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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水江学属中国地方学，是黔学的一个新分支，2002年张新民首倡提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关注。尤其是清水江文书研究，为清水江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地方学，其概念界定、理论依据、框架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仍较薄弱，亟待加强。综合运用地方学、民族学、区域文化地理、历史地理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探讨清水江学，有助于促进该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有助于推动清水江学的实际应用与推广，为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贵州多民族文化特色强省建设服务。
关键词：清水江学 概念界定 理论基础 框架结构 学科体系建构
近年，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助推了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的地方学的发展。清水江学在这一背景下，以清水江流域文化为研究对象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清水江是长江水系的重要支流、贵州第二大河，发源于都匀斗篷山，流域面积约 1.7万 km2，干流全长 514km，自西向东流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十多个县市，于天柱县瓮洞流入湖南后称沅江。清水江流域林木茂密、生态环境良好、物产丰富，其文化脉络从旧石器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积淀厚重，为清水江学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基础。特别是 1964 年以来在清水江流域陆续发现了多达数十万件“以山林契约为主的清水江文书（按：包括土地契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展示了明清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清水江流域尤其是其下游地区以木材种植采运业兴起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历史过程”，真实反映了数百年贵州清水江地区苗、侗等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况，极大丰富了特定历史时期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内涵。该流域内民间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催生并推动了清水江学的研究。 2002 年，张新民先生提出清水江学概念后，很快得到了一些学者的积极响应，在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上，他进一步倡议：“推动国际性的专门学问——清水江学的产生，形成徽学、敦煌学、清水江学竞相绽放美丽花朵的繁荣局面。”《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自2012年起专设“清水江学研究”特色栏目，“集中展示学术界关于以文书为重要引擎的清水江学的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清水江学相关研究的开展。然而目前专论清水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尚少，其中代表性的有《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利用与清水江学科的建立——从 <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 >的编纂整理谈起》（张新民， 2010）、《清水江文书研究与清水江学建立的学术远景瞻望——基于贵州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的梳理》（王胜军， 2012）、《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再论建构清水江学的题域旨趣与研究发展方向》（张新民， 2012）、《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张新民， 2016）；《基于清水江学建构的清水江文书研究再认识》（杨军昌、王斌、林芊， 2019）等，这些研究成果均是以清水江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清水江文书为立足的区域关系。因此，在考察地方学的空间关系时，应点展开相关论述的，为清水江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地方学，其学科体系建构仍在发展完善中，还有不少空白领域，亟待加强和补充。基于地方学产生发展的时空演进规律，从地方学、民族学、区域文化地理、历史地理等多个视角对十多年来清水江学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进行阶段性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提升，不仅是清水江学本身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发挥清水江学服务社会的文化软实力作用的需要。
一、清水江学的概念界定
地方学是在传统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的新兴学科。从清末民初的以地域划分学派的提出，到鲁学、齐学、晋学等的形成，至 20世纪上半叶敦煌学、徽学、藏学发展地方学之“三大显学”，再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地方学不断涌现、成果迭出等，地方学的相关学科理论研究也逐步开展，学科体系也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但不少问题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尊。如何界定地方学而言就有多种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北京联大张宝秀教授认为，“地方学是将某一个地域作为将一个有机的综合体，考察其自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人口等各个组成要素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陈育宁先生认为，“地方学是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识提升提炼后产生的研究门类，是指对一个特定地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研究。”这些观点为清水江学概念的界定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笔者认为，地方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蕴含着纵横两个序列的演进规律，因此，确定地方学的概念，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考察。首先，从空间上看，任何一门地方学，都产生并发展于某一特定区域，由此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同时，这一区域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周边区域发生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联系和互动，形成不断变动和发展结合普遍性和动态发展性，具体落实在区域上，就形成了某一地方学的核心区、边缘区、邻近区（或周边）和辐射区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就时间维度而言，地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该区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在确定一门地方学的概念时，还应将其置于整个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它形成、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
就清水江学而言，对其概念作出准确界定，是建立和完善清水江学学科体系的首要问题。有学者认为：“清水江学是指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主体，兼及清水江流域历史与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清水江流域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是继敦煌学、徽学之后，又一获得学界普遍认同”“既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又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重要地域性学问。”上述界定肯定了清水江学的地域性及其文化意义，但未论及其时代差异和实践意义。从时间维度上看，清水江学应涵盖清水江流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整个时间过程，具体到每个阶段的特点、阶段间的相互连接，即它的历时性。从空间上看，清水江学是以流域为空间尺度划分的，故其范围应涵盖整个清水江流域及与其联系紧密的周边邻近区域，即它的共时性。综合起来就是清水江学是一门，以整个清水江流域文化为主要对象，研究其自然环境、历史过程、各文化要素特质、风格、空间分布规律，文化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以及流域文化差异与分区，文化地域组合及相互关系等的学科。清水江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清水江学，是以清水江流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全流域（包括贵州麻江、凯里、台江、剑河、锦屏、天柱等县市全境和黎平、雷山、丹寨、三穗、都匀、福泉等县市大部分地区，湖南西南的部分地区）及其流域文化辐射区的自然和人文现象的总和，包括各文化要素的时空分布、内涵、特质、风格，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狭义的清水江学是指以清水江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台江等县为中心，旁及整个清水江流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内容的一门学科。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清水 江学，皆兼具文化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都属黔学的范畴，是多元一体中国地域文化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清水江学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以之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引。作为一门地方学，清水江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
（一）中国文化有地域差异之科学论断为清水江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中国文化之地域流派，早见于清代著名汉学家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 1761-1831年）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前者记有汉学之吴派、皖派的师承传记；后者则将宋学按南学和北学分述之。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为中国文化分地域流派的早期倡导者。 1902年，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将先秦学派分为南北两支，“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其中，北支包括邹鲁派、齐派、秦晋派、宋郑派，南支包括南派正宗与南派支流，它们各有其文脉和精神。一说认为学派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宋，及至清代乾嘉汉学（又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或乾嘉学派）发展到高峰。 1902年章氏在《清儒》中把清代汉学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1923年秋至 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期间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此外尚有扬州一派，……有浙东一派，……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这些论述为地域划分学派提供重要依据。近代著名学者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都主张以地域划分经学流派，1923 年，蒙文通在《经学导言》中称：“我辨别齐鲁学是从他学问起源的地域分”“汉朝讲《论语》的也有《齐论》、《鲁论》的派别，是和五经的齐派、鲁派相合的。” 1933年 12月，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回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信中则论及了近代中国学术流派之地域变迁。（按：其信中说：“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分地域性，如史地大家谭其骧先生（按： 1986年，他撰文云：“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教授（按： 2014年，他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中指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间的差异”“东西之间的差异”和“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异”）等。故文化研究亦需以特定的地域为依托，寻找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既是文化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也是相应学科产生的动力。以清水江流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清水江学的产生亦如此。因此，上述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基本论断和相关理论依据不仅是研究清水江流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指导性原理和方法，也是构建清水江学不可或缺的，可为清水江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建构清水江学提供了学理支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和评价中国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区域关系、文化关系的基本理论。 1988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理论概括，合理地解释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侗、布依、水、瑶等族的主要聚居区和苗侗文化中心区域，人口约 450万，其中苗、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75％。显见，清水江流域的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等也是清水江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可为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三）发生学的原理为清水江学研究路径提供了方法指引
考察清水江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地理环境，这既包括地理区位、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等自然环境，也包括政区建置、民族政策、交通格局、商品往来、城镇发展等历史人文环境，这是地方学的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即高度的综合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应等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从而为建构清水江学的内在学科属性上，清水江学属于区域地理科学、区域文化科学、区域历史科学等之列，为兼具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而发生学是以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的观念和方法，探究事物产生和发展，尤以动态的历史 -发生学分析、整体内容与功能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研究、观念与认识的逻辑性研究等见长，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其原理和研究路径可应用于探究清水江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文化结构，作用机制等，有助于深层次把握清水江学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发展规律。
（四）地域结构理论为清水江学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
地方学除了有高度的综合性，还有鲜明的地域性。清水江学研究既要考虑其地方学的共性特征，也应考虑其个性特色（包括其与清水江学同类型的地方学和不同类型的地方学）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它们不同的划分标准、地域范围、历史过程、地域结构、区域关系等。清水江作为清水江学的载体，一方面，通过发挥河流的运输作用，使流域内的人员、物资、信息往来更为频繁、密切，促进了流域内文化的融合，增加了流域文化之共性；另一方面，因其流经地域之广阔，流域内各地的地质、水文、气候、物产、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习俗等自然和人文条件也不尽相同，既丰富了清水江学的内涵，也使其具有鲜明的、区别于其他地方学（包括其他以流域划分的地方学）的特性。因河流所赋予的水文化之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清水江学的辐射、影响范围的较其他地方学更为广大。从这个层面上看，清水江学在地域上是以清水江流经的地区及邻近地区为范围，该范围的边界既是清晰的，但也是模糊的。清水江学的空间结构是由其核心区、边缘区、辐射区等紧密度、空间尺度不同的区域共同组成的，因此，寻找它们之间历史和现状的关系，解析它们的地域结构，揭示它们相互间的时空关系和演变规律，是清水江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地域结构理论所包含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 -边缘理论、点轴扩散理论、圈层结构理论等，可为探究清水江流域文化的空间结构、功能和空间效容体系和实际应用提供方法支持。
三、清水江学之基本架构
清水江学的框架结构为其研究提供方向指引，由揭示学科对象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构成，主要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学科结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就研究对象而言，清水江学的概念提出后，相关研究主要是以明清至民国期间清水江流域内的清水江文书研究为主要对象展开的，但是“具有综合性质的清水江学并非就完全等同于单一性的清水江文书学，前者显然以当地复杂的族群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必然涉及民间契约文本及文本之外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同时，还应看到清水江学的形成和发展，和其他地方学一样，是基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历史产物。故清水江学的对象应涵盖整个清水江流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流域内及其邻近地区的所有自然和人文现象。就研究内容而言，纵向上包括其历史演进各个不同阶段的自然和人文现象，横向上则包括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科技等人文要素及其组合。张新民先生则主要对清水江文书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清水江学研究的空间”，着重发展清水文书类型学、清水江文书与其他地区文书比较、清水江流域历代地方志、土地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林业契约及相关问题、鱼鳞图册等文书的解读及赋役制度、婚书、休书、继承书及相关问题、商业文书与区域社会经济贸易活动、诉讼文书及民间习惯法、文书语汇与方言、其他综合性研究等 12个专题的研究。就研究任务而言，清水江学应立足当地，以其综合性强的特长和优势，与其他学科相互配合，通过提供地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成果，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就清水江学之结构而言，主要包括其学科门类结构、时间结构、地域结构等。就其学科性质而言，由清水江学之研究对象、任务、结构等，可知它是一门综合性强、地域性鲜明和应用性广的交叉性 （边缘性）学科，由此也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续发展的基石，不仅为清水江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如历史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当地文献、文物考古资料进行钩沉、整理和爬梳，从中找到清水江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空间拓展的方向性和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总结规律，为社会服务。而实地考察法，则可补文献之所缺，比如在清水江文书的收集过程中，许多专家学者，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于当地各家各户；再如入选 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天柱县境内清水江流域遗址群，也是考古工作者亲临其地、反复现场踏勘才发现的。基于清水江学的学科性质之交叉性，需“注意交叉综合研究，采取微观与宏观结合，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田野调查与案头作业结合，即多种材料和方法齐头并进互补共用的方法”，当前有关清水江学研究在“方法上突出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运用，开辟了清水江流域的民族社会史的综合研究。”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还应注意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等相结合的多元视角发现并解决问题。再者，清水江学覆盖的范围是由其核心区、边缘区和辐射区等不同地域空间尺度组成的，故运用区域对比和区域综合分析法，将有助于
探寻清水江学的形成过程、机制、规律和效应等。此外，应注重寻找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契合点，争取得到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支持，推动其成果的实际应用、转化和推广，并转变为生产力，产生积极的效应，造福百姓。
四、发展清水江学的对策和措施
根据清水江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以及现状，特别是它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应从地方学服务社会的视角，在加强清水江学学科建设之同时，加大其深度开发利用研究，使清水江流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广大群众、青年学者、各级干部所熟知，为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支撑。
（一）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健全清水江学学科理论体系
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清水江学实现长远、可持也是培育研究者的求真探源、尊重规律的重要途径。而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的以流域划分的地方学，其他类型的地方学相比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故对清水江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是建立与完善清水江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也可为中国地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提供新的案例。
（二）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做好清水江学学科发展规划
江河哺育人类，也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清水江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清水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至今已有 7000多年的历史，流域内的各族人民对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推动贵州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历史前进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显见，清水江不仅是一条亚热带地区的自然河流，更是一条充满生命力、代表着一种流域文化类型、涵盖其发展历史的河流。而清水江学就是以其为基石和平台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故应对清水江流域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状况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作出科学评价，对其自然环境、历史渊源、发展过程、规律、优劣势等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寻找出其特点、亮点，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做好清水江学学科发展规划，以更好地实现其学术成果的社会转化，为大西南开发、精准扶贫等提供文化支持，造福百姓。
（三）加强学科人才培养和研究队伍建设，为学科可持续发展储备新生力量
清水江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学科，其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突破既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积累，也需要多学科参与，组建一支学科背景多样、结构科学合理的研究队伍对清水江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应广为吸纳不同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的专业研究人员，包括地方史、地理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等自然和社会人文各领域的研究者，团结研究力量，以拓宽清水江学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和成 果质量。如《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清水推动清水江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取得更辉煌的江文书为研究对象的特色专栏“清水江学研究”，不仅聘请了清水江文书研究专家担任学术主持人，还集聚了法学、哲学、农林经济管理、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此外，还应努力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年轻研究者也加入进来，通过传、帮、带等方式，积极培养清水江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形成老中青研究梯队，使研究队伍结构更为科学、合理。
（四）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研究，实现其服务社会之旨归
随着清水江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更加注重现实社会问题”，注重“知识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即在整理、研究、出版清水江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应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清水江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厚重文化资源，多方位探求服务地方社会的现实路径。如可利用清水江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亮点，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增加其魅力和美誉度，开展清水江文化旅游，打造清水江文化精品游径，满足人们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康养等的多重需要。
（五）加强宣传和对外学术交流合作，扩大清水江学的学术影响力
清水江学是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应加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使之成为贵州文化的一个品牌、符号和名片，成为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的源泉。同时，应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在不断开放、创新中，扩大清水江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促进清水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以成就，为清水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贵州建设多民族文化特色强省提供的强大助推力。如近年来，贵州大学有关清水江文明和黔东南苗侗文化的各级课题即吸纳了贵州省内北京、上海、甘肃、安徽等省的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对加强清水江学的学术交流合作、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均大有裨益。
五、小结
当前，清水江学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的一系列发掘、整理、研究及开发利用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基于清水江学产生的时空特点和发展规律，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视角加强研究，推动其学科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推动清水江学研究，对加快其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推动清水江学成果转化，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也应注意到，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地方学，研究刚起步，成果不多，理论建构尚薄弱，学界、社会对其认识和了解不足，并且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多的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倾注更多努力，使之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在地方建设中充分发挥其文化软实力作用。
作者简介：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区域文化、历史地理。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 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区域发展与规划。
文章来源：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信息》 2021年第 2期，总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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