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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史稿·志五十二地理二十四》记载：“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正中近东。札萨克驻敖锡喜峰，在札拉谷西一百六十里，本隋、唐胜州地。牧地有纳玛带泊，喀锡拉河出旗界东北流潴焉。东至衮额尔吉庙，接左翼前旗，南至神木县边城，西至察罕额尔吉，接右翼前旗，北至喀赖泉，接右翼后旗。广一百一十五里，袤三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七度。其水：东曰紫河，蒙名五蓝木伦（即现乌兰木伦河），源出台石坡西平地，西南流入陕西边境。东，衮额尔吉河，源出衮额尔吉坡南平地，西南流，会哈楚尔河。哈楚尔河源出喀楚尔坡西平地，西南流，会紫河，入神木，为屈（窟）野河。”
这是最初的郡王旗境域的四至状况。郡王旗全境实行札萨克治理下的参领、佐领制度，设4个哈然、17个苏木。1939年设立10个保、50个甲。郡王旗的境域在20世纪初和50年代发生了两次大变动。
东胜厅（县）的设立
从清康煕年间起，晋陕北部汉族农民开始向内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地区流动，私自向蒙古人租地垦种，俗称“走西口”、“出口外”。汉族农民帮助蒙古族发展农业，而蒙古族牧民也给汉族农民传授牧业经验。他们彼此在经济、文化上形成一种自然的协作和交流。蒙古王公贵族也需要招民开垦以开辟财源，维持其奢侈生活。随同而至的边商则用高利贷计算利息，累成沉重的债务，乘机逼迫蒙旗用土地还债，于是商人变成地商，招来汉民垦殖。这是鄂尔多斯蒙旗土地私下开垦的一个流程。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派理藩院尚书衔兵部左侍郞贻谷，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督办垦务。清政府设立归化垦务总局，在包头设立办理乌、伊两盟垦务局（属归化垦务总局管辖），专理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农田牧场的丈放开垦。以后又在各旗设立垦务局和垦务分局，直接从事丈放开垦事宜。贻谷急功近利，贪多务得，倚恃强权和暴力，对蒙旗进行掠夺式的垦伐，既违背草原生态的科学规律，又侵犯了蒙旗的利益，加重了汉族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蒙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多数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有的王公虽已报垦，但迟迟不指交具体地段进行丈放，以拖延时日。垦务督办贻谷就奏请清政府撤革杭锦旗札萨克阿尔宾巴雅尔所任伊克昭盟盟长职务，以示威慑。另外拣选实行全旗报垦的乌审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接任盟长，并赏加郡王衔。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乌审旗各地组织了12个“独贵龙”抗垦。在鄂托克、札萨克、郡王等旗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独贵龙”运动，使清政府的企图不能顺利实现，到处碰壁。准格尔旗的抗垦斗争则进行得更加惨烈。
清朝时期，旗札萨克必须每3年朝觐皇帝一次。这就需要很多的银两支付食宿、社会交往以及其他消费。札萨克所带银两往往不够花销，就向银号借高利贷。高利贷累计为巨额债务，札萨克只好用土地来偿还。到光绪年间，郡王旗4代札萨克到北京朝觐50多次，欠下巨额高利贷；加上贻谷逼迫甚紧，只好放垦旗境东南、东北部分的南北100公里、东西10-30公里宽的土地来抵顶债务和放垦任务，性质是永久租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清朝在伊克昭盟境内实行“旗厅并存”体制，在板素壕（在东胜区罕台庙村东南1公里处）设东胜厅，派遣抚民理事通判一人，其他官吏若干人，管辖郡王旗东部地区的汉族居民。东胜便成了山西归绥道直辖的口外12厅之一。1912年，改为东胜县。东胜县机构不全，管理不周，民国初年沦为土匪横行无忌的地方。几任县长因为惧怕土匪，或者在包头客居，或者在郡王旗境内借民居办公。直到1929年，东胜县才建起土城墙，内有百十来间官民土房。
东胜厅的设立，剥夺了郡王旗的很多权益。以收租金为例，旗衙门每年向垦务局索要岁租，各地户不能按成全缴，或者地户逃亡，往往连一半也收不到。因为东胜县还要收税，故有一张羊皮剥两层之说。
另外，郡王旗南部开垦地划给了神木县。
伊金霍洛旗的建立
现在的伊金霍洛旗是由历史上的郡王旗、札萨克旗以及达尔扈特部属地合并组成的。旗境变动历史也折射出历史巨变的镜像。
据资料，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有人口12750人；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有9750人。蒙古族占绝大多数。
1933年，郡王旗总户数为2300户，9600多人，其中蒙古族为1300余户，4400多人；汉族为1000余户，5200多人。1939年由边疆通讯社编写的《伊克昭盟志》记载：郡王旗即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有佐领17额。旗地面积约8000余平方公里。东至准格尔召65里接准格尔界，南至神木200里接边城界，西至察汗额尔吉50里接乌审旗界，北至喀赖泉120里接杭锦旗界，东南至贺岳尔门绰克180里接边城界，西南至额苏特乌兰陀罗海60里接乌审旗界。东北至噶该陀罗海90里接东胜县界，西北至桃力庙120接东胜县界。人口，蒙古族约800余户，4000多人，汉族约5000多人。
札萨克旗全称为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清初，乌巴什都噶尔岱青随额璘臣内附后，偕巴图尔王携部众为征剿李自成效力。此后，鄂尔多斯的多尔济叛清，乌巴什都噶尔偕土默特、鄂尔多斯军参与平叛。清朝皇帝叙功恩诏鄂尔多斯王公台吉，诏封乌巴什都噶尔二等台吉。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鄂尔多斯各旗参与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收复定边、花马池等各城堡，叙功晋札萨克等爵、台吉各加一级，给乌巴什都噶尔晋封头等台吉。乌巴什都噶尔去世后，其子索纳木多尔济年幼，未能叙清祖父辈之奋勉功劳而断衔，只袭三等台吉。索纳木多尔济卒后，长子桑珠木多尔济袭三等台吉，出任乌审旗协理。桑珠木多尔济卒后，其长子定咱喇什袭三等台吉，继任协理。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从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年。此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从剿青海叛人罗布藏丹津。七年（公元1729年），又奉旨效力军营。八年（公元1730年），大军将剿噶尔丹，定咱喇什率兵千名赴西路军，得到准噶尔偷袭科舍图的情报，偕阿拉善台吉哀布等驰击之，（准噶尔）多尔济被斩首。九年（公元1731年），皇帝下谕：准噶尔敌众，乘我西路军营不备，来犯界盗窃驼马，定咱喇什等奋力击败贼众，可谓见义能勇，致身效力，其晋爵一等台吉，以示奖励。还赏戴金顶，颁给折匣，对鄂尔多斯各札萨克赏半年俸缎。之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议族属繁增一旗，诏定咱喇什领新增之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
札萨克旗的面积在鄂尔多斯7旗中最小。南北长约200里，东西宽约60里。东接准格尔旗，北接郡王旗界，西与乌审旗相毗连，南与榆林、神木相接。初设3个哈然、13个苏木。1939年又设3个保。
1946年总人口为3245人，其中蒙古族为1916人。
1949年末，郡王旗和札萨克旗共有人口55963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876人，占总人口8.71%。
新中国成立后，札萨克旗与通格朗区、达尔扈特区合并，建立4个区、1个镇；1958年建立5个人民公社。
1958年郡王旗与札萨克旗合并成立伊金霍洛旗。面积5811平方公里。
伊金霍洛旗现辖7个镇，138个行政村。有人口16.7万人，其中汉族15.4万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1.3万人。
第三节 郡王旗与成吉思汗陵：守护圣主有重任
济农与郡王旗
“济农”这个称号，在历史发展中其内涵有所不同{1}。
从元代守护漠北本部的“晋王”到北元时期的副汗“济农”，及至清代专司成吉思汗陵祭祀主官，“济农”经历了职权及语音的双重历史演变。
清朝建立后，鄂尔多斯济农不再是军政官员称号，而只是专门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达尔扈特部的官员称号。多由伊克昭盟盟长兼任。
对济农的任免、奖惩，均由理藩院履行。盟长与济农分开设置的时候，济农协助盟长专管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达尔扈特事务。但济农也有权不通过盟长直接向清政府呈报、反映有关事宜。
在民国时期，仍延用了达尔扈特原有的管理体制，济农官衔一直延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明朝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巴图孟克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派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任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等右翼三万户济农。从此，鄂尔多斯济农由成吉思汗后裔巴图孟克达延汗的后代世袭。从大蒙古国至北元巴图孟克达延汗以前（13世纪初至16世纪初）担任过济农的部分官员有：
成吉思汗时期：木华黎济农；
元朝时期：甘麻剌济农，也孙铁木儿济农，巴达玛热格吉宝济农；
北元初期：阿噶巴尔吉济农，额森（也先）济农，巴颜猛克（孛勒忽）济农；
巴图孟克达延汗时期（公元1512年）及以后，担任鄂尔多斯济农的官员达37名（详见本书附录）。
巴图孟克达延汗到清朝初期的8任济农都是额璘臣的直系世祖。清初，郡王旗首任札萨克、伊克昭盟首任盟长额璘臣兼济农。清朝和民国时期，共有30任济农，郡王旗札萨克担任9次。从达延汗以来的37任济农中，郡王府就担任了17任，占到将近一半任次。可见郡王府在成吉思汗陵的守护和祭祀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也可以说明，从宗族关系和政治地位而论，郡王府家族在鄂尔多斯各旗曾经具有宗主地位。
郡王旗与达尔扈特部
成吉思汗陵的前身叫“成吉思汗八白宫”。在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诸多奉祀之神的鄂尔多斯部当中，有个叫“达尔扈特”的群体{1}。
达尔扈特不属于鄂尔多斯7旗管辖，他们是盟旗之内的一个特殊集团，称作“爱马克”（部）。达尔扈特的行政机构、组织状况、成员的生产方式等，都和盟旗所属的旗民有明显的区别。达尔扈特部的最高首领叫济农，是成吉思汗陵大祭的主祭官。济农以下设正达尔古（意为首领，下同）1人，副达尔古1人，由他们二人协助济农统率整个达尔扈特部。正、副达尔古以下有大达玛勒（意为部长，下同）6人，小达玛勒18人。18个小达玛勒分属6个大达玛勒，平均每个大达玛勒统辖3个小达玛勒。每个小达玛勒管理一个“格西克”（相当于盟旗中的苏木）的达尔扈特人。
济农除负责成吉思汗的祭祀等各种事情外，还有管辖他的所有部属的权力。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成吉思汗白宫发生失窃事件，一些金质器具失窃。济农判罚达尔扈特部太师拉西扎布，并撤销其职衔。
达尔扈特部济农、达尔古、大达玛勒、小达玛勒等官职，都各有自己的印章，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各方面的权力。达尔扈特的正达尔古、副达尔古、大达玛勒、小达玛勒的职务不是世袭的，是由济农挑选达尔扈特部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加以任命。他们平时办理调查属下的户口人丁，分配轮流守陵的人员，筹备成吉思汗大祭的各种工作，分配祭奠时所需用的马、羊。达尔扈特部分为大达尔扈特和小达尔扈特两个部分；大、小两部中，又各分成9个格西克。两部相加，共有18个格西克。格西克的首领是小达玛勒。
大达尔扈特掌管祭祀的礼乐，其中有库呼克（司仪）1人，哈斯卡（副司仪）1人，昏真（司乐）1人，奇尔必（副司乐）1人；小达尔扈特部掌管祭祀的事务性工作，其中有台锡（总管，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成吉思汗的遗物）、栽桑（副总管）、太傅（祭奠时的总指挥）、图拉（副指挥）。在各种祭奠活动中，负责各项专门职务工作的人，都要按照传统的格式和程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平时还要经常向长者求教，接受老一辈传授的古典礼仪，还要负责向后代传授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与成吉思汗陵寝有关的霍洛（宫殿），在鄂尔多斯共有6个，即大伊金霍洛、小伊金霍洛、额西夫人霍洛、苏勒定霍洛、上吉劳庆霍洛、下吉劳庆霍洛。大伊金霍洛、小伊金霍洛和额西夫人霍洛，属于大达尔扈特部守护管理；苏勒定霍洛、上吉劳庆霍洛和下吉劳庆霍洛，属于小达尔扈特部守护管理。
伊金霍洛的亚门特达（祭祀官员）是世袭职务，他们代代相传。有关成吉思汗陵祭奠的各种事宜及程序，对外绝对保密。这里的亚门特达共有8人，其专有名称为奇尔必（斟酒人），库呼克（念“窝奇特”经的人），太保（点燃火堆的人），哈斯卡（念“额拉格乐”经的人），太师（管理成吉思汗灵柩上的钥匙的人），栽桑（负责在祭奠时拉马头琴的人），珲真（在祭奠时呼号的人），图拉（献祭者，在祭奠结束后，手拿银刀割马背子、羊背子的人）。另外，还有1名达柱玛，这是专门供应祭奠时用的酸奶子和奶酒的人。
在成吉思汗的遗物中，还有五枚苏勒定，珍藏在郡王旗王府东南23公里的苏勒定霍洛。苏勒定霍洛的定例是：每逢“辰年”（即龙年，每经十二年一次）都由达尔扈特护卫着出巡。出巡地区是：郡王旗、杭锦旗1枚；乌审旗、札萨克旗1枚；准格尔旗、达拉特旗1枚；鄂托克旗l枚。苏勒定出巡区域是“不过黄河，不越长城”。苏勒定所到之处，蒙古人必须拿出牛羊、金银作为对圣祖成吉思汗遗物的悼念，以示对圣祖的忠诚。牧民为悼念苏勒定而交纳的牛羊、金银，当然成了达尔扈特的收获。达尔扈特人为了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常常以祭奠成吉思汗募化祭品的名义到大漠南北的草原去募捐。募捐人动身前要经过济农的允许，带上经济农批准的护照注册，再带上成吉思汗的画像或成吉思汗的宝剑、成吉思汗陵上的一件祭器，便可以到蒙古人聚居的草原进行募捐。牧民们见到这种募捐的达尔扈特人，都要尽力拿出自己的牛羊、金银交给达尔扈特，以表示自己对圣主的虔诚。蒙古人向达尔扈特交的这些牛羊、金银，除用一小部分给成吉思汗陵增添一些祭品外，其余的部分均由达尔扈特按照职位等级分配。
蒙古民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一年有数十次之多。每次的祭祀都有固定的日期和规模。在这些祭祀仪式中，成吉思汗纪元五月二十一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为一年中祭祀活动规模最大和最为隆重的一次。
据有关资料，成吉思汗陵和达尔扈特部在清初从王爱召附近迁至现在的地域，很显然和郡王府的迁徙是同步和相关的，因为那个时候额璘臣郡王是盟长兼济农，同时他也在履行祖辈世代传承下来的守护成吉思汗陵和管理达尔扈特部的职责。将成吉思汗陵寝、会盟地这些关乎全鄂尔多斯的文化政治符号集中到郡王旗，这是郡王额璘臣的宗主权力和意识的表现。
郡王府将祭祀先祖成吉思汗当作黄金家族神圣的义务，做得一丝不苟，恭敬有加，奉行日祭、月祭和季祭。日祭在王府进行；月祭须赴成吉思汗陵举行，仪式隆重。季祭，家族须特派一位成员专程去祭奠。但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大祭成吉思汗陵时除派去的代表外，札萨克郡王还要亲自去主祭。每次冬典的主祭都由郡王府主人来担任，其他旗的王公不管政治地位多高，也只能是陪祭。祭品的主要部分也是由郡王旗承担，这一点也显见不同于鄂尔多斯的其他六旗。祭祀成吉思汗的达尔扈特部地域上属郡王旗管辖。成吉思汗陵周围30平方华里是成吉思汗陵圣地，是禁地。达尔扈特的8个雅木特达（意思是执事祭灵的官员）的世袭继承认可权是属于济农的职责，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干涉。至于成吉思汗陵禁地内的税征，地方治安的维持，民事纠纷的处理也都由郡王旗负责。
第四节 游动的郡王府：迁徙轨迹
旗札萨克、衙门和葛根（高级活佛）的住所及办公场所，鄂尔多斯蒙古人称之为“商”，旗札萨克府邸，称作“诺颜商”。郡王府就是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札萨克郡王的“诺颜商”。
郡王府在历史上多次迁徙。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途经鄂尔多斯，十月初到达“渥伦布喇克”时，“天命成吉思汗之后裔、白帐之主额璘臣郡王……等人在一千名乘骑者的簇拥下前来，奉献了一百两白银，三百匹马的贽见礼。”五世达赖喇嘛行进的这一段路线当时历史上从宁夏到包头的商路。额璘臣郡王是伊克昭盟盟长，当时的会盟所在地是伊克召（王爱召），为从事佛事活动和会盟事务方便计，郡王府也在王爱召附近地方。五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途中，到“济农所建的释尊殿（王爱召）撒了花”（一种佛教仪式）。“该王设午宴款待了我们（达赖喇嘛一行）。”这时候出现“济农王的殿堂”，当时郡王府，应就在王爱召附近。随着划分旗界，牧地固定，郡王府自然迁至郡王旗境之内，会盟地也改在察汗苏布尔嘎地方。《清史稿·藩部三》载：“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盟。……左翼中旗，一名郡王旗，驻敖锡喜峰。”《清史稿·地理志二十四》载：“乾隆元年载。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正中近东。札萨克驻敖锡喜峰，在扎拉各西一百六十里……”
对郡王府驻地变迁，还有一些典籍也有记载。清人张穆著《蒙古游牧记》载：“札萨克驻所为鄂锡喜峰。”这部书最初刊行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多记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的蒙古地区历史和地理，所以郡王府在“鄂锡喜峰”（敖西喜峰）的时间至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59年）。据郡王府家族后裔提供的口述资料，所谓的“敖锡喜峰”（又谓鄂锡喜峰）原坐落于阿勒腾席热镇的旧汽车站院内，是个大土丘，后来被用为取土之处，天长日久就夷为平地；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以前的郡王府就坐落在敖锡喜峰南侧。又有资料则认为敖锡喜峰是现郡王府西南4里处的一座山峰。之后，郡王府迁徙到台吉召，又到察干伊日格庙附近。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左右），刘福堂（左宗棠部下）编写的《图开胜迹》中，当时的伊克昭盟盟长、乌审旗札萨克巴达尔呼填写“凯旋图”，并绘有鄂尔多斯各旗的地图，其中的郡王旗王府是汉式的殿堂式建筑。察干伊日格庙绘制在画面的右上方。这之后，又迁至吉盖特拉（西红海子）畔、独贵什里、乌兰木独圪卜（现郡王府东南一里）。这期间发生“回乱”，之后连续数年大灾，鄂尔多斯地区战火纷飞，人数锐减，民生凋敝，郡王府屡屡转移迁徙，和那个时代背景应当有关系。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迁至现在郡王府的位置。《伊克昭盟志》（写于1939年）载：“札萨克驻所为鄂锡喜峰，现统称王子壕赖，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后面是起伏的山丘。王府左侧有小河一道，便是乌兰木伦河的发源处，在西南方十余里处有水淖两处，由王府门前望之如镜，较大的名红海子。”
关于郡王府迁徙的说法还有两种，也存录于此。其一：王爱召—敖锡喜峰—希日海拉素—达黑勒图海日罕（今苏布日嘎苏木境内）—台吉召—察干伊日格召—吉盖特拉—独贵什里—乌兰木独圪卜—阿拉腾席热。
其二：台吉召（有14个蒙古包）—昌汗伊力盖召（为12间砖瓦房和12间土平房）—查汗淖尔（西红海子）畔的吉盖特拉（为14个蒙古包）—独贵什里（在同治年间，其住所仍为14个蒙古包）—乌兰木独圪卜（光绪初年，为15间砖瓦房和几座蒙古包）—阿勒腾席热现址（光绪二十八年，住所为9间砖木结构的正房和6间土建平房，并用沙柳扎围做院）。
原初的郡王府当时是蒙古包群落。蒙古包是鄂尔多斯蒙古人的传统居所，是用毛毡做成的。蒙古包在汉文古籍中称穹庐、毡帐，也称帐幕。蒙古典籍《蒙古秘史》中称“斡鲁分格尔”（有天窗的房子）和“失勒帖速分格尔”（有编壁的房子）。现代蒙古语中，编壁“失勒帖速”为“哈那”所取代，“格尔”则泛指一切房屋，也包括蒙古包。
蒙古包是圆形的，由条木椽子、网状编壁（哈那）、圆形天窗和门搭制成架子，在架子外面蒙上毡子，再用鬃毛绳子勒紧加固而成。蒙古包编壁墙底部有一层围毡，夏天掀开通风，冬天放下保暖。蒙古包的大小规格，是由每顶蒙古包所用编壁的数量多少决定的。通常分4、6、8、10、12个编壁的蒙古包类型。在这些蒙古包中，普通牧民一般都喜欢居住6个编壁的蒙古包。郡王府蒙古包群落一般由14顶左右的蒙古包组成。
郡王府形成固定房屋建筑，也许是1870年前。据光绪初年伊克昭盟盟长、乌审旗札萨克巴达尔呼填写的“凯旋图”，郡王旗王府是汉式的殿堂式建筑。这个地图上的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府邸已是飞檐画栋的宫殿形制，旁边还有蒙古包群落以及一座庙宇。看来当时的王府是蒙古包和固定土木建筑房舍夹杂的形制。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郡王旗第14代札萨克特古斯阿拉坦呼雅克图袭位后，迁至现郡王府所在地，也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敖锡喜峰”附近。其住所为半砖木结构的9间正房和6间土平房，并用沙柳围建院墙。另有几座蒙古包。1928年兴建坚固的围墙；嗣后兴建砖木形制的郡王府，一直到1936年完工。但是蒙古包形制一直在存留，即使郡王府完全建成土木建筑后，逢重大集体活动，还是用蒙古包。奇忠义的记名札萨克庆典就是于1947年正月二十三日，在王府特制的24个哈那的大蒙古包里举行的。
郡王府的屡屡迁动，其原因有几种。一是为了管理旗政方便，如从王爱召附近迁到敖锡喜峰；其次是因为兵灾匪患，如“回乱”中鄂尔多斯好多旗札萨克府被损毁，需要重建，故而另择佳处；第三是因为受到宿命思想的影响，比如为了避开有不祥说法的地方，等等。总的指导思想是为了让王业能够承继万年，子孙事业旺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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