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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吉思汗八白室多见于明清两代蒙文史书，但组成情况记述不详，因而出现今天的混乱局面。清朝蒙文档案，尤其是在专门用于成吉思汗八白室之祭祀费用和修缮费用的五百两白银使用档册中我们不难看出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组成情况。根据这些档册，成吉思汗八白室由成吉思汗和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室、忽兰哈屯白室、也遂哈屯白室、也速干哈屯白室、胡日萨德格（金弓）白室、額希哈屯白室、上吉劳（髻头）白室、下吉老白室组成。成吉思汗八白室并不是成吉思汗陵墓，严格意义上也不是衣冠冢，而是成吉思汗灵宫。成吉思汗八白室主室上首位置安放一口包银箱子，该箱子里封存的神秘物品为成吉思汗八白室最高圣物，是代表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物。社会上有关它的猜测和传闻很多，但根据清朝档案，该物为成吉思汗圣像。 关键词：成吉思汗八白室；主祭神；象征物
一、问题的提出 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是在全中国范围内保留最完备、最严格、最权威、最有特色的帝王祭祀制度。成吉思汗祭祀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涉及古代蒙古族政治、军事、宗教、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和民俗等诸多领域，是了解蒙古族古文化的“一面镜子”，是蒙古族文化的“活化石”，是一部“活的典籍”。有关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中外研究成果不少，但悬而未决、迷雾重重的问题也很多。作为祭奠成吉思汗英灵的载体和空间的成吉思汗八白室，究竟由哪几座白室组成？其中供奉的主祭神象征物是什么？在学术界依然分歧较大，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主要以清朝蒙文档案作为依据，探讨这两个问题，试图还原其历史原貌。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方面的奠基性著作——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编著的《成吉思汗祭奠》一书中，分别把以下白室视作成吉思汗八白室:（1）成吉思汗及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宫、（2）忽兰哈屯白宫、（3）古日别勒真高娃哈屯白宫、（4）溜圆白骏白宫、（5）宝日温都尔（紫檀木奶桶）白宫、（6）胡日萨德格（弓箭）白宫、（7）吉劳（髻头）白宫、（8）仓更斡尔阁（珍藏室）白宫[1]。后来出版的萨·那日松著《成吉思汗八白室与鄂尔多斯人》、日本学者敖古奴斯·朝格图著《成吉思汗祭礼》等著作中列出的八白室与《成吉思汗祭奠》一书如出一口。2001年出版的赛音吉日嘎拉编著《蒙古族祭祀》一书中，把以上八白室更正如下：（1）成吉思汗白室、（2）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室、（3）忽兰哈屯白室、（4）也遂哈屯白室、（5）也速干哈屯白室、（6）額希哈屯白室、（7）阿拉坦胡日（金弓）白室、（8）吉劳（髻头）白室。[2]克列亦惕·沙日乐岱、克列亦惕·那楚壳编著《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虽然为《查干苏鲁格大典时到场的八白宫》，但该书中列举的白宫为下列7座：（1）成吉思汗及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宫、（2）忽兰哈屯白宫、（3）溜圆白骏白宫、（4）宝日温都尔白宫、（5）胡日萨德格白宫、（6）吉劳白宫、（7）仓更斡尔阁白宫。[3]今天在成吉思汗陵三座宫殿内摆放的八个充楚斡耳朵（没有天窗的小型毡包，是八白室的演变体）依次为：（1）成吉思汗及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室、（2）忽兰哈屯白室、（3）也遂哈屯和也速干哈屯白室（正殿）、（4）阿拉坦胡日白室、（5）吉劳白室、（6）宝日温都尔白室（西殿）、（7）溜圆白骏白室、（8）仓更斡尔阁白室（东殿）。由此可见，有关八白室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溜圆白骏、宝日温都尔、仓更斡尔阁是否包括在八白室序列；（2）、額希哈屯白室是否包括在八白室序列；（3）、曾经在准格尔旗伊金粱供奉的“准格尔伊金”白室是也遂哈屯和也速干哈屯白室还是古日别勒真高娃哈屯白室；（4）、成吉思汗白室和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室合为一室或者是两个独立的白室等。其中“准格尔伊金”并不是传说中的古日别勒真高娃哈屯，而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位夫人也遂和第四位夫人也速干的问题上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故不再讨论此话题。今天成吉思汗陵内供奉的八个充楚斡耳朵的主要依据来自《成吉思汗祭奠》一书。可见，该书在上述不同观点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事实是否如此?我们需要以更有说服力的资料来加以论证。 成吉思汗八白室既不是陵墓，严格意义上也不是衣冠冢，其实是祭奠成吉思汗灵魂的灵宫。按照蒙古族古代宗教——萨满教的灵魂观，人死后灵魂将附着在某一物体上永存。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祭祀对象并不是成吉思汗的真身陵墓而是灵魂，这一点人们不存在异议。那么，成吉思汗灵魂的附着物或者是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物是什么?这一问题倍受人们关注，同时也存在分歧。依照以往的档案资料和旅行家的行记，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主室里有一口包银大箱，八白室主祭神象征物就藏在该箱子里。那么该物是什么？其实，清朝档案、《五世达赖喇嘛转》、《成吉思汗祭奠》、《蒙古族祭祀》等书籍中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是成吉思汗像。包银箱子里封存的圣物为成吉思汗八白室中的最高圣物，故该箱子从来不向外人打开。正因为这样，社会上出现了种种猜测和说法，诸如存放吸附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一撮白色驼毛、成吉思汗的脐带、缝制在香皮枕头内的一块骨头、装有骨灰的小布袋、画在一块布上的成吉思汗家族图，云云。一时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一撮白色驼毛”的说法符合萨满教的某种习俗而盛行一时。究竟该圣物是什么？我们还得用资料来佐证。 二、清代的成吉思汗八白室 “成吉思汗八白室”这一称呼，频繁出现于17——18世纪成书的《阿拉坦汗传》、《黄金史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蒙文史书。但成吉思汗八白室究竟由哪些白室组成?在这些史书中没有详细列出，故无法考证。清代八白室是明代八白室的延续和继承，到清代中晚期和民国时期八白室制度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因此，我们只能用清代初中期的有关档案资料来复原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组成情况。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268条）记载：“伊克昭盟境内向有成吉思汗园陵，其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陵，承办祭祀之达尔扈特五百户，每年共出银五百两，以供修理祭礼之用。此项人户，不得作为该王等所属，于该盟内择贤能扎萨克一员，专司经理。”[4]这是清朝政府规范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制度的一道法令。这一经清朝政府规范的制度一直贯穿至清朝末期。这一制度规定，掌管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事务之扎萨克，每年年底通过伊克昭盟盟长向理藩院上报祭祀支出之年度结算报告，以备理藩院核准。这些结算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成吉思汗八白室的组成情况。据清朝档案，每年向五百户达尔扈特收取的五百两银子主要用于两项支出，即用于祭祀和修缮两项费用。道光十七年十月初六日的一份清朝档案《盟长端多布色楞为转送祭祀成吉思汗陵所用银两档册事札扎萨克贝子察克多尔色楞及协力台吉等文》中载：“照例，用于祭祀之五百两银，三百五十二量一钱购马、羊、羯羊、灯油等。剩余一百四十七两九钱，用于更换八白室之毡、金银器物及大轮车等。”[5]据清朝档案，成吉思汗八白室按等级分三组，即“伊克斡耳朵（大白宫）”、“三哈屯斡耳朵（三夫人白宫）”和另外四个斡耳朵，即“胡日萨德格斡耳朵”、“額希哈屯斡耳朵（指拖雷夫人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白室）”、“两吉劳斡耳朵”三组。“額希哈屯斡耳朵”经常与存放成吉思汗遗物的“胡日萨德格斡耳朵”、“两吉劳斡耳朵”排列在一起，很可能是与她的辈分有关。乾隆三十年春初月二十日一份档案记：“八白室四季祭祀用马四匹、绵羊一百七十五只、羯山羊五只、制风干肉用牛两头、制风干肉用绵羊十四只、白酒和烈性奶酒四百九十一坛、酸奶三十六娄、毡十六块、宽长各十二尺、白布十四块；更新四斡耳朵围毡，制皮条用牛四头、用米三斗；弓箭斡耳朵、額希哈屯斡耳朵、两鞍屉（吉劳）斡耳朵每三年更新，用牛四头，绵羊八只；两布日耶（号角）宫殿（存放在苏力德霍洛—译者）围毡，每三年更新一次，用牛两头，绵羊四只；苏力德每隔十三年更新一次垂缨、腿和颜料，六年用驼六峰；三哈屯斡耳朵每六年用牛六头。取自达尔扈特的五百两白银用于祭祀：马四匹，费银四十两；绵羊一百七十五只、羯羊五只，费银一百八十两；更新伊克斡耳朵（大宫）围缎十匹，费银一百两…”[6]乾隆三十年五月初八日的一份档案记：“未计算于此项五百两之内的其它支出有：更新四斡耳朵围毡，用米三斗，酒一百五十三坛，奶酒十六坛，头锅奶酒二十二坛，酸奶三十六娄。上述所用物资，各旗掌管珠玛均知晓所用数量，故照例呈送。再有胡日萨德格（弓箭）、額希哈屯、两吉劳（鞍髻）等四斡耳朵，每三年更新一次，用牛四头，绵羊八只。”[7]两吉劳斡耳朵分为上吉劳斡耳朵和下吉劳斡耳朵。上吉劳斡耳朵原先存放在君王旗东北哈然达尔扈特壕查干陶鲁盖南麓，下吉劳斡耳朵原先存放在距上吉劳斡耳朵60华里处的君王旗南部伊赫尔河东泉东粱上。由此可见，“伊克斡耳朵”（大宫）为一组，“三哈屯斡耳朵”为一组，“弓箭斡耳朵、額希哈屯斡耳朵、两吉劳斡耳朵”等四斡耳朵又组成一组，这八座斡耳朵共同组成成吉思汗八白室，至少在清朝初期和中期是这样。这三组斡耳朵祭祀和修缮所用的白银数量不等，更新的年份也有所不同。 总之，我们从清朝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成吉思汗八白室的大体轮廓，那就是成吉思汗八白室由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三哈屯”的三座斡耳朵、“胡日萨德格斡耳朵”、“額希哈屯斡耳朵”、“上吉劳斡耳朵”、“下吉劳斡耳朵”等八座斡耳朵组成。成吉思汗八白室制度到清朝中晚期遭遇削弱。正如赛音吉日嘎拉所说：“清朝末期，鄂尔多斯各旗王公对八百宫祭奠一事互相推诿，后来则干脆将祭奠化整为零，施行分地供奉八百宫。”[8]其结果是有的分离，有的合并，如从后来的情况看，拖雷伊金供奉与妻子額希哈屯供奉分为二室，也遂哈屯供奉与亲妹也速干哈屯供奉并为一室。八白室化整为零的具体原因和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比利时人夫耳林登和屋斯于1875年，法国人博宁于1896年，分别抵达“伊金霍洛”（主上院落）时所看到的情景是除了两顶相连的一座复式蒙古包和作为储藏室的几座毡帐外，别无其他毡帐。八白室分散后，每年一次，也就是在春季查干苏鲁格大宴时，有汇集在伊金霍洛旧址的惯例。作为外国人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学者扎姆查拉诺于1910年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扎姆查拉诺在其《鄂尔多斯成吉思汗祭礼》一文中记：“把斡耳朵从黄车上请下，安放在草滩上，用红黄色绸缎覆盖充楚或成吉思汗斡耳朵顶棚…距充楚斡耳朵西北约六莎钦（俄罗斯旧长度单位，一莎钦合2.134米）处盖一座小毡包，存放“伊金胡日”或成吉思汗弓箭。在“伊金胡日”前，来了牵着四匹淡黄色马的马夫，将马鞍卸下，安放在地上（按照惯例，春季查干苏鲁格宴上，不请两吉劳白室，而是把存放在两吉劳白室的四个马鞍鞴在四匹淡黄色马匹上请过来。扎姆查拉诺在行记中把上吉劳称为大吉劳，是存放成吉思汗马鞍的白室，把下吉劳称为小吉劳，是存放成吉思汗正妻孛尔贴格勒真哈屯马鞍的白室，鞴马鞍的四匹淡黄色马中两匹是成吉思汗的座骑，另两匹是孛尔贴格勒真哈屯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的座骑—译者。）充楚斡耳朵后面，散放着车和骆驼，离它（成吉思汗斡耳朵—译者）东北不远处，搭起一间伙房（仓更斡日格）。在它（成吉思汗斡耳朵—译者）东边，几乎在一条线上分别安放忽兰哈屯、准格尔伊金（扎姆查拉诺认为准格尔伊金指也遂、也速干姐妹二人—译者）斡耳朵。所有斡耳朵都坐北朝南。东南约一百莎钦的地方，绵延着拴骒马的大长绳，在此处支撑起拴溜圆白骏的马桩，在溜圆白骏的桩子与拴骒马的大长绳北面放着盛酸马奶的木桶。”[9]《成吉思汗祭奠》一书的作者们主要依据扎姆查拉诺的描述（此次查干苏鲁格大宴时出场的供奉物）和现代人的采访确定了八白室的组成情况。作为该书的第一作者、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赛音吉日嘎拉先生，后来编写《蒙古族祭祀》一书时，翻阅了大量清朝档案，纠正了以前错误的判断。他在其后来编写的专著《蒙古族祭祀》中，把“仓更斡尔阁”、“溜圆白骏”、“宝日温都尔”等排除在八白室外，是非常正确的。他的《蒙古族祭祀》一书中有关八白室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最接近事实，但也有两处明显的错误，即把成吉思汗供奉和孛尔贴格勒真哈屯供奉视作二室以及把两吉劳斡耳朵视作一室是没有根据的。明清两代史书中出现的八白室与元大都八室太庙有很大的不同，但有渊源关系，这一点可以用《十善福白史册》来佐证。元代太庙中成吉思汗与大夫人孛尔贴格勒真哈屯合为一室，后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旅行家们所看到的复式蒙古包中也合在一起供奉，中间不可能分开。再有在鄂尔多斯全境内没有孛尔贴格勒真哈屯白室的旧址。这些都证明成吉思汗供奉与孛尔贴格勒真哈屯供奉合为一室。清朝档案中常常出现“胡日萨德格（弓箭）、額希哈屯、两吉劳（鞍髻）等四斡耳朵”字样，这充分说明两吉劳斡耳朵在八白室中占据两座斡耳朵,事实上后来称作“上吉劳霍洛”和“下吉劳霍洛”，分为两地存放并分开祭奠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 下面我们顺便讨论一下“仓更斡尔阁”、“溜圆白骏”、“宝日温都尔”等是否包括在八白室序列中的可能性。蒙古语中有两个不同来源、不同意义的“sang”词。一个是借自汉语的，词义为“仓库”的“sang”词；另一个为借自藏语的，词义为“薰香”的“sang”词。“仓更斡尔阁”中的“sang”词，明显是仓库的“sang”。 “仓更斡尔阁”在清朝档案中也记录的非常清楚，是存放金银器的毡帐。再则存放金银器皿的斡耳朵事实上并不是固定的一座毡帐，清代初期有时候是三座毡帐，有时候是四座毡帐，1910年扎姆查拉诺到伊金霍洛考察时变为一座毡帐。嘉庆二十五年冬中月二十日的一份档案记：“剩余一百四十六两三钱，用于更新存放金银器的三座宫帐围毡，费银四十八两；迎请斡耳朵的四辆大黄车，费银六十九两；更新胡日布料宫帐，费银十二两；更新吉劳罩布，费银十七两三钱。上述五百两银子，照例全部用于八白室的一年祭祀和修缮事宜。为此呈行。”[10]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份档案记：“所剩一百零八两，其中二十八两用于修缮成吉思汗宫殿，八十两用于修缮四个仓库斡耳朵，每仓库斡耳朵二十两，共计八十两。”[11]按情理，仓库也不可能成为崇拜物，列入八白室序列。“溜圆白骏”是一匹经过精心挑选（眼睛乌亮，蹄子漆黑，全身毛色纯白，不能有一绺杂毛，全身无伤疤），奉作神物，不许乘骑的滚瓜溜圆的纯白色神马。古代汉族、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甚至古印度人、古尼布尔人、古代日本人和古代藏族都有宰杀白马，祭祀天神的习俗。[12]清代蒙古人虽然没有宰杀白马祭祀天神的记录，但溜圆白骏的祭文中却有“敬献给厄斯日呙霍尔母斯塔腾格里（天神）之溜圆白骏”等语句。说明古代的溜圆白骏就是作为牺牲祭祀天神的圣洁的动物。据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编著《成吉思汗祭奠》一书中记：“有人说在充楚斡耳朵中曾供奉玉皇大帝的白骏画像，大多数人则认为溜圆白骏是一匹作为崇拜物的活马。”[13]清朝档案中溜圆白骏是代代转生的活马，乾隆年间它的随送马群在准格尔旗曾达到三百匹之多。清朝档案中也没有为溜圆白骏建立白室的记载。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天神是古代蒙古人最高神灵。把最圣洁、最吉祥的东西，敬献给天神是合乎情理的。“宝日温都尔”是在查干苏鲁克宴时盛酸马奶用的木桶。赛音吉日嘎拉编著《蒙古族祭祀》一书记载：“宝日温都尔，在清代先是存放于一间小蒙古包，后来被存放在一座小庙，到了民国年间，就与也遂哈屯供奉一起存放在充楚斡耳朵。”[14]可见，“宝日文都尔”没有固定的存放斡耳朵，清朝档案中也没有有关“宝日温都尔白室”的记载。由此可见，溜圆白骏、宝日温都尔没有专门的毡帐，仓更斡日格更不可能成为崇拜物，所以把“仓更斡尔阁”、“溜圆白骏”、“宝日温都尔”等列入八白室是欠妥的。 有人对“額希哈屯斡耳朵”（明代和清朝初期与拖雷合为一室）是否包括在八白室序列提出质疑，后来干脆以儿媳不能与父辈同堂为由迁出成陵大殿，安放在东南侧小殿。这是没有任何依据且肆意歪曲历史的行为。元代太庙为崇尚俭约也施行父子“同堂异室之制”。成吉思汗八白室中为什么有“額希哈屯斡耳朵”？这与元朝和北元皇帝（他们是拖雷的直系后裔）视拖雷系为正统有关。忽必烈即位后，先建太庙于燕京，后建新太庙于元大都。《元史》记：“甲午，和礼霍孙、太常卿撒里蛮率百官将太祖、睿宗二室金神主安放在新庙，于是行大祭祀。乙未，拆毁旧庙。”[15]说明元大都太庙中只安放旧庙中的两室神主，即成吉思汗牌位和拖雷牌位。明代蒙文史书中满都海夫人在八白室前从远处祭拜“额希哈屯白室”的记录。清代蒙文档案中“額希哈屯斡耳朵”经常作为八白室中的一座与“胡日萨德格斡耳朵”、 “上吉劳斡耳朵”、 “下吉劳斡耳朵”一同出现。这些都证明“額希哈屯斡耳朵”是八白室中的一员。1956年成吉思汗陵建成后，自治区政府规定将分散在各旗的白室集中祭祀于伊金霍洛。尊重历史、恢复八白室原貌是我们后人的职责。 三、成吉思汗八白室主祭神象征物 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主祭神当然是成吉思汗，但祭祀的对象并不是成吉思汗的真身灵柩，而是代表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物。该象征物为何物?因为敬畏、安全、保密等多种原因，人们很难亲眼目睹真实的物品，从而变得非常神秘。据有关资料该物品藏在成吉思汗八白室主室上首的一口包银大箱子里，从来不向外人打开，钥匙由达尔扈特太师保管。1910年，扎姆查拉诺征得达尔扈特首领同意，进入两顶相连的蒙古包祭拜成吉思汗时，所见到的、面向磕头的圣物也是摆放在蒙古包上首的银箱子。银箱子里除了代表成吉思汗灵魂的物品外还有《金册》。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著《成吉思汗祭奠》，赛音吉日嘎拉著《蒙古族祭祀》都认为银箱子里封存的最高圣物为成吉思汗圣像。赛音吉日嘎拉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采访当时还健在的达尔扈特威正·呼和沁（祝颂人）宝锁尔时，他老人家说：包银箱子里封存成吉思汗的两幅圣像，一副为相貌慈祥的圣像，另一幅为留有长须、身穿盔甲、相貌威猛的圣像。清代和民国时期，有达尔扈特人携带盟长处开具的通行证和成吉思汗圣像游走蒙古各地进行募化的惯例。民国三年达尔扈特首领那顺朝可图等向伊克昭盟盟长递交的一份请求募化的呈文记：“如今我处拟选派专司祭祀事务之雅木特德·胡麻格奇·特布新毕力格图、查尔毕·萨仁德力格尔、丞相·德力格尔、贺喜格巴图等从圣主成吉思汗处请出威猛圣像（dogšin duri）途径鄂尔多斯杭锦鄂托克两旗、阿拉善额鲁特和硕亲王旗，赴土尔扈特山南北麓、喀尔喀部，作为赐福让各位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及僧俗百姓叩拜成吉思汗像，接受布施，用于更新圣主成吉思汗贵重的金银器皿和须弥座，不知可否，请指正。”[16]可见，银箱子里封存两幅圣像是可能的，其中一幅是永久封存的圣像，一幅为募化时游走各地的威猛圣像。五世达赖喇于1652年，从北京返回途中，受到天命成吉思汗之后裔、白帐之主額璘臣君王等伊克昭盟王公贵族的热情迎接，下榻在位于伊克昭盟王爱召附近的叫做“渥伦布拉克”的存放成吉思汗八白室的君王宫殿。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说：“在济农王的殿堂里，有一副成吉思汗唐卡像，据说此像一打开，当天就要死人，必须用血祭礼，这一玄妙之物后来被八思巴封存，连同画套留在那里。”[17]这次我们查阅清朝档案时，有几处出现“存放成吉思汗像之包银箱子”等字句，进一步佐证了包银箱子里封存的圣物为成吉思汗像，并且按档案推理每隔十年翻新一次包银箱子。乾隆三十三年冬末月初一日的一份档案记：“剩余一百四十七两九钱，用于翻新存放成吉思汗像之包银箱子，用一百两；更新成吉思汗马鞍鞍垫、鞍屉、马嚼子、后鞧，用三十两；修缮存放苏勒德金银器一珍藏室，用十七两九钱。”[18]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份档案记：“剩余一百四十七两九钱，今年用于翻新存放成吉思汗像之匣子，用一百二十五两，付工匠工钱二十二两九钱，共花费一百四十七两九钱。”[19]由此可见，存放成吉思汗像之包银箱子或银匣子，每隔十年翻新一次，每次翻新费用一百至一百四十两不等，而且翻新费用在单项修缮费中最高。这足以说明该箱子是成吉思汗八白室中最神圣、最贵重的物件。顾明词义，从该箱子的名称也可以看出里面封存的主要物品为成吉思汗像。五世达赖喇嘛在君王額璘臣处获取的信息与清朝档案相吻合。或许在银箱子里封存的圣物为从忽必烈时期遗留下的成吉思汗像。这种人死后，铸金为像、雕石为像、织锦为像、绘图为像，以致祭礼的习俗符合古代蒙古族和其他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祭祖礼制。如元大都神御殿供奉已故历代元朝皇帝的织锦像（由纹绮局制造），元上都西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发现的三尊汉白玉石雕像，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再如、契丹人：“既崩，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塑，望，节辰忌日，并致祭。”[20]成吉思汗八白室中供奉的成吉思汗像，按照五世达赖喇嘛所闻，也许是元大都神御殿遗留下的织锦像。 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即封存在成吉思汗八白室主室银箱子中的成吉思汗像是代表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物，也就是成吉思汗八白室主祭神的象征物。有关主祭神象征物为驼毛、骨灰、脐带等说法，均缺乏资料依据而欠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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