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对北京通州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

摘要：大运河不仅是我国南北贸易、运输之路，也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信仰之路和多民族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之路。北京东南部的通州区位于京杭大运河之北运河的北端，是元明清三朝帝都的门户之区和咽喉之地。历史上，随着南方诸地货物的运输和南来北往各类人员进出京城，大量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员频繁往来或聚集通州，多元、多彩的民族宗教文化随之在通州地区传播并扎根、融合。通州地域文化与大运河紧密相连，深受大运河的影响。

关键词：大运河；北京；通州；民族文化；宗教文化

前言

大运河贯穿南北，沟通江河，逐渐成为历史上北京城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尤其是自元代至清代，每年都是靠大运河漕运南方粮米来供应帝都北京，南方物资经大运河到京都的首站便是通州。

通州区位于北京的东南部、京杭大运河之北运河的北端，其“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1通州是元明清三朝帝都的门户之区和咽喉之地，是南方粮米等物资通过大运河漕运进而转运入京都内城的枢纽之地，其地位至关重要。

大运河自秦代初步形成，至隋大业元年（605 年）至六年（610 年），隋炀帝动用了百万百姓，疏浚前王朝开凿留下的河道，建成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沿永济渠可以到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后经唐、北宋长期开凿、疏浚、整修隋大运河，使得大运河可以继续使用。金统一北方后，中都成为都城，为解决漕运问题，金章宗决定“从玉泉山附近的瓮山泊引水，南达中都城北高粱河，再凿通高粱河至城北的护城河，沿旧运河达通州。” 2金代，开启了运粮至北京的先河。

元代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理，为了南粮北调，大规模整运河，裁弯取直，先后开凿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等新水道，并疏浚旧河道，把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改成直线，全长1700 多公里，比隋代京杭大运河缩短了 900 多千米，使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元大都，实现了南北运河的大贯通。大运河不仅连接了黄河、海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五大水系，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使江南漕船可以直接由大运河驶入通州，而后直至元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即“岁漕粟数百万石”可入京都。这样一来，大运河不仅沟通了元朝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而且加强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元朝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大运河不仅是我国南北贸易之路、运输之路，而且也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信仰之路和多民族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之路。随着南方诸地货物的运输往来，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运货人员纷纷来到了通州。伴随着大量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货运人员的频繁往来，多元、多彩的民族与宗教文化亦随之在通州地区传播并扎根、融合，成为通州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与见证。伴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利用，各种宗教得以在通州地域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通州地区的民族与宗教文化。

一、大运河对通州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作用与影响

历朝统治者开凿大运河的首要任务自然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与此同时而进行的军事行动和经济的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大运河的开凿和疏浚，使通州地区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并且为多元民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从历史上看，通州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属燕国。秦时属渔阳郡地。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设置路县，隶属于渔阳郡，成为通州区境内最早的一座县城，距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史了。王莽篡汉，改路县名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建立后，废除王莽所改，恢复西汉旧称，但改“路”为“潞”，始称潞县。三国时，潞县归曹魏版图，改属燕国。西晋十六国沿用。北魏潞县治在今三河县西南城子村处，属渔阳郡。隋代，潞县治所位于今通州区城东八里古城村处。隋开皇三年（583 年），属幽州。大业三年（607 年）属涿郡。

唐武德二年（619 年），潞县为玄州治所。贞观元年（627 年），废玄州，潞县属幽州。天宝元年（742 年），幽州改为范阳郡，潞县仍属。乾元元年（758年），范阳郡复称幽州，潞县所属亦随之而改。幽州为唐朝侨置羁縻州比较集中的地区。“羁縻州”在《旧唐书·地理志》中虽无准确的记载，但有其所涉具体州名及这一制度的记载。如其云：“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 3不难看出，燕州及十七州所处的地域为幽州、营州界内，管理统治方式为“以州名羁縻之”。在《新唐书·地理志》对“羁縻州”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4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幽州地区设的侨置羁縻州主要有突厥州、奚州、契丹州、靺鞨州、降胡州等，也就是说，来降的民族

有突厥、奚、契丹、靺鞨等。这些北方民族移居幽州，与畅通的水路交通亦密切相关。如，隋炀帝准备征伐辽东，于大业四年（608 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5大业七年（611 年），隋炀帝自江都乘龙舟，经通济渠，过黄河入永济渠，到涿郡。当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今浚县东北）及洛口诸仓的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隋炀帝开通洛阳到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是为收复辽东的战前准备。隋炀帝曾三征辽东，高句丽因久战无力抗争终于遣使请降，不敢侵扰隋朝。唐太宗亦是通过大运河运送士兵及粮草至幽州，再征讨辽东，巩固北方边防，以令各北方民族臣服的。

随着通州水路与陆路交通的畅通，使通州地区成为各民族杂处宜居的区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奚州有九，侨治幽州有四个州，其中位于通州的有两个州：“鲜州，武德五年（622 年）析饶乐都督府置。侨治潞之古县城。县一：宾从。崇州，武德五年（622 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贞观三年（629年）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八年复故名。后与鲜州同侨治潞之古县城。县一：昌黎。” 6奚族又称库莫奚，为东胡系中的一支，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不断南徙。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对北方地区的统治进一步促进更多北方民族人群在通州地区居住和往来。

因通州地区是大运河的枢纽，故一直是多民族往来、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区域。从元朝开始，北京地区就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而通州各北方民族文化尤为繁盛，并且在通州地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此大运河功不可没。

二、由通州现存的清真寺看大运河对通州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

元代是多民族融合的时期，回回民族形成，“元大都是多种来源的穆斯林的云集、落籍或中转之地。” 7而作为运河重要节点的通州地区便成为商人云集、货物来往的重要商埠和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回回商人圈和穆斯林居住地区。通州地区随着回族商人的云集与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一大批清真寺应运而生。

元朝末年，许多回回追随朱元璋参加了反元农民起义军，有些回回将士因战功卓著而成为明朝的开国功勋，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沐英、冯胜、冯国用、蓝玉等“十大回回保国家”的逸话，在明朝流传极广。当时常遇春、胡大海率领回回兵便是由大运河乘船经通州而直捣元大都的，而后通州大运河沿岸亦成为回回兵安居之所。

穆斯林经商活动带动了回族聚居区和城市的兴起。运河沿岸的城市，如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淮安、扬州等，历来都是回族穆斯林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埠。

清代，在通州东南运河沿线的张家湾镇形成了一个回民聚居区。这里最早是京杭运河上的一座大型码头，兴建于元代，它的作用就是把江淮的大批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因此很多来此谋生或服劳役的人和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中有许多穆斯林，久居不归者，就地修建了清真寺和墓地，形成了张家湾地区早期的回回穆斯林群体，回回多以经商为生。穆斯林所到之地，必以修建清真寺为要，故通州运河沿岸清真寺颇多。通州最著名的清真寺当属位于通州城关镇清真寺胡同内的通州清真寺。该寺始建于元代延祐年间（1312—1320 年）。其始建原因与大运河密切相关。

通州古为京畿重镇，漕运的形成，河流的疏浚，商贾的贸易，民丁、农夫的征雇，军屯、牧场、移民的布局给外来的回族提供了居住条件，尤其是元代海运的开发和通惠河的建成，吸引了大批回民到北通州落户。据《通县志要》记载：“本县之有回民，应始于元朝。……城内回民有金、居、鲍、宛、杜、闵、康、蓝八大姓；县南枣林庄李、马二姓，皆明成祖战将而定居于此者。于家务何姓为蒙古人也思答而之裔；张家湾之戴、王、尹、马四姓，皆自沧州迁来。” 8
元代租赋和军役的负担相当沉重，使塞外的农民、牧民纷纷逃离了蒙古入关谋生。《元史》记载了这一情景：“延祐间（1316 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 9“延祐七年（1320 年），正月戊申，赈通、郭二州蒙古贫民。” 10“夏四月壬戌，括马三百匹，给蒙古流民，遣还其部；给通、郭二州蒙古户夏布。” 11当时元朝的救济措施，一是遣还蒙古来的流民，二是安抚已经定居的蒙古贫户。一批由上都兴和迁来的蒙古户，依傍在通、郭二州谋求生计。其中不乏伊斯兰教信徒，他们成为通、郭二州回族的奠居者。由此可见，蒙古的流民成为现在通州回族的来源之一。

元代实行“马政”。圈占大片土地作为牧场，认为“周回万里，莫非牧地。”在京畿一带常常禁止私杀马、牛，不许官吏隐匿及擅自交易马匹，设置马站、牛站、群牧所，牛市的设置是元代管理畜牧的一项措施。当时的农耕和军用牛车，都离不开牛畜，相应地调配与交易逐渐形成市场。通州所设牛市地势高耸，习称此地为牛市岗，后称牛市口（今回民胡同西头）。

随着牛市交易的发展需要，一些回民从口外（张北及古北口外）驱赶牛羊来到这里进行贸易。按照元代牛羊的税收是“百税其一”，实际上不拘数目取税，惟有对色目人的税收是“乃数乃取”。这就给一些回民从事牛羊贸易提供了经营渠道，牛羊商贩以及饮食行业陆续开辟了摊点，牛市以东便成了回族的聚居区。“漕运”“商船”“饥民”“移民”都和古运河及通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南北各地迁来的回民与日俱增，是通州回族人口的重要来源。

明朝的开国功臣中有不少人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蓝玉、胡大海等，并且明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前后，军屯将士不少，军屯驻地又以“营”字为村名流传，有的“明教”信徒，因为朱元璋建国号为“大明”，禁绝明教，将士中有的就发生了宗教信仰上的变化，与驻地回族相处久了，形成了回族户数较多的村镇。还有的军戍换防，或者转业任职，迁到了通州城。这时通州回族户数大增，伴随漕运的发展，城垣、粮仓的扩建，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州城变为京东大埠。因而以商贩、运输、建筑为主要行业的回族，在通州世代定居，遂重修或新建礼拜寺。在这种情景下，通州清真寺得以扩建。

通州清真寺由于聚众甚多，北运河的装卸运输、经纪人以及商贩等又多为回民，曾经引起清王朝的怀疑，传说清康熙帝亲自到通州私访。不难看出，大运河对通州清真寺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是重大的。

通州地区著名的清真寺除了通州清真寺外，张家湾镇清真寺、马驹桥清真寺、于家务清真寺、枣林庄清真寺、垡头清真寺、永乐店清真寺、牛作坊清真寺（又名北关清真寺）的历史亦很悠久，通州还有专为女性穆斯林修建的通州清真女寺。这些清真寺的修建，与大运河密切相关。随着伊斯兰教在通州地区的传布，伊斯兰教文化便随之在通州地区形成与发展起来。

三、大运河对妈祖信仰在通州传播的影响

在闽台地区，妈祖是最高的海神。作为海上保护神的妈祖信仰，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内陆河流与大海、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妈祖的

信仰也随之在通州地区传播开来，妈祖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海神，还扩展到了水神。

作为都城的北京，在元、明、清三代都有奉祀妈祖的官建天妃宫庙，其建造缘由主要为护卫漕运。元代，朝廷开通京杭大运河，从江南漕运粮食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白河至通州，最后经通惠河运到大都城内。为祈保漕运平安，泰定三年（1326），官府于直沽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口西岸皆建天妃宫。据乾隆《直隶通州志·建置·坛庙》记载，京东的通州建有两座天妃宫，“一在州城北门内，始建无考，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修建；一在州北门。” 12明清两朝，通州地区是妈祖庙设置最多的区域，这与漕运有关，与通州是运河沿岸城市的功能密不可分。可见，大运河对通州地区妈祖信仰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大运河对通州佛教文化的影响

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不仅是通州的象征，而且也是京杭大远河的标志。清代王维珍题诗赞曰：“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有四座著名的塔，分别为：杭州的六和塔，扬州的文峰塔，临清的舍利塔和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这首诗里面的“塔”指的就是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

燃灯佛舍利塔因供奉燃灯古佛舍利而得名，矗立于大运河的北端，位于通州佑胜教寺内。如《帝京景物略》云：“古有曰佑圣教寺者，今通州学宫也。宫墙外片地，故塔存焉。” 13京杭大运河绕燃灯佛舍利塔而过，“树梢看塔影，烟外过通州”，这句诗是乾隆皇帝描述运河行船的船夫只要见到燃灯佛舍利塔的影子，就知道离目的地不远了的记述，可见燃灯佛舍利塔在大运河运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标作用。

燃灯佛舍利塔的历史悠久，为北周时所建。《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寺内有浮图十三层，高二百八十尺。下作莲华台座，高百二十尺，周围百四尺。虚中以祀佛。宇文周时所建。唐贞观中，尉迟敬德修。元大德间，都哩都尔苏再修。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文珍、李升等又修。顺治间，塔益圮毁，众莫能治。久之，一老僧来曰：迟我耶？胡明时有语我者，缘乃今至矣。遂始以康熙庚戌正月，而讫功于是年之十月，约共费二千金。” 14而光绪年间的《通州志》记载的更为详细：“燃灯佛舍利宝塔，相传宇文周时建，唐贞观七年（633 年）尉迟敬德监修。……元大德间，笃烈图述再修。明成化间，周训导杨明有重修舍利塔记。……国朝康熙十八年（1679 年）地震，塔圮。知州吴存礼捐募重建……”15如果此塔确实创建于北朝时代的北周，它的年龄应该有一千四百多年了。《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塔今剥尽，所余肤寸，则金碧琉璃也。今人自谓日文巧已。然此古塔，工花纹，妍色泽，后世实莫及。” 4燃灯佛舍利塔坐北朝南，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木结构的实心塔。塔身通高五十六米，基围三十八点四米，直径十二点六米。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燃灯佛舍利塔是为安置燃灯佛舍利而建的。燃灯佛是佛教中传说的佛祖之一，据说他一出生，周身就发亮，如一盏明灯。他涅槃后舍利就被佛弟子分送到各地建塔供奉，以照耀人间永久光明。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燃灯佛舍利“塔顶藏舍利数百粒，如小米，色淡黄微红，莹彻如珠。又佛牙一长三寸许。国朝康熙十八年（1679 年），地震，塔圮，舍利、佛牙俱坠地，人皆见之，存胜教寺中。知州吴存礼捐募重建，塔成，仍置于其上。” 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燃灯佛舍利塔自北周末期建成后，经唐贞观、辽重熙、元大德、明成化重修，古塔凌云，垂映运河，昔日过往的漕船商舟远远就能看到，燃灯佛舍利塔因此成为古城通州的地理标识。

燃灯佛舍利塔为通州八景之一“宝塔凌云”。该塔建成后，经大运河过往的文人都对它发出由衷的赞叹。明代葛一龙诗曰：“荒庵留废塔，千祀表峻嶒。岁月销金碧，封疆护法乘。宗孙五六祖，天步十三登。杲杲天边日，长明劫外灯。”明代倪有淳也以诗赞曰：“塔质存胎佛，霜风剥几层。周朝疑问客，黄舍老容僧。远过河飞影，传闻鬼施灯。欲寻遗字迹，荒落不堪登。”

通州佑胜教寺燃灯佛舍利塔，是承载着历史文化、建筑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筑，是最能代表通州和大运河标志性的物质载体。

五、大运河对通州道教文化的影响

坐落在通州古镇张家湾里二泗村的道教宫观——佑民观，始建于元代，原名“李二寺”，曾用名“里二泗”，明代嘉靖帝亲赐名“佑民观”。佑民观是北京地区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民间曾有“西有白云观，东有佑民观”之说。

张家湾镇位于大运河的北段，是南北运河的水陆要道，而里二泗村又是张家湾镇的一个重要闸口、码头，自元朝开始大运河上往来南北的商船便云集于此，供奉着河神及金花圣母的李二寺应运而生，是时其香火极盛。

李二寺其名首现于《元史》：“今岁新开闸河，分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 17《析津志》中有“李二寺，村寺同名”之记载。《光绪通州志》所记：“佑民观，在通州张家湾，即天妃庙，旧名里二泗。凡运船往来在此修醮……。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道官周从善奏请赐额，观曰佑民，阁曰锡禧。” 18可知，李二寺、里二泗、佑民观指的是同一座寺庙。由以上记载可知，佑民观应始建于元代。

佑民观供奉的神袛有别于京城其它道教宫观，其独特之处是观里供奉的神袛是天妃，也就是妈祖，即东南沿海一带信奉的海神。显而易见，海神信仰是随着大运河船只的往来而传播至此的，并成为以水运为中心的通州地区主流信仰。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原里二泗张家湾有佑民观，中建玉皇阁、醮坛，塑河神像，” 19可知观中还供奉着河神像。这河神、海神共存一座庙宇的情景，也算是佑民观的独特风格。从“凡运船往来在此修醮”一句可知，只要是运河过往的船只，都要在这里停留，并且到佑民观举办法事、做道场，祈求平安。从大运河的航运作用及物资运量上不难判断佑民观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之重要，亦可以勾画出从玉皇阁之上可以眺望到的万舟骈集繁荣景象。

其实，佑民观还有个名字，叫保运观。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火烧屯而北七里，曰公鸡店，……又六里，曰保运观，亦谓之李二寺。” 20《行水金鉴》也提到“保运观”这个名字：“顺天府运河自武清县杨村驿……六里至保运观，即里二泗，十里至张家湾。” 21由此可知，保运观即为里二泗（李二寺）。

明代重修佑民观的周从善来自龙虎山天师府，是正一派“从”字辈道士，曾和明世宗朱厚熜同窗学习过，因此他能够请明世宗亲临佑民观巡视并赐名，使佑民观名气大增。明万历十年（1582 年），漕运总督灵璧侯汤世隆为保漕运平安，奏请神宗母亲李太后修缮佑民观。因李太后本系漷县人，又信仰金花圣母，所以对此要求欣然应允，后对佑民观多有捐资。《光绪通州志》中记载，崇祯八年（1635年），仓场侍郎程住及管河御史禹好善又共同重修。据传说，在明代时，张天师进京城大都是走水路，所以经常下榻坐落在运河边上的正一派道场佑民观，并住在佑民观的东跨院，院中还经常挂着印有“天师府”字样的红灯笼。 22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多次往返京城，几度路过里二泗，他曾下船登玉皇阁观赏周边美景，并赋诗一首，名为《登张家湾里二泗道院高阁》：“弭舳聚氤氲，躧舄凌晖皎。旅积方此舒，波情亦堪绕。榛邱见蒙密，重关思窈窕。况此羽人居，青荧满幽眺。双扉永平直，层楼迥飞矫。陵岳翠西矗，河渠白东淼。幢樯密林树，伊优轧鱼鸟。封畛四如画，岐术纷可了。非经灞陵役，复异河阳绕。如何帝乡云，悠然映江表。” 23这首诗算不上汤显祖作品中上佳者，不过对于佑民观来说却是它曾经繁华的佐证。

王嘉谟，明万历十四年（1586 年）进士，官至四川参政，在他的文集《蓟丘集》中有《里二泗东皇祠下作》一诗，描述了当时佑民观及周边的景致：“柽桐发春华，蔼蔼照中圃。杳渺平湖阔，孤帆逗新雨。中流见古祠，松云澹群树。举酒酬芬芳，村巫起屡舞。雪消蕨初绿，苹香鱼正乳。但醉不须辞，此乐真堪取。”24另有明代顺天府通州人刘廷谏的《七月十五日夜泛舟里二泗》一首：“早秋十五潞河边，里二滩头一系船。为爱清风消溽暑，更怜明月满中天”。25曾经的里二泗，不仅是善男信女们的精神寄托之地，它院中的绿荫与墙外浩淼的运河水也曾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无限情思。

清顺治八年（1651 年），清世祖到佑民观巡幸，并“赐币五百两”，观中的道士用这笔钱对佑民观进行了修缮。《清实录》中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己酉。上自南苑驻跸里二泗。”26也有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时路经佑民观并停留接见通州官员之说。27清朝末年，通州地区的道教宫观多达 160 座，佑民观为其中最大的一座。 28后因天主教与基督教在通州地区的传播，道教在通州地区的势力渐弱，佑民观随之萧条、衰落。

而今张家湾佑民观已经恢复，并成为“佑民坤道院”，数位坤道在刘崇尧道长的带领下在佑民观修道。

六、大运河对通州民俗文化的影响

大运河不仅对通州地区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与通州地区民俗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和遗存就是大运河镇水兽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

镇水兽作为运河上桥、闸的重要装饰构件，一般是成双成对地嵌在桥身上的，也有的在河坝底部的地基下安置用大石函盛装卧姿大铁牛者。古运河沿线的镇水神兽，是历代船工、商旅和沿岸居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古代在运河上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船员的安全成主要问题，或是水涝干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在沿岸码头、桥闸、河坝以及龙王庙等建筑前安置镇水神兽，祈求保佑漕运畅通、顺风平安。譬如，漕船往来水闸时，由于水闸水位落差大，甚

为危险，船民为求安全过闸，祈祷护佑。

2003 年 2 月，在通州张家湾镇通运桥遗址发掘出土了 4 尊镇水兽，分别出土于通运桥的四角，属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青石雕刻，单体长 2.6米，重达 1 吨。龙头、蛇尾、晰蝎尾巴，遍体鳞甲。位于张家湾镇土桥村的通惠河广利桥（土桥），始建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 年），明代改建为石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重修。东南向雁翅上原嵌砌有圆雕镇水石兽，2004 年通州区旧村改造时，石桥遭掩埋，该石兽也从雁翅上被拆离而填塞于河道中，现安置于通州区欣桥家园 7、8 号楼之间。青石质，长 1.5 米、高 0.51 米、宽 0.85米。该石雕形制巨大，雕刻精美，形态生动，头长特角，张嘴瞪目，面目狰狞，鳞片遍体，长尾回蜷，是明代镇水兽之典型，艺术价值极高。

古代镇水神物各种各样，有龙形石兽、石牛、铜柱、铁人、铁镬、铁枷、铁牛、铁狮子、铁龟等等，民间传说中还有虎、鸡等形态的镇水兽。从现存镇水石兽实物的形制与地域特点来看，其造型繁复、奇趣、细腻，特角凸现而分明，四肢较长而伸张，尾部拖沓有变换，工艺极其复杂，是民俗文化的精髓。

明、清两朝的通州，是商贾云集之地，有“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豰织络相望于道” 29之盛况。是时，佑民观庙场香会便应运而生，其之所以有“西有白云观，东有佑民观”之说，大概也因为佑民观的庙会能与白云观的庙会相媲美吧！

明清时期，佑民观每年农历正月及五月都有庙会，正月的庙会持续半个月之久。据《燕京岁时纪胜》记载：“（里二泗）前临运河，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香会纷纭，游人络绎，” 30从中可以想象出佑民观庙会的盛景。另有文献记载：“里二泗河神祠四月四日有庙会，祠在张家湾运河之滨。昔年江浙两省漕运皆由内河，粮船至此停泊者数十艘，凑费演戏酬神。” 31这个四月四的庙会是由来自江浙的船商自己出资组织的，目的是感谢河神、海神保佑了遥远旅程中往来货船的平安。据刘绍棠回忆：“每年阴历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十八和五月初一，都要举行进香赛愿的盛大庙会，尤其以正月十五和五月初一的两次庙会最为隆重，” 32是时“各路民间花会艺人，高跷、秧歌、狮子、龙灯、花棍、竹马、腰鼓、旱船、中幡、少林、十不全、小车会……争先恐后奔赴里二泗河神庙朝顶进香。” 33不难看出，通州佑民观的庙会习俗形成与大运河密切相关。

今天的佑民观将这一民俗活动继承下来，并於每年的正月十五兴办庙会，届时通州佑民观便成为通州十里八乡民众欢度民俗节日的好去处。

注释：

1 [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 108，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795 页。

2 佟洵：《北京地方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31 页

3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第五册，中华书局 2013 年，第 1527 页。

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四册，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119-1120 页。

5 [唐]魏徵：《隋书》卷 3，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43 页。

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四册，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126 页。
7 李兴华：《北京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4 年第 1 期。

8 徐白等编纂：《通县志要》，第 6 卷，文教志“教育”，民国三十年铅印本，第 27 页。

9 [明]宋濂、王袆撰：《元史》，卷 136，列传第 23，《四部备要》（史部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

10 [明]宋濂、王袆撰：《元史》，卷 27，本纪第 27，《四部备要》（史部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11 [明]宋濂、王袆撰：《元史》，卷 27，本纪第 27，《四部备要》（史部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12[清]王继祖、夏之蓉：《直隶通州志》，“建置·坛庙”，1755 年（清乾隆二十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