“三产联动”，逐步进入科学发展轨道，初步实现了由落后地区到经济强市、由以农牧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大市、由强调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历史性跨越，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走进中国西部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
第二节 鄂尔多斯模式及其基本经验
进入新世纪以来，鄂尔多斯经济形成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互动”的跨越发展新局面，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实践特色的“鄂尔多斯模式”，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理论界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深入探讨研究，试图解读鄂尔多斯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的新内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调研组的《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成功探索——关于鄂尔多斯模式的思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要求，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生态建设为根本，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政府强势主导，企业市场运作，要素聚集优化，经济自主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鄂尔多斯模式，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典型之一予以宣传推广，不仅对鄂尔多斯市今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新的飞跃都是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先导，思想观念调控和支配社会行为，有人的观念的进步才会有社会的进步。追寻那些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生态现象，是鄂尔多斯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依照这个思路，以鄂尔多斯学的视野，从研究鄂尔多斯人的思想观念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入手，我们认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有：
一、始终加大改革力度和开放广度不动摇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具有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主力，这种主体和主力作用的表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推行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牲畜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改革，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建立了体制保障；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创办羊绒衫厂，用市场化理念经营企业，仅用一年时间就赚回了一个羊绒衫厂；在率先“下海”的张双旺带领下创办的乡镇企业公司，第一个五年就进入全国煤炭百强之内，在该公司基础上组建的伊煤集团的B股上市成为“中国煤炭第一股”；在羊绒衫厂和伊煤集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鄂绒集团和伊泰集团现在都成长为中国500强企业之一；率先冲破计划经济桎梏，进行地方重点企业三项制度（用工、工资、分配）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企业集团率先上市融资，进行低成本扩张，使地方重点企业集团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长寿企业；率先实行资源配置体制改革，使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并在推行盟（市）旗经济一体化中，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率先推行中小企业民营化改革，让个体民营经济“坐正席”，促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使非公有经济成为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率先提出“拉通联动、增收增效”思路，深化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农牧民脱贫致富步伐；率先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发展“四个层面”企业，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率先推行“转移农牧民，减少农牧民”、“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舍饲精养”的农牧区经营方式的变革，促进农牧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恢复双赢；率先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六高”原则，迈上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之路；率先改革投融资和招商引资体制和机制，形成资本集聚高地；率先实施“结构转型、创新强市、城乡统筹、集约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迈上科学发展轨道。总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随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都在不断深化，稳步推进，相得益彰。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只有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文化智慧为支撑，不断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才会在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二、逐步树立全新的辩证资源观
改革开放前的鄂尔多斯人是“坐在金山上受穷，端着金饭碗讨吃”。原因之一就是固守陈旧片面的资源观，这种资源观只视耕地、草场为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把沙漠排斥在资源之外，不予重视；只视煤炭、盐碱等物质为资源，而把文化、科技、智力排斥于资源之外，不予开发；只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利的一面，而无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不利的一面。通过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广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自然资源又可分为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社会资源可分为人口资源、劳动力资源、智力资源、文化资源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资源的认识不断升华，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从更多地关注物质资源逐步向既关注物质资源更关注非物质资源转变。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文化是综合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使人们的资源观发生了质的变化，认识到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利用、制约的关系，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还有用之不竭的非物质资源。同时还认识到：一方面物质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已成为限制资源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物质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又污染了环境，制约了经济发展。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总结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不能不看到，鄂尔多斯人的资源观的转变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鄂尔多斯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看到自己遍地是煤的经济资源，小煤窑、小炼焦大干快上，成为一时的经济优势，从而无意中掉入“资源陷阱”。在此之后的一个时期，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停并转措施，但环境治理仍摆脱不了“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防治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过程也是这样。几十年来，人们对沙漠化的认识和防治实践走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没有把沙漠也看作是可利用的资源，没有从源头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培育和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的老师。鄂尔多斯人在改革发展实践中，逐步培育起全新的资源观，即辩证的资源观，既看重自然资源中的经济资源，又看重人文资源中的智力资源；既综合有效开发、持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又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能动作用。这种全新的资源观，其实质就是要妥善处理资源、环境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之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视沙漠、阳光为宝贵资源，从争夺“荒沙”到新世纪开发利用沙漠，大力发展林沙产业，创造出更多财富，就是鄂尔多斯人资源观转变的生动表现。从90年代末开始，工业经济发展“依托自然资源而不依赖自然资源”，从低级资源要素向高级要素资源转化，从“挖”煤向“挖”文化转变，从发展循环经济到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等等都反映了鄂尔多斯人资源观发生转变的历程，也是逐步培育和坚持全新辩证资源观的过程，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需要认真总结、继续坚持的重要经验之一。
三、逐步树立科学的生态观
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生态系统是由人类和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系统整体。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48%是沙地、48%是丘陵沟壑、4%是平原）之上生存的生物和人构成鄂尔多斯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人和一切生物都是生态系统整体的一员，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必须以生态伦理道德准则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与自然环境的演变规律相适应，保持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生态观是指人类对生态系统中人类自身生存、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规律性的自觉思维和认知，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表现。经济发展规律、社会进步规律、自然演变规律三者之间有着互相统一又互相矛盾的关系，认知并顺应生态系统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这三个规律达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就是科学的生态观。
随着历史上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质量急剧恶化，逐步形成两大沙漠地带。建国后30年内由于人为因素又增加了半个毛乌素沙地和一个库布其沙漠的沙化面积。这种状况，除自然因素影响之外，主要是人们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经济活动造成的。这种经济活动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除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加之人口急剧增加因素之外，人们主观上对产业分类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足，认为农垦业比畜牧业先进、工业比农业先进，对沙漠化规律更是认识不足，这也是重要原因。由于这种判断人类生产活动方式先进与否的片面观点，成为当时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指挥决策的指导思想，因此盲目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滥垦滥伐和粗放式的低级工业化浪潮，进而促使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恶性循环生态现状的严厉惩罚，人们通过反省自己的生态观，意识到树立科学生态观的紧迫性，开始把“经济与生态并重”提上议事日程。在上世纪80年代初，鄂尔多斯人提出“植被建设是最大的基本建设”；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乌审旗大力发展“水、草、林、料、机”五配套的小草库伦；鄂托克旗提出“立草为业兴畜牧，加工增值工致富”的经济发展方针；80年代末期鄂绒集团在库布其沙漠北缘，建设占地30万亩的恩格贝综合治理库布其沙漠实验示范区；90年代中期，伊泰集团在库布其沙漠南缘建设杭锦旗万亩甘草种植园和甘草深加工项目，全市掀起了大力种植沙柳、甘草、沙棘等沙生植物的新高潮，提高了对沙产业的认识并加大了产业化的实践活动。在具体做法上，由单靠农牧民承包荒沙种植沙生植物向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留职停薪承包开发沙地产业扩展。与此相配套建设了一批沙柳、甘草、沙棘等沙生植物加工项目（沙柳制人造枝、甘草制中药、沙棘制酱油、醋等），从而逆向拉动沙生植物种植，形成了产业化管沙治沙用沙的产业链等等，这都是鄂尔多斯人生态观开始转变的表现。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沙草产业理论，在鄂尔多斯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中深入传播，逐渐成为探索性的实践。钱学森沙草产业理论，不是用“征服自然”的观念去强制改变“沙漠戈壁的自然地理特征”，而是以“善待自然”的观念用高新技术去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按照钱学森发展沙草产业的设想，就是要充分利用沙漠资源、光热资源和节约水资源，运用高新科技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等，达到“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三生”统一的目标，取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三效”统一的效果。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是与违背自然规律的无节制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的生态观相对立的科学生态观。鄂尔多斯人从上世纪末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全面禁牧休牧和舍饲精养的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大力度关停并转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企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不仅对改善生态环境也对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是科学生态观的实践验证。进入21世纪初，科学生态观促进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稳步转型，是创造“鄂尔多斯模式”的思想文化动因。
四、确立“大文化”观，发展文化产业
一部人类文明史，始终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人的文明化过程。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更是难以截然分开，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结为一体，许多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经济支持和经济效益；许多经济活动都以文化为支撑和推动力。这已成为一种普遍规律。上世纪50～60年代的鄂尔多斯歌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电影《鄂尔多斯风暴》成为红色文化象征。改革开放之后，“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品牌广告词，加速了市场经济之风，突显了文化与经济难舍难分的关系，形成了企业文化引领企业发展的动态。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90年代通过文化舞台进行招商引资；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市委政府提出“文化塑市”、“建设文化大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提倡文化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发展，这一切都证明了文化已成为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观念不断提升，文化领域不断扩展，文化产业的兴起，人们的文化观也从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等小范畴向广播影视、互联网乃至思想意识、精神信仰、社会制度等更广领域扩展。文化是血脉，是精神家园。文化如同水充满人体每个细胞一样成为社会细胞的主要因子，如同空气一样成为人生存的必需。大文化，即广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的总和。大文化观就是人们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社会之间内在联系的认知程度，是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的科学化。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创造的经济奇迹、经济模式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探究和诠释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内因，总是离不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鄂尔多斯人观念的进步、对文化的认知所起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有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鄂尔多斯快速发展的内因是鄂尔多斯人的“三明三气”。“三明”即政策英明——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鄂尔多斯的运用实践；领导精明——鄂尔多斯历届党政领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切从鄂尔多斯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等；老百姓开明——开放包容、识大体、说实话、讲道理、顾大局的民俗民风。“三气”即底气足，拥有富集的自然资源和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勇气大，率先改革、全方位开放、大胆开拓创新；灵气旺，灵敏又聪慧、勤劳又智慧，接受新事物快，富有创造力和凝聚力。其实质是鄂尔多斯人的思想解放，是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着经济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它充分体现着鄂尔多斯经济“硬实力”加上文化“软实力”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在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向前发展。
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新中国建立后30年加上改革开放30年这60年中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经验的科学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又一里程碑。鄂尔多斯人深刻体验到，他们创造的“鄂尔多斯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引领的结果；鄂尔多斯所有成功的经验、作法，都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全市坚持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扎实有效地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推动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强化制度创新，创新社会管理，逐步形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增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的主动性，夯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思想文化基础、群众基础和组织制度基础。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问题，诸如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尚未有实质性变革，产业结构仍不合理，非煤产业成长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高端要素集聚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等发展保障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问题，有待于运用科学发展观认真加以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富民强市进程，构筑地区发展新优势，仍然是鄂尔多斯今后发展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对鄂尔多斯经济的研究
历史上有关鄂尔多斯经济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古籍文献和档案资料中，但专门的研究论著不多。进入近现代以后，关于鄂尔多斯经济方面的记载和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到了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类研究著作和论文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以后，鄂尔多斯当地蒙汉各族专家学者比较早地开展了地方史志研究工作。当时的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及编辑出版工作，其中涉及一些鄂尔多斯经济研究的内容。上世纪50年代末，时任伊克昭盟副盟长的奇忠义先生主持《伊盟历史沿革史》的编写，并于1964年夏写出初稿，后因“四清”运动和“文革”动乱而搁置。1979年，时任伊盟政协副主席的奇忠义先生又组织编撰《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内容涉及农牧业、气象、水文地质、自然矿藏等资料。随后又邀集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编辑出版了《伊克昭盟革命回忆录》以及《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伊克昭盟文史资料》等，其中许多文章涉及鄂尔多斯历史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从1982年开始由奇忠义先生任主修编纂《伊克昭盟志》的工作全面展开，历经十多年完成的《伊克昭盟志》是伊克昭盟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志书，其中汇集介绍了大量反映鄂尔多斯经济研究的资料和文献。
在全面系统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文化著作中，较早的以陈育宁教授的《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为代表，其中“论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开发”、“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以及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地区社会发展、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联系、民族关系与经济互补等问题的研究，以宽阔的视野论述了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鄂尔多斯沙漠化演进历史及成因问题的研究，较早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见解和生态建设问题，既具有超前性，又具有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夏日先生主编的《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研究成果荟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汇集了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经济、社科研究工作者从1997年起跟踪研究鄂尔多斯经济现象、鄂尔多斯模式的调研报告和著述论文。姚鸿起等著《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杜梓等主编的《鄂尔多斯经济论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额尔敦扎布、韩广臻主编的《鄂尔多斯模式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奇朝鲁、王林祥主编的《鄂尔多斯品牌战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杜梓主编的《鄂尔多斯工业化之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王学丰主编的《鄂尔多斯发展战略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从不同角度对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发展前景、发展战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深刻论述。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员来鄂尔多斯市调查研究，撰写了题为《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成功探索——关于鄂尔多斯模式的思考》和《走进鄂尔多斯：科学发展的能源重市》的重要文章，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引起强烈反响。
2008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社科联、社科院、实践杂志社在鄂尔多斯市联合举办的“鄂尔多斯发展模式理论研讨会”，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理论盛会，研讨内容涵盖了鄂尔多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论文作者发表了很多有见地、有深度、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随后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鄂尔多斯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一书。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于2002年9月成立后，一直把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在《鄂尔多斯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鄂尔多斯经济研究论文。编纂完成的《鄂尔多斯大辞典》中专设自然资源篇、经济篇、科学技术篇和鄂尔多斯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表，以词条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鄂尔多斯经济研究提供了权威性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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