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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竞争力，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正是有这样的文化理念，在21世纪一开始，鄂尔多斯市在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塑市”和“建设文化大市”与“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加快了文化建设，产生了新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现象”。“文化现象”成为“鄂尔多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鄂尔多斯丰富的文化资源
一、人文历史资源
鄂尔多斯地区是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孕育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产生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
在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的古人类和古代民族有14万年～7万年前的“河套人”；夏商周时代的土方、工口方、鬼方和熏育等古代的游牧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戎狄、林胡、楼烦等部族；秦汉时期的汉、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敕勒、羯、氐、羌，隋唐时期的突厥、葛逻禄、吐谷浑、高丽，宋辽时期的党项、契丹、女真、吐谷浑，元朝以后的蒙古、满、回族等，几乎古代北方的主要民族都先后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文化足迹，这些众多不同民族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中，创造和培植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河套人”与“河套文化”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第二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组成考察队进行考察，发现了水洞沟与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20世纪40年代，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使用了“河套人”与“河套文化”的名称。60年代以后，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多家文博单位，在裴文中、贾兰坡的带领下多次对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又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到80年代，在萨拉乌苏一带共发现河套人类化石23件，发掘到13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以及一些烧骨和灰屑。经研究认定，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原始人的特点，在人类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这就是鄂尔多斯最早的人类“河套人”和最早的文化“河套文化”。
（二）朱开沟文化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者，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境内，发现了一处纵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即“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早晚延续约1000多年，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有许多半地穴式的石屋与窑穴陶器作坊遗址。大量遗存的石器和陶器说明，这时的鄂尔多斯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农业部落阶段，陶器极为丰富，其艺术特征既反映了对当地传统的继承与保留，也反映了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在朱开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在早商时期已经有较发达的经济与较高的生产水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很大，上承古老的“河套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三）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众多、分布集中、特征明显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代，是以戎狄、匈奴为代表的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在春秋战国、西汉初期达到鼎盛。这种青铜器以动物纹作为装饰题材，具有便于携带、小型实用等特点，其中也有金银制品。按用途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车马器具等。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有鹰、虎、狼、野猪、鹿、牛、马、羊等草原动物。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与鄂尔多斯草原动物纹的完美结合，融铸成为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文化艺术奇葩。鄂尔多斯青铜器属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鄂尔多斯市专门成立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着一批珍贵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特别要提的是，1972年在杭锦旗出土的一套黄金冠饰，由上部的鹰型冠饰和下部刻有虎、马、羊冠带组成。这套重约1400克的“匈奴金冠”，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人类早期草原文化遗存世界级的珍宝，制作精美，工艺考究，集铸造、压、锤打、抽丝，镶嵌等技术于一身，反映了当时鄂尔多斯地区游牧民族经济的发达和草原文化艺术的精湛，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鄂尔多斯青铜器以鄂尔多斯为中心，流布相当广泛。在殷墟文化时期，除近邻晋陕地区外，向南已波及到渭河流域、豫北殷墟文化和先周文化区域，向东到辽东沿海。西周至春秋时期，分布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地区，向北经蒙古至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多分布于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地战国秦赵长城沿线，向东越过承德至张家口一线。两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泰、东到辽宁。这表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伯利亚的卡索拉文化和塔加尔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吸收，又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影响。
（四）匈奴文化
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和活动摇篮之一。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很多匈奴墓葬和文物，除主要而大量的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和铁器外，还有很多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
经学者研究，匈奴文化分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时代大约是商到春秋时期，即从原始氏族至部落联盟时期；到铁器时代，即战国时期和两汉时期，匈奴才进入建立统一国家的文明社会。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居住一百多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至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发和丰富鄂尔多斯古代文化宝库，沟通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大贡献。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兴建国都统万城（遗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与鄂尔多斯乌审旗交界处）。河套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阿尔寨石窟文化
在鄂托克旗西部草原上突兀着一座红砂岩平顶小山，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约80米。在山体四周的山壁上，共发现65座石窟、22座浮雕石塔，山顶还发现6座建筑遗址，这就是阿尔寨石窟遗址，也称百眼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壁画不仅荟萃了藏传佛教多种教派的内容，构成了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地区流传的历史画卷，而且还有反映西夏及元代世俗平民生活的题材。壁画上珍贵的回鹘蒙古文、梵文、藏文榜题和蒙古族丧葬祭祀图等，对于研究蒙古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演变、民族祭祀形式、文学和艺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幅蒙古贵族受祭图，场面浩繁，人物众多达百余人，学者们认为受祭人物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研究考证，阿尔寨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期，以西夏、蒙元时期最盛，是中国长城以北、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地区一处仅存的晚期石窟遗址，是研究西夏和蒙古草原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具有很高的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价值，成为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六）西夏文化
隋唐时期，在鄂尔多斯地区除北魏及西魏时留居的汉族、柔然、敕勒外，又有突厥、党项羌、契丹等民族成分来到这里。宋王朝时期，于公元1038年，党项羌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西夏最盛时辖22个州，占有包括现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其中夏州辖有鄂尔多斯南部，包括今乌审旗的广大地区；宥州和灵州包括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大部地区及乌海市；胜州包括今伊金霍洛旗和东胜区的一部分以及达拉特旗西部。西夏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遗存主要有鄂托克旗陶思图的西夏城堡、准格尔旗城坡的西夏古城与壁画墓；东胜和准格尔旗收集到的西夏两方铜印均为西夏文、篆书，汉译“首领”，两印的印纽两侧分别有西夏文字，汉译分别为“贞观甲申四年”和“正德三年”。
（七）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1227年攻打西夏时病逝。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和蒙古帝国的创建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专家认为，成吉思汗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蒙古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是蒙元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首次提出了“成吉思汗文化”这个概念。2006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育宁教授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收集国内有关成吉思汗文化的研究论文，主编出版了《成吉思汗文化论集》。此后，于2009年～2011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伊金霍洛旗政府连续三次召开关于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国内专家学者从多方面探讨了成吉思汗文化的形成、内涵及特征，“成吉思汗文化”这一概念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陈育宁教授认为，成吉思汗文化，主要有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的内容。精神层面包括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与教育、民族习俗等，物质层面包括历史遗迹、科学技术、文字典籍等，制度层面包括治国理念与法制、军事思想与制度等。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族形成初期蒙古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代表及以后发展的基础，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统一性以及强大传承力等特点。成吉思汗文化还包括对成吉思汗的崇拜、祭祀及对成吉思汗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巨大的历史功绩，决定了成吉思汗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其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夏日先生认为，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囊括了古代蒙古族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军事文化、法制文化、生态文化、民俗礼仪文化、祭祀文化、驿站文化以及大一统思想、开放包容思想、平等诚信思想、教育思想、英雄主义等等。
成吉思汗文化具有民族性、进步性、历史性、经典性的特点，鄂尔多斯又因成吉思汗陵祭祀而成为成吉思汗文化传承的主要地区，从而也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八）成吉思汗祭祀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汗廷对成吉思汗进行祭祀活动，建“八白宫”作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圣地，并有专人守护。明朝天顺年间，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宫”随鄂尔多斯部迁驻河套鄂尔多斯。清顺治六年（1649年）“八白宫”从王爱召迁到伊金霍洛，抗日战争时西迁到甘肃榆中具兴隆山，后迁到青海塔尔寺。1954年在伊金霍洛旗甘德尔锡勒上动工新建纪念陵园，1956年落成后“八白宫”安置在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大殿内至今。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成为供奉和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圣地，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民族一直继承着对成吉思汗祭祀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程序和制度。鄂尔多斯部随“八白宫”进入河套地区后，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更加严格和规范，专司祭祀各项具体事务的达尔哈特，一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延续至今。成吉思汗陵每年举行的四大祭祀，再现了古老的蒙古民族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传统。这种祭祀文化是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代表，同时随着历史的进程，又不断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主要表达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包括了蒙古民族的信仰、历史、文化、风俗、礼仪、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内容和知识，集游牧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族文化为一体，成为鄂尔多斯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
（一）鄂尔多斯民间歌舞
1.民间音乐和传统民歌
鄂尔多斯音乐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历史资料记载，在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就喜欢音乐，有胡笳等乐器。西夏时期有二胡、琵琶等乐器。12、13世纪，有元代的牛皮大鼓、胡笳、萨满教的仪鼓、柏板锣等。有明代人记载，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群众往往于劳动之余，集聚在一起吹胡笳，弹琵琶，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民间的音乐、舞蹈活动相当频繁，历史题材的说唱也很普遍。到了明代后期，蒙古族的民间说唱艺术更为活跃，如民间歌曲《三百六十个黄羊》、《四公主》等流传很广。
传统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曲是鄂尔多斯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代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区特色和艺术特色。音乐形象鲜明、集中、突出，富于个性；旋律舒展、宽阔、优美；曲调婉转回旋，简洁明朗，易懂易记，易学易唱；歌词文学性强，简练概括，含蓄深刻，准确质朴，感情自然、真挚、细腻。鄂尔多斯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军事、政治、社会生活、父母亲情、爱情，有酒歌、颂歌、祭祀歌、摇篮曲和童谣等等。形式上有长调歌曲和短调歌曲。
①鄂尔多斯长调歌曲
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是相对短歌而言。它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久远之意。长调歌曲的产生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予抒情，曲调节奏有自由发挥的余地，给人以潇洒飘逸之感。歌词一般分上下各两句，内容多是描写草原、骏马、牛羊、骆驼、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据考证，长调的产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一种历史遗存、口传文化，是草原牧人们集体创作的结晶，被专家称为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鄂尔多斯长调民歌很多，现在流传较广的有《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六十棵榆树》、《洁白的房子》、《变幻的雾》、《半圆的月亮》、《六十个美好》等。
②鄂尔多斯短调歌曲
短调歌曲，结构短小精悍，节奏明快有力，句法整齐，情绪欢快，音乐形象鲜明，曲调优美动听。在旋律的级进起向上经常采用反向转位的手法，六、七、八、九度远距离跳进现象十分常见，比如《紫檀色马》、《甘德尔梁》、《森吉德玛》、《黑缎子坎肩》、《金杯》等等。短调歌曲具有强烈的舞蹈性，如《圆顶帽子》、《鄂托克的西边》、《甘德利草原》就是很好的舞蹈音乐。
③鄂尔多斯“古如歌”
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长调中有一部分是宫廷歌曲，素称“古如歌”。蒙古语“古如”，含有国家或朝廷之意。“古如歌”内容正统，以说教为主，意为“政歌”，一般在隆重而盛大的仪式上演唱，而且有独特的规矩。比如，在宴会上，首先演唱三首“首歌”或“大歌”、“正歌”（即“古如歌”），然后宴会仪式才能开始，才能演唱其他民歌。此类歌曲现在遗存不多，据说只有七、八十首，主要流传在鄂尔多斯西部杭锦旗一带。
④蒙汉音乐文化交融的“漫瀚调”
明、清以来，由于晋、陕等地汉族群众的逐步移入，鄂尔多斯中东部地区形成了蒙汉杂居区。蒙、汉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习俗以及文化艺术之间进行了广泛、直接的交流、学习，互相吸收。在音乐方面，汉族群众以丰富的蒙古族民歌特别是短调歌曲为母体，逐渐融入晋、陕汉族的“山曲儿”、“爬山调”、“信天游”和“二人台”音乐，形成了兼有蒙汉两个民族民歌特征的歌曲品种——“漫瀚调”（也曾称“蒙汉调”），深受蒙汉族群众的喜爱。它是蒙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具有腔调潇洒、豪放，感情炽热、爽朗，旋律朴实、新颖，结构短小，句法整齐的特点，主要流传于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沿河地区，成为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的乡土歌曲。它所反映的内容，多以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热爱生活、歌唱美好未来等为主，如《栽柳树》、《坦庆扎布》、《阿拉坦岱日》、《二道圪梁》、《蒙汉人民心连心》、《共产党领导真正好》、《联四曲》、《王爱召》、《打鱼划划》等等。
“漫瀚调”开创了一曲多词和一词多曲非常灵活新鲜的演唱方法。蒙汉杂居地区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和民族，也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随时随地出口成章，开口即唱。唱词有的是预先编好，选用适合的曲调来唱；有的是演唱者根据演唱时的环境、地点、目的、在场的人物和个人感受等即兴编词演唱。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以对唱为多。演唱时一般都有四胡、笛子、三弦、扬琴等乐器组成的民间小乐队作伴奏。
国家文化部1996年10月将准格尔旗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漫瀚调之乡”。
鄂尔多斯地区还有汉族的民间音乐“山曲儿”、“爬山调”、“二人台”等。
2.鄂尔多斯民族民间舞蹈
鄂尔多斯蒙古族舞蹈，是鄂尔多斯蒙古游牧民族性格、爱好、审美和情趣的必然产物，历史悠久，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节奏明快，语汇丰富，动作大方，韵律流畅，跳跃奔腾，激情豪放。《盅碗舞》、《筷子舞》、《达拉根巴雅尔》、《鄂尔多斯舞》等是鄂尔多斯蒙古族舞蹈的代表作品和经典作品。
《盅碗舞》源于古代蒙古盛大的宫廷宴，广泛流传于草原庆贺牧业丰收的民间宴会。在宫宴和庆贺酒宴上，当人们兴致达到高潮时，歌舞者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酒盅、碗，或把碗放在头顶上，伴着优美激越的歌声，合着手中酒盅的敲击声翩翩起舞。此后，这一质朴而浓郁的舞蹈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盅碗舞》、《顶碗舞》。
当牧民们在喜庆之时或劳动之余，聚在一起娱乐，常常随手拿起身边的简易物具如筷子，一边和着乐曲敲击节奏，一边用筷子敲打着自己的手、臂、肩并自然舞动起来，伴以扭肩、旋转、下蹲、伸展等动作，以抒发和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以后逐渐形成了具有生动活泼艺术形象的《筷子舞》。
《达拉根巴雅尔》，是表现鄂尔多斯祭祀民俗的民间祭祀舞。舞者手拿托盘，肩背口袋，用奶食品祭过圣主成吉思汗后，口里高喊着“呼日义！呼日义！”寓意“吉祥丰收，祈求平安，免除灾难”。《达拉根巴雅尔》表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刚柔相济、矫健挺拔的舞蹈艺术风格。
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舞蹈形式中，还有盛行于喇嘛寺庙的宗教舞蹈——“查木”，它和蒙古族民间舞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寺庙的“查木”舞者吸收了蒙古族民间舞蹈的语汇、动作，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牧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是喇嘛教传入鄂尔多斯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蒙藏结合的舞蹈艺术。
20世纪50年代以后，原伊克昭盟歌舞团和各旗（县）乌兰牧骑及舞蹈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民族舞蹈，如著名的《鄂尔多斯舞》、《挤奶舞》、《腾云》、《爱的奉献》、《族魂》、《牧人浪漫曲》、《勒勒车遐想》、《炒米飘香》以及大型民族舞剧《森吉德玛》、《银碗》、《鄂尔多斯情愫》、《鄂尔多斯婚礼》等等。
（二）鄂尔多斯婚礼
蒙古族的婚礼文化伴随着蒙古族的形成而产生，经过长期流传和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中风俗化、礼仪化、规范化的典型人文景观。鄂尔多斯地区比较完整地继承和延续着蒙古族古老的婚俗文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婚礼。它融风俗、习惯、礼仪、服饰、饮食于一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代表作。
鄂尔多斯婚礼的全过程，大体分为定亲、婚礼、回门三个部分。
（1）定亲
儿子长大成人以后，父母要物色年龄、长相、针线、营生等都般配的姑娘作为儿子的对象，请一位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叫定亲。定亲通常分两步进行：小定——由媒人带一个合适的人，带着饼子、白酒到女方家，请姑娘的父母品尝，并献哈达，说明求婚的来意。大定——媒人带着女婿和一位近亲，选择吉日，带着哈达和饼子、白酒、羊背子、奶食等定亲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一般要有娘舅、近亲和邻友等在场。请女方主人品尝奶食后，献哈达，商定聘礼和成婚日期等事宜。
（2）婚礼
隆重婚礼的主要程序有：①乘马娶亲——举行婚礼那天，新郎父母邀请主婚人、大宾、伴郎、祝颂人组成娶亲队伍（双数），新郎负弓带箭，随着娶亲队伍，带着礼物，扬鞭策马奔向新娘家。②闭门迎婿——娶亲人来到新娘家，当要入新娘家门时，被4位大嫂用一条五彩地毯拦在门外，于是男方祝颂人和女方拦门大嫂之间展开了一场诙谐幽默的舌战。然后，拦门大嫂们接收了娶亲人的礼物，将新郎和娶亲人让进屋里。③献羊祝酒——男方祝颂人高诵献羊祝酒词，并献上带来的全羊（羊背子），新郎向各位女方宾客一一敬酒行礼。女方主婚人表示领了男方的心意。众人欢唱婚礼宴歌。④求名问庚——酒席宴上，男方祝颂人吟诵求名问庚的颂词，女方大嫂们故意避实就虚拒而不答，却提出许多奇闻逸事和传说掌故来为难对方，使婚宴热闹非凡。绝妙的问答往往延续四、五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天将破晓时，大嫂们才说出新娘的芳名妙龄来。⑤女家晚宴——新娘离家前婚宴叫“离娘宴”。女方亲戚向新郎赠送礼品。欢宴中新郎当众掰卸羊脖骨（有的女方人专在羊脖骨中间插一根红柳棍，新郎难以掰卸，意在取笑新郎），以接受女方对他力量和智慧的考验。众人饮酒欢歌，通宵达旦。⑥告别家乡——也叫新娘上马。经过一段姑娘们对新娘难分难舍的“阻嫁”（“阻婚”或“赖婚”）后，新娘穿戴好蒙古袍和头戴，蒙上盖头，在送亲歌声中乘马绕父母家屋一周，与父母和家乡姐妹们告别，在伴娘和送亲人的陪同下踏上去男方家的征途。当走出一华里后，伴娘们将新娘的盖头取下，让她回头望一望，以示再次告别，然后盖好盖头，继续前行。⑦迎亲拜灶——新娘来到婆家门前，要从两堆火中间通过，接受火的洗礼。进屋后向灶神（灶房）三拜九叩。婆母给新娘揭去盖头，新娘开始向新郎家的父母、亲戚们叩头行礼。⑧婚礼庆典——有的也叫“放夜送客”。男方邀请女方送亲人一同在家门前举行盛大的庆典。环形而坐的众客中间的空地上，一边放着象征性的礼品54件，一边放着准备给客人的回礼。随着酒歌宴歌，婚礼推向高潮。宴后客人才可离去。婚礼一般要进行三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
（3）回门
婚礼三天以后，由公公婆婆或哥哥嫂嫂把新郎新娘送到新娘的娘家，叫回门，他们在娘家住一整天两晚上，公婆或哥嫂先回去。新郎新娘再住一天，然后偕同娘家没有来参加过婚礼的亲戚来到婆家，这叫倒回门。回门的时候，新郎新娘要给娘家带砖茶等礼品，新娘要给娘家弟弟、妹妹每人送一件毛巾、玩具之类的小礼物。
鄂尔多斯婚礼是源远流长的蒙古族民俗经典，是一幅完整的蒙古族风俗画卷。它折射出蒙古民族历史、社会、宗教、文学艺术、礼仪、民俗等草原人文景观，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进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世纪70年代，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将鄂尔多斯婚礼排成文艺节目演出，并由内蒙古电视台拍成纪实性专题片。以后，多个文艺团体排演大型民族风情歌舞《鄂尔多斯婚礼》，在国内外进行演出，经久不衰。《鄂尔多斯婚礼》进行了国家著作权登记，成为内蒙古首例受到法律保护的舞台艺术精品。近年，舞剧《鄂尔多斯婚礼》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提名奖，2010年获中国第十三届“文华奖”特别奖。
（三）祭祀文化
鄂尔多斯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保留着传统的祭祀文化，并具有独特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除了本书第二章详细论述的成吉思汗祭祀外，还有祭山、祭石、祭天、祭地、祭河、祭泉、祭火、祭旗、祭驼、祭马、祭星、祭树、祭祖先、祭英雄、祭灶、祭玛尼宏等多种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的形式主要有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其中对敖包的祭祀具有代表性。
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以石头或砖堆成的圆锥形实心塔，通常设立在山顶、丘陵之高处。敖包的种类包括祭祀长生天的祭天敖包，象征山水神灵的神灵敖包，祭祀祖先的氏族部落敖包，纪念英雄人物的人物敖包等等。鄂尔多斯地区的敖包遍布草原各地，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遇见敖包，必须要下马顺时针转三圈，并要拾几块卵石添放在敖包上，以示敬仰。
明代藏传佛教广泛传播于蒙古地区，在蒙古族传统祭祀中融入了崇佛习俗，念颂六字真言、礼佛跪拜等。
（四）待客礼俗
鄂尔多斯蒙古族讲究文明礼貌，非常热情好客。客人来到时，主人家中小辈出门迎接，深跪问安。若是尊敬的亲人或长辈、老人光临，全家都要出去到马桩前迎接问安。
客人到主人家门口时，要下马缓慢而行。不能打狗，进家时不能将绳子、马绊和马鞭等东西拿进家里。进门时要从左侧进去。男人盘腿而坐，女人单腿盘坐，不能在炕边垂足而坐，更不能站在炕上，不能踩门槛或依门框而立。
客人坐定后，主人捧着哈达，递换鼻烟壶，互相问候，并请客人品尝奶食品。客人用右手无名指蘸着奶浆向苍天弹三下后才能少许品尝。主人摆上丰盛的奶食、炒米、手扒肉，给客人敬奶茶。第二次上茶后，开始敬酒唱歌。摆羊背子是蒙古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
斟酒敬客，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对客人表示敬重的一种方式。通常是主人将美酒斟在银碗中，托在哈达上，唱着鄂尔多斯传统的敬酒歌，客人接过银碗，等唱完一曲，用右手无名指蘸酒弹着敬天敬地敬祖先后，一饮而尽，不胜酒者可饮少许，然后将酒碗归还主人。敬酒时，客人不可推让。
（五）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是蒙古语“玩耍”、“游艺”的意思，是蒙古族传统的一年一度举行的盛大娱乐活动，始于成吉思汗时期。在盛夏或初秋黄金季节，牧民为了喜庆丰收，要举行那达慕大会，主要有射箭、摔跤、赛马等竞技娱乐活动。那达慕大会的规模大小不一，大至一个盟（地区）、旗（县），小到一个苏木、嘎查甚至牧户，人数多少不一，会期3～7天。大会期间有祭祀活动。现在的那达慕大会，除了传统项目外，还有其他的体育项目、文艺表演、集市贸易、物资交流等内容。
三、文学艺术资源
（一）古代近代文学艺术
鄂尔多斯部驻河套地区后，一直保留着祭祀成吉思汗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以祭祀礼俗为中心的民间文学，包括祝词、赞词、格言、谚语、传说、故事、诗歌以及戏剧、歌舞、说唱艺术等。13世纪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叙事体民歌《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至今仍在鄂尔多斯广为传唱。鄂尔多斯有内容丰富的各种民歌、宴歌、宫廷歌、牧歌、婚礼歌、酒歌、祭歌、赞歌等，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艺术。19世纪至20世纪初，鄂尔多斯涌现出了贺希格巴图、伊喜丹金旺吉勒、噶日玛等一批著名诗人和作家。
17世纪明清之际的一个世纪里，在鄂尔多斯诞生了三大历史巨著，即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十善福经白史》、罗卜藏丹津的《蒙古黄金史》、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这些优秀的历史和文学著作，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经典和代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蒙古源流》被清代乾隆皇帝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之后，译成多种文字，并收入《四库全书》，广为流传，闻名中外。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活的感召下，鄂尔多斯涌现出一批文学艺术作品和作家艺术家，如葛云鹏1955创作的蒙古语话剧《好的开端》、1957年与他人合作创作的话剧《重复》和《三·二六的枪声》，朱长金1959年创作的晋剧《席尼喇嘛》，冯峰1963年创作的小歌剧《赛乌素河畔》等。杨啸从1958年开始，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笛声》、《小山子的故事》、《荷花满淀》和《火苗》等，其中《小山子的故事》荣获过自治区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贺政民从1958年发表《石榴刚刚泛红》等多篇短篇小说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玉泉喷绿》，在全国颇有影响。周雨明的诗集《边墙赋》、《银燕在腾格里大漠上盘旋》、《沙漠的路》、《冬青》等，得到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称赞和推荐，作者被誉为“沙漠诗人”。云照光于20世纪60年代创作编剧、后拍摄上映轰动全国的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和后来拍摄的电影《阿丽玛》、《母亲湖》、《蒙根花》，都是以鄂尔多斯革命斗争为题材，极大地提高了鄂尔多斯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鄂尔多斯的文学艺术创作处于冷落和萧条。唯有杨啸于1973年创作出版了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雏鹰展翅》、《鹰飞千里》、《鹰击长空》合集和随后出版了中篇小说《红雨》，《红雨》被译成英、法、德、日、朝鲜、蒙古、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并拍成电影上映。
“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鄂尔多斯的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创作成果丰富多彩。贺政民的《北方寡妇》、肖亦农的《红橄榄》、《黑界地》等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享誉全国文学界；周雨明、哈斯高壁、柳谦、桑吉等一批蒙古族作家创作的大量诗、歌词、歌曲和齐·毕力格、张秉毅、苏怀亮、昂给图等一批中青年蒙汉族作家创作的大量纪实文学、杂文、戏剧、电影电视剧文学剧本等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鄂尔多斯著名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有声的戈壁》、乌雅泰的《喇嘛哥哥》、哈斯巴根的《风雪札萨克》、乌力吉布林的《一路歌声》、哈斯布拉格的《情与罪》等小说精选集汉文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引起文学界强烈反响。著名作家玛拉沁夫作序，诸多文学评论家给予公正、详尽的评论。他们认为，鄂尔多斯蒙古族作家们“以沉稳的艺术思索和开阔的艺术视野”，诠释和解读优化自然和人文生态这一“世界文学前卫命题”。还有市民委的古籍整理、市文联的《鄂尔多斯文化丛书》以及何知文、白世宽等老文化爱好者，历经多年艰辛，矢志不移，收集整理、编写创作，出版了《鄂尔多斯山歌》、《鄂尔多斯西部民歌》等，为传承、保护、发扬深受人们喜爱的鄂尔多斯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总之，鄂尔多斯文学界群体的创作激情喷发，创作水平质量提升，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
“十一五”期间，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在省级以上重大文艺门类比赛、评奖中，获国家级集体大奖4项，国家级单项奖36项，自治区集体大奖24项，自治区单项奖124项。美术、书画、摄影艺术作品硕果累累，1000多件作品参加了市、自治区、省际及全国的各种展览。
四、文化旅游资源
鄂尔多斯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目前鄂尔多斯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31家，其中5A级2家，4A级7家。“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4家。“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累计投入41.76亿元，其中旅游景区投入资金22.76亿元。现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发展各类文化旅游项目，形成鄂尔多斯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业。主要有：以挖掘成吉思汗文化内涵，展示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元文化魅力，体验蒙古族民俗风情、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成吉思汗文化旅游项目，成为鄂尔多斯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以沙漠娱乐体育活动和《鄂尔多斯婚礼》舞台艺术表演为文化内容的响沙湾旅游项目；以沙漠生态治理的农牧业观光和沙漠休闲娱乐文化为主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恩格贝旅游项目；以阿尔寨文化为主体的阿尔寨石窟寺、百眼井、阿尔巴斯山岩画、鄂托克草原风光等历史文化和草原文化旅游项目；以匈奴故地文化、秦汉边塞文化为主题的大秦直道文化旅游项目；以七旗会盟、游牧生活、传统信仰、那达慕娱乐等草原文化为主题的苏伯罕草原旅游项目，以及察汗苏勒德、阿拉格苏勒德、拖雷伊金祭祀、窝阔台伊金祭祀等蒙古祭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等，都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还有以工业文明、商业文化资源为主题的工矿区、城镇、观光旅游项目和农村牧区原生态生产、生活、娱乐体验为主题的农家乐、牧家乐旅游项目等等。鄂尔多斯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都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底蕴。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力地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满足了人们对文化和历史内涵的认知需求。
第二节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一、文化意识不断提升
鄂尔多斯人通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认识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状况如何，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政策、经济、法律、自然等环境，而且还取决于包括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信仰传统、科学教育等所构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经济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竞争，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竞争力。文化是一个地区的形象，是灵魂。深厚的文化底蕴，社会成员的文化品位，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转化成无形的资源，极大地提高一个地区的环境竞争力，吸引更多的项目、资金、人才和技术，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吸引外资的强大优势。人才资源、道德资源及精神文明资源所组成的文化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极其重要的环境优势，是推动发展少的软实力。
早在1981年春，伊盟盟委和行署在全盟首届文化工作先进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只知道关心群众物质生活，而不知道关心群众文化生活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领导。”2002年后，鄂尔多斯市委、政府提出“文化塑市”，“建设文化大市”和“文化强市”战略。随后，市委和市政府陆续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鄂尔多斯市文化大市建设纲要》、《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方案》、《鄂尔多斯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加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在《鄂尔多斯市文化大市建设纲要》中提出，到2010年落实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精品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艺术人才培养等十大工程，制定了加强文化大市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创新、政策保障等措施。经过近些年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的努力，鄂尔多斯市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全市8个旗区，已建成全国文化先进旗5个，自治区级文化先进旗1个；全国文化先进集体4个，全国文物工作先进旗和先进单位各1个；鄂尔多斯文化建设已跻身全区先进行列。
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一）成功举办大型文化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鄂尔多斯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提升鄂尔多斯文化的影响力，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成功举办了三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和两届“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会”，主题突出，地域特色浓郁，彰显了鄂尔多斯厚重的民族文化品味。2009年，由国家文化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鄂尔多斯市承办了历届亚洲艺术节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民族特色、内容最丰富的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2010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文化厅、民委共同承办了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通过体育文化这个窗口，让世界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了鄂尔多斯。
（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开展社会文化活动和文化对外交流
这几年在康巴什新区投入巨资建成了先进适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图书馆、剧院、文化艺术中心、新闻中心、会展中心、体育中心等七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各旗区建成了一批高标准、高质量的文化站、文化中心，新建扩建了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场馆等文化设施。全市59个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都建了文化站，城镇社区和嘎查村文化中心、草原书屋、文化信息共享服务点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逐步建立完善。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四次评估定级中，全市公共图书馆全部进入等级图书馆行列。9个文化馆（群艺馆）均上了地级、县级等级馆。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全市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少儿文化等群众文化活动接连不断，举办各种群众文化活动，放映电影，乌兰牧骑等文艺团体公演，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鄂尔多斯市正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全市的网络市场、图书市场、印刷市场、音像市场、娱乐市场、艺术品市场、演出市场、艺术培训等八大文化市场基本形成，市、旗（区）两级文化市场执法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得到发展和加强。
在全区乌兰牧骑分类评估中，鄂尔多斯市7个乌兰牧骑全部进入一类乌兰牧骑先进行列，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继续保持了全区的领先地位。伊金霍洛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兰牧骑获全区“十佳乌兰牧骑”荣誉称号。乌审旗乌兰牧骑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集体，杭锦旗和达拉特旗乌兰牧骑被评为全自治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先进集体。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公布了两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开展了创建全区民间民族艺术之乡活动。全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项；自治区级名录56项，32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191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4项，84人列入传承人名录。有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1个，自治区级民间艺术之乡5个，市级的11个。鄂尔多斯市成为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全市各级艺术团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积极拓宽国际国内演出市场，参加了第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华母亲节、广州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等国内重大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并赴北京、成都、大连、宁波、山西、广西、山东、宁夏等国内20多个城市演出；先后出访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埃及、越南、泰国、蒙古、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演出200多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0年，鄂尔多斯市正式加入了中演院线联盟。引进了国外20多个国家的优秀舞台剧目来鄂尔多斯展演。
（三）文物保护进一步加强，文博工作成效显著
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十一五”以来，对国家重大工程、经济开发区、铁路、公路、电厂等150多处建设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依法进行了保护。先后对准格尔旗、杭锦旗、鄂托克旗进行了大型古墓葬考古发掘72座和乌兰木伦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物。结合每年“5·18”世界博物馆日、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日等时间进行系列宣传活动。举办文物保护法律知识、业务培训班等，提高文物业务人员专业水平。打击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走私文物犯罪活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查明各类文化遗址127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自治区级41处，市级51处。完成了国家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档案”建设，建立了鄂尔多斯市文物数据库。
与此同时，文物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编著出版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图录》、《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史海钩沉》、《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著作和《乌兰木伦遗址概况》画册。相继召开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萨拉乌苏学术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
（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1984年，鄂尔多斯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社科界各学科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科组织的理论研究、学术活动、作品创作逐渐活跃，社会科学成果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2004年的10年间，全市社科界召开各类学术理论研讨会500多场（次），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300多场（次），公开出版社科专著（译著、编著）800多部，撰写理论文章近12000篇。1984年以来，全市共举行7届社科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454项；参与自治区7届社193科优秀成果评奖，有80多部（篇）获奖；有25部（篇）社科作品荣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成立了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所，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体化运行。鄂尔多斯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走在全国地方学研究前列。
（五）加大文化人才培养力度，增加文化建设投入
为加快文化人才的培养，经常举办全市文化事业管理、专业文艺团队、文化市场管理、文物普查等各种业务培训，提高文化队伍的业务技能和业务素质。委托内蒙古大学文博专业、文化事业管理和图书馆管理专业培养了150多名学生，全部录用到相关文化单位工作。文化建设经费逐年增加。“十一五”期间，全市文化基本建设总面积60万平方米，投入资金27.5亿元，分别比“十五”期间增长4.6倍和31.9倍；全市文化经费总投入7.59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4.5倍。
作为大文化范畴的科技、教育、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事业成绩显著，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市委政府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科技工作方针，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围绕新能源、能源化工、新材料、生物制药、现代农牧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实施的国家、自治区及本市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350多项，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教育事业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在抓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布局调整和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师资队伍建设、现代远程教育、高中扩招和满足初中毕业生升学需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民族教育、民办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绩。广播电视实现全市覆盖。卫生、体育事业成就巨大，蓬勃发展。
鄂尔多斯市文化事业之所以有了较快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有了新的提高，按照科学发展观理念，视文化为软实力，将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重视和利用鄂尔多斯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通过这些有力措施，使鄂尔多斯文化建设卓有成效，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三、文化产业的兴起
近几年，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方案》、《鄂尔多斯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重要文件，指导和推动文化产业有了较快发展，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从2006年开始，市政府每年投入8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文化大市建设。从2009年起，每年增设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十一五”期间，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建设项目吸纳社会资金30多亿元。全市文化企业增加到1200家，从业人员1.1万多人，资产累计达108亿元，文化产业产值达80.7亿元。文化娱乐和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8%。
鄂尔多斯文化产业的构成主要有：一是文化旅游业。现有旅游企业152家，直接从业人员2.6万多人。“十一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2426万人次，旅游收入累计240.66多亿元；2010年接待游客56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8.23亿元。二是文艺演出业。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以鄂尔多斯独具魅力的民族艺术积极拓宽国际国内市场，先后出访美国、韩国、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到国内各大中城市演出。《鄂尔多斯婚礼》、《森吉德玛》、《银碗》、《鄂尔多斯情愫》等文艺精品曾先后获国家各类大奖。引进了俄罗斯、朝鲜等20多个国家的文艺团体以及国内《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心连心”艺术团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重点节目，成为自治区演出市场最为活跃地区之一，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是文博、会展、节庆、出版、影视动漫、广告、信息、创意等文化产业，都在抢抓机遇，启动发展。东联影视动漫公司制作发行大型原创动漫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156集，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创作并拍摄了多部反映鄂尔多斯历史和现实的影视作品。东联集团成为自治区内大型文化产业集团之一，响沙、东方路桥、万正、新大地等企业大力建设企业文化，成为鄂尔多斯发展企业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典型。成陵旅游区、响沙湾旅游区成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根据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的要求，鄂尔多斯市委、政府正在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做出新的规划。虽然鄂尔多斯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绩，文化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仍然是处在起步、培育阶段，规模小，产值低，科技含量不高，与鄂尔多斯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鄂尔多斯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还是很不适应的。今后一个时期内，鄂尔多斯将按照六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对资源开发、产业布局、融资渠道和市场培育大胆创新，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实力、上档次、有市场的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基地，力争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四、企业文化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鄂尔多斯各类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企业文化应运而生，逐渐贯穿于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进程之中，成为动员组织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企业目标的经营方式和主要途径，它起着支撑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发展、凝聚企业力量、调整企业管理、树立企业形象、提高决策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水平的重要作用。
鄂尔多斯集团创业三十年来，一直注重文化建设，它的企业精神是：“集智、放胆、拓荒、创新”；企业目标是：“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员工行为规范是：“讲忠诚，讲责任，讲追求”。同时提出企业的人才开发观、人才标准观、人才吸引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实施了企业价值观重塑工程、人才优化工程、道德升华工程等九大工程，成为本土企业领军之一。企业文化建设保障了企业的健康发展，鄂尔多斯集团成为羊绒产业生产营销能力占中国40%和世界30%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羊绒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成立于2000年6月，第二年就由房地产、建筑业进入了文化产业领域，投资开发建设的成吉思汗陵旅游景区，现已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投资开发建设大秦直道文化旅游景区和苏泊罕大草原旅游景区等文化旅游项目。投资拍摄45集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大秦直道》，在日本等十多国家热播。2003年投资创建了自治区最大的民营完全中学——东联中学，创建了“东联艺术学校”，成立了东联教育基金会；2003年成立了东联艺术团，是内蒙古最大的民营旅游艺术团；编辑出版“成吉思汗文化丛书”。东联集团创建了自己的景区品牌、节庆品牌、演艺品牌、动漫影视品牌，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伊泰集团以“我的伊泰，我的家”为企业文化主题，将员工作为“企业的资源和资本”去善待。成为本土企业领军之一。博源集团走出了一条“环境友好，和谐共赢”的企业发展之路。新大地集团“超越自我，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和“以人为本，学习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文化，让每个员工都有更好的发展。东方路桥集团以“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企业文化，将民工视为企业的主人，“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双爱双评先进企业”。为了培养人才，企业办教育，如鄂尔多斯集团创建了“鄂尔多斯大学”，博源集团创建了“博源商学院”，亿利资源集团创建了“亿利资源集团商学院”和东联集团的“东联商学院”等。鄂尔多斯市众多工商企业都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进入文化引领企业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节 鄂尔多斯文化的主要特征
从鄂尔多斯的发展历史来看，鄂尔多斯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的结合体，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体，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现代农牧业、现代工商业和现代高科技产业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是鄂尔多斯矿产资源大开发、工业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也是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大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括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就是激活人的创造力。所谓鄂尔多斯文化现象，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鄂尔多斯文化生产力，为创造经济实力注入思想保证、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也激发了鄂尔多斯民族文化发展活力，使鄂尔多斯民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节庆习俗、典籍整理、广播影视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化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培育壮大；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充满活力。这些都构成鄂尔多斯文化实力的内涵和特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使处于这种文化环境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成为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文化内在魅力。
综合上述，鄂尔多斯文化的主要特征有：
一、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鄂尔多斯文化如果从14～7万年间的“河套文化”到朱开沟文化为开端，经青铜文化、匈奴文化、阿尔寨石窟文化、西夏文化、蒙元文化及各个时期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文化，诸如蒙古族祭祀、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饮食服饰、婚俗习惯、竞技体育等等反映鄂尔多斯部蒙古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在鄂尔多斯保留的最完整最丰富，体现了鄂尔多斯文化悠久的传统性特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标本。
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鄂尔多斯文化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为主体，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为核心，融入多民族文化元素，体现着鄂尔多斯特有的地域特色。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边塞文化、移民文化、工商文化等相互依存，相互交织，构成了鄂尔多斯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无论何种文化形式，都具有强烈而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情感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向心力。新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继承这一历史传统，充分发挥民族和地域的优势，积极吸收现代文化元素，使传统文化充满新的活力，创造了新时期鄂尔多斯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具有民族凝聚力的“鄂尔多斯文化现象”。
三、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基础
自古以来，鄂尔多斯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舞台，有着农牧并举、亦耕亦畜的传统，成为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汇地带。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共同生活，创造和形成了一种多元交融、多样并举、开放包容、相互认同的文化环境。这一文化传统历经各种考验而更加有力、流传更加久远，始终不断，奠定了鄂尔多斯文化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鄂尔多斯各级政府重视文化建设，投入资金，增加设施，培养人才，创造易于文化流传的条件。从社会民间来说，蒙汉各族群众，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会寻找、创造和利用各种时间、地点环境等场合，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使鄂尔多斯文化不断流传发扬。
四、有一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鄂尔多斯有着重视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承的传统，一批又一批文化人守望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包括外来的文化人也为这一传统所吸引，投身于鄂尔多斯文化的开发与研究中。明清时期的鄂尔多斯蒙古人萨冈彻辰创作的《蒙古源流》、罗卜桑丹津创作的《蒙古黄金史》及《白史》等著作的出世；18、19世纪鄂尔多斯诗人和作家如贺希格巴图等创作了一批蒙古文诗词作品；20世纪初法国神甫桑志华和德日进以及后来中国古人类研究专家对“河套人”和“河套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比利时神甫田清波长期考察研究鄂尔多斯历史、语言、民间文学后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等等，这些都为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充实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族以及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学者，积极开展了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0年来，组织区内外专家学者和会员开展了对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的研究，创建了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的创立，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从发展学术的角度，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推动和创新时代文化，成为新时期鄂尔多斯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有自身特点的新平台。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对文化的强烈需求，热心于研究和参与鄂尔多斯文化建设的队伍日益增加。正是有这样一批执著的文化守望者的精心研究、保护和弘扬，使鄂尔多斯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流传而壮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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